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铁站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来源 :名作欣赏·评论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UOJIAJUN32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广州地铁站名作为广州重要的城市语言景观之一,是反映广州文化概貌和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所选取的广州地铁站名语言特征、命名理据和文化特征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双音节站名在数量上的显著优势,站名也反映了古越语用字和粤方言用字的鲜明语用字特征,命名理据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广州地铁站名背后也折射出广州的地理特征、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对于传承与弘扬岭南文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广州市 地铁站名 社会语言学 历史文化 社会心理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背后反映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地铁站名通常是某一区域最具代表性、典型性和区别性的语言符号,它与地名在本质上具有相通的特质,所起用的地名往往反映当地的文化特征和居民的心理特征。a因而从语言景观的视角出发,对于一地地铁站名的解读有利于我们更好把握语言背后所反映的该地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概貌。
  廣州作为我国华南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和珠三角经济区的重要枢纽城市,同时也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心城市,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的发祥地,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截至2020年10月,广州地铁共开通运营14条线路,四通八达,地铁车站的命名也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目前尚未见到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广州地铁站名的文章。本文拟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广州地铁站名进行研究,旨在揭露其背后蕴含的丰富社会心理和文化内涵。
  一、广州地铁站名概况
  广州地铁是服务于广州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其首条线路广州地铁1号线于1997年6月28日正式开通运营。截至2020年10月,广州地铁已有14条地铁线路开通运营,分别为1至9号线、13号线、14号线(含知识城线)、21号线、APM线和广佛线,地铁网络实现了全市11个区的全覆盖。本文将排除重复计算后的共237座车站纳入研究范围。
  二、广州地铁站名的语言特征
  地铁站名作为语言符号的一种,其本身具有独特的语言特征。汉语地名的语词结构通常由专名和通名组成,通名标志着人们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分类,记录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各种举措和设施,也体现着行政管理的区划系统;专名的形成则和人们对该地域的最初理解和认识相关。b在地铁站名中,具有较强区分性和特征化的专名往往得到人们的更多关注,而位于词尾的通名“站”在使用中则通常被忽略。以下对广州地铁站名的专名部分从音节和语用字两方面的特征作语言学分析。
  (一)音节特点
  广州地铁共237座车站的地铁站名的音节数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广州地铁站名的音节数量从双音节到六音节不等,其中双音节站名数量占绝对性优势,占比达到55.27%;三音节和四音节站名的数量次之,分别占站名数量总数的25.74%和12.66%;五音节和六音节站名的数量则居于末两位,二者占比总和仅有6.33%。广州地铁站名的数量整体上与站名的音节数呈负相关趋势,根据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广州地铁站名的简洁化特征,短小、精炼、高效的地铁站名大大减轻了人们的记忆负担,该种构词特征也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
  (二)语用字特色
  广州地处历史上岭南地区的土著居民古越族的聚集地,其文化由南迁入粤的汉人与土著居民共同打造,民族融合和汉人移民的历史原因共同形成了广州较为复杂的语言面貌,这一特征也反映在广州的地铁站名上。广州地名可大致分为三个文化层次:代表百越族文化的古越语地名层(即底层)、以象征广府文化的粤方言为代表的地方方言地名层(即中间层)以及代表中原文化的全国通用地名层(即表层)。以下将对广州地铁站名中特色鲜明的古越语用字和粤方言用字进行分析。
  1.古越语用字。岭南地区在古时为古越族聚居地,土著居民在这片朝夕生活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百越文化,古越语即为百越文化的表征之一。随着民族的变迁,古越语留存下来的主要是以壮侗语族为使用主体的壮侗语支以及以苗瑶各民族为使用主体的苗瑶语支,广东则以壮语为主。这些古越语遗存至今仍可在广州地铁站名中得以呈现,表现为大量的古越语用字。例如“大石”中的“大”字即为典型的古越语用字,在壮语中意为“地”。“清?”和“黄埔大道”中的“?”和“埔”在古越语中均表示津渡码头,相同含义的字还有“步”和“埗”。北宋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即有言:“岭南谓水津为步,言步之所及,故有罾步,即渔者施罾处,有船步,即人渡船处。”c这些用字均表现了古越人在岭南河网密布的地理条件下善舟楫的文化特征。“洞”字也是常见的表示自然地理含义的古越语用字,又作垌、峒,意指山间平地、盆地,含有该字的地铁站名如“鹤洞”“龙洞”。有关广州地铁站名中出现的古越语用字还有例如潭、南、坑、冲、良、黄、龙、边、圃等字,都带有历史上百越文化的印记。
  2. 粤方言用字。粤方言形成于汉人南迁定居并与百越土著杂处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长期的语言接触与融合造就了粤方言在汉语方言中别具一格的特殊地位,既体现出中古汉语语音的某些特征,又在词汇和语法上显露出古越语底层的遗留。广府是粤方言使用的中心地区,以作为汉语强势方言的粤方言为其重要的文化标志之一。广州地铁的众多站名也以独特的粤方言用字而被打上南粤文化的烙印,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粤方言中大量与水有关的地名景观。广府地区水网纵横,降水量大,清代屈大均以“广为水国”d生动描绘了岭南地区的水文化特征。粤方言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诞生了涌、沥、滘、塘、沙、湴、塱等一批反映水文化的用字。“滘”又写作“漖”,常见于广东地名中,在粤方言中意为河道分支之处。广州地铁站名中有不少站名中带有此方言用字,如“沥滘”“厦滘”“滘口”等。“涌”和“沥”也是粤方言常见的地名用字,均表示小水道、河沟的含义,与之相关的地铁站名如“东涌”“低涌”“沙涌”“马沥”等。再如“塱”,亦作“朗”“”,表示“冲积平原或水网沼泽地”e,也是典型的粤方言专用字,“西塱”“柯木塱”均含有该字。含有水类粤方言用字的地铁站名还有“磨碟沙”“黄沙”“长湴”等。除了与水相关的粤方言用字外,还有其他粤方言用字,例如“围”在粤方言中意为村子、寨子,珠三角地区的部分村落外围有一圈围墙,后以“围”字代指村落,带有“围”字的地铁站名如“万胜围”“裕丰围”。如此等等,均为广州地铁站名中浓重粤方言色彩的反映。   三、广州地铁站名的命名理据
  广州地铁站名的命名以指位性为基本原则,要求能够指示一定范围的区域并选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地名。通过对广州地铁共237座车站站名的分析与整理,其命名理据主要分为以下8类:
  (一)以行政区划命名
  以行政区划为命名理据的地铁站名数量最多,占比将近半数,具体站名如:镇龙、新造、凤凰新村、梅花园、市桥等。广州地铁在以村、镇、小区、社区等行政区划的方式命名站名时,对于专名为双音节以上的站名往往省略通名“村”“镇”“小区”等,仅保留具有区别意义的专名。
  (二)以道、路、桥等道路名称命名
  广州地铁中有众多站名以此种方式命名,仅次于以行政区划命名的车站数量。其中,绝大多数以道路名称命名的站名均略去了通名“路”,仅保留了专名的部分,如3号线北延段的“林和西”,该站位于天河北路与林和西路交汇处,命名时在采用道路名的同时略去通名“路”,因而得名“林和西”。诸如“淘金”“鹤洞”“南洲”“新港东”“江南西”“天河南”等车站均以此种方式命名。除此以外,仍有部分保留通名的站名,如“科韵路”“北京路”“体育西路”“花城大道”“石牌桥”等。
  (三)以景点和文化地标命名
  地铁不仅是快捷便利的出行交通方式,也是对外城市文化宣传和城市形象展示的重要媒介。大量地铁站名得名于公园、广场、体育场、博物馆等景点或标志性建筑物,如“广州塔站”则以广州市被誉为“小蛮腰”的标志性建筑广州塔命名,“农讲所站”则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著名景点而命名,此外还有“陈家祠”“动物园”“黄花岗”“大剧院”“体育中心”“海珠广场”等站名均以该种方式命名,有助于弘扬广州独特的城市文化。
  (四)以交通枢纽命名
  广州作为我国乃至世界的重要交通枢纽,客运和货运总量十分庞大,因而产生了许多涵盖水运、航空、鐵路等多种方式的交通枢纽,许多地铁站名因此而得名,如“广州南站”“广州火车站”“天河客运站”“南沙客运港”“机场北”“庆盛”等。
  (五)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
  由于广州市位于珠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河网密布、水系发达,同时兼有丘陵、盆地、平原等多种地形,因此广州地铁中有部分站名以岛、山、河涌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命名,如“洛溪”“海心沙”“官洲”“飞鹅岭”“飞沙角”等,均体现了这一自然地理特征。
  (六)以商业区和产业园区命名
  作为我国区域辐射能力强、经济体量庞大的重要经济中心和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同时也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的核心地区,广州市打造了众多商业中心、开发区、科学园区以及产业新区,并将其连接纳入广州地铁网络中,诞生了一批以商业区和产业园区命名的地铁站名,如“花都汽车城”“黄阁汽车城”“科学城”“金融高新区”“新城东”“天河智慧城”等。
  (七)以机关单位命名
  广州是华南地区教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等最为丰富且集中的地区,优质医院、著名高校林立于此,并成为部分地铁站名的命名理据,如“大学城南”“大学城北”“华师”“中大”“妇儿中心”等。事业单位建筑通常是一个地区的核心地标,为广大市民所熟知,以此方式命名车站社会影响力大、区别特征明显,也更符合人们的使用习惯。
  (八)以复合方式命名
  地铁车站在命名上通常要求选取附近知名度最高且较为稳定的公共地标性建筑名。而部分地铁车站因地处多个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地标性建筑附近,在命名理据中仅取其一往往会造成其他指位信息在地铁站名上的缺失。而复合式地铁站名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选择两种或三种命名理据叠加形成新的地铁站名。在广州地铁中,复合方式通常有“街道名 村名”“村名 医院名”“村名 旅游区名”,等等,这样一来扩大了站名的信息容量,也方便了人们的定位与出行,使新的地铁站名具有信息量大、指位性强、知名度高等特征和优势。如“嘉禾望岗”站,即为嘉禾街道与望岗村两部分复合形成,分别取“嘉禾”与“望岗”两个地名的专名部分组合形成新站名“嘉禾望岗”。再如“三溪”站则得名于附近的莲溪村、石溪村与宦溪村三个村庄,因三个村村名的专名部分皆有“溪”字,故合并成为“三溪”。此类站名还有“京溪南方医院”“南村万博”与“汉溪长隆”。广州地铁车站命名中所采取的复合方式较之于其他城市所选取的在两个地名中添加间隔号的方式(如南京地铁的“南京林业大学·新庄”、西安地铁的“省人民医院·黄雁村”)以及在站名后添加括号作以备注的方式[如兰州地铁的“兰州城市学院(省科技馆)”]而言则更为简洁,便于人们识记。
  四、广州地铁站名的文化特征
  地铁站名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景观,在具有基本的指位功能的同时,也与当地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相互融合,构成反映地域文化的一面镜子。一言以蔽之,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f
  (一)地铁站名反映地理特征
  广州地处珠江入海口处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北依白云山,南傍南海,地势整体北高南低,拥有山地、丘陵、平原等多种多样的地貌类型。同时,亚热带季风气候下的广州冬暖夏热,降水丰沛。广州特殊的地理特征也反映在地铁站名的命名之中,显露出特色的水域文化和山地文化。这些地铁站名中彰显的广州地理特征对于强化广州市民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具有特殊意义。
  1. 站名所体现的水域文化。广州文化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水,密布的河网与充沛的降水共同构成了广州特色的水域文化特质。而这种特质集中体现于一系列与水相关的字中,如“陂”的含义有“池塘”和“水边、岸”g,“湴”为方言用字,意为“稀烂的泥”h,除此以外还有“潭”“塘”“沙”“涌”“滘”“沥”“溪”“洲”“湖”“塱”,等字,这些字或是描摹水的状貌,或是由水引申而来并与水有关。纵观广州地铁,众多地铁站名均包含上述与水息息相关的字,如“东涌”“钟落潭”“黄沙”“沥滘”“长湴”“西塱”“琶洲”,等等,这其中关于水域的多样表达以及与水有关的各种事物,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水域对于广州文化塑造中的重要意义。   2. 站名所体现的山地文化。广州除了因泥沙冲积而成的广阔平原地带,广泛分布的低山丘陵也是其重要的地貌单元。广州许多地方的命名中也以地形地貌为重要理据并反映在地铁站名中,使地铁站名中包含了许多与山地有关的字,形成了特色的山地文化。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为“岗”字,例如“燕岗”“浔峰岗”“昌岗”“岗顶”“暹岗”等,与岗地的含义有关,表示“坡度较平缓的丘陵地带上的旱田”i。此外还有包括“山”“岭”“峰”的站名,如“五山”,因五个山头环绕于此而命名。还有“飞鹅岭”“金峰”等站,均体现出广州多山地丘陵的地理特征。
  (二)地铁站名反映历史文化
  广州作为一座具有两千余年建城史的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从“楚庭”到“番禺”,再到今日的广州城,城市在历代的沧桑变革中积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仅存留着古色古香的古城文化,而且也因其在近代革命斗争中的杰出贡献而流淌着革命文化的血液,这些在广州地铁站名中均有所体现。
  1. 站名所体现的古城文化。广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别名“羊城”“穗城”。从广州地铁中一些因古建筑遗存或因传说故事得名的地铁站名中可窥探到广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如地铁“五羊邨”站,“相传周代时有五位仙人,骑五只口衔谷穗的羊,降临楚庭(广州的古称),把谷穗赠给人民,并祝福‘永无饥荒’,仙人飞升而去后五羊留下化为石”j,因此广州又以“羊城”“穗城”别称。再如,历史上的广州城均基本以北京路为中轴线,以今越秀区为中心位置,因而明清时期广州城门的痕迹在老城区的一些地铁站名上有所表现,如“西门口”的得名即因明清两代广州西城门位于此地,“小北”则因明清两代广州城的小北门坐落于此而得名。又如坐落于黄埔区“南海神庙”站,它始建于隋代,是历代皇帝和中外船只祭海以祈求平安的重要场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此外,还有“陈家祠”站则是以附近的陈氏书院命名,它是广东省陈氏族人集资修建的合族祠,是探寻陈氏家族文化、岭南传统建筑乃至整个岭南民间文化的重要窗口。这些均是广州城所积淀的厚重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
  2. 站名所体现的革命文化。广州具有深厚的革命文化基因,在近代的革命事业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广州地铁站名中,如“三元里”站则书写着广州三元里人民顽强抗英的光辉事迹;“黄花岗”站则彰显了黄花岗起义中七十二名烈士的英勇气概;“纪念堂”站则是纪念为中国革命事业呕心沥血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其1921年出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的总统府旧址处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物。此类站名又如以“国父”之名命名的“中山八”,还有“农讲所”“烈士陵园”“团一大广场”,等等,都是广州革命文化在地铁站名上的重要表现。
  (三)地铁站名体现社会发展
  广州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核心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龙头与引领者。繁荣的商业贸易、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频繁的对外交流与蓬勃向上的文化教育体育事业等,均为广州前沿性的重要体现。这些繁盛的景象共同建构了广州灿烂的现代文明,彰显出丰富的时代特征。
  1. 站名体现经济发展。广州长期以来以发达的经济著称,并因此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这在广州地铁的许多站名中都得到了印证,如“珠江新城”和“广州塔”。“珠江新城”是广州最为亮眼和最具战略性的现代中心商务区,汇聚着众多世界名企,是广州的新城市中心。正是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此区域也集中了许多如“广州塔”“周大福中心”等蔚为壮观的标志性建筑,共同构成了富有活力的广州城市形象的新名片。此外还有“黄阁汽车城”“花都汽车城”“科学城”“知识城”“金融高新区”“天河智慧城”等站名,都是广州战略性区位优势和产业集聚的直观反映,同时也彰显出广州经济依托科技、创新和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趋势。
  2. 站名体现对外交流。广州曾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至今仍是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交通中心,承载着广东省以及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功能。广州具有众多对外交通枢纽,“广州东站”“广州南站”“广州北站”和“广州火车站”四座连接着我国大江南北的火车站使广州具有较高的交通通达性,“机场南”和“机场北”所代表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航空枢纽之一,此外还有“天河客运站”“南沙客运港”“从化客运站”,都是广州连接省内、全国乃至国际的对外交流中至关重要的窗口,体现了广州较高的开放程度。
  3. 站名体现文体繁荣。作为华南地区发展的前沿城市,较之于经济的繁盛,广州在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建设中同样取得突出成就。坐落于天河商圈核心地带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是广州最大的体育场,三十余年来在原有设施基础上又不断扩建体育设施并逐渐臻于完善与齐全,成为广州集健身、娱乐、教育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健身中心,由此诞生了“体育中心”“体育中心南”“体育西路”等与之有关的地铁站名,体现了广州体育事业的繁盛。而广州文化教育事业也走在全国前列,“大剧院”即为“世界十大歌剧院”之一的广州大剧院,多所名校也云集于此,如历史悠久的“华师”和“中大”,还有“大学城南”和“大学城北”,代表了广州高等教育资源的聚集地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广州大学城。这些昭示了广州公共文体事业发展的强劲势头以及近些年在推进文体事业繁荣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四)地铁站名反映社会心理
  地铁站名是人们赋予地理实体的名称,其名称的由来依赖于命名活动的发生。而命名活动以人为主体,因而在这一语言景观的研究中不可忽视人与地铁站名间的联系,这些联系集中表现为地铁站名所折射出的丰富的社会心理。
  1. 站名所表现的宗族观念。宗族观念是形成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并延续至今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早期人类社会中由于个人力量无法满足生存的需求,聚族而居成为当时人们共御外敌、求取生存的不二选择,强烈的族群认同感也自然成为人們的共识。这些逐步演变为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传统的宗法制社会以血缘为纽带,人们“以血缘宗亲观念为思想基础,对复杂的亲缘关系进行规范引导”k,并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宗族观念。   人们在聚居区的迁移过程中,这种以姓氏为符号的宗族观念成为一大主导因素。在“寻祖”思想的驱使下,人们多采取以同姓为单元的方式构建聚居区,以此发挥着祭祖联宗、强化族群认同的社会功能。广州地处宗族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宗族观念尤甚。历史上“大多数珠江三角洲宗族声称他们的血统来自中原”l,他们通过加强族群认同的方式与原住民划分界限,以此确立自己“中原人”的合法身份。同时,该地区宗族组织之所以发达,也出于沙田开发和防卫的需要。因而珠三角地区的宗族观念较于我国北方地区而言尤为浓厚。这一特点在地铁站名中有清晰的映射,如“朱村”是元末明初朱姓氏族由韶关南雄的珠玑巷迁居于此而得名。珠玑巷是中原地区的南迁氏族的驻足地和珠三角人重要的祖居之地,深刻影响了珠三角历史的发展进程。“客村”也不例外,是黎氏于明朝万历年间迁此聚居,取客居他乡之意而命名为“客村”。此外还有“黄村”“钟村”“区庄”“汤村”“潭村”等,这些均为中华民族传统宗族观念的重要表现。
  2. 站名所表现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平安、吉祥和幸福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人类在早期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无法运用科学知识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发生做出解释,因而会将其归因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运作,对这种超自然力量形成敬畏和崇拜心理,并寄托着人们对于平安祥和、风调雨顺等福祉的祈求和渴望。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这种早期形成的祈福心理并未因人类对于世界认知能力的提升而消亡,而是在代代相传中逐步形式化并固定下来,成为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普遍的心理模式,构筑了现代人类根深蒂固的祈福文化。
  中国祈福文化源远流长,周代即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并铸鼎以记,以求向神灵祈福禳灾。之后的儒家、道家等思想中均包含祈福文化的元素,对中华民族传统的祈福心理的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历史发展至今,中国已形成了形式多样的祈福文化,寄托着人们向美向善的祈福心理。而在多元化的形式当中,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即借助语言符号来实现祈福这一重要的心理寄托形式,这种心理在广州地铁站名中也表现得较为显著。人们常常在站名中使用丰富多样的吉祥语以期达到预先设定的结果,因而在广州地铁中常常会出现带有“和”“平”“盛”“泰”“福”等字的站名,如“如意坊”取吉祥如意的含义,“长寿路”则寄托了人们对于健康长寿的希冀,“永泰”则表达了永安康泰的愿景。此类的站名还有“人和”“太平”“庆盛”“江泰路”“广隆”“旺村”,等等,共同表达着人们对平安祥和、幸福如意的美好向往以及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
  五、结语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选取了广州地铁2020年10月前开通运营的14条地铁线路共计237座车站的站名,从语言特征、命名理据和文化特征三方面加以分析后可知,在语言特征上,广州地铁站名中简洁、精炼的双音节站名占显著优势,便于人们日常的识记和使用,同时站名也彰显出独特的古越语用字和粤方言用字的语用字特征。广州地铁站名在命名中以行政区划、道路名称、景点和文化地标、交通枢纽、自然地理实体、商业园和产业园区、机关单位和复合方式这八类方式为命名理据,呈现出命名理据的多元化和較强的指位性特征。而广州地铁站名不仅传达着特定的地理信息,背后也折射出广州的地理特征、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是研究广府文化乃至南粤文化的生动语言材料,对于传承与弘扬岭南文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具有深刻价值。
  a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7页。
  b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c李处厚:《青箱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页。
  d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5页。
  e 司徒尚纪:《广东地名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第21—55页。
  f 罗常培著,胡双宝注:《语言与文化(注释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
  g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2页。
  h 周无忌,欧阳觉亚,饶秉才编著:《普通话、广州话词汇用法对比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i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29页。
  j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广州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广东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k 姜广辉,程晓峰:《中华文明“连续性”形态形成的原因——从西周的宗法制度谈起》,《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63—75页。
  l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54-64 190页。
  作 者: 王越,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其他文献
摘 要:惧内是一类在京剧中十分常见的题材,将这一情节直接呈现于京剧舞台上,从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封建道德伦理中“男尊女卑”性别关系的刻板认识,反映了当时社会性别观念发生的悄然变化以及人们对男女地位关系进行重新思考的某种尝试。本文分别剖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惧内戏”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探讨了惧内现象与封建伦理二者之间的深层统协性,进而将京剧中的惧内题材还原到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中,论述了这一特别题材在当时拥
刀嘴蜂鸟是生活在中美洲的一種蜂鸟,这种鸟长有一根管状的喙,喙的长度可达10.5厘米。这根喙笔直地延伸出去,如同一把细长锋利的寿司刀。“刀嘴蜂鸟”之名由此而来。   这么长的喙,给蜂鸟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也给它带来了一些麻烦。   攀援植物西番莲的花蜜是刀嘴蜂鸟最喜爱的食物之一,也是它的主要食物来源。西番莲的花冠长11.4厘米,刀嘴蜂鸟长长的喙恰好能伸到其喇叭形的花朵中去吸取花蜜。取食花
摘 要:莫言作为我国首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可谓实至名归。他的作品语言独特,构思巧妙,想象丰富,是当代众多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同时莫言也通过他的一系列作品充分展现了当代作家的生命与活力。并且在创作的道路上始终孜孜不倦,为我们奉献了一部部经典作品。在创作风格上莫言也不拘一格,坚持求新求变。本文以莫言作品《红高粱家族》和《生死疲劳》为例,主要对莫言的创作风格进行论述,从莫言小说主题的发展,创作方
摘要:汪曾祺的文章之所以让人喜爱,是因为它的“小”,更因为它的朴实、风趣。作者丰富的阅历与多姿多彩的生活让其作品时时与读者发生碰撞与共鸣,并随之一起进入清新自然的世界。  关键词:汪曾祺 散文 趣味 率性 情怀  大事小事,事事可入文;俗景美景,景景可入画。入文入画后,不仅有滋有味,而且不失风雅情趣。汪曾祺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烹调”“绘画”大师;经过他的手,最普通的素材也能彰显出最丰美的味道、最质朴
摘要:《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是两部侧重于描写小人物精神世界的小说。其中,生命的孤独感和存在的虚无感是这两部小说的思想主题,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意蕴。刘震云通过对小人物精神状态的描写来思考人生意义这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体现了小说主题的深刻性。这是刘震云对小人物描写的突破,是对生活新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刘震云 主体性 孤独 虚无 希望  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是刘震云小说描写的主要内容,从最
摘要:顾漫作为中国网络言情小说的元老级作家,十几年间一直笔耕不辍进行着自己的言情小说创作,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温暖治愈的创作风格,还构建起了一个情感的乌托邦世界,在青年读者群体中掀起了一阵阅读潮流。本文旨在通过对顾漫所构建的情感乌托邦的阐释与分析,一方面从其创作的层面来厘清其情感乌托邦得以成功构建的多重原因;另一方来试图揭露这一情感乌托邦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蕴与精神内涵,尝试对顾漫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把
摘要:佐藤俊子是日本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新女性作家代表之一。1938年12月叉作为《中央公论》文人特派员来到中国,此后再没返回日本。中国时期的佐藤俊子从特派员到后来成为上海的《女声》杂志的主编,在特殊的时代,她的思想与中国现实紧密相关。该论文对先行研究中还很薄弱的佐藤俊子的中国早期主要以北京暂留时期为研究阶段,以1941年9月30日到10月5日连载发表的随笔《支那趣味的魅力》系列文章为分析对象,探
摘 要:《蒙求》作为隋唐时期历史类蒙学教材的代表,采取四言一句、上下对韵的形式,将史实传说的典故融入启蒙教育,具有开创性,历代以其为模本,形成了“蒙求体”,从文本特点、教育功能等方面影响后世的启蒙教育和社会生活。  关键词:《蒙求》 “蒙求体” 影响  中华民族历史漫长繁杂,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启蒙教育,《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尤其注重道德品性方面。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从多方面开展启蒙教
摘 要: 《论语》中“一以贯之”关系到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历来学界在理解上分歧较大。 文章结合帛书《易》的记载,分析了两处“一以贯之”出现的语境及孔子思想的表达,认为这两处“一以贯之”意义不相同,“予一以贯之”是孔子告诉子贡自己学习文献过程中的经验, “一”指《易》,“之”指所学的《诗》《书》《礼》《乐》等典籍, 此句意为“我用《易》贯串《诗》《书》《礼》《乐》等典籍”。“吾道一以贯之”是孔子向曾子
摘 要:“感时忧国情结”是认知《围城》的有效路径,《围城》中的“感时忧国情结”具有多维的深度性。本文从纵向透视《围城》自身的感时忧国情结,以及横向比较《围城》与同时期其他作品中的感时忧国情结两个方面分析。它是被小说中的笑谑所掩盖的,并且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品相比,它的现代性赋予了其特殊性。钱锺书所具备的中西方视角使得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发展为《围城》中的人文主义,体现了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文化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