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秦晓以体制内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说出了部分学者压抑已久的言语。这种见识与胆魄，其实是应该让许许多多体制内的同行汗颜惭愧和叹服的。
3月7日，主营业务为网络营销推广的广州三豆网络(传媒)有限公司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要求一天之内在2000家论坛上发布一篇题为“‘巨贪’秦晓已经仓皇出逃”的文章，3天内得到2万次回复，300万次点击，对方报价10万元。对方称如果能做，可以先付全款。对于这个来历不明的订单，三豆网业务部经理不敢随便接下来，随即将情况反映给公司总经理。
按照三豆网的收费标准，该订单收费只需1万-1.5万元，对于高出正常收费近10倍的订单，三豆网管理层觉得其中暗藏蹊跷，该公司策划部门从网络上查找事件主人公秦晓的相关资料，发现秦晓是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无论是在政界和商界，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谓秦晓外逃，只是一种谣言。获取到事件的真相，三豆网拒绝了该业务。此条消息来自TOM新闻网，在三豆官方网站上也有公布，详细细节未经证实，但该段时间内，网上秦晓外逃的谣言正在传播之中。
直言引发谣言
秦晓，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因为公开反对“中国模式论”，支持普世价值，而受到了来自高层和部分网民的压力。秦晓出逃的网络谣言不过是后者的一种反映而已。此前据《星岛日报》报道，北京市法理学会副会长巩献田等左派学者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表公开信，指控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即2002年招商局将持有的平安保险13.5%股权悉数“贱卖”；2008年，招商局旗下的招商银行以367亿港元全资收购香港永隆银行，被指“天价贵买”。但其实所谓“贱卖平安贵买永隆”确切说只是一种造“外逃”之谣的混乱言辞，因为这些说法根本经不起公司财务数据的推敲。秦晓则在凤凰卫视回应称“谣言不攻自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则为秦晓抱屈，他说“很多话你不能说，因为可能说出来就会触及到谁的底线了……你看秦晓说了一句话，给他那么大的压力，这不对呀。”更有人建议秦晓说话注意场合，不要乱发言论。秦晓则回应称自己“讲得还没有温总理尖锐吧？还特意把一些比较敏感尖锐的事去掉没讲。”
言论的背后是事业的辉煌。2000年底，秦晓出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从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招商局集团总资产由496亿元增长到2683亿元，增幅441.2%，年复合增长率20.64%，母公司净资产由107亿元增长到720亿元，增幅574.61%，年复合增长率23.63%，年利润总额由12.91亿元增长到178.52亿元，增幅1282.61%，年复合增长率33.89%。在国资委实行考核制度以来，招商局集团连续6年被评为A级企业。 2010年8月24日，63岁的秦晓“因年龄原因”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可谓功成名就。有这样的底牌，大部分人很可能会顺势而为，至少不会将自己置身舆论漩涡。以秦晓对于政经大势的把握，不会不知道在公众场合下言论的尺度把握，不会不知道部分观点可能引发的是非，不会不知道网络上还有一群思维混乱的青年睁着激动的眼睛等待群扑而上的时机。部分学者如许小年坦然表示“已经自律了，很多想法没有发表”。但秦晓还是以体制内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说出了部分学者压抑已久的言语。这种见识与胆魄，其实是应该让许许多多体制内的同行汗颜惭愧和叹服的。
体制内的言论现状具体概括就是，部分人不知道但喜欢乱说，在媒体上动则大言；部分人不知道但保持了沉默，媒体与大众很少听到他们真正的声音；还有一部分是知道但也不说，原因各种各样，沉默却是一致的；最后就是秦晓这一类了，知道并且有足够的勇气说出来，当然也就得付出承受各种压力的代价。共识网在微博上转述了许知远对秦晓的采访，问题是“你们相同年龄、相同教育背景、相同经历的一代人，为什么对问题的看法会完全不同，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则很简单：“上网与不上网”。
求索人生
秦晓这一类人的出现，并非时代的偶然，而更像是时代烘炉里面冶炼出的必然存在。一般而言，什么样的时代，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物。时代的洪流会冲刷出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只是各人的起点与基准不同，所以时代对其影响的角度与力度也不一样。梳理秦晓的人生轨迹，或许能对秦晓现今的种种言论贡献一种理解角度。
秦晓1947年出生，父亲为原中科院副秘书长秦力生。作为干部子弟，少年时期相对顺利。这段时间是人的身体与精神成长关键期，良好的家庭环境让秦晓得以拥有相对更多的教育资源与医疗资源，前者让其在即将发生的时代大潮面前保留了清醒，后者则让其避过该年代的许多疾病。身体与精神素质的基础就此打下。
接着秦晓没有加入到“造反”的洪流中，而是“上山下乡”成了知青。对底层民众以及对千千万万的青年命运大转折的现实认知，让他对人生产生了悲悯情结。这种情结与底层民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促使他思考底层生活状态后面更宏观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同样，这种情结折射到千万知青的命运，引导他反思那些正面口号后面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与负面效果。他开始主动去寻找答案。
1980年，秦晓已年过30，但他仍然渴望继续学习，考入中国矿业大学学经济，攻读企业管理系研究生。企业是经济社会微观构成的关键元件之一，企业管理能够从小系统的效率分析中管窥国家效率的全豹。关注企业管理不能不延伸到企业的外部政策环境，也就是更宏大的体制问题。在那个时代，先行者对于体制的诸多分析与探讨成了热血青年们的精神食粮，雄心勃勃的秦晓也不例外。正是读研期间，秦晓如饥似渴地研读了大量讨论体制改革的书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他后期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83年获得经济管理硕士后，他进入中南海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的秘书。这一阶段迫使他在繁杂的工作中锻炼一种超乎政经表象的大局观，同时也逐渐沉淀了一种忧心国家發展的责任感。而他读研时期的理论得以在实践中被深化理解吸收，并运用于政策的探讨与制定。从50岁开始，秦晓用5年的时间拿到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学位只是一种名号，秦晓坦承“论文写得很苦”，但经济学思维的严格训练才是最关键的。这种循序渐进的求索，加之长年累月的企业管理实践，将他心血累积的思想体系锻造得日趋成熟，终于在卸任之后重新定位了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发出那些久已积聚在心的言论。
譬如，秦晓认为，房价调控过多行政手段迫使市场就范，并有常态化趋势，这增加了政府转型难度。秦晓强调，国家发展经济如果仅仅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强盛，那有可能会压制人民的权利，因此他提出减少政府管制，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另外，国企应该分散到社会和民众手中，政府应该退出市场，回到提供公共产品、维护秩序的角色中去。他还认为，部分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来替代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是不可取的。他毫不避讳早年有“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意识，希望动用国家的力量去发展经济；但后来发现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很多问题，转而支持“政府应该有政府的功能”、“权力不能搅和买卖”等观点。他更直言指出行政权力和资本结合导致腐败愈演愈烈。
博源基金会任重道远
秦晓卸任之后，并没有卸下自己的责任意识，反而更进一步，走上了全职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道路。这点可以从他的学术视野与政治经历中找到端倪。尤其是中南海工作的经历，相信那种高层决策的视野与使命感已经潜移默化地定位了他的晚期人生。
2008年年初，以秦晓为理事长的博源基金会成立。博源基金会以推动学术及政策研究为目标，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长期问题。改会倡导多学科交流，通过梳理问题、建立框架和寻求共识来促进国内外学界，政府部门及商界志士仁人之间的对话。 博源基金会提倡研究的创新模式，为国内外各领域有识之士探索、研究重大课题搭建平台，提供资金支援和相关服务。其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观涛，复旦大学新经济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博源基金会成立之后非常活跃，所举行的讲座与活动的质量与品位均属高端，参与人员从名单上看也是一批精英人物。其所关注探讨的往往的宏大而深层次的国家层面话题。在博源基金会官方网站标出的活动包括：“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及其教训”、“中国需要利维坦？近十年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 和“中国外交是否正在发生重大转折”等等。从内政到外交，涵盖面很广。其中一篇秦晓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更是直言“重启改革进程的时机已经到来”，从中不难体会到秦晓着力为中国改革贡献能量的使命感和决心。
3月7日，主营业务为网络营销推广的广州三豆网络(传媒)有限公司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要求一天之内在2000家论坛上发布一篇题为“‘巨贪’秦晓已经仓皇出逃”的文章，3天内得到2万次回复，300万次点击，对方报价10万元。对方称如果能做，可以先付全款。对于这个来历不明的订单，三豆网业务部经理不敢随便接下来，随即将情况反映给公司总经理。
按照三豆网的收费标准，该订单收费只需1万-1.5万元，对于高出正常收费近10倍的订单，三豆网管理层觉得其中暗藏蹊跷，该公司策划部门从网络上查找事件主人公秦晓的相关资料，发现秦晓是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无论是在政界和商界，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谓秦晓外逃，只是一种谣言。获取到事件的真相，三豆网拒绝了该业务。此条消息来自TOM新闻网，在三豆官方网站上也有公布，详细细节未经证实，但该段时间内，网上秦晓外逃的谣言正在传播之中。
直言引发谣言
秦晓，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因为公开反对“中国模式论”，支持普世价值，而受到了来自高层和部分网民的压力。秦晓出逃的网络谣言不过是后者的一种反映而已。此前据《星岛日报》报道，北京市法理学会副会长巩献田等左派学者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表公开信，指控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即2002年招商局将持有的平安保险13.5%股权悉数“贱卖”；2008年，招商局旗下的招商银行以367亿港元全资收购香港永隆银行，被指“天价贵买”。但其实所谓“贱卖平安贵买永隆”确切说只是一种造“外逃”之谣的混乱言辞，因为这些说法根本经不起公司财务数据的推敲。秦晓则在凤凰卫视回应称“谣言不攻自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则为秦晓抱屈，他说“很多话你不能说，因为可能说出来就会触及到谁的底线了……你看秦晓说了一句话，给他那么大的压力，这不对呀。”更有人建议秦晓说话注意场合，不要乱发言论。秦晓则回应称自己“讲得还没有温总理尖锐吧？还特意把一些比较敏感尖锐的事去掉没讲。”
言论的背后是事业的辉煌。2000年底，秦晓出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从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招商局集团总资产由496亿元增长到2683亿元，增幅441.2%，年复合增长率20.64%，母公司净资产由107亿元增长到720亿元，增幅574.61%，年复合增长率23.63%，年利润总额由12.91亿元增长到178.52亿元，增幅1282.61%，年复合增长率33.89%。在国资委实行考核制度以来，招商局集团连续6年被评为A级企业。 2010年8月24日，63岁的秦晓“因年龄原因”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可谓功成名就。有这样的底牌，大部分人很可能会顺势而为，至少不会将自己置身舆论漩涡。以秦晓对于政经大势的把握，不会不知道在公众场合下言论的尺度把握，不会不知道部分观点可能引发的是非，不会不知道网络上还有一群思维混乱的青年睁着激动的眼睛等待群扑而上的时机。部分学者如许小年坦然表示“已经自律了，很多想法没有发表”。但秦晓还是以体制内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说出了部分学者压抑已久的言语。这种见识与胆魄，其实是应该让许许多多体制内的同行汗颜惭愧和叹服的。
体制内的言论现状具体概括就是，部分人不知道但喜欢乱说，在媒体上动则大言；部分人不知道但保持了沉默，媒体与大众很少听到他们真正的声音；还有一部分是知道但也不说，原因各种各样，沉默却是一致的；最后就是秦晓这一类了，知道并且有足够的勇气说出来，当然也就得付出承受各种压力的代价。共识网在微博上转述了许知远对秦晓的采访，问题是“你们相同年龄、相同教育背景、相同经历的一代人，为什么对问题的看法会完全不同，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则很简单：“上网与不上网”。
求索人生
秦晓这一类人的出现，并非时代的偶然，而更像是时代烘炉里面冶炼出的必然存在。一般而言，什么样的时代，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物。时代的洪流会冲刷出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只是各人的起点与基准不同，所以时代对其影响的角度与力度也不一样。梳理秦晓的人生轨迹，或许能对秦晓现今的种种言论贡献一种理解角度。
秦晓1947年出生，父亲为原中科院副秘书长秦力生。作为干部子弟，少年时期相对顺利。这段时间是人的身体与精神成长关键期，良好的家庭环境让秦晓得以拥有相对更多的教育资源与医疗资源，前者让其在即将发生的时代大潮面前保留了清醒，后者则让其避过该年代的许多疾病。身体与精神素质的基础就此打下。
接着秦晓没有加入到“造反”的洪流中，而是“上山下乡”成了知青。对底层民众以及对千千万万的青年命运大转折的现实认知，让他对人生产生了悲悯情结。这种情结与底层民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促使他思考底层生活状态后面更宏观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同样，这种情结折射到千万知青的命运，引导他反思那些正面口号后面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与负面效果。他开始主动去寻找答案。
1980年，秦晓已年过30，但他仍然渴望继续学习，考入中国矿业大学学经济，攻读企业管理系研究生。企业是经济社会微观构成的关键元件之一，企业管理能够从小系统的效率分析中管窥国家效率的全豹。关注企业管理不能不延伸到企业的外部政策环境，也就是更宏大的体制问题。在那个时代，先行者对于体制的诸多分析与探讨成了热血青年们的精神食粮，雄心勃勃的秦晓也不例外。正是读研期间，秦晓如饥似渴地研读了大量讨论体制改革的书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他后期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83年获得经济管理硕士后，他进入中南海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的秘书。这一阶段迫使他在繁杂的工作中锻炼一种超乎政经表象的大局观，同时也逐渐沉淀了一种忧心国家發展的责任感。而他读研时期的理论得以在实践中被深化理解吸收，并运用于政策的探讨与制定。从50岁开始，秦晓用5年的时间拿到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学位只是一种名号，秦晓坦承“论文写得很苦”，但经济学思维的严格训练才是最关键的。这种循序渐进的求索，加之长年累月的企业管理实践，将他心血累积的思想体系锻造得日趋成熟，终于在卸任之后重新定位了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发出那些久已积聚在心的言论。
譬如，秦晓认为，房价调控过多行政手段迫使市场就范，并有常态化趋势，这增加了政府转型难度。秦晓强调，国家发展经济如果仅仅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强盛，那有可能会压制人民的权利，因此他提出减少政府管制，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另外，国企应该分散到社会和民众手中，政府应该退出市场，回到提供公共产品、维护秩序的角色中去。他还认为，部分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来替代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是不可取的。他毫不避讳早年有“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意识，希望动用国家的力量去发展经济；但后来发现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很多问题，转而支持“政府应该有政府的功能”、“权力不能搅和买卖”等观点。他更直言指出行政权力和资本结合导致腐败愈演愈烈。
博源基金会任重道远
秦晓卸任之后，并没有卸下自己的责任意识，反而更进一步，走上了全职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道路。这点可以从他的学术视野与政治经历中找到端倪。尤其是中南海工作的经历，相信那种高层决策的视野与使命感已经潜移默化地定位了他的晚期人生。
2008年年初，以秦晓为理事长的博源基金会成立。博源基金会以推动学术及政策研究为目标，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长期问题。改会倡导多学科交流，通过梳理问题、建立框架和寻求共识来促进国内外学界，政府部门及商界志士仁人之间的对话。 博源基金会提倡研究的创新模式，为国内外各领域有识之士探索、研究重大课题搭建平台，提供资金支援和相关服务。其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观涛，复旦大学新经济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博源基金会成立之后非常活跃，所举行的讲座与活动的质量与品位均属高端，参与人员从名单上看也是一批精英人物。其所关注探讨的往往的宏大而深层次的国家层面话题。在博源基金会官方网站标出的活动包括：“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及其教训”、“中国需要利维坦？近十年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 和“中国外交是否正在发生重大转折”等等。从内政到外交，涵盖面很广。其中一篇秦晓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更是直言“重启改革进程的时机已经到来”，从中不难体会到秦晓着力为中国改革贡献能量的使命感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