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2014年5月6日，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刊登了一篇题为“OECD and PISA Tests are Damaging Education Worldwide-Academics”的信①。在这封给经合组织PISA项目主任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Andreas Schleicher）博士的信中，来自世界各地的80位学者表达了对PISA所产生的影响的深切关注，并呼吁停止实施PISA测试。
尊敬的施莱克尔博士：
PISA在全球已经实施了13个年头，目前，这一测试已经成为测量经合组织成员国家及非该组织成员国家（60余国）15岁学生在数学、科学、阅读方面学习能力的重要工具。该测试每三年举办一次，每次举办之后，有关国家的政府部门、教育官员、报纸编辑都热切期盼着测试成绩的公布。测试结果被大量的政策分析报告所引用，开始深刻影响相关国家的教育政策。一些国家根据测试结果调整其教育政策，以期提高其在测试项目中的排名，如不能在这一项目中取得进步，就会被认为遭遇了“教育危机”或“PISA休克症”。与PISA测试伴随而来的可能是官员的辞职以及对教育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们认为，PISA排名的消极影响有以下七点。
第一，许多国家已经采用了几十年的标准化考试制度，人们对这些考试制度的效度和信度多有微词。PISA对标准化考试制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使我们更加依赖量化技术。例如，PISA成为美国最近提出的“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项目的重要依据。这一项目用标准化测试来评价学生、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并根据测试结果对这些人员进行排名。事实证明，这样的测试并不完美。例如，人们无法解释芬兰在PISA测试中排名下降的现象。
第二，三年一度的PISA测试使得相关国家的教育政策更加关注教育的短期效应，希望借助这一测试迅速提升本国在项目中的排名。但研究显示，真正的教育改革需要经历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结出硕果。例如，教师地位对教育质量至关重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某些国家教师地位不高的问题难以通过短期政策得到改善。
第三，PISA只关注可以测量的教学内容，忽视了难以测量的教育目标（如体育、德育、公民素养、艺术素养等）。这样的测试制约了我们对于“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了什么”的集体想象力。
第四，经合组织是一个经济发展部门，自然对公立学校的经济功能“情有独钟”。但是，培养年轻人的就业能力不是公共教育的唯一（甚至不是主要）目的。公共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学生跨入未来民主自治社会、实现全面发展和提升个人福祉作准备。
第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具有明确宗旨：改善全球教育质量和儿童的生存状况。目前，经合组织并没有这样的宗旨，也没有有效、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
第六，在实施PISA测试、提供后续相关服务的过程中，经合组织建立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并与一些跨国营利性公司建立了联盟。这些公司从PISA的流弊中获益，通过向美国的一些学校和学区提供教育服务来攫取巨额利益，并计划在非洲开设营利性小学。目前，经合组织正准备向非洲输入PISA。
第七，周期性举办的PISA测试导致我们大量开展多项选择测试，接受由出版商提供的课程。这些措施让课堂教学变得更加脆弱，影响了孩子，也使教师失去了自主性。如此一来，PISA给原先已不堪重负的学校教育雪上加霜，最终会损及师生利益。
上述影响显然与人们广为接受的“优质教育”和“民主实践”的原则相违背。
首先，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应该基于单一的教育质量测试结果。
其次，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应该忽视非教育因素的作用。其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性至关重要。在过去的15年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在加剧，导致了教育领域中的“贫富差距”——不管我们如何精心设计改革，都难以弥合这样的差距。
最后，像其他任何影响社区生活的组织一样，经合组织也应该接受社区成员对其民主性的问责。
我们写这封信的目的不只是揭示问题，更在于提供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以便于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以下七条建议虽未面面俱到，但可以帮助我们在避免上述问题的同时，改善我们的教学。
第一，开发其他更具教育价值又不至于“引发争议”的教学成果评价手段。例如，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15岁的孩子可能已经进入了童工的行列，而对于第一世界的国家而言，推行PISA测试就难以引起教育或政治上的争议。这便容易让人们对经合组织提出“教育殖民主义”的指控。
第二，让更广泛的利益群体和学者参与教育质量的评价工作。目前，对国际上学习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影响最大的人群是心理测量、统计和经济领域的专家。虽然这些专家在教育领域具有权威地位，但其他人群也应参与其中，如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行政人员、社区领导、学生、其他学科（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艺术等）的学者。对于15岁学生的学业成就应该测评什么以及如何测评的问题，应该由上述人群共同参与，并在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加以讨论。
第三，在形成教育评价方法和标准的过程中，应该邀请更多的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参加。这些组织不仅要关注公共教育的经济价值，更要关注学生和教师的健康、个体发展和福祉。
第四，公开PISA的实施（直接的、间接的）成本，以便于参与国的纳税人考虑是否有可能把同样的经费用到其他更加重要的地方，或者决定是否继续参与这样的活动。
第五，欢迎独立的国际组织监督PISA从理念到实施的各个环节。这样，测试形式、统计和计分程序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调整，从而减少人们的偏见和质疑。
第六，详细说明私营企业在三年一度的PISA准备、实施后续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以规避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 第七，放缓PISA测试无限扩张的脚步，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建议，终止下一轮测试，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开发更科学的评价模式。
我们相信，经合组织PISA的专家们具有良好的改进教育的初衷。但是，令我们无法理解的是：这一组织怎么变成了一个掌控全球教育手段和目标的“仲裁者”？
经合组织偏执于标准化考试的做法，存在着将学习变成一桩“苦差事”，进而抹杀学生学习兴趣的危险。实际上，经合组织拥有对全球教育政策的影响力，而人们却没有考虑它是否有必要这样做，以及这样做是否具有局限性。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它用单一、狭隘和有偏见的理念，去衡量丰富多样的教育传统和文化，这必将给我们的学校和学生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
以下是80位学者的联合署名：
保罗·安德鲁斯（Paul Andrews），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数学教育教授；
洛丽·阿特金森（Lori Atkinson），美国纽约州公共教育联合会（New York State Allies for Public Education）；
斯蒂芬·鲍尔（Stephen Ball），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教育社会学教授；
梅利莎·巴伯（Melissa Barber），反对高风险测试家长协会（Parents Against High Stakes Testing）；
洛丽·贝克特（Lori Beckett），英国利兹城市大学（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教师教育教授；
吉莉安·贝拉尔迪（Jillaine Berardi），美国纽约市林登大道中学（Linden Avenue Middle School）助理校长；
戴维·伯利纳（David Berliner），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学教授；
伊丽莎白·布卢姆（Elizabeth Bloom），美国哈特威克学院（Hartwick College）教育学副教授；
丹妮尔·布代（Danielle Boudet）， 美国纽约奥尼昂塔地区公共教育协会（Oneonta Area for Public Education）；
尼尔·博兰（Neil Boland），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高级讲师；
卡罗尔·伯里斯（Carol Burris），美国南区高中（South Side High School）校长，纽约州年度最佳教师；
南希·考森（Nancy Cauthen）博士， 美国纽约州公共教育联合会；
克里斯·切罗内（Chris Cerrone），美国纽约州公共教育联合会；
萨格鲁·夏兰（Sugrue Ciaran），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珍妮特·多伊特曼（Jeannette Deutermann），美国纽约州公共教育联合会创始人；
内丝塔·迪瓦恩（Nesta Devine），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副教授；
阿尼·道奇（Arnie Dodge），美国长岛大学（Long Island University）教育领导系主任；
朱迪思·道奇（Judith Dodge），作家、教育顾问；
蒂姆·法利（Tim Farley），美国纽约州公共教育联合会、伊卡博德·科瑞恩学校（Ichabod Crane School）校长；
斯塔西亚·费利塞罗（Stacia Fellicello），钱伯斯小学（Chambers Elementary School）校长；
马丽·弗莱明（Mary Fleming），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alway）教育学院讲师；
戈兰·弗兰森（G？觟ran Fransson），瑞典耶夫勒大学（University of G？覿vle）教育学副教授；
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英语与文化研究教授；
吉恩·格拉斯（Gene Glass），墨西哥国家教育政策研究中心（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Center）高级研究员；
凯文·格林（Kevin Glynn），教育家、“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项目创建人；
哈维·戈尔茨坦（Harvey Goldstein），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社会统计学教授；
戴维·戈尔列维斯基（David Gorlewski），美国德尤维尔学院（D’Youville College）教育领导学博士课程主任；
朱莉·戈尔列维斯基（Julie Gorlewski），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New Paltz）助理教授；
谢里尔·高伊（Cheryl Gowie），美国西恩纳学院（Siena College）教育学教授；
基尔斯滕·格林（Kiersten Greene），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助理教授；
利奥妮·海姆森（Leonie Haimson），“班级规模很重要”（Class Size Matters）项目主任、家长代表； 曼纽拉·海因茨（Manuela Heinz），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教育学院教学实践部主任；
米歇尔·休斯（Michelle Hughes），美国海伊梅多私立学校（High Meadows Independent School）校长；
马克·朱里（Mark Jury），美国西恩纳学院教育系主任；
赫德森·瓦利·卡恩（Hudson Valley Kahn），反对核心课程（Against Common Core）；
米歇尔·凯顿（Michelle Kayden），美国纽约市林登大道中学；
阿洛·肯普夫（Arlo Kempf），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校与社会项目协调人；
马拉·基尔福伊尔（Marla Kilfoyle），班德斯教师协会总经理（General Manager of BATs）；
戴维·拉巴里（David Labaree），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育学教授；
哈里·列昂纳达斯（Harry Leonardatos），美国纽约克拉克镇中学校长；
约翰·麦克贝思（John MacBeath），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退休教授、“学习领导”（Leadership for Learning）项目主任；
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美国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杰出教授；
杰西卡·麦克奈尔（Jessica McNair）；美国纽约州公共教育联合会家长代表；
海因茨·迪特尔（Heinz-Dieter Meyer），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教育治理与政策专业副教授；
汤姆·迈耶（Tom Meyer），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中等教育专业副教授；
罗斯玛丽·米勒姆（Rosemary Millham），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杰出教师校园”（Master Teacher Campus）项目主任；
奥利维拉·安德烈奥蒂·瓦妮莎（Oliveira Andreotti Vanessa），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种族、不平等与全球变迁项目主任；
卡罗尔·斯佩里（Carol Sperry），美国宾夕法尼亚米尔斯韦拉大学（Millersville University）荣休教授；
肯·米切尔（Ken Mitchell），下哈得逊谷督学委员会（Lower Hudson Valley Superintendents Council）；
斯蒂芬·莫切（Stephen Mucher），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教学艺术硕士学位”（Bard Master of Arts in Teaching Program）项目主任；
马克·内森（Mark Naison），美国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非裔美国人研究及历史教授；
克里斯·尼尔森（Kris Nielsen），《共同核心标准下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Core）作者；
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哲学教授；
佩德罗·诺格拉（Pedro Noguera），美国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教育学教授；
伊莎贝尔·努涅斯（Isabel Nunez），美国康卡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副教授；
阿伦·帕拉斯（Aaron Palla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社会学与教育学教授；
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Peters），新西兰瓦卡托大学（University of Waikato）教授；
奈杰尔·皮尤（Nigel Pugh），美国纽约理查德·格林高中（Richard R Green High School of Teaching）校长；
戴安娜·拉维奇（Diane Ravitch），美国纽约大学教授；
里韦拉·威尔逊（Rivera-Wilso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诊断性培训和现场体验”（Clinical Training and Field Experiences）项目主任；
彼得·罗伯茨（Peter Roberts），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教育与领导学院教授；
埃亚·罗格尔（Eija Rougle），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教员；
莉萨·罗德里（Lisa Rudley），“教育政策-自闭症行动网络”（Education Policy-Autism Action Network）项目主任；
珍妮特·萨尔茨曼（Janet Saltzman），红钩高中（Red Hook High School）物理教师；
南希·施奈德温德（Nancy Schniedewind），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教育学教授；
鲁思·西尔弗伯格（Ruth Silverberg），美国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副教授；
爱德华·圣·约翰（Edward St. John），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教授；
铃木大雄（Suzuki Daiyu），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休·斯沃菲尔德（Sue Swaffield），英国剑桥大学“教育领导与学校提升”项目高级讲师；
比安卡·塔尼斯（Bianca Tanis），“反思测试”（ReThinking Testing）项目家长代表；
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美国弗尔曼大学（Furman University）教育学副教授；
马丁·思拉普（Martin Thrupp），新西兰瓦卡托大学教育学教授；
KT·托宾（KT Tobin），“反思测试”项目创始人；
萨莉·汤姆林森（Sally Tomlinson），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教育系资深研究员、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退休教授；
伊夫·塔克（Eve Tuck），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美国土著民研究”项目协调人；
范斯莱克·布里格斯·科尔斯基（VanSlyke- Briggs Kjersti），纽约州立大学奥尼昂塔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ollege at Oneonta）副教授；
伊莱恩·威尔逊（Elaine Wilson），英国剑桥大学教育学院；
特里·里格利（Terry Wrigley），澳大利亚巴拉拉特大学（University of Ballarat）高级研究员；
凯蒂·扎赫迪（Katie Zahedi），美国纽约市林登大道中学校长；
赵勇，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教育学教授。
注释：
①原文见http：//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4/may/06/oecd-pisa-tests-damaging-education-academics。
编辑 朱婷婷 贾晓燕
尊敬的施莱克尔博士：
PISA在全球已经实施了13个年头，目前，这一测试已经成为测量经合组织成员国家及非该组织成员国家（60余国）15岁学生在数学、科学、阅读方面学习能力的重要工具。该测试每三年举办一次，每次举办之后，有关国家的政府部门、教育官员、报纸编辑都热切期盼着测试成绩的公布。测试结果被大量的政策分析报告所引用，开始深刻影响相关国家的教育政策。一些国家根据测试结果调整其教育政策，以期提高其在测试项目中的排名，如不能在这一项目中取得进步，就会被认为遭遇了“教育危机”或“PISA休克症”。与PISA测试伴随而来的可能是官员的辞职以及对教育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们认为，PISA排名的消极影响有以下七点。
第一，许多国家已经采用了几十年的标准化考试制度，人们对这些考试制度的效度和信度多有微词。PISA对标准化考试制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使我们更加依赖量化技术。例如，PISA成为美国最近提出的“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项目的重要依据。这一项目用标准化测试来评价学生、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并根据测试结果对这些人员进行排名。事实证明，这样的测试并不完美。例如，人们无法解释芬兰在PISA测试中排名下降的现象。
第二，三年一度的PISA测试使得相关国家的教育政策更加关注教育的短期效应，希望借助这一测试迅速提升本国在项目中的排名。但研究显示，真正的教育改革需要经历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结出硕果。例如，教师地位对教育质量至关重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某些国家教师地位不高的问题难以通过短期政策得到改善。
第三，PISA只关注可以测量的教学内容，忽视了难以测量的教育目标（如体育、德育、公民素养、艺术素养等）。这样的测试制约了我们对于“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了什么”的集体想象力。
第四，经合组织是一个经济发展部门，自然对公立学校的经济功能“情有独钟”。但是，培养年轻人的就业能力不是公共教育的唯一（甚至不是主要）目的。公共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学生跨入未来民主自治社会、实现全面发展和提升个人福祉作准备。
第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具有明确宗旨：改善全球教育质量和儿童的生存状况。目前，经合组织并没有这样的宗旨，也没有有效、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
第六，在实施PISA测试、提供后续相关服务的过程中，经合组织建立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并与一些跨国营利性公司建立了联盟。这些公司从PISA的流弊中获益，通过向美国的一些学校和学区提供教育服务来攫取巨额利益，并计划在非洲开设营利性小学。目前，经合组织正准备向非洲输入PISA。
第七，周期性举办的PISA测试导致我们大量开展多项选择测试，接受由出版商提供的课程。这些措施让课堂教学变得更加脆弱，影响了孩子，也使教师失去了自主性。如此一来，PISA给原先已不堪重负的学校教育雪上加霜，最终会损及师生利益。
上述影响显然与人们广为接受的“优质教育”和“民主实践”的原则相违背。
首先，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应该基于单一的教育质量测试结果。
其次，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应该忽视非教育因素的作用。其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性至关重要。在过去的15年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在加剧，导致了教育领域中的“贫富差距”——不管我们如何精心设计改革，都难以弥合这样的差距。
最后，像其他任何影响社区生活的组织一样，经合组织也应该接受社区成员对其民主性的问责。
我们写这封信的目的不只是揭示问题，更在于提供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以便于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以下七条建议虽未面面俱到，但可以帮助我们在避免上述问题的同时，改善我们的教学。
第一，开发其他更具教育价值又不至于“引发争议”的教学成果评价手段。例如，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15岁的孩子可能已经进入了童工的行列，而对于第一世界的国家而言，推行PISA测试就难以引起教育或政治上的争议。这便容易让人们对经合组织提出“教育殖民主义”的指控。
第二，让更广泛的利益群体和学者参与教育质量的评价工作。目前，对国际上学习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影响最大的人群是心理测量、统计和经济领域的专家。虽然这些专家在教育领域具有权威地位，但其他人群也应参与其中，如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行政人员、社区领导、学生、其他学科（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艺术等）的学者。对于15岁学生的学业成就应该测评什么以及如何测评的问题，应该由上述人群共同参与，并在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加以讨论。
第三，在形成教育评价方法和标准的过程中，应该邀请更多的国家和国际性组织参加。这些组织不仅要关注公共教育的经济价值，更要关注学生和教师的健康、个体发展和福祉。
第四，公开PISA的实施（直接的、间接的）成本，以便于参与国的纳税人考虑是否有可能把同样的经费用到其他更加重要的地方，或者决定是否继续参与这样的活动。
第五，欢迎独立的国际组织监督PISA从理念到实施的各个环节。这样，测试形式、统计和计分程序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调整，从而减少人们的偏见和质疑。
第六，详细说明私营企业在三年一度的PISA准备、实施后续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以规避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 第七，放缓PISA测试无限扩张的脚步，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建议，终止下一轮测试，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开发更科学的评价模式。
我们相信，经合组织PISA的专家们具有良好的改进教育的初衷。但是，令我们无法理解的是：这一组织怎么变成了一个掌控全球教育手段和目标的“仲裁者”？
经合组织偏执于标准化考试的做法，存在着将学习变成一桩“苦差事”，进而抹杀学生学习兴趣的危险。实际上，经合组织拥有对全球教育政策的影响力，而人们却没有考虑它是否有必要这样做，以及这样做是否具有局限性。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它用单一、狭隘和有偏见的理念，去衡量丰富多样的教育传统和文化，这必将给我们的学校和学生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
以下是80位学者的联合署名：
保罗·安德鲁斯（Paul Andrews），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数学教育教授；
洛丽·阿特金森（Lori Atkinson），美国纽约州公共教育联合会（New York State Allies for Public Education）；
斯蒂芬·鲍尔（Stephen Ball），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教育社会学教授；
梅利莎·巴伯（Melissa Barber），反对高风险测试家长协会（Parents Against High Stakes Testing）；
洛丽·贝克特（Lori Beckett），英国利兹城市大学（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教师教育教授；
吉莉安·贝拉尔迪（Jillaine Berardi），美国纽约市林登大道中学（Linden Avenue Middle School）助理校长；
戴维·伯利纳（David Berliner），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学教授；
伊丽莎白·布卢姆（Elizabeth Bloom），美国哈特威克学院（Hartwick College）教育学副教授；
丹妮尔·布代（Danielle Boudet）， 美国纽约奥尼昂塔地区公共教育协会（Oneonta Area for Public Education）；
尼尔·博兰（Neil Boland），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高级讲师；
卡罗尔·伯里斯（Carol Burris），美国南区高中（South Side High School）校长，纽约州年度最佳教师；
南希·考森（Nancy Cauthen）博士， 美国纽约州公共教育联合会；
克里斯·切罗内（Chris Cerrone），美国纽约州公共教育联合会；
萨格鲁·夏兰（Sugrue Ciaran），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珍妮特·多伊特曼（Jeannette Deutermann），美国纽约州公共教育联合会创始人；
内丝塔·迪瓦恩（Nesta Devine），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副教授；
阿尼·道奇（Arnie Dodge），美国长岛大学（Long Island University）教育领导系主任；
朱迪思·道奇（Judith Dodge），作家、教育顾问；
蒂姆·法利（Tim Farley），美国纽约州公共教育联合会、伊卡博德·科瑞恩学校（Ichabod Crane School）校长；
斯塔西亚·费利塞罗（Stacia Fellicello），钱伯斯小学（Chambers Elementary School）校长；
马丽·弗莱明（Mary Fleming），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alway）教育学院讲师；
戈兰·弗兰森（G？觟ran Fransson），瑞典耶夫勒大学（University of G？覿vle）教育学副教授；
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英语与文化研究教授；
吉恩·格拉斯（Gene Glass），墨西哥国家教育政策研究中心（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Center）高级研究员；
凯文·格林（Kevin Glynn），教育家、“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项目创建人；
哈维·戈尔茨坦（Harvey Goldstein），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社会统计学教授；
戴维·戈尔列维斯基（David Gorlewski），美国德尤维尔学院（D’Youville College）教育领导学博士课程主任；
朱莉·戈尔列维斯基（Julie Gorlewski），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New Paltz）助理教授；
谢里尔·高伊（Cheryl Gowie），美国西恩纳学院（Siena College）教育学教授；
基尔斯滕·格林（Kiersten Greene），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助理教授；
利奥妮·海姆森（Leonie Haimson），“班级规模很重要”（Class Size Matters）项目主任、家长代表； 曼纽拉·海因茨（Manuela Heinz），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教育学院教学实践部主任；
米歇尔·休斯（Michelle Hughes），美国海伊梅多私立学校（High Meadows Independent School）校长；
马克·朱里（Mark Jury），美国西恩纳学院教育系主任；
赫德森·瓦利·卡恩（Hudson Valley Kahn），反对核心课程（Against Common Core）；
米歇尔·凯顿（Michelle Kayden），美国纽约市林登大道中学；
阿洛·肯普夫（Arlo Kempf），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校与社会项目协调人；
马拉·基尔福伊尔（Marla Kilfoyle），班德斯教师协会总经理（General Manager of BATs）；
戴维·拉巴里（David Labaree），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育学教授；
哈里·列昂纳达斯（Harry Leonardatos），美国纽约克拉克镇中学校长；
约翰·麦克贝思（John MacBeath），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退休教授、“学习领导”（Leadership for Learning）项目主任；
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美国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杰出教授；
杰西卡·麦克奈尔（Jessica McNair）；美国纽约州公共教育联合会家长代表；
海因茨·迪特尔（Heinz-Dieter Meyer），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教育治理与政策专业副教授；
汤姆·迈耶（Tom Meyer），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中等教育专业副教授；
罗斯玛丽·米勒姆（Rosemary Millham），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杰出教师校园”（Master Teacher Campus）项目主任；
奥利维拉·安德烈奥蒂·瓦妮莎（Oliveira Andreotti Vanessa），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种族、不平等与全球变迁项目主任；
卡罗尔·斯佩里（Carol Sperry），美国宾夕法尼亚米尔斯韦拉大学（Millersville University）荣休教授；
肯·米切尔（Ken Mitchell），下哈得逊谷督学委员会（Lower Hudson Valley Superintendents Council）；
斯蒂芬·莫切（Stephen Mucher），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教学艺术硕士学位”（Bard Master of Arts in Teaching Program）项目主任；
马克·内森（Mark Naison），美国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非裔美国人研究及历史教授；
克里斯·尼尔森（Kris Nielsen），《共同核心标准下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Core）作者；
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哲学教授；
佩德罗·诺格拉（Pedro Noguera），美国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教育学教授；
伊莎贝尔·努涅斯（Isabel Nunez），美国康卡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副教授；
阿伦·帕拉斯（Aaron Palla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社会学与教育学教授；
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Peters），新西兰瓦卡托大学（University of Waikato）教授；
奈杰尔·皮尤（Nigel Pugh），美国纽约理查德·格林高中（Richard R Green High School of Teaching）校长；
戴安娜·拉维奇（Diane Ravitch），美国纽约大学教授；
里韦拉·威尔逊（Rivera-Wilso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诊断性培训和现场体验”（Clinical Training and Field Experiences）项目主任；
彼得·罗伯茨（Peter Roberts），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教育与领导学院教授；
埃亚·罗格尔（Eija Rougle），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教员；
莉萨·罗德里（Lisa Rudley），“教育政策-自闭症行动网络”（Education Policy-Autism Action Network）项目主任；
珍妮特·萨尔茨曼（Janet Saltzman），红钩高中（Red Hook High School）物理教师；
南希·施奈德温德（Nancy Schniedewind），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教育学教授；
鲁思·西尔弗伯格（Ruth Silverberg），美国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副教授；
爱德华·圣·约翰（Edward St. John），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教授；
铃木大雄（Suzuki Daiyu），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休·斯沃菲尔德（Sue Swaffield），英国剑桥大学“教育领导与学校提升”项目高级讲师；
比安卡·塔尼斯（Bianca Tanis），“反思测试”（ReThinking Testing）项目家长代表；
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美国弗尔曼大学（Furman University）教育学副教授；
马丁·思拉普（Martin Thrupp），新西兰瓦卡托大学教育学教授；
KT·托宾（KT Tobin），“反思测试”项目创始人；
萨莉·汤姆林森（Sally Tomlinson），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教育系资深研究员、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退休教授；
伊夫·塔克（Eve Tuck），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帕兹分校“美国土著民研究”项目协调人；
范斯莱克·布里格斯·科尔斯基（VanSlyke- Briggs Kjersti），纽约州立大学奥尼昂塔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ollege at Oneonta）副教授；
伊莱恩·威尔逊（Elaine Wilson），英国剑桥大学教育学院；
特里·里格利（Terry Wrigley），澳大利亚巴拉拉特大学（University of Ballarat）高级研究员；
凯蒂·扎赫迪（Katie Zahedi），美国纽约市林登大道中学校长；
赵勇，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教育学教授。
注释：
①原文见http：//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4/may/06/oecd-pisa-tests-damaging-education-academics。
编辑 朱婷婷 贾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