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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和他的经典登场了，但似乎不是把我所熟知的“经典语录”“经典思想”如春风般地徐徐送来，而是像秋风般地、狂暴地要把我原有的关于“经典”的所有思考吹跑。我能享受“站在风口上飞舞”的感觉吗？
从《论语今读》到《李泽厚对话集》，滚雪球式地阅读，越滚越远，越深，我读的气力和胃口也越滚越大，节奏越滚越快，根本停不下来。
阅读经典：根本停不下来
我喜欢读李泽厚先生的书，源于《论语今读》，简单、执着的我，喜欢他的解读胜过《论语》本身。他开启我滚雪球式的读书法，从此开始系列地读他的书，如《美的历程》《华夏美学》《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等，越读越想读，越读越“扯”。他赞赏鲁迅，我再读鲁迅;他提到康德、尼采，我重读康德、尼采……这种读法，越读越扯，越扯越远，越远越多，越多越深，越深越厚，没有止境。也许读得太过简单，太粗糙，太不“准确”，但这是我的读法和看法，让我受益匪浅。
这种读书法，只能像李先生主张的，读书要快读，不求甚解，快读那些必须读的书—生命中必须要读的几十本经典书籍。是的，人人都知道，读过，读了，未必能读进去。因为读“经典”，不如吃饭穿衣那么迫切实在，不如聊天上网那么娱乐快捷，不如工作事业那么实用明确。它如吃“燕窝”，一点点儿地滋补、滋养精神气血，对粗粝的现实生活来说，太“贵”太“慢”，不如喝“鸡汤”来得便宜。是的，我赞同李先生的观点。读书分两种，一是有明确目的，二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真正需要慢读、熟读、细读的书，并不多。读书不是简单地获取知识，而是培养锻炼识别、评价的水平和能力，使自己对各种问题更敏锐，更清醒，也更理性，不做权威的奴隶，不做时髦的奴隶。
我读书大部分凭直觉和偏好，不过也受环境影响。比如，生病后，在家休息，愿意读尼采、叔本华的哲学，读鲁迅的小说散文，听老舍的幽默说笑。可能“病床”是离生死最近的地方，可能“呐喊”“怒吼”“带泪的微笑”是寂寞的出口。病前喜欢听卢梭、杜威、陶行知、叶圣陶的娓娓述说，絮絮叨叨，或许是工作需要，或许是忙碌得无法沉下心来。
“滚雪球”式的阅读经验，应该契合李先生的心意，读一个人的，要看四个人讲的，看谁讲得最好，比比高下优劣。不读书时，觉得无书可读，越读越觉得有书要读。读《论语》解释，我读过辜鸿铭、杨伯峻、钱穆的;读《论语》解读，读过李零、东方桥、傅佩荣的，读过于丹的，甚至翻看过清华厨师的论语心得。相比较之下，喜欢傅佩荣的《论语解读》，但最欣赏李先生的《论语今读》，解读透彻，词义精准，随性随情，眼界开阔。当然，读完一些书后，会懊悔浪费了时间。不过这种滚读法确实提升了自己对书籍的识别、评价能力。
提到李先生，不能不说说“情本体”，仅仅只是我在《论语今读》中一鳞半爪地捉到和闪过。为了更好地理解，我阅读了他的一系列书，尽管是表层、模糊、杂乱、不求甚解地吞咽下去。现在的我，“够不着”，只能依据所能消化的一星半点儿思考去“敬重”它，“理解”它，“珍惜”它。“情本体”把上帝的理念世界置换成接地气的俗世世界，让哲学的趣味性、生活性高于学术性和理智性，让普通的我欢欢喜喜地进入这“哲学”世界。李先生的“情本体”是有内容的，即对普通日常生活的珍惜、眷恋、感伤和了悟。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是人类的视角，不是民族的视角，不只是中国视角，但是以中国传统为基础看世界，是“人类视角，中国眼光”。
李先生认为，人应该在对自己日常人生的珍惜中，感受和了悟生活的意义，由此获得活下去的动力，指出《红楼梦》会让我们体会到人生的细微和丰富，熟悉，新鲜，百看不厌。是的，《红楼梦》最能展示中国人的情感特色和文化心理。从十几岁读它，到50岁再读它，每一次都读得津津有味，唏嘘泪流，味道不同，泪点也不同。这是积淀了自己的故事经历，将情感、时间和意念密密匝匝地钉进经典章节的缝隙与褶皱中。
读经典，耗时耗力，完全是用生命在阅读，这难道不是经典的魅力所在吗？
感受经典：站在风口上飞舞
经典本身就是一个球，从任何地方开始，它总会在滚动。对于一个教师而言，《李泽厚对话集》中对教育的看法最击中我的心，三言两语，直戳时弊要害，让我不由自主地“滚”起！
关于教育，也许是知识有限，也许是身在其中，我的一点点思考像浮在教育水面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水中！我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想说的，别人早已说过。此时，李先生为我揭开一点新的东西，比如关于“片面的全面”的教育哲学说法。未来世纪的教育，是要真正发现和发挥每个人的潜在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各自特长的片面发展。只要身心健康，“片面发展正是一种全面”。这种发展是人生最大的愉快—教育要以此为目的。
我常想，学校教育有时会走极端，或一味强调“考试第一”的绝对公平，或全面肤浅，让“一切”学生的“一切”方面均衡发展。但教育恰恰是不能兼顾“一切”人的“一切”方面，只能是适应“个性特征”的相对普适教育。特性、偏好和兴趣不同的人，就会有相应不同的教育方法。在一片均衡发展的整齐话语中，“片面发展正是一种全面”，多么简单而哲学的另类声音！
其实，读书和学习是相似的。读书，可以纵深阅读一个人或一类著作，读得片面但深刻;也可以横向阅读相关类书籍，读得全面但肤浅。学习亦是，既可以对一门功课兴趣浓厚，钻研极深，也可以多门功课浅尝辄止，面面俱到。我赞成高考的3 X，其中X可以从1～9门，多种选择。
我有限接触到的特长教育常是异化的特长教育。这种教育有时会被直接窄化为“艺考”要求的美术学习和音乐学习。音乐和美术不是个人特长和兴趣发展，而是高考道路上多一种选择的要求。就如我的表妹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就读，到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十几年的音乐特长学习，最后的工作却选在海关稽查处，与音乐毫无关系。她说，普通人靠音乐解决吃饭问题太难。我为她十几年的音乐学习感到遗憾，是自己太过理想化，还是她太过现实？ 克里希那穆提（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人）说得好，教育关心的应该是生活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对当下的挑战做出仓促的应对。教育活动是一个社会活动，不只是狭义的学校教育。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及教育的家庭社会氛围，共同造就一个人的未来……特长教育的发展要适应社会发展形势，而不应是对现实的仓促应对。
同样，李先生关于“填鸭”教学的必要性一说，简直是“拂逆”众当代“教育专家”，尤其是西方教育专家的“圣经”似的教育警告。
小时候被他人“填鸭”，长大后给他人“填鸭”，我熟络自然地走在“填鸭”的道路上。似乎只要高考存在，教育的各种改革都会成为治标不治本的应试策略（我是坚决地拥护高考派，自己也是高考的受益者）。中国人的智慧是生存智慧，不是思辨智慧，学习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学校自然必须为学生找到便捷、省力、高效学习的生存技巧、方法，“填鸭”是办法之一。“填鸭”在人数众多的班级伦理道德教育、集体行为规范教育中，显现出确定、平等和一致的优势。李先生曾指出，“填鸭”教育在一定时期，尤其是儿童时期不可少的。其实，“填鸭”也有好处，系统的、强迫记忆式的训练是不可少的。对人类最好的东西，包括历史的、人文的、科学的，要有系统地灌输，包括行为规范的训练灌输也是如此。就伦理学来说，从幼儿园“不要”这样、那样，到各宗教的“十诫”教义等，都是在要求克制、否定作为个体生物性的某些欲求，即“克己复礼”，它们是语言命令所表达的理性规范。一代传一代，构建人的心理形式。除了伦理道德，当然还有认识和审美。这种教育并不可少。
但是，从小接受“填鸭式”教育的孩子，习惯性“被灌”，缺少自主求新意识，思维变窄、变懒，好奇心、求异心渐少。此时，培养思辨智慧很难。李先生清楚地看出，我们不是缺少“填鸭”，而是“填鸭”过度，甚至教学方法只剩“填鸭”了。令他更加忧虑的是，就中国目前教育而言，恰好相反，“填鸭”过多，考试过多，竞赛过多，严重地摧残和损害了不少人才。
本来，我在杜威那里找到救失自己“填鸭”过度的法宝秘籍，试图在“填鸭”和“放手”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度”。而李先生却说，儿童教育如杜威主张的那样，是不行的。我又犯糊涂了，看来，我读的经典还是太少。关于杜威，关于李先生，我还需要慢读、细读，增强辨识力。也许杜威过于“尊重”孩子，孩子的想法更多的是本能、直觉，需要清醒、理智的规范。或许杜威过于依赖“生活”，生活的琐碎需要提炼，生活的智慧需要冲刷洗练。
当然，最经典的是李先生关于“度”是美的教育观点。“度”是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具有模糊性和偶然性。在活生生的事情中，在具体的实践中，在使用工具中，我们要恰到好处，才做得对。这个“对”，不是逻辑的对，不是语言论证，不是概念符合，而是在活动中掌握好分寸。当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自己把握到“度”，恰到好处，顺利了，“对”了，这一刹那，心里的感受就是美。李先生的哲学，只是提出一个视角、一个概括和总结。要转化成实践，还需要很多环节，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不过，我已经先入为主、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李先生和他的经典登场了，但似乎不是把我所熟知的“经典语录”“经典思想”如春风般地徐徐送来，而是像秋风般地、狂暴地要把我原有的关于“经典”的所有思考吹跑。我能享受“站在风口上飞舞”的感觉吗？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责任编辑：孙建辉）
从《论语今读》到《李泽厚对话集》，滚雪球式地阅读，越滚越远，越深，我读的气力和胃口也越滚越大，节奏越滚越快，根本停不下来。
阅读经典：根本停不下来
我喜欢读李泽厚先生的书，源于《论语今读》，简单、执着的我，喜欢他的解读胜过《论语》本身。他开启我滚雪球式的读书法，从此开始系列地读他的书，如《美的历程》《华夏美学》《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等，越读越想读，越读越“扯”。他赞赏鲁迅，我再读鲁迅;他提到康德、尼采，我重读康德、尼采……这种读法，越读越扯，越扯越远，越远越多，越多越深，越深越厚，没有止境。也许读得太过简单，太粗糙，太不“准确”，但这是我的读法和看法，让我受益匪浅。
这种读书法，只能像李先生主张的，读书要快读，不求甚解，快读那些必须读的书—生命中必须要读的几十本经典书籍。是的，人人都知道，读过，读了，未必能读进去。因为读“经典”，不如吃饭穿衣那么迫切实在，不如聊天上网那么娱乐快捷，不如工作事业那么实用明确。它如吃“燕窝”，一点点儿地滋补、滋养精神气血，对粗粝的现实生活来说，太“贵”太“慢”，不如喝“鸡汤”来得便宜。是的，我赞同李先生的观点。读书分两种，一是有明确目的，二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真正需要慢读、熟读、细读的书，并不多。读书不是简单地获取知识，而是培养锻炼识别、评价的水平和能力，使自己对各种问题更敏锐，更清醒，也更理性，不做权威的奴隶，不做时髦的奴隶。
我读书大部分凭直觉和偏好，不过也受环境影响。比如，生病后，在家休息，愿意读尼采、叔本华的哲学，读鲁迅的小说散文，听老舍的幽默说笑。可能“病床”是离生死最近的地方，可能“呐喊”“怒吼”“带泪的微笑”是寂寞的出口。病前喜欢听卢梭、杜威、陶行知、叶圣陶的娓娓述说，絮絮叨叨，或许是工作需要，或许是忙碌得无法沉下心来。
“滚雪球”式的阅读经验，应该契合李先生的心意，读一个人的，要看四个人讲的，看谁讲得最好，比比高下优劣。不读书时，觉得无书可读，越读越觉得有书要读。读《论语》解释，我读过辜鸿铭、杨伯峻、钱穆的;读《论语》解读，读过李零、东方桥、傅佩荣的，读过于丹的，甚至翻看过清华厨师的论语心得。相比较之下，喜欢傅佩荣的《论语解读》，但最欣赏李先生的《论语今读》，解读透彻，词义精准，随性随情，眼界开阔。当然，读完一些书后，会懊悔浪费了时间。不过这种滚读法确实提升了自己对书籍的识别、评价能力。
提到李先生，不能不说说“情本体”，仅仅只是我在《论语今读》中一鳞半爪地捉到和闪过。为了更好地理解，我阅读了他的一系列书，尽管是表层、模糊、杂乱、不求甚解地吞咽下去。现在的我，“够不着”，只能依据所能消化的一星半点儿思考去“敬重”它，“理解”它，“珍惜”它。“情本体”把上帝的理念世界置换成接地气的俗世世界，让哲学的趣味性、生活性高于学术性和理智性，让普通的我欢欢喜喜地进入这“哲学”世界。李先生的“情本体”是有内容的，即对普通日常生活的珍惜、眷恋、感伤和了悟。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是人类的视角，不是民族的视角，不只是中国视角，但是以中国传统为基础看世界，是“人类视角，中国眼光”。
李先生认为，人应该在对自己日常人生的珍惜中，感受和了悟生活的意义，由此获得活下去的动力，指出《红楼梦》会让我们体会到人生的细微和丰富，熟悉，新鲜，百看不厌。是的，《红楼梦》最能展示中国人的情感特色和文化心理。从十几岁读它，到50岁再读它，每一次都读得津津有味，唏嘘泪流，味道不同，泪点也不同。这是积淀了自己的故事经历，将情感、时间和意念密密匝匝地钉进经典章节的缝隙与褶皱中。
读经典，耗时耗力，完全是用生命在阅读，这难道不是经典的魅力所在吗？
感受经典：站在风口上飞舞
经典本身就是一个球，从任何地方开始，它总会在滚动。对于一个教师而言，《李泽厚对话集》中对教育的看法最击中我的心，三言两语，直戳时弊要害，让我不由自主地“滚”起！
关于教育，也许是知识有限，也许是身在其中，我的一点点思考像浮在教育水面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水中！我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想说的，别人早已说过。此时，李先生为我揭开一点新的东西，比如关于“片面的全面”的教育哲学说法。未来世纪的教育，是要真正发现和发挥每个人的潜在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各自特长的片面发展。只要身心健康，“片面发展正是一种全面”。这种发展是人生最大的愉快—教育要以此为目的。
我常想，学校教育有时会走极端，或一味强调“考试第一”的绝对公平，或全面肤浅，让“一切”学生的“一切”方面均衡发展。但教育恰恰是不能兼顾“一切”人的“一切”方面，只能是适应“个性特征”的相对普适教育。特性、偏好和兴趣不同的人，就会有相应不同的教育方法。在一片均衡发展的整齐话语中，“片面发展正是一种全面”，多么简单而哲学的另类声音！
其实，读书和学习是相似的。读书，可以纵深阅读一个人或一类著作，读得片面但深刻;也可以横向阅读相关类书籍，读得全面但肤浅。学习亦是，既可以对一门功课兴趣浓厚，钻研极深，也可以多门功课浅尝辄止，面面俱到。我赞成高考的3 X，其中X可以从1～9门，多种选择。
我有限接触到的特长教育常是异化的特长教育。这种教育有时会被直接窄化为“艺考”要求的美术学习和音乐学习。音乐和美术不是个人特长和兴趣发展，而是高考道路上多一种选择的要求。就如我的表妹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就读，到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十几年的音乐特长学习，最后的工作却选在海关稽查处，与音乐毫无关系。她说，普通人靠音乐解决吃饭问题太难。我为她十几年的音乐学习感到遗憾，是自己太过理想化，还是她太过现实？ 克里希那穆提（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人）说得好，教育关心的应该是生活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对当下的挑战做出仓促的应对。教育活动是一个社会活动，不只是狭义的学校教育。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及教育的家庭社会氛围，共同造就一个人的未来……特长教育的发展要适应社会发展形势，而不应是对现实的仓促应对。
同样，李先生关于“填鸭”教学的必要性一说，简直是“拂逆”众当代“教育专家”，尤其是西方教育专家的“圣经”似的教育警告。
小时候被他人“填鸭”，长大后给他人“填鸭”，我熟络自然地走在“填鸭”的道路上。似乎只要高考存在，教育的各种改革都会成为治标不治本的应试策略（我是坚决地拥护高考派，自己也是高考的受益者）。中国人的智慧是生存智慧，不是思辨智慧，学习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学校自然必须为学生找到便捷、省力、高效学习的生存技巧、方法，“填鸭”是办法之一。“填鸭”在人数众多的班级伦理道德教育、集体行为规范教育中，显现出确定、平等和一致的优势。李先生曾指出，“填鸭”教育在一定时期，尤其是儿童时期不可少的。其实，“填鸭”也有好处，系统的、强迫记忆式的训练是不可少的。对人类最好的东西，包括历史的、人文的、科学的，要有系统地灌输，包括行为规范的训练灌输也是如此。就伦理学来说，从幼儿园“不要”这样、那样，到各宗教的“十诫”教义等，都是在要求克制、否定作为个体生物性的某些欲求，即“克己复礼”，它们是语言命令所表达的理性规范。一代传一代，构建人的心理形式。除了伦理道德，当然还有认识和审美。这种教育并不可少。
但是，从小接受“填鸭式”教育的孩子，习惯性“被灌”，缺少自主求新意识，思维变窄、变懒，好奇心、求异心渐少。此时，培养思辨智慧很难。李先生清楚地看出，我们不是缺少“填鸭”，而是“填鸭”过度，甚至教学方法只剩“填鸭”了。令他更加忧虑的是，就中国目前教育而言，恰好相反，“填鸭”过多，考试过多，竞赛过多，严重地摧残和损害了不少人才。
本来，我在杜威那里找到救失自己“填鸭”过度的法宝秘籍，试图在“填鸭”和“放手”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度”。而李先生却说，儿童教育如杜威主张的那样，是不行的。我又犯糊涂了，看来，我读的经典还是太少。关于杜威，关于李先生，我还需要慢读、细读，增强辨识力。也许杜威过于“尊重”孩子，孩子的想法更多的是本能、直觉，需要清醒、理智的规范。或许杜威过于依赖“生活”，生活的琐碎需要提炼，生活的智慧需要冲刷洗练。
当然，最经典的是李先生关于“度”是美的教育观点。“度”是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具有模糊性和偶然性。在活生生的事情中，在具体的实践中，在使用工具中，我们要恰到好处，才做得对。这个“对”，不是逻辑的对，不是语言论证，不是概念符合，而是在活动中掌握好分寸。当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自己把握到“度”，恰到好处，顺利了，“对”了，这一刹那，心里的感受就是美。李先生的哲学，只是提出一个视角、一个概括和总结。要转化成实践，还需要很多环节，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不过，我已经先入为主、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李先生和他的经典登场了，但似乎不是把我所熟知的“经典语录”“经典思想”如春风般地徐徐送来，而是像秋风般地、狂暴地要把我原有的关于“经典”的所有思考吹跑。我能享受“站在风口上飞舞”的感觉吗？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