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0日，美国西雅图Key银行开除了出纳员尼科尔森(Jim Nicholson)，原因是他在7月27日英勇追赶—名抢劫银行未遂的抢匪并把对方制伏，直到警察前来逮捕。
　　是什么因素促使尼科尔森做出英勇的举动?又是什么原因让银行高层因此开除他?尼科尔森个人和公司的决策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不鼓励尼科尔森的“见义勇为”，因为他们认为公民的责任就是做好证人，面对暴力犯罪时最好是顺从，除非感觉危及个人安全。银行出纳员受的训练是让抢匪尽快离开银行，不要使抢劫危险情况升级，因为那些钱已获美联邦保险。
　　尼科尔森说：“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遵行抢匪要求，但我的本能发挥作用了，我尽最大的力量来阻止这个家伙。”
　　Key银行开除尼科尔森是因为他违反了公司的安全运营规定，这样有利于维护公司的长远利益，保护员工和客户的生命安全。而另一方面，尼科尔森的英勇行为由内在驱力发动，是其正义品性在特定情境中的表现，而不是一种职业行为。他的行为决策没有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危险结果，也没有考虑到工作职责要求。
　　决策者作为情感动物，有着非理性的一面，但组织决策必须基于其文化和制度，服从理性的要求。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本我”与“超我”的较量
　　
　　在决策中，让非理性力量运行在理性的轨道上并非易事。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我们的人格系统中存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的力量。本我中蕴藏着许多被压抑的与社会道德、伦理、法律、制度等标准违背的本能与欲望，按“快乐原则”行亨；自我主要体观现实规范的要求，按照“现实原则”活动；超我则完全是道德规范、社会标准的体现，按“至善原则”或“理想原则”活动。
　　同—环境条件下，不同人格力量占优势，会对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上述案例中，尼科尔森的行为决策服从于本我和超我的力量，如他所说，“本能”起作用了，却忽视了银行“现实原则”的要求。而管理层的决策是要引导员工的非理性力量回归理性轨道。
　　对于决策者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我”力量，“本我”不断膨胀而“超我”又比较弱小，那么决策行为难免会受“本我”驱动，遵循“快乐原则”，这导致多少贪官因东窗事发而深陷牢笼，多少企业高管为追求短期利益而黯然退场。
　　
　　让决策回归理性轨道
　　
　　那么，决策中如何让非理性力量运行在理性的轨道上?这是组织需要化解的重要难题。
　　确定核心价值观和行动准则
　　这在优秀公司中不乏其例，如惠普公司拥有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观，即相信和尊重个人、追求卓越的贡献和成就等等。在柳传志时代，联想集团弘扬服务客户、精准求实、诚信共享、创业创新的企业文化，这些价值观和准则能够成为组织决策时的重要标尺。
　　选择“情绪能力高”的管理者个体的情绪能力对调节决策中的非理性力量具有重要影响，缺少长远眼光和远大目标的管理者，更容易在决策中受情绪影响，被眼前的烦恼和诱惑左右。
　　建立平衡的组织目标结构企业在决策中需要平衡处理多个方面的关系，不片面追求短期利益。
　　用制度加强决策者的“自我”力量目前我国企业还多为经验式的制度管理。接下来应发展成为先进文化指导下的制度管理，不断变革和完善制度管理体系。
　　尊重人性，以人为本当决策与改变员工、顾客的行为有关时，这一点便会非常重要。自我决定和目的性是行为的基本特征。被迫的行为难以持久，因此，有效的影响应该是基于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根据西蒙的理论，这可以通过影响人的决策前提条件实现，包括对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的影响。
　　在决策中，让非理性力量运行在理性的轨道上，这是管理者需要面对和化解的重要问题。这—过程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既需要遵循纪律和规律，又需要大局意识、前瞻思维和人文关怀。
　　对于决策者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我”力量，“本我”不断膨胀而“超我”又比较弱小，那么决策行为难免会受“本我”驱动，遵循“快乐原则”，这导致多少贪官因东窗事发而深陷牢笼，多少企业高管为追求短期利益而黯然退场。
　　[鸣谢：本文获救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721281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