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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德语地区出现新教和天主教鼎立的局面。从十七世纪巴罗克文学时期到十九世纪末现代文学开始之前的近三百年时间里，德语文学中的主要作家和理论家，诸如歌德、席勒、诺瓦利斯、荷尔德林、霍夫曼和冯塔纳等大多出身新教家庭。而在地域和人口上占近一半的天主教地区在世俗文学方面却未出现什么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从宗教文化、社会历史和政治角度可以将其概括为这样几点：一是新教地区重视民族语言。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地区不仅使用德语《圣经》，而且宗教仪式和包括《教理问答》、宗教赞美诗和修身文学在内的宗教文学大多用德语写就。这不仅传播了德语书面语言，而且在社会各阶层中奠定了基本的文学修养。这不仅为日后的世俗文学培养了作家，而且同时也培养了具有文学修养的读者。其次，十八世纪以后，新教逐渐与市民文化结合，到十九世纪更演化为有教养市民阶层的宗教文化。施莱尔马赫提倡的文化新教逐渐与有教养市民阶层的自由思想、文化关怀融合起来，成为十九世纪德国主导文化的载体。而天主教文化直到十九世纪末一直以拉丁语为神学、学术和仪式语言，文学也主要集中于以宗教教化为目的的宗教文学。同时由于天主教会自特里安特公会(1556-1563)起严格限制僧侣和神职人员从事世俗文学创作，因此天主教中具有良好语言和文学修养的知识阶层大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神学研究和牧灵工作。当然，十九世纪初期开始，普鲁士新教国家采取一系列政治法律措施限制天主教进入国家政治和学术领域，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天主教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话语权。
本文集中考察德语启蒙文学时期牧师身份的新教作家，试图以这批作家为例具体说明新教文化与德语文学的关系。所谓“牧师身份的作家”包括出身牧师家庭的作家、本人为牧师或学习过神学的作家。根据《德语地区名人录》记载，1525～1900年间去世的德语作家共765位，其中有8位牧师之女，195位牧师之子。也就是说，从宗教改革到十九世纪末，德语作家中四分之一以上是出身牧师家庭的。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出身牧师家庭的作家中著名的有巴罗克时期的格里菲乌斯、保罗·弗莱明和菲利浦·冯·策森，启蒙时期的戈特舍德、莱辛、维兰德、克劳蒂乌斯、里希顿伯格、毕尔格、霍尔提、伦茨、克灵格尔和哥廷根林苑派中的大分部作家，浪漫时期的施勒格尔兄弟，比得迈尔时期的剧作家黑伯尔，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家费舍尔以及现代文学中的尼采和本恩。此外，本人为牧师或曾经学习过神学的作家还包括启蒙时期的哈曼、赫尔德(牧师)和克罗卜施托克，古典文学时期的莫里茨、荷尔德林以及浪漫时期的莫里克(牧师)。在瑞士德语区，启蒙时期重要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中，波德默尔是牧师之子，布莱廷格学习过神学，盖斯纳和拉法特本人即是牧师。十九世纪上半叶瑞士著名小说家哥特海尔夫也是著名的乡村牧师。
上述事实表明，虽然直到二十世纪，德语文学中都存在牧师身份的著名作家，但十八世纪中叶前后的启蒙文学时期，牧师身份的作家十分集中，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重要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这种现象的产生，简言之，是启蒙时期宗教世俗化与文学独立相互作用的结果。启蒙时期，基督教在德语地区经历了最深刻的一次世俗化过程，哲学、美学、形而上学等现代学科逐渐脱离神学获得独立。文学也脱离宗教文学获得审美独立，成为“纯文学”。十八世纪上半叶出生的牧师身份的作家本应子承父业担任牧师，或者在大学学习神学后担任神学教授，或者安于牧师的牧灵工作，然而，启蒙运动促使他们从宗教转向人文思想，促使他们告别牧师家庭传统、神学专业或牧师职业，转向哲学、美学、文学和戏剧，成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戏剧家、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另一方面，启蒙时期的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允许牧师改善传统布道方法，允许他们在不违背正统教义或道德原则的前提下，借助世俗文学进行宗教教育。这两者之间的互动使十八世纪刊印宗教文学的出版社大大增加了纯文学作品比例。1770年前后启蒙运动在德语地区达到高潮时，牧师身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取代了正统路德教神学家，在大学新设立的人文科学领域、思想和文学领域取得主导地位。他们的作品最初也多少带有宗教或道德教谕的色彩和布道者的姿态。
那么，这批牧师身份的作家为何能够肩负起启蒙文学的使命?除了新教文化的普遍特征，他们还受到哪些特殊环境熏陶，具备哪些特殊人文素质和生活体验?他们的创作对德语文学产生了怎样影响?首先，这批牧师身份的作家均具备良好的古代语言和人文思想修养。这要归功于新教(尤其路德教)方面对古代语言的重视。为更好地理解《圣经》原文，路德教在宗教改革以后就把希伯来语、古希腊语设立为高级人文中学和大学必修课。古代语言的学习当然离不开古代文学和历史文献，这样古代东方文化、古希腊文学、历史、哲学和人文思想就在新教的语言学习中得到传承和发展，而新教知识分子也都具有良好的古代语言、文学和人文思想修养。其次，牧师身份的作家之所以成为启蒙知识分子的摇篮，还在于牧师职业的特殊精神和文化地位。在启蒙以前，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牧师是新教中掌握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阶层。尤其在乡村，牧师的书房往往就是当地唯一的图书馆。牧师的藏书中不仅包括《圣经》、宗教文学、礼仪用书，而且还包括古代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牧师本人或牧师之子就成为这些丰富藏书的直接受益者。牧师之子不仅通过阅读《圣经》和宗教文学学习读书写字，而且还可以从父亲的启蒙教育和藏书中获得对古希腊神话、史诗、诗歌和戏剧的了解。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有教养阶层的扩大，牧师身份作家数量减少，恰好从反面说明了牧师阶层在启蒙以前的特殊精神和文化地位。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讲，牧师职业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还促进了启蒙文学语言、诗歌体例的形成，并且开辟了对古代和民间文学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就此问题，瑞士加尔文教出身的学者舍夫勒在二战前就以英国文学中出身牧师家庭的“牧师之子”作家为例，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舍夫勒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德语文学。这不仅由于英国和德语启蒙文学均存在“牧师之子”作家现象，而且由于德语启蒙文学在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曾以英国文学为榜样(英国文学取道瑞士，通过苏黎世的加尔文教学者波德默尔和布莱廷格传人德国，这一现象正显示了英国国教与瑞士加尔文教在宗教文化上的认同，而且宗教文化可以超越国界，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舍夫勒在《新教与文学——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新道路》中认为，在各种书面和文学语言中，牧师使用的宗教语言最容易过渡到启蒙市民的文学语言。因为巴罗克文学带有宫廷色彩，语言繁缛矫饰；民间文学以方言为主，格调品位参差不齐；法学家使用的案牍语言和医生使用的自然科学术语都要求客观准确。唯有牧师在布道和牧灵工作中既要注重语言修辞，又要关注人的心灵和情感。牧师的语言因此从情感到修辞上最容易转换为文学语言。此外，英国启蒙时期产生的自然诗、亡灵诗、夜颂和家乡诗等新的诗体与牧师家庭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由于工作需要，牧师家庭一般居住在乡 间或教堂旁边，也就是居住在富有田园诗意的大自然中或与墓地相去不远的地方。牧师之子于是得以与自然、田园、乡土和墓地朝夕与共。他们把对自然的情感、对黑夜的体验、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以及对家乡的热爱用文学语言记录下来，以此开辟了新的诗歌母题和形式。在英国，牧师阶层不仅凭借对古代语言的修养发现了《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神话，而且还因为职业关系开辟了发掘整理民间文学的工作。牧师的牧灵工作要求他们必须深入民间，广泛接触各个阶层，这就为他们接触民间文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牧师们深厚的文学修养，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英国启蒙时期对凯尔特、威尔士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以及《莪相》的创作，很大程度归功于牧师阶层。古希腊和民间文学一经发现，便因其具有异教或日耳曼本土文化的特征，被英国启蒙新教市民拿来对抗法国天主教的、宫廷贵族的拉丁文化。而英国文学中产生的新的诗体和对古代及民间文学的重视又通过德语牧师身份的作家的接受，影响到德语启蒙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在舍夫勒宗教社会学和宗教文化研究基础上，路德教出身的哥廷根大学德语文学教授薛讷进一步从文本分析出发，分析和阐述了牧师身份作家作品对德语文学内部结构和具体语言形式的影响。比如他在《世俗化作为语言塑造的力量——德国牧师之子作品研究》一书前言中特别指出，牧师的存在和人格中都具有双重性，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牧师的双重存在和双重人格中不仅蕴藏了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而且也引发了其自身人格的分裂。“双重存在”是指牧师在精神生活和教养方面处于各阶层之首，但在经济收入上却几乎与小市民阶层平起平坐。这就势必造成精神追求与物质匮乏之间的紧张。“双重人格”是指牧师的职业要求他们处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但他们又是凡人，无法摆脱凡人的弱点和缺陷。这就势必造成职业要求的人格完善与人性弱点之间的紧张。而牧师之子在享受家庭教育和领略田园诗意的同时，也要面对父亲以及家庭内部的紧张和冲突。敏感的儿子会因此感到自身人格的分裂和躁动不安，产生出逃和寻求解脱的愿望。此外，牧师之子还会在择业问题上与父亲产生冲突。牧师之子放弃神学和牧师职业、投身文学艺术是启蒙时期一个普遍现象。由此产生的父子矛盾不仅意味着对职业的选择，而且也意味着对信仰的抉择。儿子对父亲的叛逆同时意味着对神和信仰的背叛。父子矛盾在代沟背后隐藏着世界观、人生观的分歧。这些结构转换到文学作品，形成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德语文学中常见的父子冲突的母题。文学作品中的父子矛盾也许并未直接指涉信仰问题，但均具备世界观的高度，它们通过父子在择业问题上的冲突，表现高雅的艺术(戏剧、音乐、绘画)与世俗的市民职业，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道德意识与人性弱点之间的张力。
根据薛讷的阐述，牧师身份的作家对德语文学最直接、最显著的贡献还在于具体的文学语言的形式。薛讷从文学解释学和文本分析出发，具体展示了德语《圣经》、宗教赞美诗和宗教文学中的主题、母题、思想结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象征、比喻、修辞乃至格言警句等，如何伴随宗教世俗化，在牧师身份作家笔下转换为纯文学语言，也就是说，宗教语言如何在世俗化过程中成为建构德语纯文学语言的力量。在转换过程中，宗教思想和宗教语言通过牧师身份的作家转换到世俗文学中，使近现代德语文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宗教的思维模式和语言力量。
由此可见，牧师身份的作家不仅贯穿了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的德语文学，尤其担当了德语启蒙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新教对德语文学和德语文化的一项特殊贡献。了解新教与德语文学之间这层关系，了解启蒙时期牧师身份作家的现象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对理解德语文学的思想和语言至关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牧师身份的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他们在家庭、学校和大学神学专业所接受的宗教教育和宗教修养会不可避免地转换到文学作品中。并且，这种转换往往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记忆的流露，并不以作家本人的意识或信仰的转变而转变。宗教的主题、母题和语言转换到世俗文学后，其宗教意义淡化，但与此同时，文学语言也携带了宗教内涵，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和力量。文学作品中世俗的理念、思想和理想人物由此被赋予了宗教般神圣的维度。因此可以说，自启蒙文学开始德语文学就带有宗教的思想结构、语言特征和情感体验。尽管牧师身份的作家常常标榜自己对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叛逆，但对于今天的读者或来自异文化的读者来说，他们的思想仍具有明显的宗教文化特征。
从宗教文化、社会历史和政治角度可以将其概括为这样几点：一是新教地区重视民族语言。宗教改革以后，新教地区不仅使用德语《圣经》，而且宗教仪式和包括《教理问答》、宗教赞美诗和修身文学在内的宗教文学大多用德语写就。这不仅传播了德语书面语言，而且在社会各阶层中奠定了基本的文学修养。这不仅为日后的世俗文学培养了作家，而且同时也培养了具有文学修养的读者。其次，十八世纪以后，新教逐渐与市民文化结合，到十九世纪更演化为有教养市民阶层的宗教文化。施莱尔马赫提倡的文化新教逐渐与有教养市民阶层的自由思想、文化关怀融合起来，成为十九世纪德国主导文化的载体。而天主教文化直到十九世纪末一直以拉丁语为神学、学术和仪式语言，文学也主要集中于以宗教教化为目的的宗教文学。同时由于天主教会自特里安特公会(1556-1563)起严格限制僧侣和神职人员从事世俗文学创作，因此天主教中具有良好语言和文学修养的知识阶层大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神学研究和牧灵工作。当然，十九世纪初期开始，普鲁士新教国家采取一系列政治法律措施限制天主教进入国家政治和学术领域，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天主教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话语权。
本文集中考察德语启蒙文学时期牧师身份的新教作家，试图以这批作家为例具体说明新教文化与德语文学的关系。所谓“牧师身份的作家”包括出身牧师家庭的作家、本人为牧师或学习过神学的作家。根据《德语地区名人录》记载，1525～1900年间去世的德语作家共765位，其中有8位牧师之女，195位牧师之子。也就是说，从宗教改革到十九世纪末，德语作家中四分之一以上是出身牧师家庭的。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出身牧师家庭的作家中著名的有巴罗克时期的格里菲乌斯、保罗·弗莱明和菲利浦·冯·策森，启蒙时期的戈特舍德、莱辛、维兰德、克劳蒂乌斯、里希顿伯格、毕尔格、霍尔提、伦茨、克灵格尔和哥廷根林苑派中的大分部作家，浪漫时期的施勒格尔兄弟，比得迈尔时期的剧作家黑伯尔，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家费舍尔以及现代文学中的尼采和本恩。此外，本人为牧师或曾经学习过神学的作家还包括启蒙时期的哈曼、赫尔德(牧师)和克罗卜施托克，古典文学时期的莫里茨、荷尔德林以及浪漫时期的莫里克(牧师)。在瑞士德语区，启蒙时期重要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中，波德默尔是牧师之子，布莱廷格学习过神学，盖斯纳和拉法特本人即是牧师。十九世纪上半叶瑞士著名小说家哥特海尔夫也是著名的乡村牧师。
上述事实表明，虽然直到二十世纪，德语文学中都存在牧师身份的著名作家，但十八世纪中叶前后的启蒙文学时期，牧师身份的作家十分集中，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重要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这种现象的产生，简言之，是启蒙时期宗教世俗化与文学独立相互作用的结果。启蒙时期，基督教在德语地区经历了最深刻的一次世俗化过程，哲学、美学、形而上学等现代学科逐渐脱离神学获得独立。文学也脱离宗教文学获得审美独立，成为“纯文学”。十八世纪上半叶出生的牧师身份的作家本应子承父业担任牧师，或者在大学学习神学后担任神学教授，或者安于牧师的牧灵工作，然而，启蒙运动促使他们从宗教转向人文思想，促使他们告别牧师家庭传统、神学专业或牧师职业，转向哲学、美学、文学和戏剧，成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戏剧家、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另一方面，启蒙时期的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允许牧师改善传统布道方法，允许他们在不违背正统教义或道德原则的前提下，借助世俗文学进行宗教教育。这两者之间的互动使十八世纪刊印宗教文学的出版社大大增加了纯文学作品比例。1770年前后启蒙运动在德语地区达到高潮时，牧师身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取代了正统路德教神学家，在大学新设立的人文科学领域、思想和文学领域取得主导地位。他们的作品最初也多少带有宗教或道德教谕的色彩和布道者的姿态。
那么，这批牧师身份的作家为何能够肩负起启蒙文学的使命?除了新教文化的普遍特征，他们还受到哪些特殊环境熏陶，具备哪些特殊人文素质和生活体验?他们的创作对德语文学产生了怎样影响?首先，这批牧师身份的作家均具备良好的古代语言和人文思想修养。这要归功于新教(尤其路德教)方面对古代语言的重视。为更好地理解《圣经》原文，路德教在宗教改革以后就把希伯来语、古希腊语设立为高级人文中学和大学必修课。古代语言的学习当然离不开古代文学和历史文献，这样古代东方文化、古希腊文学、历史、哲学和人文思想就在新教的语言学习中得到传承和发展，而新教知识分子也都具有良好的古代语言、文学和人文思想修养。其次，牧师身份的作家之所以成为启蒙知识分子的摇篮，还在于牧师职业的特殊精神和文化地位。在启蒙以前，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牧师是新教中掌握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阶层。尤其在乡村，牧师的书房往往就是当地唯一的图书馆。牧师的藏书中不仅包括《圣经》、宗教文学、礼仪用书，而且还包括古代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牧师本人或牧师之子就成为这些丰富藏书的直接受益者。牧师之子不仅通过阅读《圣经》和宗教文学学习读书写字，而且还可以从父亲的启蒙教育和藏书中获得对古希腊神话、史诗、诗歌和戏剧的了解。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有教养阶层的扩大，牧师身份作家数量减少，恰好从反面说明了牧师阶层在启蒙以前的特殊精神和文化地位。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讲，牧师职业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还促进了启蒙文学语言、诗歌体例的形成，并且开辟了对古代和民间文学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就此问题，瑞士加尔文教出身的学者舍夫勒在二战前就以英国文学中出身牧师家庭的“牧师之子”作家为例，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舍夫勒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德语文学。这不仅由于英国和德语启蒙文学均存在“牧师之子”作家现象，而且由于德语启蒙文学在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曾以英国文学为榜样(英国文学取道瑞士，通过苏黎世的加尔文教学者波德默尔和布莱廷格传人德国，这一现象正显示了英国国教与瑞士加尔文教在宗教文化上的认同，而且宗教文化可以超越国界，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舍夫勒在《新教与文学——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新道路》中认为，在各种书面和文学语言中，牧师使用的宗教语言最容易过渡到启蒙市民的文学语言。因为巴罗克文学带有宫廷色彩，语言繁缛矫饰；民间文学以方言为主，格调品位参差不齐；法学家使用的案牍语言和医生使用的自然科学术语都要求客观准确。唯有牧师在布道和牧灵工作中既要注重语言修辞，又要关注人的心灵和情感。牧师的语言因此从情感到修辞上最容易转换为文学语言。此外，英国启蒙时期产生的自然诗、亡灵诗、夜颂和家乡诗等新的诗体与牧师家庭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由于工作需要，牧师家庭一般居住在乡 间或教堂旁边，也就是居住在富有田园诗意的大自然中或与墓地相去不远的地方。牧师之子于是得以与自然、田园、乡土和墓地朝夕与共。他们把对自然的情感、对黑夜的体验、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以及对家乡的热爱用文学语言记录下来，以此开辟了新的诗歌母题和形式。在英国，牧师阶层不仅凭借对古代语言的修养发现了《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神话，而且还因为职业关系开辟了发掘整理民间文学的工作。牧师的牧灵工作要求他们必须深入民间，广泛接触各个阶层，这就为他们接触民间文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牧师们深厚的文学修养，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英国启蒙时期对凯尔特、威尔士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以及《莪相》的创作，很大程度归功于牧师阶层。古希腊和民间文学一经发现，便因其具有异教或日耳曼本土文化的特征，被英国启蒙新教市民拿来对抗法国天主教的、宫廷贵族的拉丁文化。而英国文学中产生的新的诗体和对古代及民间文学的重视又通过德语牧师身份的作家的接受，影响到德语启蒙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在舍夫勒宗教社会学和宗教文化研究基础上，路德教出身的哥廷根大学德语文学教授薛讷进一步从文本分析出发，分析和阐述了牧师身份作家作品对德语文学内部结构和具体语言形式的影响。比如他在《世俗化作为语言塑造的力量——德国牧师之子作品研究》一书前言中特别指出，牧师的存在和人格中都具有双重性，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牧师的双重存在和双重人格中不仅蕴藏了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而且也引发了其自身人格的分裂。“双重存在”是指牧师在精神生活和教养方面处于各阶层之首，但在经济收入上却几乎与小市民阶层平起平坐。这就势必造成精神追求与物质匮乏之间的紧张。“双重人格”是指牧师的职业要求他们处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但他们又是凡人，无法摆脱凡人的弱点和缺陷。这就势必造成职业要求的人格完善与人性弱点之间的紧张。而牧师之子在享受家庭教育和领略田园诗意的同时，也要面对父亲以及家庭内部的紧张和冲突。敏感的儿子会因此感到自身人格的分裂和躁动不安，产生出逃和寻求解脱的愿望。此外，牧师之子还会在择业问题上与父亲产生冲突。牧师之子放弃神学和牧师职业、投身文学艺术是启蒙时期一个普遍现象。由此产生的父子矛盾不仅意味着对职业的选择，而且也意味着对信仰的抉择。儿子对父亲的叛逆同时意味着对神和信仰的背叛。父子矛盾在代沟背后隐藏着世界观、人生观的分歧。这些结构转换到文学作品，形成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德语文学中常见的父子冲突的母题。文学作品中的父子矛盾也许并未直接指涉信仰问题，但均具备世界观的高度，它们通过父子在择业问题上的冲突，表现高雅的艺术(戏剧、音乐、绘画)与世俗的市民职业，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道德意识与人性弱点之间的张力。
根据薛讷的阐述，牧师身份的作家对德语文学最直接、最显著的贡献还在于具体的文学语言的形式。薛讷从文学解释学和文本分析出发，具体展示了德语《圣经》、宗教赞美诗和宗教文学中的主题、母题、思想结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象征、比喻、修辞乃至格言警句等，如何伴随宗教世俗化，在牧师身份作家笔下转换为纯文学语言，也就是说，宗教语言如何在世俗化过程中成为建构德语纯文学语言的力量。在转换过程中，宗教思想和宗教语言通过牧师身份的作家转换到世俗文学中，使近现代德语文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宗教的思维模式和语言力量。
由此可见，牧师身份的作家不仅贯穿了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的德语文学，尤其担当了德语启蒙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新教对德语文学和德语文化的一项特殊贡献。了解新教与德语文学之间这层关系，了解启蒙时期牧师身份作家的现象以及产生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对理解德语文学的思想和语言至关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牧师身份的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他们在家庭、学校和大学神学专业所接受的宗教教育和宗教修养会不可避免地转换到文学作品中。并且，这种转换往往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记忆的流露，并不以作家本人的意识或信仰的转变而转变。宗教的主题、母题和语言转换到世俗文学后，其宗教意义淡化，但与此同时，文学语言也携带了宗教内涵，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和力量。文学作品中世俗的理念、思想和理想人物由此被赋予了宗教般神圣的维度。因此可以说，自启蒙文学开始德语文学就带有宗教的思想结构、语言特征和情感体验。尽管牧师身份的作家常常标榜自己对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叛逆，但对于今天的读者或来自异文化的读者来说，他们的思想仍具有明显的宗教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