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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海淀区和昌平区交界处的城乡结合部六里屯村，低矮密集的平房、流浪的小狗、写满了“废品收购”字样的小门脸……安静、萧条，再穿过一条不长的通道之后就到了记者此行的目的地——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这里却是另一番光景了。
刚一拐进通道，就可以听见孩子们的朗朗书声，如同跳跃的音符一样流入耳中。虽然知道学校是由废旧仓库改建而来，但面对如此简陋的教室，记者还是有些吃惊。
损坏的玻璃窗、没有门的教室、教室门前的空地小得甚至不能称之为操场。只有墙上手绘的精致图画和印着《弟子规》的贴布显出一些学校的样子。不过，简陋的环境似乎并不能影响孩子们的欢快。
当记者走进二年级教室的时候，这些年纪尚小的孩子正在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等注意到有陌生人的时候，孩子们又显出调皮的样子，纷纷摆出V字手势，希望记者能给他们照“特写”。
“本来就是小天鹅”
课间十分钟，已经和记者熟悉起来的孩子又央求记者拍照，“老师，老师，你给我拍一张”、“我也要”、“我们一起，老师也给我们照”……
其中，一个男孩特别积极，不管是谁在照相，他都会挤到镜头前面。“老师，我给您照好不好？”在看记者照了一会儿之后，男孩又提出“要求”。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么想要照相时，男孩说，“我想要当摄影师。”在男孩灵动的眼睛下，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照相或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相机，对于城市中生活的孩子来说并不困难。但对于父母都在打零工的孩子来说，这个梦想却被套上了层层现实的束缚。
校长燕兆时曾经在学校做过一个调查，让孩子写下自己的理想，低年级的孩子想当“科学家”、“县长”、“老师”，到了高年级，理想变成了“开小卖店”、“推销啤酒”……这让燕兆时很揪心。在谈到孩子们的未来时，燕兆时对记者说：“为什么这些孩子就要继续从事他们父母的职业？如果硬要说这些孩子有什么不同，那就只有投胎不同。”
燕兆时也有一个梦想，他希望这些孩子也可以上大学，在学校里孩子们也会谈论奥数、英语和梦想。“我们不能有计划地培养农民工二代。”他说。
这也是燕兆时把学校的名字改成“小天鹅”的原因，“他们不是丑小鸭，我希望这些孩子知道，你本来就是小天鹅。”
“这个事得有人做”
小天鹅公益学校的前身是燕京学校，原来的校长在经历了几次因时因势的打工子弟学校搬迁之后，觉得“不赚钱，太困难，太辛苦”，决定关停学校。彼时燕兆时还是一位不固定上课的义教，从事航空研究，有一份体面且高薪的工作。
面对即将关闭的学校，燕兆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和老校长一起放弃，换一个地方继续做义教；要么接下这所“没有盈利模式”的学校。
做了20多年项目的燕兆时算了这样一笔账：学校共有学生200多名，每学期学杂费在600元—800元之间，加上每天4块钱的伙食费，再扣除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学校年收入20万元左右。房租一年8万元，11名老师的月工资2100—2400元，即使不加上取暖費用这样的大额开支，学校已然入不敷出。
“没有人会做赔钱的项目”，然而， 燕兆时做了一个“既不理性更不靠谱”的选择，燕兆时变成了燕校长。选址、搬家、改造、装修……2010年8月，这所因燕兆时而存留的学校开学了。 一年下来，学校亏损十余万元，而这笔费用全部由燕兆时个人承担。
“也许两个月，也许更长时间，最坏的结果就是倒闭，我在尽量延长这个结果。”燕兆时如是说。在学校创立之初，燕兆时拒绝了所有个人捐款，“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他说。
王老师是和燕兆时一同奋斗最久的志愿老师，离开繁华的城市中心，放弃薪酬来到这里做全职志愿者。当记者问起王老师是靠什么支持时，王老师笑得腼腆，“我也没有想明白，觉得这个事儿得有人做，想看到学校步入正轨。”
今年3月，学校在周末开设了英语和数学免费补习班，科任老师均由志愿者担任。燕兆时觉得，这些孩子的基础教育不能忽视。
就是这样一群志愿者和燕兆时一起为这些住在城市边缘的孩子撑起一片没有阴霾的天空。
求助公益
然而，志愿者毕竟不是专职教师，志愿者不能掌握每一个学生的动态，时间的不确定性决定志愿者在教学上缺乏连贯性。事实上，不只志愿者，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流动性之大也是普通学校无法想象的。
低工资是教师流动的最大原因，在燕兆时接手之前，这里的老师每月只有950元的工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福利待遇。让燕兆时难过的是，没有人期待这些孩子以后成为医生、研究人员，上中专或者技校是人们能想到的这些孩子最好的出路。似乎由什么人来教育这些孩子并不重要。过低的工资也导致合格的教师不愿来，于是，学校成了“管孩子的”地方，而不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教学质量更是无从谈起。
燕兆时一直觉得，打工子弟学校不应该是弱势群体，成立学校的目的更不是赚钱或者“带孩子”，而是真正让这些孩子受到应有的教育。学校教育重要的不是学生在哪里上课，用什么样的书本，而是教师的质量。
接手学校后，燕兆时留下了原来的3名教师，又招聘了8名教师，将他们的工资提到了2100—2400元。即使这样，有时也挽留不住教师。甚至这也成为学校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学生家庭本来就不富裕，不能向下分摊教师工资成本。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重担都压在燕兆时身上。
巨大的经济压力让学校再次面临倒闭，在经历了反复的讨论和思考之后，燕兆时提出了“教师公益金”模式。与其不断地要求教师无私奉献，不如由企业或者基金会提供教师雇佣金，这样既能解决师范生就业难的问题，也能解决学校聘用教师难的问题。
在燕兆时的博客上，他说：“没有正常的收入，就没有足够多的合格老师；没有足够多的合格老师，就无法教育好生。其实为老师捐助其根本受益者是学生。”
“教师公益金”的想法并不足够成熟完美，最近燕兆时跑遍了各大基金会，自嘲“不像校长，更像是跑销售的”。但是他反复强调，“不完美，但不能因为不完美就不做。”与其做锦上添花的事，不如做雪中送炭的事，从而真正改变打工子弟小学的命运。
快到放学时，记者遇到了一位接孩子的家长，这位来自湖北的织造厂工人趴在窗外看自己的儿子认真听讲，眼中溢满了爱。“家里搬家，离学校太远，但是孩子很喜欢这里，老师和学校的伙食都很好。就算学校搬迁，我也不会转校。”这位家长说。
如今，学校旨在为雇佣教师而设立的“园丁计划”项目已经成功地入围了“对话史玉柱”公益活动，燕兆时希望学校能够赢得这笔公益善款，让学校按照新的模式走得更好。
刚一拐进通道，就可以听见孩子们的朗朗书声，如同跳跃的音符一样流入耳中。虽然知道学校是由废旧仓库改建而来，但面对如此简陋的教室，记者还是有些吃惊。
损坏的玻璃窗、没有门的教室、教室门前的空地小得甚至不能称之为操场。只有墙上手绘的精致图画和印着《弟子规》的贴布显出一些学校的样子。不过，简陋的环境似乎并不能影响孩子们的欢快。
当记者走进二年级教室的时候，这些年纪尚小的孩子正在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等注意到有陌生人的时候，孩子们又显出调皮的样子，纷纷摆出V字手势，希望记者能给他们照“特写”。
“本来就是小天鹅”
课间十分钟，已经和记者熟悉起来的孩子又央求记者拍照，“老师，老师，你给我拍一张”、“我也要”、“我们一起，老师也给我们照”……
其中，一个男孩特别积极，不管是谁在照相，他都会挤到镜头前面。“老师，我给您照好不好？”在看记者照了一会儿之后，男孩又提出“要求”。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么想要照相时，男孩说，“我想要当摄影师。”在男孩灵动的眼睛下，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照相或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相机，对于城市中生活的孩子来说并不困难。但对于父母都在打零工的孩子来说，这个梦想却被套上了层层现实的束缚。
校长燕兆时曾经在学校做过一个调查，让孩子写下自己的理想，低年级的孩子想当“科学家”、“县长”、“老师”，到了高年级，理想变成了“开小卖店”、“推销啤酒”……这让燕兆时很揪心。在谈到孩子们的未来时，燕兆时对记者说：“为什么这些孩子就要继续从事他们父母的职业？如果硬要说这些孩子有什么不同，那就只有投胎不同。”
燕兆时也有一个梦想，他希望这些孩子也可以上大学，在学校里孩子们也会谈论奥数、英语和梦想。“我们不能有计划地培养农民工二代。”他说。
这也是燕兆时把学校的名字改成“小天鹅”的原因，“他们不是丑小鸭，我希望这些孩子知道，你本来就是小天鹅。”
“这个事得有人做”
小天鹅公益学校的前身是燕京学校，原来的校长在经历了几次因时因势的打工子弟学校搬迁之后，觉得“不赚钱，太困难，太辛苦”，决定关停学校。彼时燕兆时还是一位不固定上课的义教，从事航空研究，有一份体面且高薪的工作。
面对即将关闭的学校，燕兆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和老校长一起放弃，换一个地方继续做义教；要么接下这所“没有盈利模式”的学校。
做了20多年项目的燕兆时算了这样一笔账：学校共有学生200多名，每学期学杂费在600元—800元之间，加上每天4块钱的伙食费，再扣除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学校年收入20万元左右。房租一年8万元，11名老师的月工资2100—2400元，即使不加上取暖費用这样的大额开支，学校已然入不敷出。
“没有人会做赔钱的项目”，然而， 燕兆时做了一个“既不理性更不靠谱”的选择，燕兆时变成了燕校长。选址、搬家、改造、装修……2010年8月，这所因燕兆时而存留的学校开学了。 一年下来，学校亏损十余万元，而这笔费用全部由燕兆时个人承担。
“也许两个月，也许更长时间，最坏的结果就是倒闭，我在尽量延长这个结果。”燕兆时如是说。在学校创立之初，燕兆时拒绝了所有个人捐款，“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他说。
王老师是和燕兆时一同奋斗最久的志愿老师，离开繁华的城市中心，放弃薪酬来到这里做全职志愿者。当记者问起王老师是靠什么支持时，王老师笑得腼腆，“我也没有想明白，觉得这个事儿得有人做，想看到学校步入正轨。”
今年3月，学校在周末开设了英语和数学免费补习班，科任老师均由志愿者担任。燕兆时觉得，这些孩子的基础教育不能忽视。
就是这样一群志愿者和燕兆时一起为这些住在城市边缘的孩子撑起一片没有阴霾的天空。
求助公益
然而，志愿者毕竟不是专职教师，志愿者不能掌握每一个学生的动态，时间的不确定性决定志愿者在教学上缺乏连贯性。事实上，不只志愿者，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流动性之大也是普通学校无法想象的。
低工资是教师流动的最大原因，在燕兆时接手之前，这里的老师每月只有950元的工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福利待遇。让燕兆时难过的是，没有人期待这些孩子以后成为医生、研究人员，上中专或者技校是人们能想到的这些孩子最好的出路。似乎由什么人来教育这些孩子并不重要。过低的工资也导致合格的教师不愿来，于是，学校成了“管孩子的”地方，而不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教学质量更是无从谈起。
燕兆时一直觉得，打工子弟学校不应该是弱势群体，成立学校的目的更不是赚钱或者“带孩子”，而是真正让这些孩子受到应有的教育。学校教育重要的不是学生在哪里上课，用什么样的书本，而是教师的质量。
接手学校后，燕兆时留下了原来的3名教师，又招聘了8名教师，将他们的工资提到了2100—2400元。即使这样，有时也挽留不住教师。甚至这也成为学校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学生家庭本来就不富裕，不能向下分摊教师工资成本。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重担都压在燕兆时身上。
巨大的经济压力让学校再次面临倒闭，在经历了反复的讨论和思考之后，燕兆时提出了“教师公益金”模式。与其不断地要求教师无私奉献，不如由企业或者基金会提供教师雇佣金，这样既能解决师范生就业难的问题，也能解决学校聘用教师难的问题。
在燕兆时的博客上，他说：“没有正常的收入，就没有足够多的合格老师；没有足够多的合格老师，就无法教育好生。其实为老师捐助其根本受益者是学生。”
“教师公益金”的想法并不足够成熟完美，最近燕兆时跑遍了各大基金会，自嘲“不像校长，更像是跑销售的”。但是他反复强调，“不完美，但不能因为不完美就不做。”与其做锦上添花的事，不如做雪中送炭的事，从而真正改变打工子弟小学的命运。
快到放学时，记者遇到了一位接孩子的家长，这位来自湖北的织造厂工人趴在窗外看自己的儿子认真听讲，眼中溢满了爱。“家里搬家，离学校太远，但是孩子很喜欢这里，老师和学校的伙食都很好。就算学校搬迁，我也不会转校。”这位家长说。
如今，学校旨在为雇佣教师而设立的“园丁计划”项目已经成功地入围了“对话史玉柱”公益活动，燕兆时希望学校能够赢得这笔公益善款，让学校按照新的模式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