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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重要馆藏，其中出土的一千余件文物每一件都堪称精品，5枚“和同开弥”银币即是其非常重要的一组，它是唯一来自东亚邻国的文物，即是在本国日本同样非常珍贵。“和同开珎”作为反映中日交流和日本经济领域的重要物证也受到关注，有专门研究的文章，也在很多论著中涉及，截止目前，其中一个焦点是“和同开珎”的“珎”字的释读，一种观点认为“珎”是宝字繁体字的省略写法，另一种观点认为“珎”是珍字的异体字。总的来说，我国多数学者持前一种观点，日本学界及官方教科书起初两种说法并存，现在多数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本文在对现有研究成果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日本铸币史、中日两国在“和同开珎”铸造前后的交往等史实，认为“珎”是珍字的异体字，“和同开珎”就是“和同开珍”。
现代学者中郭沫若首先对何家村窖藏出土“和同开弥”进行研究，直接将其释读为“和同开宝”，认为“珍”是寅字的简化，指出我国和日本人中将其释为“珍”属于误认。文中还引用日本《和语连珠集》、《续日本书纪》等对“和同开珎”钱的铸造、传人中国和埋藏做了分析研究，同时引用日本古钱收藏家成岛柳北的观点指出应该释读为“和同开宝”（参见《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1972年第3期）。杨海鹏首次专文讨论“和同开珎”钱著录，梳理研究论著和钱谱、钱币辞典后，指出应著录为“珎”，同时引述金毓黻在20世纪30年代，即指出渤海上京宫殿遗址发现的“和同开珎”应为“和同开宝”，及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同样认为应该释读为“和同开宝”（参见《关于日本“和同开弥”钱文的释读与著录》，《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周萍萍在2003年研究“和同开珎”钱，梳理中日两国学界的两种观点，还结合“宝”和“珍”的字义区别，也认为应该释读为“和同开宝”（参见《略说日本钱币“和同开弥”》，《天府新论》2003年第1期）。2010年4月6日陕西历史博物馆以何家村窖藏为专题的“大唐遗宝”对外开放，在同日举办的“何家村珍宝与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王维坤以日文发表了题为《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日本“和同开珎”银币》的演讲，同样梳理了两种观点，尤其对日本学界和教科书的论著和观点搜罗最全，其重要者有若林好和藤井一二，指出在日本从两种观点并存到越来越倾向于“和同开珍”观点的发展趋势，主张应该释读为“和同开宝”。归纳起来，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为：1、“和同开珎”是模仿唐代“开元天宝”钱所铸，“和同”系年号“和铜”之省，“开宝”系取“开元天宝”首尾二字，且“珎”为“寅”之省；2、“和同开珎”系日本钱币“皇朝十二品”之首，其后11种钱币均作“×××宝”；3、在日本与“和同开弥”伴出的常有一枚或数枚开元通宝，这表明铸造“和同开珎”时各个铸钱机构都可能配有当作范样的开元通宝。钱文虽由通宝变成了开宝，或是开元通宝简称，或是日本对唐王朝细微抗衡心理的表现；4、日本借用汉字的模仿与省笔现象。
主张“和同开珍”说的，在日本斋藤忠著《日本考古学辞典》中，一方山中笑认为“开珎”是“周朝抚历肇开九府之珍”，与宝字没有关系；阿部谦二认为“初铸的货币用于供奉神明，而不是流通，这就决定了它的读音，为‘开珍一。我国学者中主张此说的比较少，王俪阎在《日本古代铜铸币考略——兼谈“和同开珎”钱文含义》（参见中国钱币学会与内蒙古钱币学会2008年7月3日至4日联合主办“东北亚地区历史货币与人民币跨境流通学术研讨会”论文）中论述最为充分：1、富本钱的发现，证明在“和同开珎”铸造前，日本就已经发现铜矿并铸造铜钱，营谷文则也说两汉时期日本有丰富的铜矿石（参见《中国青铜技术对东亚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4日第A05版“特别策划冶金术与古代东亚文明”）；2、“和铜”作为年号没有理由省略；3、除了最早的富本与“和同开珎”外，不论前后期铸币都沿袭唐的“宝”文，无一例外，如果政府铸造年号钱以示纪念，直接用“和铜开宝”最简单，没有必要四个字的钱文就有两个字省去偏旁部首。比照富本钱的模仿与创新，“和同开弥”应该也属于借鉴唐钱形制而加以本土化改造的产物。4、皇朝十二钱中，只有靠后的四种为年号钱，说明早期铸币并不看重以年号为钱文。5、“开元通宝”的“开元”二字与唐朝皇帝的年号无关，就算是加以模仿，“和同”二字也应该与元明天皇年号无关。
此外，还有一点，“和同开珎”与“开元通宝”钱文读序也不同，前者是按上右下左顺时针方向，后者则是上下左右的读序。《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记载：“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或许“和同开珎”采用了坊间的读法。
要正确释读“和同开珎”，还需要从日本铸币史和隋唐时期中日交流的形势来考察。
“和同开珎”并不是日本最早的货币，《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十二年（683年）4月朝廷曾颁布全面禁止使用银钱、改用铜钱，但允许在铸造钱币时使用生银的诏令。在日本确已发现100多枚圆形无孔的“无纹银钱”，在奈良县飞鸟池遗址也发现了近300枚“富本”钱，圆形方孔，方孔上下分别为“富本”二字，左右为七个点表示的“七曜文”；多数铜钱周边一圈留有脱离于铸模的边痕，并有铸模出土，该遗址的年代为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一致，为日本铸币的起源（冯玮：《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高英民也说，根据地层关系及墓葬随葬品特征，日本考古学家推断富本钱的铸造年代为公元683年，即天武天皇十二年（唐高宗永淳二年）。很显然，它比和同开珎钱早25年（参见《日本最古的货币——富本钱》，《文物天地》2001年第1期）。
以上说法属实的话，富本钱的铸造年代当为683年前后，而“开元通宝”钱已于高祖武德四年即621年铸造发行。日本第一批遣唐使的派出时间是630年，《日本书纪》推古三十一年（623年）七月条载，从唐朝学成回国的僧惠日、福因等上奏：“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在舒明天皇即位的第二年（630年），派遣犬上君三田耜、药师惠日出使大唐，是为第一批遣唐使（王勇：《从遣隋使到遣唐使》，《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之后分别在653年、654年、659年、665年、669年，也就是富本钱铸造之前，共派出了六批遣唐使。可以说富本钱的铸造是模仿了自西汉一直流行到隋乃至唐初的“五铢钱”，变化的是，钱文从“五铢”变成了“富本”，方孔左右两边加上了七个点。如果此说成立，就很值得注意，在“开元通宝”钱之后将近50年，前后6次遣唐使到中国访问，其首次铸钱却模仿的是“五铢钱”，而且是有借鉴有改变，这是其学习的一个特点，其实也是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一个共同特点。 在此期间中日关系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就是663年白江口战役，唐朝和新罗联军大败百济和日本联军，导致日本势力退出朝鲜半岛，百济灭亡。668年高句丽灭亡，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韩昇认为“第4、5、6次遣唐使都是围绕朝鲜战事展开的”。（参见《东亚关系的变动与遣唐使始末》，《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第七次遣唐使的派遣是在30多年以后，也就是多数研究“和同开珎”论著都提到的，公元701年（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日本决定恢复遣唐使的派遣，“此次遣唐使带着以中国制度为蓝本，建立具有律令制度国家以提高日本地位的目的”“还带有在日本发行货币，需要了解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流通式样的使命”（【日]石川谆著，晏新志、师晓群译：《和同开弥铸造之变迁》，《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辑）。
在决定恢复遣唐使的前一年，即文武天皇三年一二月间就有设置“铸钱司”的记载，但是没有什么进展，这次遣唐使704年回到日本，然后就是708年（元明天皇庆云五年）正月，据《续日本书纪》记载，武藏国秩父乡（郡）献铜，改元“和铜”；二月设置“催铸钱司”，五月发行银钱，七月令近江国铸铜钱，八月发行铜钱；第二年八月废银钱，统一使用铜钱。这里的银钱和铜钱都是“和同开珍”，“和同开珍”钱的铸造可以看作第七次遣唐使的直接成果，模仿的对象自然是唐朝的“开元通宝”。正如“开元通宝”钱的铸造，在日本当时诏令中也没有说明为何取名“和同开珍”，石川谆在《和同开珎铸造之变迁》一文中说，“和同开弥的外观尽管仿照的是唐朝的开元通宝，钱文却由通宝变成了开宝，其真正的寓意现已不得而知，但这种钱文上的变化也许是对唐王朝的细微抗衡心理的表现。”荣原永远等也认为，不用“宝”而用“珎”，从又一个侧面显示了日本以“小帝国”自诩、意欲在东亚和中国平起平坐（参见冯玮著《日本通史》）。
发行钱币是一个政权非常重要的事情，钱文内容和字体的选择也是一件慎重的工作，因此，在释读钱文时应该从其显现给我们的信息人手。中国文字和文化无疑对日本文字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向的学习，到我国隋代，日本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飞鸟时代初期有一位摄政的圣德太子，其本人就像中国南朝梁武帝那样亲自讲经，还著有《三经义疏》，对《法华经》《维摩经》《胜童经》进行注释。发布宪法十七条，据研究有许多内容出自汉籍，包括《诗经》《书经》《礼记》《孝经》《论语》《左传》《管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史记》《汉书》等（【日]坂本太郎著，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日本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可以看出，至少在上层，对中国文字和典籍非常熟悉。如之前很多学者指出，“珎”是“珍”的俗体字，常写作“珎”，当它作为“寅”字的一部分时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在日本也可以看到，写成于756年的法隆寺献物帐中，有一份《国家珍宝账》，收有光明皇后御制发愿文和奉献物品的细目，卷首即作“奉为太上天皇合国家珎宝等人为东大寺愿文”，其后还有“地不惜珎”的说法，在中国一般说法是“地不爱宝”，虽然该账写成年代比“和同开珎”始铸的年代晚，可供参考。
“和同开珎”作为皇朝十二钱之首，一直使用到760年（天平宝字四年），这一年发行了“万年通宝”，依然沿用“和同开珎”钱的上右下左读序，钱文却采用了“开元通宝”钱的“通宝”之称，其后的十种钱均采用“宝”字：神功开宝、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长年大宝、饶益神宝、贞观永宝、宽平大宝、延喜通宝、乾元大宝。冯玮认为是在“唐风劲吹、先进的唐文化不断传人日本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朝廷还是为之折服。”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701年第七次遣唐使之后，到“万年通宝”铸造之前，还有717年、733年、752年、759年四次遣唐使到达中国，此时期中国主要处于开元盛世时期，日本“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广泛收集各类图籍，拜师交友，学习知识，一批一批地运回日本，在日本全面推行以唐朝制度文化为样本的改革，建设‘律令制’国家，大起唐式伽蓝，尤其以位于今日奈良的平城京和位于京都的平安京为代表，八九世纪的日本简直就是唐朝的缩影。全面唐化的奈良时代，日本文化史称之为‘唐风文化’时期。”（韩羿：《东亚关系的变动与遣唐使始末》，《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这一时期代表人物有：以遣唐使身份入唐、考中进士并在唐为官的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为“晁衡”，李白的好友；拜青龙寺密宗大师惠果为师、回日本创立真言宗，成为开创“东密”的祖师的空海；九死一生东渡日本传法的鉴真，等等，这一时期的确是中日交流史上的黄金时期。
综上所述，“和同开珎”钱应该释读为“和同开珍”，由于“和同开珎”银钱从发行到废止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遗存非常少，我国除何家村窖藏发现的5枚“和同开弥”银钱，洛阳也曾发现5枚，可惜4枚被毁（霍宏伟、董留根：《洛阳出土日本和同开弥银币》，《中国钱币》1998年第4期）。因此它既是日本铸币史的重要资料，还反映了7世纪前后的中日关系，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耿坤）
现代学者中郭沫若首先对何家村窖藏出土“和同开弥”进行研究，直接将其释读为“和同开宝”，认为“珍”是寅字的简化，指出我国和日本人中将其释为“珍”属于误认。文中还引用日本《和语连珠集》、《续日本书纪》等对“和同开珎”钱的铸造、传人中国和埋藏做了分析研究，同时引用日本古钱收藏家成岛柳北的观点指出应该释读为“和同开宝”（参见《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1972年第3期）。杨海鹏首次专文讨论“和同开珎”钱著录，梳理研究论著和钱谱、钱币辞典后，指出应著录为“珎”，同时引述金毓黻在20世纪30年代，即指出渤海上京宫殿遗址发现的“和同开珎”应为“和同开宝”，及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同样认为应该释读为“和同开宝”（参见《关于日本“和同开弥”钱文的释读与著录》，《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周萍萍在2003年研究“和同开珎”钱，梳理中日两国学界的两种观点，还结合“宝”和“珍”的字义区别，也认为应该释读为“和同开宝”（参见《略说日本钱币“和同开弥”》，《天府新论》2003年第1期）。2010年4月6日陕西历史博物馆以何家村窖藏为专题的“大唐遗宝”对外开放，在同日举办的“何家村珍宝与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王维坤以日文发表了题为《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日本“和同开珎”银币》的演讲，同样梳理了两种观点，尤其对日本学界和教科书的论著和观点搜罗最全，其重要者有若林好和藤井一二，指出在日本从两种观点并存到越来越倾向于“和同开珍”观点的发展趋势，主张应该释读为“和同开宝”。归纳起来，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为：1、“和同开珎”是模仿唐代“开元天宝”钱所铸，“和同”系年号“和铜”之省，“开宝”系取“开元天宝”首尾二字，且“珎”为“寅”之省；2、“和同开珎”系日本钱币“皇朝十二品”之首，其后11种钱币均作“×××宝”；3、在日本与“和同开弥”伴出的常有一枚或数枚开元通宝，这表明铸造“和同开珎”时各个铸钱机构都可能配有当作范样的开元通宝。钱文虽由通宝变成了开宝，或是开元通宝简称，或是日本对唐王朝细微抗衡心理的表现；4、日本借用汉字的模仿与省笔现象。
主张“和同开珍”说的，在日本斋藤忠著《日本考古学辞典》中，一方山中笑认为“开珎”是“周朝抚历肇开九府之珍”，与宝字没有关系；阿部谦二认为“初铸的货币用于供奉神明，而不是流通，这就决定了它的读音，为‘开珍一。我国学者中主张此说的比较少，王俪阎在《日本古代铜铸币考略——兼谈“和同开珎”钱文含义》（参见中国钱币学会与内蒙古钱币学会2008年7月3日至4日联合主办“东北亚地区历史货币与人民币跨境流通学术研讨会”论文）中论述最为充分：1、富本钱的发现，证明在“和同开珎”铸造前，日本就已经发现铜矿并铸造铜钱，营谷文则也说两汉时期日本有丰富的铜矿石（参见《中国青铜技术对东亚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4日第A05版“特别策划冶金术与古代东亚文明”）；2、“和铜”作为年号没有理由省略；3、除了最早的富本与“和同开珎”外，不论前后期铸币都沿袭唐的“宝”文，无一例外，如果政府铸造年号钱以示纪念，直接用“和铜开宝”最简单，没有必要四个字的钱文就有两个字省去偏旁部首。比照富本钱的模仿与创新，“和同开弥”应该也属于借鉴唐钱形制而加以本土化改造的产物。4、皇朝十二钱中，只有靠后的四种为年号钱，说明早期铸币并不看重以年号为钱文。5、“开元通宝”的“开元”二字与唐朝皇帝的年号无关，就算是加以模仿，“和同”二字也应该与元明天皇年号无关。
此外，还有一点，“和同开珎”与“开元通宝”钱文读序也不同，前者是按上右下左顺时针方向，后者则是上下左右的读序。《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记载：“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或许“和同开珎”采用了坊间的读法。
要正确释读“和同开珎”，还需要从日本铸币史和隋唐时期中日交流的形势来考察。
“和同开珎”并不是日本最早的货币，《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十二年（683年）4月朝廷曾颁布全面禁止使用银钱、改用铜钱，但允许在铸造钱币时使用生银的诏令。在日本确已发现100多枚圆形无孔的“无纹银钱”，在奈良县飞鸟池遗址也发现了近300枚“富本”钱，圆形方孔，方孔上下分别为“富本”二字，左右为七个点表示的“七曜文”；多数铜钱周边一圈留有脱离于铸模的边痕，并有铸模出土，该遗址的年代为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一致，为日本铸币的起源（冯玮：《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高英民也说，根据地层关系及墓葬随葬品特征，日本考古学家推断富本钱的铸造年代为公元683年，即天武天皇十二年（唐高宗永淳二年）。很显然，它比和同开珎钱早25年（参见《日本最古的货币——富本钱》，《文物天地》2001年第1期）。
以上说法属实的话，富本钱的铸造年代当为683年前后，而“开元通宝”钱已于高祖武德四年即621年铸造发行。日本第一批遣唐使的派出时间是630年，《日本书纪》推古三十一年（623年）七月条载，从唐朝学成回国的僧惠日、福因等上奏：“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在舒明天皇即位的第二年（630年），派遣犬上君三田耜、药师惠日出使大唐，是为第一批遣唐使（王勇：《从遣隋使到遣唐使》，《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之后分别在653年、654年、659年、665年、669年，也就是富本钱铸造之前，共派出了六批遣唐使。可以说富本钱的铸造是模仿了自西汉一直流行到隋乃至唐初的“五铢钱”，变化的是，钱文从“五铢”变成了“富本”，方孔左右两边加上了七个点。如果此说成立，就很值得注意，在“开元通宝”钱之后将近50年，前后6次遣唐使到中国访问，其首次铸钱却模仿的是“五铢钱”，而且是有借鉴有改变，这是其学习的一个特点，其实也是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一个共同特点。 在此期间中日关系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就是663年白江口战役，唐朝和新罗联军大败百济和日本联军，导致日本势力退出朝鲜半岛，百济灭亡。668年高句丽灭亡，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韩昇认为“第4、5、6次遣唐使都是围绕朝鲜战事展开的”。（参见《东亚关系的变动与遣唐使始末》，《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第七次遣唐使的派遣是在30多年以后，也就是多数研究“和同开珎”论著都提到的，公元701年（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日本决定恢复遣唐使的派遣，“此次遣唐使带着以中国制度为蓝本，建立具有律令制度国家以提高日本地位的目的”“还带有在日本发行货币，需要了解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流通式样的使命”（【日]石川谆著，晏新志、师晓群译：《和同开弥铸造之变迁》，《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辑）。
在决定恢复遣唐使的前一年，即文武天皇三年一二月间就有设置“铸钱司”的记载，但是没有什么进展，这次遣唐使704年回到日本，然后就是708年（元明天皇庆云五年）正月，据《续日本书纪》记载，武藏国秩父乡（郡）献铜，改元“和铜”；二月设置“催铸钱司”，五月发行银钱，七月令近江国铸铜钱，八月发行铜钱；第二年八月废银钱，统一使用铜钱。这里的银钱和铜钱都是“和同开珍”，“和同开珍”钱的铸造可以看作第七次遣唐使的直接成果，模仿的对象自然是唐朝的“开元通宝”。正如“开元通宝”钱的铸造，在日本当时诏令中也没有说明为何取名“和同开珍”，石川谆在《和同开珎铸造之变迁》一文中说，“和同开弥的外观尽管仿照的是唐朝的开元通宝，钱文却由通宝变成了开宝，其真正的寓意现已不得而知，但这种钱文上的变化也许是对唐王朝的细微抗衡心理的表现。”荣原永远等也认为，不用“宝”而用“珎”，从又一个侧面显示了日本以“小帝国”自诩、意欲在东亚和中国平起平坐（参见冯玮著《日本通史》）。
发行钱币是一个政权非常重要的事情，钱文内容和字体的选择也是一件慎重的工作，因此，在释读钱文时应该从其显现给我们的信息人手。中国文字和文化无疑对日本文字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向的学习，到我国隋代，日本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飞鸟时代初期有一位摄政的圣德太子，其本人就像中国南朝梁武帝那样亲自讲经，还著有《三经义疏》，对《法华经》《维摩经》《胜童经》进行注释。发布宪法十七条，据研究有许多内容出自汉籍，包括《诗经》《书经》《礼记》《孝经》《论语》《左传》《管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史记》《汉书》等（【日]坂本太郎著，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日本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可以看出，至少在上层，对中国文字和典籍非常熟悉。如之前很多学者指出，“珎”是“珍”的俗体字，常写作“珎”，当它作为“寅”字的一部分时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在日本也可以看到，写成于756年的法隆寺献物帐中，有一份《国家珍宝账》，收有光明皇后御制发愿文和奉献物品的细目，卷首即作“奉为太上天皇合国家珎宝等人为东大寺愿文”，其后还有“地不惜珎”的说法，在中国一般说法是“地不爱宝”，虽然该账写成年代比“和同开珎”始铸的年代晚，可供参考。
“和同开珎”作为皇朝十二钱之首，一直使用到760年（天平宝字四年），这一年发行了“万年通宝”，依然沿用“和同开珎”钱的上右下左读序，钱文却采用了“开元通宝”钱的“通宝”之称，其后的十种钱均采用“宝”字：神功开宝、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长年大宝、饶益神宝、贞观永宝、宽平大宝、延喜通宝、乾元大宝。冯玮认为是在“唐风劲吹、先进的唐文化不断传人日本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朝廷还是为之折服。”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701年第七次遣唐使之后，到“万年通宝”铸造之前，还有717年、733年、752年、759年四次遣唐使到达中国，此时期中国主要处于开元盛世时期，日本“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广泛收集各类图籍，拜师交友，学习知识，一批一批地运回日本，在日本全面推行以唐朝制度文化为样本的改革，建设‘律令制’国家，大起唐式伽蓝，尤其以位于今日奈良的平城京和位于京都的平安京为代表，八九世纪的日本简直就是唐朝的缩影。全面唐化的奈良时代，日本文化史称之为‘唐风文化’时期。”（韩羿：《东亚关系的变动与遣唐使始末》，《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这一时期代表人物有：以遣唐使身份入唐、考中进士并在唐为官的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为“晁衡”，李白的好友；拜青龙寺密宗大师惠果为师、回日本创立真言宗，成为开创“东密”的祖师的空海；九死一生东渡日本传法的鉴真，等等，这一时期的确是中日交流史上的黄金时期。
综上所述，“和同开珎”钱应该释读为“和同开珍”，由于“和同开珎”银钱从发行到废止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遗存非常少，我国除何家村窖藏发现的5枚“和同开弥”银钱，洛阳也曾发现5枚，可惜4枚被毁（霍宏伟、董留根：《洛阳出土日本和同开弥银币》，《中国钱币》1998年第4期）。因此它既是日本铸币史的重要资料，还反映了7世纪前后的中日关系，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耿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