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民币一旦横空出世，必将凭借其前所未有的数量改变世界货币格局“质量”，其影响不亚于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但作为纸币，其最终也将难逃蒸发宿命。
种种迹象似乎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元年”已开启，除了人民币互换被“发扬光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迅速铺开，今年初温州更是高调开放个人境外直投，尽管随后传出被“紧急叫停”，但人民币“出海”步伐已然势不可挡。不过另一方面，其国际化进程又明显受到诸多牵制，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出口制造业江河日下，大量银行贷款被“拖下水”的同时，国内失业问题也将更严重。此外，人民币升值会推高国内资产价格，国际热钱的套利离场也会直接冲击国内经济格局，由此使得人民币国际化“钱途”增添变数。
过剩货币外涌
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压力还是通胀，非但倒逼出了加息周期，令实体经济陷入“融资饥渴”，还把民生矛盾推到风口浪尖。而四处流窜、频繁扰民的天量流动性，也因被围追堵截而处境空前艰难。其实，在“中国过度生产、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格局下，中国的经济模式本质上已经依赖美国，因此其货币过剩的出路也只能学美国“往外推”。只不过美元是依靠政治、军事和道德制高点，而人民币的推手是廉价劳动力和中国大市场，中美战略利益在根本上是相通的，都是把“滥得不行”的货币转嫁给整个世界。
加之二战后美国推动的经济秩序，本质上也恰好适应中国当下的增长。一则，美国凭借政经和军事权威，积极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谋求经济霸主地位，而冷战后意识形态的终结又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二则，伴随冷战消融，中国经济迅速破冰，并通过WTO融入了世界经济链条。除了欧美消费者青睐廉价的中国商品之外，其产业资本更是追随低成本“引力”落户中国。由此，美国“大块吃肉”的同时，中国也手持土地、人口和低汇率“门票”登堂入室，跟随美国一起“喝汤”，既享受了美国的军事红利，又享受了WTO的红利，更享受了美国门户洞开的好处。
但眼看着中国“长肌肉”，自己却被就业与经济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美国猛然发觉“卧榻之侧有人酣睡”，于是开始逼人民币升值。然而失算的是，在中国国家实力上升的大背景下，這样反倒可能把人民币逼成硬通货。何况，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对外释放能量，客观上也需要强势货币作支撑。再加上中国的人口与市场优势，人民币正“半推半就”地走向国际市场。
而鉴于如今人民币规模已经体量惊人（广义货币M2超过70万亿，居世界第一），其一旦“登台”，无疑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大主角而非配角。一方面，人民币只要“跨出国门”，则中国长期放纵信贷而主动超发的货币，以及过去10年对冲外储而被动超发的货币，便将疯狂涌向世界各地寻找新的“锚”，眼下就已露出了企业手持大量货币购买海外资源和资产的“尖尖角”。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市场实力也助推人民币海外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尤其在东南亚地区几乎已经替代美元，实现区域性的自由流通。相比之下，日元虽然在数量上也“洪水滔天”，但其背后的日本经济却因“失去的20年”而萎靡不振，这也是日元没能成为亚洲强货币的根本原因。而除了周边国家之外，人民币在欧美、澳洲、非洲的跨境结算也已经风生水起。伴随国际化推进，人民币“巨人”必将逐步踏入国际市场，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面临震仓。
改写政经格局
由此，人民币一旦横空出世，必将凭借其前所未有的数量改变世界货币格局“质量”，其冲击与影响不亚于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不仅将解构当前的货币体系，还会推动全球货币格局走向重构。一方面，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迅速在全球肆虐，为寻找价值挂靠纷纷涌向石油、大宗商品和房产，催熟资产泡沫，并最终点燃1970年代滞胀的导火索。如今人民币的泛滥程度相比当时的美元“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国际化潮涌必然再次掀起资本的泡沫狂欢，或引爆新一轮“人民币通胀时代”。
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动摇“美元独大”局面，推动货币体系进入“战国时代”。首先，此次金融危机后，以美元为中心的“牙买加体系”已成众矢之的。由于“开动印钞机即能挣钱”，因此美国只要需要资金就会“印钞票”，全球财富不断被稀释甚至蒸发，而国际社会却无任何机制能对其构成制衡。美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根本冲突，必将导致现有货币格局土崩瓦解。其次，相比美国的“横盘”，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身处“上升通道”，新兴货币的国际话语权逐步提升，中国在IMF投票权升至第三即为明证。但鉴于美元仍具“超级货币”实力与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未来仍将长期占据“一方领土”；欧元虽受制于内部合力的对冲而难以超越美元，但也将因多样性的碰撞而持续释放活力；至于人民币，背靠当前中国稳定的政经环境、劳动生产率上升趋势以及强大的土地和房产之“锚”，走强势头毋庸质疑。此外，人民币已经走到了美欧中间的“缓冲地带”，双方都想用人民币牵制对方，国际货币战场或由此呈现“三足鼎立”局面。
而伴随人民币崛起，国内外政经格局也将面临重大盘整。其一，国内经济在此轮币值主升浪中或经历冰火两重天，资源与原材料进口将享受购买力溢价，但低端出口“日薄西山”，中国的国际贸易优势将逐步由出口转移至进口。其二，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的2/3为跨企拥有，强势人民币在冲击中国出口的同时，也会削减这些跨企的收益，欧、美、日等跨企不得不考虑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低端制造业或流向东南亚等新的成本洼地。其三，至于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方面能享受本币相对贬值的好处，接替中国成为“制造车间”，演绎一段“实业兴国”行情；但另一方面又陷入人民币“地区通货”的强大磁场，在贸易结算中被其捕获，由此形成对中国经济的更大依赖，亚洲中心开始向中国靠拢。其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或推动全球经济由“单极”走向“多极”。毕竟美国作为世界中心的时代坐标逝去，“G0时代”来临，伴随“三步走”战略落地，人民币在海外的接受程度逐步上升，中国经济追赶美国经济的步伐也将加速。
难逃蒸发宿命
不过，相比美国在汇率问题上的“机关算尽”，人民币的现存态势却是不自觉的“惊天谋略”，无奈的“滔天壮观”。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虽内含了中国结构转型的国家谋略，但更是中国市场扩大与综合国力增强的必然结果，毕竟国际经济交往需要稳定的结算手段，在这一点上人民币显然已明显优于其他大国货币，而人民币也正因此被“推上舞台”。
但另一方面，纸币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人民币最终同样难逃蒸发宿命，何况过去3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产能过剩-货币过剩”的循环被放大，基础货币数量更是对应外储增长而不断攀升。只不过目前过剩货币被土地吸纳，沉淀在迅速扩容的房地产市场，中国经济才并未遭遇流动性的疯狂袭击。但等到起飞期结束，过剩货币最终也将从土地溢出。彼时，与中国以往通过行政手段隐性平仓不同，过剩流动性或在虚拟资产中“玩火自焚”，引发实体财富大洗劫，类似美国般的经典危机由此降临。
（本文作者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及首席研究员。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系福卡智库下属机构，后者是一家独立运作的股份制研究机构，致力于为商界、政界提供科学理性、富于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智力服务。）
链文：低通胀天然成就国际货币
如果比较一下当前的世界经济与上世纪70年代的情况，有些事情竟出奇地相像。上世纪70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军事开支迅速膨胀，美国的贸易赤字剧增，债务攀升。对美国拥有大幅贸易盈余的西欧国家开始担心美国的偿债能力，并把美元外汇储备按35美元/盎斯黄金的国家价格，从美国那里换回黄金。当美国发现自己的黄金储备已经无法应付未来的债务时，就关闭了黄金兑换的窗口，美元随即贬值，以美元计价的石油等大宗商品期货价格随即大幅攀升，引发了一场西方世界都被卷进去了的通货膨胀。
当时西欧几个国家都遭遇本币升值压力，但却采取了不同政策。德国在西德马克升值的背景下，仍维持较高利率以控制通胀，同时鼓励工会与资方谈判，签订工资增长的幅度，以防止工资增长太快而加剧通胀。
法国因为担心升值会影响出口、增长与就业，一方面在汇率与利率上反复调整；另一方面在法定最低工资、物价控制等方面加大政府干预力度。最终的结果是，西德因为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反而稳定。法国因为物价和工资变动太大，影响了投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也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慷慨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这些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金融泡沫，而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的破灭又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的衰退。
我们的舆论一度担心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从而引起就业形势恶化，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然而，若我们能够控制住货币升值的节奏和速度，名义汇率升值则对遏制通胀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中国是石油等能源及铁矿石、各种金属的大宗商品进口大国，人民币升值对稳定这些进口品的价格会有帮助。另外，如果我们只注意防止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升值，由于通胀、国内工资上涨等因素，人民币的实际汇率还是同样会上升。这就是某些舆论所说的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道理，实际汇率升值也同样会影响我们的出口竞争力。
考虑到未来较长时间的通胀背景，我们的政策选择中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物价稳定。如果名义汇率升值有助于遏制输入型通胀，那么就不应该担心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当然升值的幅度要由我们自主控制，并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需要避免汇率升值后由于担心经济增长从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慷慨的财政政策，结果导致泡沫经济。
物价稳定对普通百姓有好处，而名义汇率升值会使企业承受的压力更大。这时政府可能会采取扶植企业的措施，如补贴企业研发，给企业出口退税，增加中小技术型企业的政策性贷款等等。另外，在通胀时期，补贴低收入阶层也是维持经济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
在上世纪70年代通胀的背景下，西德利用高利率政策，使通胀率明显低于周边西欧国家，并在没有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使得马克成为西欧地区的参照货币。如果未来中国通胀率能够低于其他国家，那么人民币购买力的优势则会越发明显，即使不开放资本账户，也会自然成为亚洲地区的参照货币，届时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水到渠成。
种种迹象似乎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元年”已开启，除了人民币互换被“发扬光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迅速铺开，今年初温州更是高调开放个人境外直投，尽管随后传出被“紧急叫停”，但人民币“出海”步伐已然势不可挡。不过另一方面，其国际化进程又明显受到诸多牵制，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出口制造业江河日下，大量银行贷款被“拖下水”的同时，国内失业问题也将更严重。此外，人民币升值会推高国内资产价格，国际热钱的套利离场也会直接冲击国内经济格局，由此使得人民币国际化“钱途”增添变数。
过剩货币外涌
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压力还是通胀，非但倒逼出了加息周期，令实体经济陷入“融资饥渴”，还把民生矛盾推到风口浪尖。而四处流窜、频繁扰民的天量流动性，也因被围追堵截而处境空前艰难。其实，在“中国过度生产、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格局下，中国的经济模式本质上已经依赖美国，因此其货币过剩的出路也只能学美国“往外推”。只不过美元是依靠政治、军事和道德制高点，而人民币的推手是廉价劳动力和中国大市场，中美战略利益在根本上是相通的，都是把“滥得不行”的货币转嫁给整个世界。
加之二战后美国推动的经济秩序，本质上也恰好适应中国当下的增长。一则，美国凭借政经和军事权威，积极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谋求经济霸主地位，而冷战后意识形态的终结又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二则，伴随冷战消融，中国经济迅速破冰，并通过WTO融入了世界经济链条。除了欧美消费者青睐廉价的中国商品之外，其产业资本更是追随低成本“引力”落户中国。由此，美国“大块吃肉”的同时，中国也手持土地、人口和低汇率“门票”登堂入室，跟随美国一起“喝汤”，既享受了美国的军事红利，又享受了WTO的红利，更享受了美国门户洞开的好处。
但眼看着中国“长肌肉”，自己却被就业与经济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美国猛然发觉“卧榻之侧有人酣睡”，于是开始逼人民币升值。然而失算的是，在中国国家实力上升的大背景下，這样反倒可能把人民币逼成硬通货。何况，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对外释放能量，客观上也需要强势货币作支撑。再加上中国的人口与市场优势，人民币正“半推半就”地走向国际市场。
而鉴于如今人民币规模已经体量惊人（广义货币M2超过70万亿，居世界第一），其一旦“登台”，无疑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大主角而非配角。一方面，人民币只要“跨出国门”，则中国长期放纵信贷而主动超发的货币，以及过去10年对冲外储而被动超发的货币，便将疯狂涌向世界各地寻找新的“锚”，眼下就已露出了企业手持大量货币购买海外资源和资产的“尖尖角”。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市场实力也助推人民币海外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尤其在东南亚地区几乎已经替代美元，实现区域性的自由流通。相比之下，日元虽然在数量上也“洪水滔天”，但其背后的日本经济却因“失去的20年”而萎靡不振，这也是日元没能成为亚洲强货币的根本原因。而除了周边国家之外，人民币在欧美、澳洲、非洲的跨境结算也已经风生水起。伴随国际化推进，人民币“巨人”必将逐步踏入国际市场，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面临震仓。
改写政经格局
由此，人民币一旦横空出世，必将凭借其前所未有的数量改变世界货币格局“质量”，其冲击与影响不亚于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不仅将解构当前的货币体系，还会推动全球货币格局走向重构。一方面，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迅速在全球肆虐，为寻找价值挂靠纷纷涌向石油、大宗商品和房产，催熟资产泡沫，并最终点燃1970年代滞胀的导火索。如今人民币的泛滥程度相比当时的美元“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国际化潮涌必然再次掀起资本的泡沫狂欢，或引爆新一轮“人民币通胀时代”。
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动摇“美元独大”局面，推动货币体系进入“战国时代”。首先，此次金融危机后，以美元为中心的“牙买加体系”已成众矢之的。由于“开动印钞机即能挣钱”，因此美国只要需要资金就会“印钞票”，全球财富不断被稀释甚至蒸发，而国际社会却无任何机制能对其构成制衡。美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根本冲突，必将导致现有货币格局土崩瓦解。其次，相比美国的“横盘”，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身处“上升通道”，新兴货币的国际话语权逐步提升，中国在IMF投票权升至第三即为明证。但鉴于美元仍具“超级货币”实力与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未来仍将长期占据“一方领土”；欧元虽受制于内部合力的对冲而难以超越美元，但也将因多样性的碰撞而持续释放活力；至于人民币，背靠当前中国稳定的政经环境、劳动生产率上升趋势以及强大的土地和房产之“锚”，走强势头毋庸质疑。此外，人民币已经走到了美欧中间的“缓冲地带”，双方都想用人民币牵制对方，国际货币战场或由此呈现“三足鼎立”局面。
而伴随人民币崛起，国内外政经格局也将面临重大盘整。其一，国内经济在此轮币值主升浪中或经历冰火两重天，资源与原材料进口将享受购买力溢价，但低端出口“日薄西山”，中国的国际贸易优势将逐步由出口转移至进口。其二，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的2/3为跨企拥有，强势人民币在冲击中国出口的同时，也会削减这些跨企的收益，欧、美、日等跨企不得不考虑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低端制造业或流向东南亚等新的成本洼地。其三，至于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方面能享受本币相对贬值的好处，接替中国成为“制造车间”，演绎一段“实业兴国”行情；但另一方面又陷入人民币“地区通货”的强大磁场，在贸易结算中被其捕获，由此形成对中国经济的更大依赖，亚洲中心开始向中国靠拢。其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或推动全球经济由“单极”走向“多极”。毕竟美国作为世界中心的时代坐标逝去，“G0时代”来临，伴随“三步走”战略落地，人民币在海外的接受程度逐步上升，中国经济追赶美国经济的步伐也将加速。
难逃蒸发宿命
不过，相比美国在汇率问题上的“机关算尽”，人民币的现存态势却是不自觉的“惊天谋略”，无奈的“滔天壮观”。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虽内含了中国结构转型的国家谋略，但更是中国市场扩大与综合国力增强的必然结果，毕竟国际经济交往需要稳定的结算手段，在这一点上人民币显然已明显优于其他大国货币，而人民币也正因此被“推上舞台”。
但另一方面，纸币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人民币最终同样难逃蒸发宿命，何况过去3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产能过剩-货币过剩”的循环被放大，基础货币数量更是对应外储增长而不断攀升。只不过目前过剩货币被土地吸纳，沉淀在迅速扩容的房地产市场，中国经济才并未遭遇流动性的疯狂袭击。但等到起飞期结束，过剩货币最终也将从土地溢出。彼时，与中国以往通过行政手段隐性平仓不同，过剩流动性或在虚拟资产中“玩火自焚”，引发实体财富大洗劫，类似美国般的经典危机由此降临。
（本文作者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及首席研究员。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系福卡智库下属机构，后者是一家独立运作的股份制研究机构，致力于为商界、政界提供科学理性、富于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智力服务。）
链文：低通胀天然成就国际货币
如果比较一下当前的世界经济与上世纪70年代的情况，有些事情竟出奇地相像。上世纪70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军事开支迅速膨胀，美国的贸易赤字剧增，债务攀升。对美国拥有大幅贸易盈余的西欧国家开始担心美国的偿债能力，并把美元外汇储备按35美元/盎斯黄金的国家价格，从美国那里换回黄金。当美国发现自己的黄金储备已经无法应付未来的债务时，就关闭了黄金兑换的窗口，美元随即贬值，以美元计价的石油等大宗商品期货价格随即大幅攀升，引发了一场西方世界都被卷进去了的通货膨胀。
当时西欧几个国家都遭遇本币升值压力，但却采取了不同政策。德国在西德马克升值的背景下，仍维持较高利率以控制通胀，同时鼓励工会与资方谈判，签订工资增长的幅度，以防止工资增长太快而加剧通胀。
法国因为担心升值会影响出口、增长与就业，一方面在汇率与利率上反复调整；另一方面在法定最低工资、物价控制等方面加大政府干预力度。最终的结果是，西德因为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反而稳定。法国因为物价和工资变动太大，影响了投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也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慷慨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这些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金融泡沫，而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的破灭又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的衰退。
我们的舆论一度担心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从而引起就业形势恶化，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然而，若我们能够控制住货币升值的节奏和速度，名义汇率升值则对遏制通胀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中国是石油等能源及铁矿石、各种金属的大宗商品进口大国，人民币升值对稳定这些进口品的价格会有帮助。另外，如果我们只注意防止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升值，由于通胀、国内工资上涨等因素，人民币的实际汇率还是同样会上升。这就是某些舆论所说的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道理，实际汇率升值也同样会影响我们的出口竞争力。
考虑到未来较长时间的通胀背景，我们的政策选择中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物价稳定。如果名义汇率升值有助于遏制输入型通胀，那么就不应该担心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当然升值的幅度要由我们自主控制，并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需要避免汇率升值后由于担心经济增长从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慷慨的财政政策，结果导致泡沫经济。
物价稳定对普通百姓有好处，而名义汇率升值会使企业承受的压力更大。这时政府可能会采取扶植企业的措施，如补贴企业研发，给企业出口退税，增加中小技术型企业的政策性贷款等等。另外，在通胀时期，补贴低收入阶层也是维持经济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
在上世纪70年代通胀的背景下，西德利用高利率政策，使通胀率明显低于周边西欧国家，并在没有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使得马克成为西欧地区的参照货币。如果未来中国通胀率能够低于其他国家，那么人民币购买力的优势则会越发明显，即使不开放资本账户，也会自然成为亚洲地区的参照货币，届时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