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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沛新 广西贵港市人，现为广西广播电视台纪委书记、法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文化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新思维》两部，出版的合著有《基层团委书记工作指南》《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百人小传》《广西文化发展新探索》等三部;在《广西日报》发表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
小时候，母亲曾经跟我们讲过，她在娘家时叫“梁间姬”，出嫁后就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梁月英”。可惜，我当时还小，不懂得问母亲为啥要起这样一个名字。
后来我总在想，母亲给自己起这个名字肯定有她的特别用意吧。
一
母亲生于1933年农历三月初三，是我外公罗星宏第五个女儿。因罗家女儿太多，没有男丁，我母亲刚出生三天，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就被送给了邻近的江口村梁爵华家抚养，成了梁家的长女，取名“梁间姬”。
土改的时候，我外公收养的儿子夫妇突然向土改工作队告状说，他们不是罗家的儿子媳妇，而是“长工”，罗家便瞬间由勤劳致富变成了靠剥削长工发财，原本按政策该划为“中农”的，却被划成了“地主”，财产被充公，从此厄运连绵。从1958年开始，短短的七年间，我外公外婆接连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们的七女儿一出生就饿成了大头娃，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活活饿死，大儿子中师毕业后在村小当老师，却因为地主成分，娶不上老婆，还被划为右派，因不堪右派身份和残酷的批斗，于1965年决绝出走，从此杳无音信。母亲的几个亲姐妹出嫁后，罗家就只剩下小儿子——一个光棍佬在支撑著这个破败不堪的家了。
我大哥就是因为有这个地主外公而政审不过关当不了兵的，个别邻居因此在背后骂我们是“刘少奇外甥”。有好心人劝母亲别再走舅家了，以免影响孩子们的前途。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抹着眼泪说：“打断的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这个老弟现在是孤苦伶仃一个人，我们逢年过节去看看他，又不是干什么坏事，怕什么？共产党也是讲亲情的嘛。”
就这样，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家从来都没有中断与血亲舅舅和大姨、小姨们的联系。那时候，浓重的政治阴霾笼罩着我们家，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母亲常常安慰我们说：“不怕的，只要人平安，总能活下去。俗话说，一根草一串露水，路边草，有人憎，有人怜！”
每当我们兄弟中有人埋怨社会不公时，母亲总是加以制止，她常跟我们说，她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共产党是真心为老百姓好，只是办好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一个家庭的不幸，比起一个国家的灾难来说，算不了什么。
母亲没有上过学，几乎是文盲。但记性好，善于触类旁通，凭着解放初期短短的夜校学习，就背诵了许多毛主席语录和名言警句，运用起来都十分妥帖。每当我们遇到挫折时，她就给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1976年12月25日傍晚，当大队民兵营长一行敲锣打鼓地给我们家送来三哥的入伍通知书和“光荣之家”对联时，母亲激动得不能自已，转身跑回卧室里号啕大哭，多年来的憋屈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奔泻而出。当母亲在我们的劝说下，平复了心情，从卧室里出来时，已是夜晚，初冬的月亮，经过泪水的洗涤，已没有一丝杂尘，显得更加清澈和明朗！
1979年2月，边境战争打响后，一个舅妈因为我的表哥刚刚入伍就要上战场而担惊受怕，隔三岔五跑到我家里来，向我母亲诉说她的忧虑和恐惧，同时，也打听我那1977年元月入伍的三哥是否要上战场。刚开始几次，母亲都是好言相劝，尽量跟舅妈说些宽心体贴的话，安抚她那焦虑的情绪。可是，舅妈的情绪是越安慰越焦虑，找我母亲倾诉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几乎到了早晚都来倾诉的程度。
一天晚上，舅妈又来了，刚说了两句，母亲不耐烦地说：“别说了，你不烦我都烦啦，就你有个儿子当兵吗？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时候，难道想让你儿子当逃兵不成？！”
母亲的话，让舅妈完全愣住了，她喃喃地问道：“大姐，说句心里话，你难道就不担心你们家老三吗？”
“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当娘的哪有不担心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担心有用吗？”母亲默默地撩起衣尾擦了一下眼角，细声地说。
“那万一……怎么办？”舅妈依然缠着我母亲问。
“如果发生万一的话，一切交由部队处理吧。俗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说完，母亲转过身去，低着头，不再说话。
舅妈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焦虑的情绪反而舒缓了许多，起身就要回去。母亲把舅妈送到村口，此时，初春的月亮已高悬天际，如银的月光洒满了大地，照亮了舅妈前行的路。
从此之后，舅妈再也不来找我母亲倾诉这件事情了，当兵满两年后，表哥就复员回家务农了。我三哥则在部队继续服役，也在后来断断续续的边境战争中，先后上过庭毫山、法卡山前线。母亲知道后，总是淡淡地说：“当兵嘛，就该上前线。”在母亲的理解和支持下，三哥在部队一直干到边境某市武装部政委。
不仅如此，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都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六兄弟就有五个是中共党员。
二
母亲体弱多病，每天却像陀螺一样转，从不知疲倦。她的忙碌从早晨开始，母亲起床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米下锅，让我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个烧火煮粥，她自己还空着肚子，就挑猪栏后面粪坑里的粪水去淋菜，顺便摘一大篮时令蔬菜回来，让我们摘洗好来做中午的菜。如果生产队还没有出工，她则继续挑粪水去淋菜，直到生产队要开工了，才匆匆忙忙地喝两碗滚烫的粥，再去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如果粥还没有煮熟，她只能饿着肚子去干活了。中午回来，喝完两碗粥后，她马上到厨房里剁猪菜煮猪潲喂猪。忙完屋里的事，母亲就和父亲外出去自留地种菜，或者是犁耙自留地插秧种水稻。下午，按时参加集体劳动。傍晚，收工后，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透，她要么在菜地里松土淋菜，要么在自留地水田里用戽斗戽水灌溉水稻或耘田。晚饭后，为了省灯油钱，母亲经常在月光下缉麻纺纱织蚊帐布，直到深夜。细细的麻线在母亲捻动的手指尖延长，圆圆的纱锭在纺纱机上吱吱呀呀的响声中增大。月光照在母亲的脸上，也照在吱吱作响的纺纱机上，宁静的夜晚便多了几分灵动和生机，母亲要为六个儿子每人织两床苎麻蚊帐的愿望指日可待。 一个盛夏的傍晚，母亲突然晕倒在我们家的菜园地里，幸亏被人发现及时送回了家。躺在床上的母亲不断地呻吟，我们都以为母亲就要死了，吓得哭了起来。父亲像以往一样，熟练地用十滴水给她擦太阳穴、手脚和脖子后背，用生姜煨熟后切片贴在母亲的额头上祛风，我们则用煎鸡蛋煮生姜红糖水给母亲吃。也许是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严重不良，用上这几招惯用的土办法后，母亲的身体便慢慢恢复。醒来的母亲不服气地说，她年轻时身体是很棒的，老虎都能打得两个，参加闻名远近的防洪工程“画眉堤”建设时，还获得了工程建设指挥部邀请，作为先进群众代表参加了热闹非凡的落成典礼呢。只是生育了我们八兄弟姐妹后，每次月子都没有坐好，加上营养跟不上，才落下这个头疼的病根。
从母亲的卧室出来时，天空乌云密布，飞云不断地遮挡着月亮，而月亮总是倔强地从乌云中跳出来，把光芒洒向大地，洒在我们的身上。我闭上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只要母亲在，希望就在，生活就有着落。
当我们兄弟姐妹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后，母亲和父亲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把十几个孙儿孙女都带大。有时候，外孙、外孙女没人带时，父母也会去帮一把。
三
母亲常把别人的求助当作自己的事，总是随叫随到，从不图回报。一次，有一家的小孩子刚出生时几天都不吃奶，净是哭闹，眼看就不行了，家长们都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派人找到我母亲，她老人家一听便说：“这孩子肯定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待她打开小婴儿的嘴巴一看，惊呆了，原来他长了满口的“鹅口疮”！接着，母亲便自作聪明地用蓝汞水来抹婴儿的口腔，同时，让家长熬些枸杞菜水给小婴儿吃，几天后，竟然奇迹般地好了。此事传开后，周圍凡是哪家的小孩有点儿不妥了，都喜欢来找我母亲去看看，她也用这个土办法治好了几个有类似情况的小婴儿，这些人家都视她为能人恩人。
我们家的背后就是画眉江渡口，每逢春洪暴发，画眉江便波涛汹涌、浊浪滔天，渡船停摆。此时，傍晚从东津公社去大湾公社的人则无法过渡，只能滞留在我们这一边，等待第二天洪峰过后，渡船重新开放时才能过渡回家。春洪期间，往往是春寒料峭，冻杀少年。一到晚上，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滞留人员总是就近向我们家求援，尽管我们家住宿条件有限，粮食也很缺，母亲还是尽量地为这些人提供无偿帮助。有时煮一锅粥给他们吃，有时蒸一锅红薯或芋头给他们吃。尽量让妇女儿童进屋避寒。对于青壮年男客人，则让他们在屋外的屋檐底下，给他们一些干净的稻草铺在地上，或坐或卧，还可以生火取暖。有一次，我觉得在外面露营很新奇，就出去陪着屋檐下的男客们烤火过夜，烤着烤着，一个客人突然说，你们看天上的月亮，周边散发着一圈红晕呢，就像这堆火一样，让人感到温暖。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像这样的不速之客，母亲每年都要接待好几批。她常跟我们讲，救人于危难，胜过烧香拜佛。
我们家很早就跟爷爷奶奶分家过日子了，生活上很困难，领国家工资的爷爷从没给过我们家什么帮衬，母亲偶尔也对此有些微词，但是从来没有向我爷爷伸过手要钱物，更没有跟爷爷奶奶吵过架，该孝顺老人的时候，她作为大儿媳妇还是照规矩做。逢年过节加菜，家里做糯米糍粑等好吃的，或者家里有了杀猪这样的好事，母亲总是要让我们去叫爷爷奶奶到家里来一起吃饭，同时，也没忘了让我们走过画眉堤给江对岸的外公外婆送一些好吃的。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跟我们说她的口头禅：“独吃不如众乐，老人就是要孝敬。”
四
母亲七岁时就跟着同村的男孩去上学，可是，才上了三天课，就被外公给拉了回来，从此成了一个“睁眼瞎”。她常说，新社会虽然不再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是，一个人要是没有文化，就很难有什么大作为的。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们几兄弟姐妹去读书，不让我们再吃她一辈子“睁眼瞎”的苦。当别人家的孩子纷纷辍学外出打工挣钱的时候，我们家却出现了八个孩子中的四个同时在东津高中读书的盛况：我在读高二，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分别在读初一、初二。个别亲戚时不时来劝我母亲要面对现实，让孩子们早点儿出去打工挣钱，减轻家庭负担。面对这些好心的劝告，母亲解释说：“做工是一辈子的事，什么时候都有得做。读书可是像种田一样，是有时令的，错过了时令就很难有机会。现在改革开放了，国家不缺农民工，缺的是文化人。”当亲戚说，等你的小孩读书出来，别人家出去打工的孩子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了。万一你将来书没读成，钱也没赚着，就两头空啦。母亲沉默了一下，轻声地问：“万一出去打工的钱没赚着，读书也耽误了呢？再说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等他们读书出来，有了知识，收入可能会更高，到时候就会一笔当千犁。”
母亲常说男孩女孩都是人，一律要送去读书。我们六兄弟中，除大哥、二哥因为历史原因被耽误外，后面的四个全部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包括硕士和博士;在现已长大成人的十几个孙辈中，除个别人外，其他的都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不乏985、双一流大学毕业的硕士生和留学生，整个家族的孩子受教育程度之高，在当地农村是少有的。
五
面对贫穷和困苦，隔壁村的一个妇女向我母亲介绍她教育小孩子的经验是：“喝稀点，穿破点”。母亲听后说：“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我要教育小孩：吃好点，穿好点。只有想过上好日子的人才有动力去奋斗！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去创造美好生活，这有什么不好呢？”
那些年，我们兄弟姐妹八人的衣服，虽然旧，但绝不会破，经常洗得干干净净，穿在身上清清爽爽。母亲总是通过卖鸡、卖鸭、卖鹅、卖茅草、卖柴火等办法挣钱买布，让父亲裁剪，再去借别人的缝纫机来缝制，节约了不少成本，使我们在穿着上不比邻居的孩子差。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为了赶上当时的形势，带领全家一起逐梦“三转一响”。
我们家实现的第一个“转”是自行车。当时，家里给公社供销社上调了一头肉猪，父亲用卖猪所得的大部分钱买了一辆天津产的二手“飞鸽”牌自行车，刚用了不到一年，生产队分配得一张广州产的“红棉”牌自行车票。会上，队长征求大家意见，看把这个票分配给谁时，没有一家愿意接受，都说没有钱买。最后，队长推给我们家，老实巴交的父亲不懂得推辞，便接下了。当父亲愁眉苦脸地把自行车票拿回家时，母亲先是一愣，接着便埋怨父亲不该接这个烫手的芋头。父亲转身准备把票退回去时，母亲反而拦住父亲说：“别退了，不能让人看小了我们家，也看小了我们生产队。”当父亲问该怎么办时，母亲说：“把旧的自行车卖掉，杀了那头大猪卖钱，再买这辆新的自行车，剩下的钱，给老大买块手表。” 就这样，当别人家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家已经实现了自行车的更新换代，顺便还实现了第二个“转”——手表。
实现了两“转”后，母亲马上把目光瞄准了第三个“转”——缝纫机，这对我们家来说太实用了。她把杀猪卖肉剩下的钱，再想办法凑了一点，去买了一头中猪回来养，不到一年又可以出栏了，马上买了一台全新的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
“三转”齐了，母亲很快又在琢磨着“一响”的事。她让我们几兄弟姐妹把家里的茅草全部挑去卖给大李村砖厂，家里煮饭则用平时砍回来的干树枝和收集回来的树叶。还差的一小部分钱，母亲便把菜园子里的青菜拿到街上卖，终于凑够三十七块五买了一台全新的桂林产的“芦笛”牌收音机。
我们家在整个大李村率先实现了“三转一响”，这在当地曾经轰动一时。
我结婚后，由于工作比较忙，加上经济上也不宽裕，迟迟没有要孩子，母亲忍不住催问时，我便搪塞说：“现在还没钱，等攒够钱了再说吧。”母亲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我没听说过要等到攒够钱了才生孩子的，俗话说，人出世物出世。有了人，才会考虑人所需要的东西。我生你们八兄弟姐妹时，哪有什么钱？”
我和爱人对母亲的话深以为然，第二年，也就是在我们结婚后的第五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母亲满怀高兴地抱着刚刚出生的孙子，却意有所指地说：“哼，等你攒够钱了，你就跟那扎钱说话去吧，我的孙子都会帮奶奶打酱油啰！”
多年后，我曾问过母亲，在当时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如何想到并实现“三转一响”目标时，母亲沉吟了一下说：“人要有目标才能有动力。不能等到有钱了才去做事，而是先想到要做多大的事就去筹多少钱。”母亲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六
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元月，三哥在部队提干当了军官，母亲立马把三哥穿着四个兜的军官服照片补充到客厅南面墙上的相框里。后来，也把我从大学寄回来的照片装进相框里，挂在客厅北面的墙上。
每当有客人到来，母亲总是热情地介绍说，这是我们家老三，在部队当了军官。看，这张照片就是在天安门城楼前面照的……当时，三哥头顶上的红五星和衣服上的红色领章，熠熠生辉，这对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家庭来说，有着一种特别的含义。接着，母亲又指着北面墙上的照片说，这是我们家老四，今年刚刚考上大学。
每当这个时候，客人们常常是一边观看一边夸张地赞叹：“你好福气呀，孩子们真争气，又是军官又是大学生，文武双全呀！”
听到这些赞美的话，母亲脸上荡漾着舒心的笑容，总是好茶好饭、好烟好酒地款待客人，甚至恨不得把母鸡都宰杀来待客。
母亲的言行，引起了父亲强烈的不满，待客人一走，父亲便提醒道：“别那么嘚瑟了，要不是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孩子们再争气也没用。”
“我也知道现在的政策好，但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就不去上大学、当军官呢？”母亲的倔劲上来了，马上回了父亲一句。
“你还是低调点好，免得引起邻居们的反感。”父亲劝说道。
一提起邻居的感受，母亲就气不打一处来，高声说道：“现在要我顾及他们的感受啦？当年又有谁顾及我的感受？我家老大当不了兵，別人就骂我的孩子是刘少奇外甥。我们家地多劳动力少，做工慢一点，别人就嘲笑我们说：宁愿看三百鸭仔上坡，也不愿看这两公婆干活！”提起这些伤心的往事，母亲就嘤嘤地哭起来。
“我只是提醒你，有风也不能扬满帆，小心才能驶得万年船呀。”父亲也大起声来。
听到父亲大声说话，母亲更不服了：“我不偷不抢，说的都是事实，怕谁？现在又不是‘文化大革命’了，谁还敢随便整人！”母亲和父亲为这事经常拌嘴。
一个暑假的晚饭后，我专门找父亲出去聊天，要他多体谅母亲在“文革”中受到的心灵创伤，多让着她一点。父亲则指责母亲个性强、脾气急，还爱显摆。听完父亲的诉说，我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此时的夜空，一弯新月轻挂苍穹，正散发出银白色的光芒。我便对父亲说：“你看，这个月亮虽然不圆，但它依然能够照亮夜空。”父亲似乎理解了我的意思，沉默了。
从此以后，母亲继续修她的照片墙，把弟弟妹妹们的照片陆陆续续地添加上去，乐此不疲地当她的讲解员。
这种习惯到2015年11月6日戛然而止，这一天，母亲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当我们为母亲料理好一切时，东方刚刚吐白，一轮红日即将升起，月亮正在隐去。我想，西沉的月亮不是在推卸责任，而是为了世间万物的茁壮生长把天空让给太阳！
母亲虽然离开我们五年了，只要晚上看见了月亮，我就会想起母亲，心情就会宁静下来，仿佛母亲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不曾离去。今年的清明节本打算回乡扫墓祭奠母亲，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无法成行。我想，一生疼爱子女的母亲一定能够谅解我的。因为，母亲就像月亮那样永远都是那么皎洁澄明，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泽被万物的英华，照亮沉沉夜空，照亮她的那个世界，也照亮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在夜里也能行稳致远。
想到这，我似乎明白母亲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为“月英”了。
母亲，永远的月亮英华。
责任编辑 韦 露
小时候，母亲曾经跟我们讲过，她在娘家时叫“梁间姬”，出嫁后就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梁月英”。可惜，我当时还小，不懂得问母亲为啥要起这样一个名字。
后来我总在想，母亲给自己起这个名字肯定有她的特别用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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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于1933年农历三月初三，是我外公罗星宏第五个女儿。因罗家女儿太多，没有男丁，我母亲刚出生三天，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就被送给了邻近的江口村梁爵华家抚养，成了梁家的长女，取名“梁间姬”。
土改的时候，我外公收养的儿子夫妇突然向土改工作队告状说，他们不是罗家的儿子媳妇，而是“长工”，罗家便瞬间由勤劳致富变成了靠剥削长工发财，原本按政策该划为“中农”的，却被划成了“地主”，财产被充公，从此厄运连绵。从1958年开始，短短的七年间，我外公外婆接连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们的七女儿一出生就饿成了大头娃，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活活饿死，大儿子中师毕业后在村小当老师，却因为地主成分，娶不上老婆，还被划为右派，因不堪右派身份和残酷的批斗，于1965年决绝出走，从此杳无音信。母亲的几个亲姐妹出嫁后，罗家就只剩下小儿子——一个光棍佬在支撑著这个破败不堪的家了。
我大哥就是因为有这个地主外公而政审不过关当不了兵的，个别邻居因此在背后骂我们是“刘少奇外甥”。有好心人劝母亲别再走舅家了，以免影响孩子们的前途。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抹着眼泪说：“打断的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这个老弟现在是孤苦伶仃一个人，我们逢年过节去看看他，又不是干什么坏事，怕什么？共产党也是讲亲情的嘛。”
就这样，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家从来都没有中断与血亲舅舅和大姨、小姨们的联系。那时候，浓重的政治阴霾笼罩着我们家，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母亲常常安慰我们说：“不怕的，只要人平安，总能活下去。俗话说，一根草一串露水，路边草，有人憎，有人怜！”
每当我们兄弟中有人埋怨社会不公时，母亲总是加以制止，她常跟我们说，她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共产党是真心为老百姓好，只是办好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一个家庭的不幸，比起一个国家的灾难来说，算不了什么。
母亲没有上过学，几乎是文盲。但记性好，善于触类旁通，凭着解放初期短短的夜校学习，就背诵了许多毛主席语录和名言警句，运用起来都十分妥帖。每当我们遇到挫折时，她就给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1976年12月25日傍晚，当大队民兵营长一行敲锣打鼓地给我们家送来三哥的入伍通知书和“光荣之家”对联时，母亲激动得不能自已，转身跑回卧室里号啕大哭，多年来的憋屈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奔泻而出。当母亲在我们的劝说下，平复了心情，从卧室里出来时，已是夜晚，初冬的月亮，经过泪水的洗涤，已没有一丝杂尘，显得更加清澈和明朗！
1979年2月，边境战争打响后，一个舅妈因为我的表哥刚刚入伍就要上战场而担惊受怕，隔三岔五跑到我家里来，向我母亲诉说她的忧虑和恐惧，同时，也打听我那1977年元月入伍的三哥是否要上战场。刚开始几次，母亲都是好言相劝，尽量跟舅妈说些宽心体贴的话，安抚她那焦虑的情绪。可是，舅妈的情绪是越安慰越焦虑，找我母亲倾诉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几乎到了早晚都来倾诉的程度。
一天晚上，舅妈又来了，刚说了两句，母亲不耐烦地说：“别说了，你不烦我都烦啦，就你有个儿子当兵吗？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时候，难道想让你儿子当逃兵不成？！”
母亲的话，让舅妈完全愣住了，她喃喃地问道：“大姐，说句心里话，你难道就不担心你们家老三吗？”
“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当娘的哪有不担心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担心有用吗？”母亲默默地撩起衣尾擦了一下眼角，细声地说。
“那万一……怎么办？”舅妈依然缠着我母亲问。
“如果发生万一的话，一切交由部队处理吧。俗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说完，母亲转过身去，低着头，不再说话。
舅妈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焦虑的情绪反而舒缓了许多，起身就要回去。母亲把舅妈送到村口，此时，初春的月亮已高悬天际，如银的月光洒满了大地，照亮了舅妈前行的路。
从此之后，舅妈再也不来找我母亲倾诉这件事情了，当兵满两年后，表哥就复员回家务农了。我三哥则在部队继续服役，也在后来断断续续的边境战争中，先后上过庭毫山、法卡山前线。母亲知道后，总是淡淡地说：“当兵嘛，就该上前线。”在母亲的理解和支持下，三哥在部队一直干到边境某市武装部政委。
不仅如此，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都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六兄弟就有五个是中共党员。
二
母亲体弱多病，每天却像陀螺一样转，从不知疲倦。她的忙碌从早晨开始，母亲起床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米下锅，让我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个烧火煮粥，她自己还空着肚子，就挑猪栏后面粪坑里的粪水去淋菜，顺便摘一大篮时令蔬菜回来，让我们摘洗好来做中午的菜。如果生产队还没有出工，她则继续挑粪水去淋菜，直到生产队要开工了，才匆匆忙忙地喝两碗滚烫的粥，再去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如果粥还没有煮熟，她只能饿着肚子去干活了。中午回来，喝完两碗粥后，她马上到厨房里剁猪菜煮猪潲喂猪。忙完屋里的事，母亲就和父亲外出去自留地种菜，或者是犁耙自留地插秧种水稻。下午，按时参加集体劳动。傍晚，收工后，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透，她要么在菜地里松土淋菜，要么在自留地水田里用戽斗戽水灌溉水稻或耘田。晚饭后，为了省灯油钱，母亲经常在月光下缉麻纺纱织蚊帐布，直到深夜。细细的麻线在母亲捻动的手指尖延长，圆圆的纱锭在纺纱机上吱吱呀呀的响声中增大。月光照在母亲的脸上，也照在吱吱作响的纺纱机上，宁静的夜晚便多了几分灵动和生机，母亲要为六个儿子每人织两床苎麻蚊帐的愿望指日可待。 一个盛夏的傍晚，母亲突然晕倒在我们家的菜园地里，幸亏被人发现及时送回了家。躺在床上的母亲不断地呻吟，我们都以为母亲就要死了，吓得哭了起来。父亲像以往一样，熟练地用十滴水给她擦太阳穴、手脚和脖子后背，用生姜煨熟后切片贴在母亲的额头上祛风，我们则用煎鸡蛋煮生姜红糖水给母亲吃。也许是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严重不良，用上这几招惯用的土办法后，母亲的身体便慢慢恢复。醒来的母亲不服气地说，她年轻时身体是很棒的，老虎都能打得两个，参加闻名远近的防洪工程“画眉堤”建设时，还获得了工程建设指挥部邀请，作为先进群众代表参加了热闹非凡的落成典礼呢。只是生育了我们八兄弟姐妹后，每次月子都没有坐好，加上营养跟不上，才落下这个头疼的病根。
从母亲的卧室出来时，天空乌云密布，飞云不断地遮挡着月亮，而月亮总是倔强地从乌云中跳出来，把光芒洒向大地，洒在我们的身上。我闭上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只要母亲在，希望就在，生活就有着落。
当我们兄弟姐妹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后，母亲和父亲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把十几个孙儿孙女都带大。有时候，外孙、外孙女没人带时，父母也会去帮一把。
三
母亲常把别人的求助当作自己的事，总是随叫随到，从不图回报。一次，有一家的小孩子刚出生时几天都不吃奶，净是哭闹，眼看就不行了，家长们都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派人找到我母亲，她老人家一听便说：“这孩子肯定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待她打开小婴儿的嘴巴一看，惊呆了，原来他长了满口的“鹅口疮”！接着，母亲便自作聪明地用蓝汞水来抹婴儿的口腔，同时，让家长熬些枸杞菜水给小婴儿吃，几天后，竟然奇迹般地好了。此事传开后，周圍凡是哪家的小孩有点儿不妥了，都喜欢来找我母亲去看看，她也用这个土办法治好了几个有类似情况的小婴儿，这些人家都视她为能人恩人。
我们家的背后就是画眉江渡口，每逢春洪暴发，画眉江便波涛汹涌、浊浪滔天，渡船停摆。此时，傍晚从东津公社去大湾公社的人则无法过渡，只能滞留在我们这一边，等待第二天洪峰过后，渡船重新开放时才能过渡回家。春洪期间，往往是春寒料峭，冻杀少年。一到晚上，处于饥寒交迫中的滞留人员总是就近向我们家求援，尽管我们家住宿条件有限，粮食也很缺，母亲还是尽量地为这些人提供无偿帮助。有时煮一锅粥给他们吃，有时蒸一锅红薯或芋头给他们吃。尽量让妇女儿童进屋避寒。对于青壮年男客人，则让他们在屋外的屋檐底下，给他们一些干净的稻草铺在地上，或坐或卧，还可以生火取暖。有一次，我觉得在外面露营很新奇，就出去陪着屋檐下的男客们烤火过夜，烤着烤着，一个客人突然说，你们看天上的月亮，周边散发着一圈红晕呢，就像这堆火一样，让人感到温暖。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像这样的不速之客，母亲每年都要接待好几批。她常跟我们讲，救人于危难，胜过烧香拜佛。
我们家很早就跟爷爷奶奶分家过日子了，生活上很困难，领国家工资的爷爷从没给过我们家什么帮衬，母亲偶尔也对此有些微词，但是从来没有向我爷爷伸过手要钱物，更没有跟爷爷奶奶吵过架，该孝顺老人的时候，她作为大儿媳妇还是照规矩做。逢年过节加菜，家里做糯米糍粑等好吃的，或者家里有了杀猪这样的好事，母亲总是要让我们去叫爷爷奶奶到家里来一起吃饭，同时，也没忘了让我们走过画眉堤给江对岸的外公外婆送一些好吃的。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跟我们说她的口头禅：“独吃不如众乐，老人就是要孝敬。”
四
母亲七岁时就跟着同村的男孩去上学，可是，才上了三天课，就被外公给拉了回来，从此成了一个“睁眼瞎”。她常说，新社会虽然不再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是，一个人要是没有文化，就很难有什么大作为的。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们几兄弟姐妹去读书，不让我们再吃她一辈子“睁眼瞎”的苦。当别人家的孩子纷纷辍学外出打工挣钱的时候，我们家却出现了八个孩子中的四个同时在东津高中读书的盛况：我在读高二，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分别在读初一、初二。个别亲戚时不时来劝我母亲要面对现实，让孩子们早点儿出去打工挣钱，减轻家庭负担。面对这些好心的劝告，母亲解释说：“做工是一辈子的事，什么时候都有得做。读书可是像种田一样，是有时令的，错过了时令就很难有机会。现在改革开放了，国家不缺农民工，缺的是文化人。”当亲戚说，等你的小孩读书出来，别人家出去打工的孩子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了。万一你将来书没读成，钱也没赚着，就两头空啦。母亲沉默了一下，轻声地问：“万一出去打工的钱没赚着，读书也耽误了呢？再说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等他们读书出来，有了知识，收入可能会更高，到时候就会一笔当千犁。”
母亲常说男孩女孩都是人，一律要送去读书。我们六兄弟中，除大哥、二哥因为历史原因被耽误外，后面的四个全部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包括硕士和博士;在现已长大成人的十几个孙辈中，除个别人外，其他的都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不乏985、双一流大学毕业的硕士生和留学生，整个家族的孩子受教育程度之高，在当地农村是少有的。
五
面对贫穷和困苦，隔壁村的一个妇女向我母亲介绍她教育小孩子的经验是：“喝稀点，穿破点”。母亲听后说：“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我要教育小孩：吃好点，穿好点。只有想过上好日子的人才有动力去奋斗！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去创造美好生活，这有什么不好呢？”
那些年，我们兄弟姐妹八人的衣服，虽然旧，但绝不会破，经常洗得干干净净，穿在身上清清爽爽。母亲总是通过卖鸡、卖鸭、卖鹅、卖茅草、卖柴火等办法挣钱买布，让父亲裁剪，再去借别人的缝纫机来缝制，节约了不少成本，使我们在穿着上不比邻居的孩子差。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为了赶上当时的形势，带领全家一起逐梦“三转一响”。
我们家实现的第一个“转”是自行车。当时，家里给公社供销社上调了一头肉猪，父亲用卖猪所得的大部分钱买了一辆天津产的二手“飞鸽”牌自行车，刚用了不到一年，生产队分配得一张广州产的“红棉”牌自行车票。会上，队长征求大家意见，看把这个票分配给谁时，没有一家愿意接受，都说没有钱买。最后，队长推给我们家，老实巴交的父亲不懂得推辞，便接下了。当父亲愁眉苦脸地把自行车票拿回家时，母亲先是一愣，接着便埋怨父亲不该接这个烫手的芋头。父亲转身准备把票退回去时，母亲反而拦住父亲说：“别退了，不能让人看小了我们家，也看小了我们生产队。”当父亲问该怎么办时，母亲说：“把旧的自行车卖掉，杀了那头大猪卖钱，再买这辆新的自行车，剩下的钱，给老大买块手表。” 就这样，当别人家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家已经实现了自行车的更新换代，顺便还实现了第二个“转”——手表。
实现了两“转”后，母亲马上把目光瞄准了第三个“转”——缝纫机，这对我们家来说太实用了。她把杀猪卖肉剩下的钱，再想办法凑了一点，去买了一头中猪回来养，不到一年又可以出栏了，马上买了一台全新的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
“三转”齐了，母亲很快又在琢磨着“一响”的事。她让我们几兄弟姐妹把家里的茅草全部挑去卖给大李村砖厂，家里煮饭则用平时砍回来的干树枝和收集回来的树叶。还差的一小部分钱，母亲便把菜园子里的青菜拿到街上卖，终于凑够三十七块五买了一台全新的桂林产的“芦笛”牌收音机。
我们家在整个大李村率先实现了“三转一响”，这在当地曾经轰动一时。
我结婚后，由于工作比较忙，加上经济上也不宽裕，迟迟没有要孩子，母亲忍不住催问时，我便搪塞说：“现在还没钱，等攒够钱了再说吧。”母亲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我没听说过要等到攒够钱了才生孩子的，俗话说，人出世物出世。有了人，才会考虑人所需要的东西。我生你们八兄弟姐妹时，哪有什么钱？”
我和爱人对母亲的话深以为然，第二年，也就是在我们结婚后的第五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母亲满怀高兴地抱着刚刚出生的孙子，却意有所指地说：“哼，等你攒够钱了，你就跟那扎钱说话去吧，我的孙子都会帮奶奶打酱油啰！”
多年后，我曾问过母亲，在当时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如何想到并实现“三转一响”目标时，母亲沉吟了一下说：“人要有目标才能有动力。不能等到有钱了才去做事，而是先想到要做多大的事就去筹多少钱。”母亲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六
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元月，三哥在部队提干当了军官，母亲立马把三哥穿着四个兜的军官服照片补充到客厅南面墙上的相框里。后来，也把我从大学寄回来的照片装进相框里，挂在客厅北面的墙上。
每当有客人到来，母亲总是热情地介绍说，这是我们家老三，在部队当了军官。看，这张照片就是在天安门城楼前面照的……当时，三哥头顶上的红五星和衣服上的红色领章，熠熠生辉，这对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家庭来说，有着一种特别的含义。接着，母亲又指着北面墙上的照片说，这是我们家老四，今年刚刚考上大学。
每当这个时候，客人们常常是一边观看一边夸张地赞叹：“你好福气呀，孩子们真争气，又是军官又是大学生，文武双全呀！”
听到这些赞美的话，母亲脸上荡漾着舒心的笑容，总是好茶好饭、好烟好酒地款待客人，甚至恨不得把母鸡都宰杀来待客。
母亲的言行，引起了父亲强烈的不满，待客人一走，父亲便提醒道：“别那么嘚瑟了，要不是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孩子们再争气也没用。”
“我也知道现在的政策好，但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就不去上大学、当军官呢？”母亲的倔劲上来了，马上回了父亲一句。
“你还是低调点好，免得引起邻居们的反感。”父亲劝说道。
一提起邻居的感受，母亲就气不打一处来，高声说道：“现在要我顾及他们的感受啦？当年又有谁顾及我的感受？我家老大当不了兵，別人就骂我的孩子是刘少奇外甥。我们家地多劳动力少，做工慢一点，别人就嘲笑我们说：宁愿看三百鸭仔上坡，也不愿看这两公婆干活！”提起这些伤心的往事，母亲就嘤嘤地哭起来。
“我只是提醒你，有风也不能扬满帆，小心才能驶得万年船呀。”父亲也大起声来。
听到父亲大声说话，母亲更不服了：“我不偷不抢，说的都是事实，怕谁？现在又不是‘文化大革命’了，谁还敢随便整人！”母亲和父亲为这事经常拌嘴。
一个暑假的晚饭后，我专门找父亲出去聊天，要他多体谅母亲在“文革”中受到的心灵创伤，多让着她一点。父亲则指责母亲个性强、脾气急，还爱显摆。听完父亲的诉说，我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此时的夜空，一弯新月轻挂苍穹，正散发出银白色的光芒。我便对父亲说：“你看，这个月亮虽然不圆，但它依然能够照亮夜空。”父亲似乎理解了我的意思，沉默了。
从此以后，母亲继续修她的照片墙，把弟弟妹妹们的照片陆陆续续地添加上去，乐此不疲地当她的讲解员。
这种习惯到2015年11月6日戛然而止，这一天，母亲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当我们为母亲料理好一切时，东方刚刚吐白，一轮红日即将升起，月亮正在隐去。我想，西沉的月亮不是在推卸责任，而是为了世间万物的茁壮生长把天空让给太阳！
母亲虽然离开我们五年了，只要晚上看见了月亮，我就会想起母亲，心情就会宁静下来，仿佛母亲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不曾离去。今年的清明节本打算回乡扫墓祭奠母亲，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无法成行。我想，一生疼爱子女的母亲一定能够谅解我的。因为，母亲就像月亮那样永远都是那么皎洁澄明，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泽被万物的英华，照亮沉沉夜空，照亮她的那个世界，也照亮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在夜里也能行稳致远。
想到这，我似乎明白母亲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为“月英”了。
母亲，永远的月亮英华。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