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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博览群书》已经有了好些年的交往，但是这种交往却有一个相当奇怪的开头。
《博览群书》的编辑第一次向我约稿，是要我为一本韩国学者的著作中译本写书评，因为这位韩国学者我也认识，所以就接受了任务。不料我这篇书评写了两年还不能交稿，原因是这位韩国学者的著作实在不好读——我每次打叠精神读之，都持续不了半小时，就要呵欠连天。在此期间，我倒是主动向《博览群书》提供过几次别的稿件，包括书评和序跋之类。在我是因为老是不能交那篇约定的书评而有所歉疚，而《博览群书》总是很快就刊发我的稿件。于是一段合作愉快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博览群书》现任主编上任伊始，就向我提出写专栏的邀请，我当然非常乐意接受邀请，但是一时想不出什么合适的主题，所以未能马上从命。踌躇了一段日子之后，有一天在家里整理旧书，忽然萌发了一点灵感：我因为自幼有“好古成癖”和“不务正业”两样毛病，又忝为爱书之人，所以历年以来，收集了不少比较冷僻、好玩或奇特的图书，这些书往往都有一些故事，挺让人怀念或回味的。何不写一个专门介绍这些冷书及其相关故事的专栏?我觉得好像还没见过有这样的专栏。主编听说我的想法后，大为鼓励，于是从2009年初开始，我就在《博览群书》上写一个名叫“脉望夜谭”的专栏，逢单月刊出。转眼也已经写了一年了。
我将这个专栏叫做“脉望夜谭”，当然是自居书虫了。
回忆起来，我是在从小学进入初中之际开始爱上读书的，一开始当然还不是书虫。说起来，我可是真正的蓝领出身——我从17岁进入纺织厂当电工，有六年电工工龄。那时我最多只是一个“爱书人”。1977年恢复高考，我成为77级大学生，上完大学，又念博士，最终走上了学术生涯，我变成了一个以读书、写书、译书、编书、评书为业的人。由于我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界限(我已经30多年不坐班了)，书房对我来说，既是工作的办公室，又是和朋友聊天、接受媒体采访的会客室，甚至也是我的影音室。我工作于斯，学习于斯，休息于斯。毫无疑问，我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为书虫了。
现在我家中藏着三万多册图书，将近四千张影碟。虽然我已经努力约束着自己对书的贪欲，但是由于书和影碟越来越多，我又不愿意将书放在别处，所以书和碟已经逐渐“侵占”了家中每一个房间——卧室、客厅、过道、玄关等处，都次第做起了书架或碟架。女儿出国后，她的房间已经成为“第二书房”，里面同样图书满壁——我将那些比较好玩的图书放在那里。
当然，我喜欢这种“书虫生涯”——这比“学术生涯”要有趣多了。
书虫生涯的有趣方面之一，是我的书评活动(也可以美其名日“工作”)。
有一次媒体采访时，问我少年时的理想是什么?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少年时浑浑噩噩，虽然比较早地喜欢上了读书，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后来努力同忆，想起我曾经有过一个“理想”，那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经常读书，并且发表对所读之书的看法。那时我并不知道有“书评”此物，那时也没有“书评人”这样的角色。谁想到几十年后，这个算不上“理想”的“理想”，居然不知不觉在我身上实现了!
2006年，我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及全国27家相关媒体评为优秀书评作者(全国4位)。近年来我一年中评论几十种书已是常态。8年来我还一直作为“特约主持”负责编辑文汇读书周报的“科学文化”书评版。在作为书评作者的同时，我也扮演着报纸书评版编辑的角色，我也向作者约书评稿，当然也催稿。这种双重角色让我觉得很有趣。
我之所以愿意写书评，还有一点私心在里面：
虽然大家经常在嘴上感叹“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啊……”，其实很多人对这种浮躁是乐此不疲的——毕竟在此十丈软红尘中，有名利，有诱惑，有享受，有满足。我知道自己也是俗人一个，并不能跳出三界之外，也不是没有一点浮躁——二三十年前我倒是不浮躁，能够潜心读书，但是如今已经未能免俗。对于自己如今之不能潜心读书，当然也可以为自己找一些理南，比如工作忙之类，但反躬自省，则诱惑难以抗拒，惰性难以克服，都是重要原因。昔王尔德有名言日：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抗拒。既然如此，如果有人来帮助我抗拒、克服，岂不甚好?那么，这些来约我写书评的编辑们，就是可以帮助我的人——他们经常给我送书，和我讨论书，讨论选题，约稿之后，又会及时督促、提醒我，这样就可以帮助我克服惰性，不得不经常读书。
仔细想想看，在“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你到哪里去找督促你读书的人啊?老实说，就是你的老师、你的父母也不见得会这样做!更别说长年累月这样做了!
至迟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的图书出版越过了一个界限——从短缺进入了过剩。我也从80年代的“渴读”、“饱读”(畅快阅读之意，非“饱读诗书”之谓也)，逐渐进入“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状态。随着每年图书出版品种的快速增长，以及自己在出版界的朋友越来越多，我得书越来越容易，种种好书纷至沓来，终于使我患上了“读书综合症”——经常面对满目好书不知先读哪一本好。
书得来容易之后，读书的乐趣和快感也必然大打折扣。更何况对于现在的许多读书人来说，手边新书增长的速度永远大于阅读的速度——与此平行的一个状态是：手边新影碟增长的速度永远大于看碟观影的速度。
读书给我带来最大快感的，应该是在30年之前——“文革”中的“雪夜关门读禁书”，那才叫快感呢。回顾我自己40年来的阅读感受，可以归纳为一句话：
好书越来越多，快感越来越少。
不过，虽然面对这种状况无可奈何，但是想到毕竟有那么多好书、好碟在等待着我，陪伴着我，我还是应该知足了。
我现在最喜欢的日子，是能够一整天都不用出门忙碌，能够一整天都在书房里消磨时间的日子。
我现在经常念叨的两句话是：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清静最难。
我给读者推荐的加本书是：
《玉溪生诗集笺注》，李商隐，中华书局，1979
《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金庸作品集》(三联版)，金庸，三联书店，1994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布鲁姆，译林出版社，2005
《西方的没落》(两卷全译本)，施宾格勒，上海三联书店，2006
《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商务印书馆，1978
《物理世界奇遇记》，乔治·伽莫夫，科学出版社，1978；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基地》三部曲(全11册)，阿西莫夫，天地出版社，2005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哈耶克，译林出版社，2003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博览群书》的编辑第一次向我约稿，是要我为一本韩国学者的著作中译本写书评，因为这位韩国学者我也认识，所以就接受了任务。不料我这篇书评写了两年还不能交稿，原因是这位韩国学者的著作实在不好读——我每次打叠精神读之，都持续不了半小时，就要呵欠连天。在此期间，我倒是主动向《博览群书》提供过几次别的稿件，包括书评和序跋之类。在我是因为老是不能交那篇约定的书评而有所歉疚，而《博览群书》总是很快就刊发我的稿件。于是一段合作愉快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博览群书》现任主编上任伊始，就向我提出写专栏的邀请，我当然非常乐意接受邀请，但是一时想不出什么合适的主题，所以未能马上从命。踌躇了一段日子之后，有一天在家里整理旧书，忽然萌发了一点灵感：我因为自幼有“好古成癖”和“不务正业”两样毛病，又忝为爱书之人，所以历年以来，收集了不少比较冷僻、好玩或奇特的图书，这些书往往都有一些故事，挺让人怀念或回味的。何不写一个专门介绍这些冷书及其相关故事的专栏?我觉得好像还没见过有这样的专栏。主编听说我的想法后，大为鼓励，于是从2009年初开始，我就在《博览群书》上写一个名叫“脉望夜谭”的专栏，逢单月刊出。转眼也已经写了一年了。
我将这个专栏叫做“脉望夜谭”，当然是自居书虫了。
回忆起来，我是在从小学进入初中之际开始爱上读书的，一开始当然还不是书虫。说起来，我可是真正的蓝领出身——我从17岁进入纺织厂当电工，有六年电工工龄。那时我最多只是一个“爱书人”。1977年恢复高考，我成为77级大学生，上完大学，又念博士，最终走上了学术生涯，我变成了一个以读书、写书、译书、编书、评书为业的人。由于我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界限(我已经30多年不坐班了)，书房对我来说，既是工作的办公室，又是和朋友聊天、接受媒体采访的会客室，甚至也是我的影音室。我工作于斯，学习于斯，休息于斯。毫无疑问，我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为书虫了。
现在我家中藏着三万多册图书，将近四千张影碟。虽然我已经努力约束着自己对书的贪欲，但是由于书和影碟越来越多，我又不愿意将书放在别处，所以书和碟已经逐渐“侵占”了家中每一个房间——卧室、客厅、过道、玄关等处，都次第做起了书架或碟架。女儿出国后，她的房间已经成为“第二书房”，里面同样图书满壁——我将那些比较好玩的图书放在那里。
当然，我喜欢这种“书虫生涯”——这比“学术生涯”要有趣多了。
书虫生涯的有趣方面之一，是我的书评活动(也可以美其名日“工作”)。
有一次媒体采访时，问我少年时的理想是什么?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少年时浑浑噩噩，虽然比较早地喜欢上了读书，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后来努力同忆，想起我曾经有过一个“理想”，那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经常读书，并且发表对所读之书的看法。那时我并不知道有“书评”此物，那时也没有“书评人”这样的角色。谁想到几十年后，这个算不上“理想”的“理想”，居然不知不觉在我身上实现了!
2006年，我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及全国27家相关媒体评为优秀书评作者(全国4位)。近年来我一年中评论几十种书已是常态。8年来我还一直作为“特约主持”负责编辑文汇读书周报的“科学文化”书评版。在作为书评作者的同时，我也扮演着报纸书评版编辑的角色，我也向作者约书评稿，当然也催稿。这种双重角色让我觉得很有趣。
我之所以愿意写书评，还有一点私心在里面：
虽然大家经常在嘴上感叹“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啊……”，其实很多人对这种浮躁是乐此不疲的——毕竟在此十丈软红尘中，有名利，有诱惑，有享受，有满足。我知道自己也是俗人一个，并不能跳出三界之外，也不是没有一点浮躁——二三十年前我倒是不浮躁，能够潜心读书，但是如今已经未能免俗。对于自己如今之不能潜心读书，当然也可以为自己找一些理南，比如工作忙之类，但反躬自省，则诱惑难以抗拒，惰性难以克服，都是重要原因。昔王尔德有名言日：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抗拒。既然如此，如果有人来帮助我抗拒、克服，岂不甚好?那么，这些来约我写书评的编辑们，就是可以帮助我的人——他们经常给我送书，和我讨论书，讨论选题，约稿之后，又会及时督促、提醒我，这样就可以帮助我克服惰性，不得不经常读书。
仔细想想看，在“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你到哪里去找督促你读书的人啊?老实说，就是你的老师、你的父母也不见得会这样做!更别说长年累月这样做了!
至迟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的图书出版越过了一个界限——从短缺进入了过剩。我也从80年代的“渴读”、“饱读”(畅快阅读之意，非“饱读诗书”之谓也)，逐渐进入“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状态。随着每年图书出版品种的快速增长，以及自己在出版界的朋友越来越多，我得书越来越容易，种种好书纷至沓来，终于使我患上了“读书综合症”——经常面对满目好书不知先读哪一本好。
书得来容易之后，读书的乐趣和快感也必然大打折扣。更何况对于现在的许多读书人来说，手边新书增长的速度永远大于阅读的速度——与此平行的一个状态是：手边新影碟增长的速度永远大于看碟观影的速度。
读书给我带来最大快感的，应该是在30年之前——“文革”中的“雪夜关门读禁书”，那才叫快感呢。回顾我自己40年来的阅读感受，可以归纳为一句话：
好书越来越多，快感越来越少。
不过，虽然面对这种状况无可奈何，但是想到毕竟有那么多好书、好碟在等待着我，陪伴着我，我还是应该知足了。
我现在最喜欢的日子，是能够一整天都不用出门忙碌，能够一整天都在书房里消磨时间的日子。
我现在经常念叨的两句话是：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清静最难。
我给读者推荐的加本书是：
《玉溪生诗集笺注》，李商隐，中华书局，1979
《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金庸作品集》(三联版)，金庸，三联书店，1994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布鲁姆，译林出版社，2005
《西方的没落》(两卷全译本)，施宾格勒，上海三联书店，2006
《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商务印书馆，1978
《物理世界奇遇记》，乔治·伽莫夫，科学出版社，1978；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基地》三部曲(全11册)，阿西莫夫，天地出版社，2005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哈耶克，译林出版社，2003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