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微博里看到有人转这幅著名的照片。照片拍摄于1940年10月22日，地点是位于伦敦肯辛郡的“荷兰屋图书馆”，当时已被德军的炸弹损毁。屋顶已经不复存在，天光于雾气之中弥漫进来，地上一片瓦砾狼藉，焚烧过的屋梁斜支在墙上，但是两面墙壁的书架却奇迹般地挺立着，而3位穿着正式得体的绅士正在安静地浏览着书架上的书。很多人都从这张照片中感受到一种无声而宁静的巨大力量，纷乱的世界，残暴的战争，却被这份破败图书馆里的宁静支撑着。
　　“荷兰屋”位于伦敦西部肯辛顿地区，初名“考普城堡”，1605年为英国政治家沃尔特·考普爵士而建，占地500亩。考普的女婿亨利·里奇——第一荷兰伯爵继承了城堡之后，历经战乱和易手。到了19世纪，荷兰屋回到第三荷兰伯爵手中，成为著名的文化沙龙，拜伦、狄更斯都是这里的座上客，荷兰屋也有了自己的图书馆。1940年9月，在一次10小时的空袭中，荷兰屋被炸毁，照片就是在这段期间拍摄的。战后，荷兰屋的所有权转移到当地政府手上。如今，荷兰屋所在地是荷兰公园歌剧院，它的建筑残余构成了剧场的背景。
　　2002年，我在一本杂志中读到了一篇书评，介绍的是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简称TLS）纪念创刊100周年推出的著作《批评时代》（Critical Times），这本书的封面用的就是这张著名的照片。在TLS看来，书乃至文学，是英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灵魂。他们将之比作明灯，并要精心呵护。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那本书的名字，《批评时代》四个字如果去掉书名号，是否會让我们触目惊心？哪怕它只涉及人文、学术和艺术领域。我甚至不敢往下想。
　　TLS百年来对文学的尊重让人感动，即便是上世纪初“向钱看”的报业大佬诺斯克里夫，和本世纪初的“传媒大亨”默多克，都没能或没敢对它进行大刀阔斧的商业化改革。这本大致“不赔不赚”的杂志，依然遵循着僧侣般的自律和洁净。这不禁让我们艳羡和感慨！这个工业革命发起的国家，这个资本主义的大国，竟还有着如此温馨的内核。
　　在我身边，哪怕是学生时代很火的文学期刊，现在都已悄然隐去了。文学书少了，看文学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包括我。即便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能增加几个读书人呢？国内一些电影大师也因为失去文学的依托而显露出市侩的面目。如这个社会，粗鄙无文成为时代的标签！
　　于我而言，写此文章，汗颜无趣，而又有坐井观天之感。只是身处潮流之中，慌手慌脚地试图抓住任何一根稻草。在无力批评、无胆批评的时代，在伪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代，只能扪心自问一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