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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西平遥古城往东南8公里，就是我的家乡——明清晋商故里西赵村，一个不大的村庄，地处平遥县东南丘陵区，全村仅530口人。旧时村民们主要集中居住在崖塬上，北临惠济河，背向宝塔山。东西两侧是深邃的飞沿沟和王温沟，南连通往东泉镇的大道。站在村北崖边眺望，可见惠济河中清水潺潺，溪流不断。河边几处不小的泉水一年四季不停地冒着，使河川两旁肥沃的土地常年受益，庄稼蔬菜年年丰收。挺立在村北头的三百年古槐树，向人们诉说着这里的历史辉煌与沧桑。
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叫高家崖，人口还算不少，但土地尽是旱地，河边神泉也无法利用，打下的粮食不能自给，而多数人家却住着青砖布瓦的四合院，丘陵区常见的土坯窑洞在这里却罕见。这是西赵村人早年生存“以商为本”的重要标志。早在明代，这里许多农民就离乡背井，到汾阳二道川、沁源、武乡山区给地主闹“庄庄”（即种农田庄园），更有不少人过黄河，跨陕甘，北入宁夏、内蒙，以肩挑贩运做小买卖，也类似北路人的走西口，风霜雪雨，寒来暑往，吃尽了人间苦头。他们虽然都是小本经营，但是个个为人诚信厚道，深得西北少数民族及边民们的信赖。在这个时期，明万历九年（1581年）由河南灵宝逃荒来这里定居的董仕端的后裔们（入籍平遥长泰里九甲），也相携涌入西出谋生的商流中。
明亡以后，清军入关。为统一大业，清王朝一直十分重视颇具实力的山西商人。从康熙皇帝西征平息噶尔丹，到雍正帝平息青海叛乱，都是依靠商人保障后勤供应的，为晋商的再次复兴提供了最大商机。而西赵村这些小商贩们，靠着在西北各地人惯马熟的优势，虽然不能像介休的范家那样能够承揽大军粮草供应，但也能做一些层次稍低的后勤保障工作，各有建树。这样，他们在蒙古、宁夏一带开始站稳了脚跟。西赵村的董显、董应和父子在征西战争结束后，获准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紫泥湖镇开设了一座当铺，叫“源泰当铺”。当铺兼有借贷功能，更能发挥其在流通领域中的优势，容易获取暴利，家运转兴，有如鲲鹏展翅，击水千里。
阿拉善左旗位于贺兰山以西，旧时平遥人称其为“山后”，东距银川一百公里，当时山西人尤其有不少平遥人，都聚在阿拉善经商，开发这块牧游地区。雍正元年（1723年）由一些平遥人结股，在紫泥湖开办了“祥泰隆”商号。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在阿拉善建定远营城，做为旗首府。雍正十年（1732年）阿拉善王府由爱肯迁进定远营城（今内蒙古巴彦浩特），祥泰隆也迁至定远营城的东关，因此，当地蒙胞有句民谚：“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比祁县大盛魁入蒙经营早了许多年。后来祥泰隆因欠源泰当铺大量高利贷，以致资不顶债，最后全号整体顶账给了源泰当铺，从此祥泰隆成为平遥西赵村董氏家族的产业。当时接管祥泰隆的董得峰已在蒙古任正六品千总武职，六房夫人中还有一蒙古女子。后来他又在平遥开设了四家票号（广裕公、广裕远等），在石咀山也开了两座当铺，于嘉庆年间在老家修建了宅第，现西赵村昌盛北街东1巷11号即董得峰当年所建。三开间加前廊的门第，宽大的街门外有上马石、五级石台阶等现存建筑，符合清代六品官的礼制。大门的额板上草书“恒于斯”三字，表达了院主人对事业持之以恒的敬业作风。
执掌了全部祖业的董得峰，晚年即移居9号院，并给五个儿子分了家，让他们各执其业，各有所居。四子振镛为道光年间贡生，为人精明强悍，董得峰将其嗣为乃兄得峥之子，另立门户，另建住宅，他于祖业院前购地建了自己的住宅（即现在西赵村兴隆街9号院）。
家产的分配，大致是把祥泰隆分给董振镛，其余兄弟四人分执四座票号等业。但是票号业在清咸丰年后竞争日剧，加之外国银行的侵入，因而每况日下，后不得不收缩歇业。而董振镛分到的祥泰隆商号，独占72%股份，其余为人力股等。他聘请自己的亲戚孝义籍商界精英赵廷斋担任祥泰隆大掌柜，大刀阔斧地整顿号规，改善经营思路和方法，使祥泰隆越办越红火，成为阿拉善地区18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首富商号。后来商号吸纳社会资金，达到25股之多，但总管（董事长）始终由董振镛及其后代担任。
光绪初年，董振镛的次子董翰昌（字墨臣）接任祥泰隆总管，他又瞄准了贺兰山东侧的宁夏地区，抓住商机，于光绪五年（1879年），由祥泰隆出资，在今银川市解放西街交电大楼旧址，开设了“隆泰裕”商号，为其子公司。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在今银川市玉皇阁开办了“广发隆货栈”，又称广发店，主要经营宁夏土产枸杞子、滩羊皮，尤其是贩运鸦片获利更巨，也成为祥泰隆的子公司，年收入都在数十万银元。据一些老年人回忆，广发店运货的骆驼就达1200多头。这两家商号加上西赵村人开的福新店、天成西，都是宁夏的著名老字号，现在所谓的历史上宁夏“晋商八大商号”，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掌握着宁夏地区的经济命脉，为宁夏地区历史上的经济开发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1997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宁夏老字号》一书，曾对此做了专门介绍，可见它们历史上的辉煌。而在内蒙古阿拉善的祥泰隆，更是内蒙古地区历史上晋商中的姣姣者。
兴隆街南一巷5号院，是祥泰隆第五任总管董枢的宅第。董枢，字星一，是董翰昌长子，清光绪年间17岁中秀才，后就读于平遥超山书院，师从名儒朱子钦（见平遥文庙现存碑刻），后因祥泰隆需他担任总管，父亲不让他参加乡试中举，只好弃文经商。民国初年（1911年）曾任平遥县政府农商科科长，逝于民国26年（1937年）冬。
兴隆街南一巷13号，是宁夏八大商号之一“天成西”（今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处）的股东兼掌柜董钦赐的寓所。董钦赐幼年家境贫寒，兄弟四人，其父董廷梅及其他兄弟都务农。他小时上村里的义学，由于天资聪明并能吃苦，稍长后即由祥泰隆财东引荐到银川当店员，由于勤奋努力，很快就有了顶身股，后就任“天成西”商号大掌柜，并和本村张廷璠等合资开办“福新店”。董钦赐的祖居即现存的11号院，当时是土坯房，因弟兄众多，他发财后就买下了现存这所院落。该院原为董佩椿的居所，董佩椿是平遥城内致仕知府宋梦槐的岳父。宋梦槐是举人出身，光绪年间曾任山东东昌府知府，后调天津武毅军聂士成部任职。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聂士成重伤殉国，宋返回平遥闲居，成为平遥第一大乡绅。董佩椿为生活方便，举家迁入平遥城内，宅第卖给董钦赐。该院为四合院，坐西向东，垂花门楼两侧的石狮在“文革”中被毁。 位于东、西赵村交界处的昌源街19号，人们俗称“张家院”，即张廷璠宅院。张廷璠原本家庭属殷实一点的农民家庭，幼年读过些“五经”“四书”，长大后由本村祥泰隆财东推荐到银川的民间邮政“天成局”跑邮差，还在广发店货栈当过学徒，后逐渐发展，升任福兴店掌柜，该店原为平遥新盛乾商号出资创办，1910年因新盛乾破产，福新店又移交给债权人梁恒超。1911年梁恒超又以白银2000两转卖给张廷璠，张又扩大资本为1万两，自己以6000两股金控股，并任大掌柜，董钦赐、侯立本各出资2000两入股合资。张氏兄弟及侄子们也多被携带到宁夏经商。张廷璠因此改建了祖业宅第。
西赵村的西堡，早年是一处独立的堡，堡门向东，前有照壁（已毁），堡内全部邓姓，是一个独立的姓氏家族。根据现存邓氏清代描绘的祀祖图（俗称“神则”）及老年人传说，邓氏之先祖邓士信祖籍平遥游驾村，明代为独半里八甲，他是董氏的女婿，后定居在西赵。按照旧习俗，女婿同丈人家的居所不能太近，因而在今址建宅，以后历经三百多年，繁衍为一大家族，现居太原的我省篆刻家邓明阁先生已属第十二代了。
邓氏后人各有兴衰。而在近代史中能载入平遥清代县志的，也只有“魁泰烟店”的创始人，即邓元文、邓步青、邓步蟾父子而已。
邓元文发家后比较重视公益事业，平遥县在光绪八年组建“宾兴文社”建立赞助生员参加科乡试、会试的基金时，他慷慨解囊捐银1000两。其子光绪己卯科举人邓步青还被推为宾兴文社经理人之一。他还捐资修建邓氏祠堂，邓步青于西赵村宣统元年（1909年）维修“观音堂”时捐银500两，村里为此专门刻立了石碑，至今仍存于庙内正殿廊下。
清初至民国的300年间，平遥西赵村的历代商人们，瞄准宁夏、内蒙少数民族市场，艰苦拼搏，持之以恒，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成为晋中商帮的主力军，为开发西北地区的经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仍被宁夏人民称为曾主宰宁夏地区经济命脉的晋商八大商号中，就有四家是平遥西赵村的，它们在宁夏历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这种外向型经济，更为平遥县赚回了大量的白银，成为平遥古城历史上得以发达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多少年来，平遥古城人民有句口头语：“要发财，宁夏跌（跑）一回。”说明历史上宁夏早已是平遥人发财的风水宝地了，而且形成了共识。所以说，隆泰裕、广发店、福新店、天成西为主力军的旅宁平遥西赵商帮，不仅在平遥，甚至在整个晋商中也应有一席之地。
至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祥泰隆”，更是宁夏西赵村商帮的鼻祖，据《晋中商帮兴衰史略》（侯文正著，《文史月刊》2006年第3期）载：“与大盛魁情况相似，位于阿拉善旗的‘祥泰隆’则创建年代更早。清顺治年间，几位肩挑背负与牧民贸易的平遥人，在阿拉善旗建房营业，设立祥泰公号，雍正元年（1723年）祥泰公改组为祥泰隆和定远堂。数年后定远堂倒闭，祥泰隆有所发展，经营日杂、百货。雍正八年（1730年）新建定远营城，阿拉善王府迁入，祥泰隆也随迁，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逐步垄断了阿拉善全旗的贸易。”有了祥泰隆在阿拉善旗的发达，才有了它在银川的两个子公司隆泰裕和广发店，而福新店的创始人张廷璠、天成西的主宰者董钦赐更是在祥泰隆的子公司中从学徒培养成材的。据资料记载，祥泰隆及隆泰裕、广发店的经营者，从学徒的录用就都是青一色的平遥人，当然西赵村的孩子们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许多平遥人都从店员熬成了大掌柜，成为商号首席“顶身股”持有者，赚下资本即在当地或平遥另设炉灶，开设自己的商号，如此派生出的商号难以统计。以祥泰隆为例，现在所知曾任大掌柜的人就有霍根元（遮胡村）、赵启然（阎良庄）、侯汝楫（洪堡村）、冯起凤（达蒲）、王应奎（道备村）、郭殿魁（东源祠）、赵光胜（孝义人董氏亲戚）、阎青龙（北城）、李光清（北城）、赵子文（西赵村）、侯廷来（侯郭村）、刘维汉等。这些人都是平遥商帮发展的启动者和推动者。
就目前所知，平遥县各地在历史上曾能主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商帮，尚仅有西赵村一处，而且众多财东们营建的宅第基本完好。开发这块风水宝地，对于研究晋商历史文化、古代建筑学，以及增加平遥古城这所世界文化遗产的光彩，会有很大益处的。
历史上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西赵村宗教文化的发展。解放以后，由于时代的变革，原有的河神楼、文昌阁、五道庙等全部毁掉了，文化大革命中又把观音堂、关帝庙的圣像也毁掉了。但所幸的是观音堂、关帝庙的庙址还完好地保存着。
西赵村观音堂位于村北头崖边上，原建年代失考，重建于清康熙年间，嘉庆七年（1802年）又重修，屡有葺修，1982年10月被列为县保文物。山门坐北朝南，门内东侧立有三通高大的连体石碑，立于民国12年（1923年）10月21日，碑额为《平遥县第二区西赵村整理并创筑三渠碑记》，碑文由平遥城内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二甲第十一名进士出身的武丕文撰文，由清光绪庚子辛丑并科举人侯廷翰以隶书书写。碑文中记载了西赵村百姓为改变河滩土地的种植条件，集资兴修廉渠、让渠（俗称上渠、下渠）、两水渠（退水渠）的全过程，碑阴还记载着当时各家各户受益的土地鱼鳞册，为研究西赵村近代农业水利发展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该渠的兴修曾受到当时民国县政府及县长吴洁已的重视，此举由吴洁已转呈山西省省长阎锡山核准，由省府奖励“泽被一乡”匾额一块，奖章四枚，以表彰邓江、邓潢（邓步蟾长子和四子）等有关经理人员。匾额原挂在邓步蟾院的街门檐下，后被毁。
观音堂正殿为砖拱十字窑洞加前檐，清嘉庆七年把原来的木架结构殿堂改建为十字窑，殿前两株柏树高大挺拔，植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殿内原供“三大士”（文殊、普贤、观音）和十八罗汉塑像，观音菩萨居中。前檐下东侧枋上原挂有铸铁大钟，声洪音沉，可达十余里，于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毁。正殿对面是戏台，重修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竣工开光时正好祥泰隆财东董翰昌喜得长孙光煜，便在开光唱“一声雷”（晋剧花脸名伶的艺名）的戏时，在热烈的气氛中敬献匾额一方，悬于戏台正中檐下，上书“春秋明志”，以颂关圣之品德，该匾至今仍保存完好。同时还敬献黑漆金字瓦对一付：“金鉴高悬秋月皎，霓裳轻和彩云飞。”戏台两前柱之间的挂落为“二龙戏珠”，同东西两边柱间的挂落均为精美的木雕镂空吉祥物，并雕有“蝴蝶杯”“斩颜良”两个传统戏曲的场面。雕梁画栋，气魄非凡。天花板上的人物是汉光武帝刘秀的二十八员大将，俗称“二十八宿”，工笔十分上乘。碧纱橱两旁为“出将”、“入相”门，都是原物。橱额板上书“警鉴楼”三个行书体字的额牌，可惜已失。台口两边的砖砌马头都是非常精致的砖雕。两山墙上绘有壁画，左青龙、右白虎为道教文化的痕迹，水墨工笔，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院内东西两侧各有砖拱窑三孔，长木格窗，早年为村公所和村里塾学。常年拼搏于商海的西赵商人，从未忽视过对后代的教育培养，始终坚持重金延聘名师。尽管他们的教育目标是为商业培养人才，轻“五经四书”，重“礼仪、珠算、书法”，但延师时照样坚持“无功名免谈”。清光绪末期，五台县槐荫村的赵长庚先生曾在此执教数年。赵长庚，字星西，清末附生，候选训导，一生从事教学，口碑甚佳，西赵村董枢、董允炆、邓潢等皆出于赵先生门下，后俱中秀才。赵先生之子赵承绶，字印甫，乳名疯小子，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其时年仅七八岁，因生性顽皮，其父不得不把他带到身边，以资严教。赵承绶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太原绥靖公署野战军总司令。
为了保护这座仅存的宗教历史文物，西赵村籍企业家、平遥县佛教协会副主席、武术家董金宝出资数十万元，对观音堂、关帝庙进行了彻底维修，并重塑佛像，使这座县保文物更加灿烂辉煌。
改革开放的大潮，已把西赵村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但晋商“诚信为本，坚守拼搏”的传统精神没有变。人们有的继续耕耘在农田里，有的继承村风村俗，经营企业，各有建树。尤其是尊师重教的老传统，更把许多后裔经由求学之道，输送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全村原有居住区整体保留了清代格局，新农村规划建设在村东“神堂沟”一带。2006年，西赵村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还修通了旅游专线，西赵村将重现更加五彩斑斓的靓丽风采。
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叫高家崖，人口还算不少，但土地尽是旱地，河边神泉也无法利用，打下的粮食不能自给，而多数人家却住着青砖布瓦的四合院，丘陵区常见的土坯窑洞在这里却罕见。这是西赵村人早年生存“以商为本”的重要标志。早在明代，这里许多农民就离乡背井，到汾阳二道川、沁源、武乡山区给地主闹“庄庄”（即种农田庄园），更有不少人过黄河，跨陕甘，北入宁夏、内蒙，以肩挑贩运做小买卖，也类似北路人的走西口，风霜雪雨，寒来暑往，吃尽了人间苦头。他们虽然都是小本经营，但是个个为人诚信厚道，深得西北少数民族及边民们的信赖。在这个时期，明万历九年（1581年）由河南灵宝逃荒来这里定居的董仕端的后裔们（入籍平遥长泰里九甲），也相携涌入西出谋生的商流中。
明亡以后，清军入关。为统一大业，清王朝一直十分重视颇具实力的山西商人。从康熙皇帝西征平息噶尔丹，到雍正帝平息青海叛乱，都是依靠商人保障后勤供应的，为晋商的再次复兴提供了最大商机。而西赵村这些小商贩们，靠着在西北各地人惯马熟的优势，虽然不能像介休的范家那样能够承揽大军粮草供应，但也能做一些层次稍低的后勤保障工作，各有建树。这样，他们在蒙古、宁夏一带开始站稳了脚跟。西赵村的董显、董应和父子在征西战争结束后，获准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紫泥湖镇开设了一座当铺，叫“源泰当铺”。当铺兼有借贷功能，更能发挥其在流通领域中的优势，容易获取暴利，家运转兴，有如鲲鹏展翅，击水千里。
阿拉善左旗位于贺兰山以西，旧时平遥人称其为“山后”，东距银川一百公里，当时山西人尤其有不少平遥人，都聚在阿拉善经商，开发这块牧游地区。雍正元年（1723年）由一些平遥人结股，在紫泥湖开办了“祥泰隆”商号。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在阿拉善建定远营城，做为旗首府。雍正十年（1732年）阿拉善王府由爱肯迁进定远营城（今内蒙古巴彦浩特），祥泰隆也迁至定远营城的东关，因此，当地蒙胞有句民谚：“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比祁县大盛魁入蒙经营早了许多年。后来祥泰隆因欠源泰当铺大量高利贷，以致资不顶债，最后全号整体顶账给了源泰当铺，从此祥泰隆成为平遥西赵村董氏家族的产业。当时接管祥泰隆的董得峰已在蒙古任正六品千总武职，六房夫人中还有一蒙古女子。后来他又在平遥开设了四家票号（广裕公、广裕远等），在石咀山也开了两座当铺，于嘉庆年间在老家修建了宅第，现西赵村昌盛北街东1巷11号即董得峰当年所建。三开间加前廊的门第，宽大的街门外有上马石、五级石台阶等现存建筑，符合清代六品官的礼制。大门的额板上草书“恒于斯”三字，表达了院主人对事业持之以恒的敬业作风。
执掌了全部祖业的董得峰，晚年即移居9号院，并给五个儿子分了家，让他们各执其业，各有所居。四子振镛为道光年间贡生，为人精明强悍，董得峰将其嗣为乃兄得峥之子，另立门户，另建住宅，他于祖业院前购地建了自己的住宅（即现在西赵村兴隆街9号院）。
家产的分配，大致是把祥泰隆分给董振镛，其余兄弟四人分执四座票号等业。但是票号业在清咸丰年后竞争日剧，加之外国银行的侵入，因而每况日下，后不得不收缩歇业。而董振镛分到的祥泰隆商号，独占72%股份，其余为人力股等。他聘请自己的亲戚孝义籍商界精英赵廷斋担任祥泰隆大掌柜，大刀阔斧地整顿号规，改善经营思路和方法，使祥泰隆越办越红火，成为阿拉善地区18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首富商号。后来商号吸纳社会资金，达到25股之多，但总管（董事长）始终由董振镛及其后代担任。
光绪初年，董振镛的次子董翰昌（字墨臣）接任祥泰隆总管，他又瞄准了贺兰山东侧的宁夏地区，抓住商机，于光绪五年（1879年），由祥泰隆出资，在今银川市解放西街交电大楼旧址，开设了“隆泰裕”商号，为其子公司。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在今银川市玉皇阁开办了“广发隆货栈”，又称广发店，主要经营宁夏土产枸杞子、滩羊皮，尤其是贩运鸦片获利更巨，也成为祥泰隆的子公司，年收入都在数十万银元。据一些老年人回忆，广发店运货的骆驼就达1200多头。这两家商号加上西赵村人开的福新店、天成西，都是宁夏的著名老字号，现在所谓的历史上宁夏“晋商八大商号”，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掌握着宁夏地区的经济命脉，为宁夏地区历史上的经济开发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1997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宁夏老字号》一书，曾对此做了专门介绍，可见它们历史上的辉煌。而在内蒙古阿拉善的祥泰隆，更是内蒙古地区历史上晋商中的姣姣者。
兴隆街南一巷5号院，是祥泰隆第五任总管董枢的宅第。董枢，字星一，是董翰昌长子，清光绪年间17岁中秀才，后就读于平遥超山书院，师从名儒朱子钦（见平遥文庙现存碑刻），后因祥泰隆需他担任总管，父亲不让他参加乡试中举，只好弃文经商。民国初年（1911年）曾任平遥县政府农商科科长，逝于民国26年（1937年）冬。
兴隆街南一巷13号，是宁夏八大商号之一“天成西”（今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处）的股东兼掌柜董钦赐的寓所。董钦赐幼年家境贫寒，兄弟四人，其父董廷梅及其他兄弟都务农。他小时上村里的义学，由于天资聪明并能吃苦，稍长后即由祥泰隆财东引荐到银川当店员，由于勤奋努力，很快就有了顶身股，后就任“天成西”商号大掌柜，并和本村张廷璠等合资开办“福新店”。董钦赐的祖居即现存的11号院，当时是土坯房，因弟兄众多，他发财后就买下了现存这所院落。该院原为董佩椿的居所，董佩椿是平遥城内致仕知府宋梦槐的岳父。宋梦槐是举人出身，光绪年间曾任山东东昌府知府，后调天津武毅军聂士成部任职。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聂士成重伤殉国，宋返回平遥闲居，成为平遥第一大乡绅。董佩椿为生活方便，举家迁入平遥城内，宅第卖给董钦赐。该院为四合院，坐西向东，垂花门楼两侧的石狮在“文革”中被毁。 位于东、西赵村交界处的昌源街19号，人们俗称“张家院”，即张廷璠宅院。张廷璠原本家庭属殷实一点的农民家庭，幼年读过些“五经”“四书”，长大后由本村祥泰隆财东推荐到银川的民间邮政“天成局”跑邮差，还在广发店货栈当过学徒，后逐渐发展，升任福兴店掌柜，该店原为平遥新盛乾商号出资创办，1910年因新盛乾破产，福新店又移交给债权人梁恒超。1911年梁恒超又以白银2000两转卖给张廷璠，张又扩大资本为1万两，自己以6000两股金控股，并任大掌柜，董钦赐、侯立本各出资2000两入股合资。张氏兄弟及侄子们也多被携带到宁夏经商。张廷璠因此改建了祖业宅第。
西赵村的西堡，早年是一处独立的堡，堡门向东，前有照壁（已毁），堡内全部邓姓，是一个独立的姓氏家族。根据现存邓氏清代描绘的祀祖图（俗称“神则”）及老年人传说，邓氏之先祖邓士信祖籍平遥游驾村，明代为独半里八甲，他是董氏的女婿，后定居在西赵。按照旧习俗，女婿同丈人家的居所不能太近，因而在今址建宅，以后历经三百多年，繁衍为一大家族，现居太原的我省篆刻家邓明阁先生已属第十二代了。
邓氏后人各有兴衰。而在近代史中能载入平遥清代县志的，也只有“魁泰烟店”的创始人，即邓元文、邓步青、邓步蟾父子而已。
邓元文发家后比较重视公益事业，平遥县在光绪八年组建“宾兴文社”建立赞助生员参加科乡试、会试的基金时，他慷慨解囊捐银1000两。其子光绪己卯科举人邓步青还被推为宾兴文社经理人之一。他还捐资修建邓氏祠堂，邓步青于西赵村宣统元年（1909年）维修“观音堂”时捐银500两，村里为此专门刻立了石碑，至今仍存于庙内正殿廊下。
清初至民国的300年间，平遥西赵村的历代商人们，瞄准宁夏、内蒙少数民族市场，艰苦拼搏，持之以恒，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成为晋中商帮的主力军，为开发西北地区的经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仍被宁夏人民称为曾主宰宁夏地区经济命脉的晋商八大商号中，就有四家是平遥西赵村的，它们在宁夏历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这种外向型经济，更为平遥县赚回了大量的白银，成为平遥古城历史上得以发达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多少年来，平遥古城人民有句口头语：“要发财，宁夏跌（跑）一回。”说明历史上宁夏早已是平遥人发财的风水宝地了，而且形成了共识。所以说，隆泰裕、广发店、福新店、天成西为主力军的旅宁平遥西赵商帮，不仅在平遥，甚至在整个晋商中也应有一席之地。
至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祥泰隆”，更是宁夏西赵村商帮的鼻祖，据《晋中商帮兴衰史略》（侯文正著，《文史月刊》2006年第3期）载：“与大盛魁情况相似，位于阿拉善旗的‘祥泰隆’则创建年代更早。清顺治年间，几位肩挑背负与牧民贸易的平遥人，在阿拉善旗建房营业，设立祥泰公号，雍正元年（1723年）祥泰公改组为祥泰隆和定远堂。数年后定远堂倒闭，祥泰隆有所发展，经营日杂、百货。雍正八年（1730年）新建定远营城，阿拉善王府迁入，祥泰隆也随迁，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逐步垄断了阿拉善全旗的贸易。”有了祥泰隆在阿拉善旗的发达，才有了它在银川的两个子公司隆泰裕和广发店，而福新店的创始人张廷璠、天成西的主宰者董钦赐更是在祥泰隆的子公司中从学徒培养成材的。据资料记载，祥泰隆及隆泰裕、广发店的经营者，从学徒的录用就都是青一色的平遥人，当然西赵村的孩子们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许多平遥人都从店员熬成了大掌柜，成为商号首席“顶身股”持有者，赚下资本即在当地或平遥另设炉灶，开设自己的商号，如此派生出的商号难以统计。以祥泰隆为例，现在所知曾任大掌柜的人就有霍根元（遮胡村）、赵启然（阎良庄）、侯汝楫（洪堡村）、冯起凤（达蒲）、王应奎（道备村）、郭殿魁（东源祠）、赵光胜（孝义人董氏亲戚）、阎青龙（北城）、李光清（北城）、赵子文（西赵村）、侯廷来（侯郭村）、刘维汉等。这些人都是平遥商帮发展的启动者和推动者。
就目前所知，平遥县各地在历史上曾能主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商帮，尚仅有西赵村一处，而且众多财东们营建的宅第基本完好。开发这块风水宝地，对于研究晋商历史文化、古代建筑学，以及增加平遥古城这所世界文化遗产的光彩，会有很大益处的。
历史上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西赵村宗教文化的发展。解放以后，由于时代的变革，原有的河神楼、文昌阁、五道庙等全部毁掉了，文化大革命中又把观音堂、关帝庙的圣像也毁掉了。但所幸的是观音堂、关帝庙的庙址还完好地保存着。
西赵村观音堂位于村北头崖边上，原建年代失考，重建于清康熙年间，嘉庆七年（1802年）又重修，屡有葺修，1982年10月被列为县保文物。山门坐北朝南，门内东侧立有三通高大的连体石碑，立于民国12年（1923年）10月21日，碑额为《平遥县第二区西赵村整理并创筑三渠碑记》，碑文由平遥城内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二甲第十一名进士出身的武丕文撰文，由清光绪庚子辛丑并科举人侯廷翰以隶书书写。碑文中记载了西赵村百姓为改变河滩土地的种植条件，集资兴修廉渠、让渠（俗称上渠、下渠）、两水渠（退水渠）的全过程，碑阴还记载着当时各家各户受益的土地鱼鳞册，为研究西赵村近代农业水利发展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该渠的兴修曾受到当时民国县政府及县长吴洁已的重视，此举由吴洁已转呈山西省省长阎锡山核准，由省府奖励“泽被一乡”匾额一块，奖章四枚，以表彰邓江、邓潢（邓步蟾长子和四子）等有关经理人员。匾额原挂在邓步蟾院的街门檐下，后被毁。
观音堂正殿为砖拱十字窑洞加前檐，清嘉庆七年把原来的木架结构殿堂改建为十字窑，殿前两株柏树高大挺拔，植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殿内原供“三大士”（文殊、普贤、观音）和十八罗汉塑像，观音菩萨居中。前檐下东侧枋上原挂有铸铁大钟，声洪音沉，可达十余里，于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毁。正殿对面是戏台，重修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竣工开光时正好祥泰隆财东董翰昌喜得长孙光煜，便在开光唱“一声雷”（晋剧花脸名伶的艺名）的戏时，在热烈的气氛中敬献匾额一方，悬于戏台正中檐下，上书“春秋明志”，以颂关圣之品德，该匾至今仍保存完好。同时还敬献黑漆金字瓦对一付：“金鉴高悬秋月皎，霓裳轻和彩云飞。”戏台两前柱之间的挂落为“二龙戏珠”，同东西两边柱间的挂落均为精美的木雕镂空吉祥物，并雕有“蝴蝶杯”“斩颜良”两个传统戏曲的场面。雕梁画栋，气魄非凡。天花板上的人物是汉光武帝刘秀的二十八员大将，俗称“二十八宿”，工笔十分上乘。碧纱橱两旁为“出将”、“入相”门，都是原物。橱额板上书“警鉴楼”三个行书体字的额牌，可惜已失。台口两边的砖砌马头都是非常精致的砖雕。两山墙上绘有壁画，左青龙、右白虎为道教文化的痕迹，水墨工笔，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院内东西两侧各有砖拱窑三孔，长木格窗，早年为村公所和村里塾学。常年拼搏于商海的西赵商人，从未忽视过对后代的教育培养，始终坚持重金延聘名师。尽管他们的教育目标是为商业培养人才，轻“五经四书”，重“礼仪、珠算、书法”，但延师时照样坚持“无功名免谈”。清光绪末期，五台县槐荫村的赵长庚先生曾在此执教数年。赵长庚，字星西，清末附生，候选训导，一生从事教学，口碑甚佳，西赵村董枢、董允炆、邓潢等皆出于赵先生门下，后俱中秀才。赵先生之子赵承绶，字印甫，乳名疯小子，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其时年仅七八岁，因生性顽皮，其父不得不把他带到身边，以资严教。赵承绶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太原绥靖公署野战军总司令。
为了保护这座仅存的宗教历史文物，西赵村籍企业家、平遥县佛教协会副主席、武术家董金宝出资数十万元，对观音堂、关帝庙进行了彻底维修，并重塑佛像，使这座县保文物更加灿烂辉煌。
改革开放的大潮，已把西赵村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但晋商“诚信为本，坚守拼搏”的传统精神没有变。人们有的继续耕耘在农田里，有的继承村风村俗，经营企业，各有建树。尤其是尊师重教的老传统，更把许多后裔经由求学之道，输送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全村原有居住区整体保留了清代格局，新农村规划建设在村东“神堂沟”一带。2006年，西赵村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还修通了旅游专线，西赵村将重现更加五彩斑斓的靓丽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