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京成为都城，北京的大官大机构就多了起来；“深宅大院”是人们共同的追求，更是官员和机构身份、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能否拥有一个足够大的院子，成为是否足够强势的标志。
　　在帝王时代，皇上是最大的官，拥有最大的大院——宫城（或紫禁城），绵延近一公里的长度居于帝都中央，“外朝内廷”的分布奠定了前办公、后居住二合一的大院格局。宫城连同南侧的天安门，南北长达1.7公里，成为如今内城最大的一个街区，北京东西交通必须为它避让。在宫城的北侧，由于北海和什刹海的存在，除非在水面上修立交桥，否则在内城的北部，就只有北海和什刹海的连接处可以有东西向的交通——平安大街。而在南城，由于天安门广场、天坛、前门历史保护区的存在，东西向的交通只有推倒的内城城墙一线和两广大街一线。于是，在北二环到南二环约8.6公里的距离内，只有平安大街、长安街、前门大街、两广大街四条直通东西的道路，相当于每个大街区的平均长度为1.72公里，这与纽约、东京市中心100-200米甚至几十米就是一个街区的差距不言自明。于是，大量的东西向交通被迫挤到南北二环，造成环路的拥堵。
　　1949年，北平这座冷清了多年的古城重回政治中心的地位，大批革命成功者从天南海北聚集而来，除了极少数高级干部分配进入胡同、王府、四合院，其他的大多数无从立足。于是，大批办公、住宅楼在旧城的西、北方向出现，围墙建了起来，新时代的大院形成了。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司令部依次排开。
　　作家洪烛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几乎所有的军队大院都是统一制式，总后大院的布局干脆直接用苏联‘陆军总部’的图纸。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食堂、服务社、礼堂、俱乐部、游泳池、医院、车队、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培英、育英、群英、育红、友谊都是大院的子弟学校。” 在军队大院密集的西三环和西四环之间，在复兴路到莲花池西路长达1.1公里的跨度内，几乎没有东西向的公共交通。
　　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集中分布在从西便门、阜成门以西，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据说最高时有78个部委，50多个都是在西边，其中三里河地区又是主要的聚集区。据统计，到1980年代末，北京的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位于百万庄的建设部大院，是我最熟悉的大院，同样的前办公、后生活格局，虽然规模不算最大，但也占据了长600米、宽400米的街区。当年我们大学毕业分配时所住的地下招待所，就在建设部大院的门房下面，吃饭、洗澡、理发等一律借助大院设施完成。
　　除了军队大院、部委大院，文教大院则在西北郊聚集。在牛津、剑桥、哈佛等世界级大学，学校与社会之间没有围墙，是连在一起彼此不分的；而在北京海淀，北大、清华、人大、中科院以及八大学院，成为最具规模的文教大院。以北大和清华为例，其南北方向占据的街区长度分别达到1.5公里和2.3公里，东西方向则达到1.4公里和1.8公里，由于是封闭式管理，大院范围内的交通体系仅仅服务于内部，外部交通只能绕行，再加上大面积的颐和园、圆明园，使得服务于海淀的交通干线通行压力非常大，中关村大街、苏州街、北四环辅路中关村段长年堵车也就不奇怪了。
　　随着人口增加，大院内部的宿舍楼逐渐供不应求，到1984年，北京市政府“为解决首都干部群众住房问题”，征用蒲黄榆、成寿寺大队的土地，在东南方向建设方庄住宅区；1985年，方庄开始正式建设，历经10年建成，总建筑面积200多万平方米，聚集了众多中央部委政府官员及国企高层。作为1990年代初北京规划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住宅小区，小区几乎把南二环和南三环连成一片，但在南北向1.4公里的跨度中，只有一条东西向的道路——蒲方路，使得所谓“微循环”效应不能显现，更无法为区外交通提供便利。
　　1990年亚运会的召开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到北四环。此前，在朝阳区大屯乡曹八里村31.5公顷的土地上，亚运村拔地而起，除比赛场馆外，还有运动员公寓、酒店和相关的配套工程。安慧里是亚运村地区最大的小区，在这个长宽各700米的正方形小区正中，有一个直径约300米的小区公园，在外人看来，这个小区不过是又一个规模宏伟的大院而已。
　　方庄和亚运村之后，北京的住宅建设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时期，人们也更多地从单位大院宿舍中逃离出来，从与单位同事扎堆的居住，变成更加自由、分散和多元化的居住。住宅房地产开发，规划面积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平方米，几乎全部采取封闭小区的规划设计理念。无论是政府在社会综合治理和物业管理上的要求，还是开发商和客户的需求，大家都希望用封闭来解决安全问题，都希望小区道路和花园归本小区居民私享，把在纽约、东京原本属于城市公共道路的路，变成封闭的小区私路。有的开发商，甚至把小区之间规划的市政道路据为己有、封闭管理，以减少过境交通对本小区的影响。当大家都如此而为时，受伤害的恰好是公众的利益，也包括自身的福利。例如，我所居住的小区与北四环之间隔着另外一个小区——国管局干杨树小区，由于各自采取封闭式管理，人车无法通行，北侧小区居民步行到地铁站要多走600多米的冤枉路，而南侧小区居民也不能方便快捷地享受到北侧的大量配套。由于封闭、没有商业展示面和客户来源不足，我们小区的会所、游泳池早已停业，大量资源被一直空置。
　　别墅区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大院，套着无数小院的大院。以亚运村北的紫玉山庄为例，其占据了北四环外南北向1.4公里、东西向750米的巨大街区，小区内绿草茵茵，碧波荡漾，天鹅飞舞，但是与公众的通行、观赏权益完全无关。
　　封闭的理念，正在被政府强力推广到农村。大兴区西红门镇最先在16个流动人口倒挂村实行“封闭式管理”，新设了铁门，筑起了砖墙，安装了街门和岗亭，增添了摄像头，村民进出将不再毫无限制，每天早6点开门、晚23点关门，出入都需要证件。虽然引来了社会的质疑，但这并未阻挡政府的“封村”步伐，只是“封闭式管理”这一名称换成了“社區化管理”。根据北京市整体部署，今年年内，城乡接合部地区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要力争达到50%以上；明年，所有城乡接合部地区村庄及有条件的农村地区都实现社区化管理，村庄的“大院化”指日可待。
　　封闭的大院，封闭的小区，宽阔的街道，巨大尺度的街区，已经成为北京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似乎意识到这一问题，提出了“优化完善城市中心路网体系，加大路网密度，完善路网微循环系统”的应对之策，然而面对已经成型的大院化规划和小众对自身利益的自我保护，推倒围墙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呢？我们只能期望在新的建设区域吸取教训，在脑子里面不要再出现新的封闭大院。
　　然而大院仍然拥有大量的拥趸，如今几乎每个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都希望拥有自己的独立大楼，院子最好封闭，以方便独立管理，实在没有院子，那么就从顶部的高管层、中间的办公层、会议层到地下的员工餐厅、停车位，全部服务于本企业。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大院已经开始垂直生长，呈现出立体化的趋势。
　　要进入大院，你需要出示各种各样的证件——军官证、学生证、工作证、小区出入证，有证件方可进入，大院和大院之间的往来被分隔，开放的“金角银边”变成封闭的“草肚皮”，提供的就业和人们能享受的服务同时减少，长时间之后每个大院有将拥有自己的文化，内部人的视野越来越狭窄，大院外面的交通则变得拥堵不堪；今天，作为一个城市的北京也似乎正在大院化，要想进入北京，你需要出示你的户口，有户口方能在北京买房、买车、上学、入园。如果这种城市大院化的思路大行其道，那么每个城市将成为一个大院，城市大院之间的人员流动不再畅通，商业机会和工作机会大量丧失，城市因得不到新鲜血液的补充而“酱缸化”，而城市外部、地区之间的交流沟通出现堵塞。在这个贾樟柯所说“本以为我们可以往前走，没想到迫切要做的是不后退”的时代，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能否保持对内开放已经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