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临刑前题诗狱壁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诗第二句用了东汉时杜根的典故，东汉王朝自公元105年和帝刘肇驾崩至公元121年间，实际控制在皇太后邓绥手里，可随着安帝刘祜年岁日增，就有不怕死的官员站出来请太后退休，杜根即是其中之一。史载：官阶为郎中的杜根和另一位同级官员一起上书道：“帝年长，宜亲政事。”尝到权力滋味的邓绥干得正带劲，闻听此论，火冒三丈！下令将二人“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然后抛尸城外。杜根命大，没被打死，在袋子里慢慢苏醒过来。不过邓绥做事很细致，专门“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这出死里逃生的宫廷戏真是惊心动魄，而朝堂上当场杖杀大臣的做法也着实恐怖。
　　秦国嫪毐之乱后，齐国客卿茅焦曾指控嬴政“囊扑二弟”，说明早在战国就有了这种将人装进白绢大袋子里痛打的“扑刑”。东汉初年，温和敦厚的光武帝刘秀对作为宫廷秘书的“尚书”们也频频使用扑刑。顺帝刘保时，尚书令左雄曾因大司农刘据遭捶扑而上书曰：“九卿位亚三公，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则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可见，到了东汉明帝刘庄时，朝廷九卿高官也难逃扑刑的伺候。邓绥敢用此刑，袭旧制罢了。
　　皇家在金殿上捶扑大臣之法东汉便有，偏偏明廷的廷杖格外出名，而这野蛮之刑也非洪武皇帝首创，“实则学的是元朝的办法”。但后人提及皇帝当朝打人，首先想到的总是大明朝，这确是委屈了大明，不过明之廷杖的名气既然如此大，自然有标新立异足令之前其他殿堂上全武行表演都黯然失色之处！
　　乱世不论，明朝之前凡太平时代捶扑大臣基本都是极端事件，明朝却不同，些许小事让皇帝不痛快，大臣就可能挨上一通板子。洪武九年（1376），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奏折，朱元璋“叫人读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以后，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说的全是空话，大发脾气，把太素叫来，打了一顿”。第二天，接着读到后续的部分才听到具体意见，觉得很不错，又将茹太素找来表扬了一番。空话连篇惹人烦，可因此责打大臣，打完后又接着奖励，廷杖之刑在明廷确有点家常便饭的味道。
　　再者，古时捶扑大臣，就算群臣愤愤不平，真正挨打的也就一二领头者，杀鸡儆猴罢了。明朝廷则不然，往往一打一大片，规模最大一次在嘉靖三年（1524），朱厚熜为了将自己生母尊号“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中的“本生圣母”四字去掉，与朝臣发生冲突，七月戊寅（8月14日），“廷臣伏阙固争，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锦衣卫狱。癸未，杖馬理等于廷，死者十有六人”。朝堂变成大开杀戒的刑场！
　　明朝中后期太监当权，廷杖大臣又夹杂进不少宦官的创意。成化之前，受刑之臣虽无古代扑刑用的大袋子遮体，至少还让穿着衣裤，甚至还能“用厚绵底衣，重毰迭帊，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得势的刘瑾将当朝大臣扒了裤子往死里打，刘瑾倒台被凌迟后，这种打法依然沿用不废。至于平常廷杖，打轻打重，很多时候就全得看掌刑太监们的脸色了。
　　有明一朝在朝堂上将大臣这样随时打、一齐打，太监们掺和着打的廷杖之刑，实为前朝未有之景致！明成祖朱棣期间廷杖虽被废止，但并非永乐菩萨心肠，只因靖难之后杀人太多，朝堂上才故意摆出个礼贤姿态，洪熙、宣德两朝短短十一年间守成未变，到了英宗时便急不可待地恢复了廷杖之刑，从此直到明亡。

二

　　大明重臣张居正写过一篇鼓励自家孩儿力学以求科考登第之文，其中特别强调说：
　　中唐以后，进士一科最为荣重，而李德裕以其父荫为备身千牛;或劝之应举，德裕言好驴马不入行，后亦为宰相。……若本朝则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宣德以后，独重进士一科，虽乡举岁贡，莫敢与之抗衡，而大臣恩荫，高者不过授五府幕僚，出典远方郡守而止，即有卓荦奇伟之才，若不从科目出身，终不得登膴仕，为国家展采宣猷矣。
　　张居正时为内阁首辅，其子入仕途竟只有科考一条为正途大路，其他途径着实逼仄。此文与朝堂上的廷杖之刑似无关联，但又透露出：有明一朝，士大夫阶层与皇权间虽然硬冲突不断，绝对实力上却是大不如前！莫说六朝时连皇帝都不一定巴结得上的豪门士族，就是到了早已开科取士、豪门大族屡遭排抑的中唐，李德裕凭父荫仍可拜相，根本不稀罕什么科举功名。然而，随着唐朝的覆亡，乱世中的旧贵族莫不如风中残叶，难逃凋零的厄运，而新树立的皇权则趁机逐渐增强。
　　元、明之际，蒙古贵族一溜烟跑回大漠，中原巨室则因兵燹大半被毁，登基后的洪武皇帝再添把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的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经过这般彻底的大清洗，朱家王朝巩固的同时，莫说显贵，就连显贵的后备军亦元气重伤，神州大地一派均贫富的景象。
　　可治国总不能靠皇帝一人直接指挥千百万庄稼汉，自中央到地方，部、院、省、寺、府、监以及州、县的各级官僚，没十几万人休想让庞大帝国正常运转。元朝以吏治国，吏治大败，朱元璋是从最底层干上来的皇帝，对此深有体会，前朝旧官吏总令他不放心。起用民间的读书人吧，虽然早在洪武元年（1368）就开科取士了，可四年后便被叫停，“开国皇帝认为这些新科进士太书生气，当官还不够成熟。他抱怨说：朕诚心求贤，但天下只以舞文弄墨之辈应之，不合朕意”。这一停就是十数年，而明初政坛的血雨腥风也吓得文人观望不前。
　　为了度过这段非常时期，明太祖只得通过“国子监”来培养自己的新官僚队伍，其生源由皇帝指派分发的“官生”和地方保送府、州、县学的“民生”组成，开始时名额各半，但“后来官生入学的日少，民生依法保送的日多，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在学人数为例，总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里面官生只有四名”，国子监成为广泛训练民生当官的机构。 　　国子监的监规为钦定，极为严厉，一旦犯规便要挨打，其“办公处叫绳愆厅，特备有行扑红凳二条，拨有直厅皂隶二名，‘扑作教刑’，刑具是竹篾，皂隶是行刑人，红凳是让学生伏着挨打的”。在监规中“最最严重的一款是‘敢毁辱师长，及主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仗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洪武二十七年（1394），監生赵麟不堪虐待，出壁报抗议，“照学规是杖一百充军。为了杀一儆百，明太祖法外用刑，把赵麟杀了，并且在国子监前立一长竿，枭首示众”。于是，国子监门前又立了根长竿，直到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微服出访，来到早已破败的国子监门前，看到这根怪竿子，“弄糊涂了，问明白说是挂学生子脑袋的。他说：‘学校岂是刑场！’而且，‘哪个学生又敢犯我的法令！’才叫人撤去。这竿子一共竖了一百二十六年”。
　　这些前头没有遮阳树、后面没有靠背山的“民生”，在板子声里教练成官，不仅皇家视其为可随意敲打的小门生，连他们自己也将挨打当作正常。洪武十五年（1382）以后科考又被恢复，刘基、詹同之流的旧文人还觉得对大臣施以廷杖之刑有辱斯文，国子监出身的新官员却已是安之若素。

三

　　明太祖时推广棉花种植，河南、河北成为原棉供给中心。明中叶起，素为鱼米之乡的江南也开始将大片水田用来种植棉花类经济作物，一种棉花，水田尽毁。万历年间棉价下跌，许多江南农民转入手工业生产活动中，“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伴随工商业的发展，江南一带乡绅阶层的实力不断壮大，皇权独大所依赖的明朝初期那种小民社会无形中发生了变化。
　　另外，帝王欲以文治天下，怎能总一个“打”字招待文人，除大棒外自然还得有很多甜头才行。大明官僚后备队在太祖时称“廪生”，宣德年间又设“增生”，之后又增设“附生”（三者即民间所谓“秀才”）。太祖督责官员虽严苛，对“廪生”却不错，每人每月规定可领米一石，鱼肉盐醯都由官供给。后来的“增生”、“附生”虽无东西可领，但与“廪生”一样，“一家之内，除本身外，优免二丁差役。换一句话说，就是家中只要一人入学，可以三人免役”。秀才尚如此，功名进阶者及退休官员享受的特权就更多了。
　　明中后期，皇室膨胀、太监当道，民间赋税压力持续增加。鉴于读书人拥有的经济特权，“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庠生”即秀才，这种现象被称为“投靠”，顾炎武对此专门描述道：“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与那些财大气粗却无功名护体的地方乡绅相比，有功名的文人日子过得滋润，政治上还被赐予一定的话语权，这点特权虽不足以抗衡皇家，但当遭受权力压迫时还是能够通过一定言论渠道进行抗议，遭到同样迫害的平头百姓因此将他们看作为民请命的舆论代表，其社会声誉不断提高。
　　有明一朝许多利益上的斗争，“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黄仁宇语）。大明政坛上无论站在皇权一边的官宦、豪强、勋戚，还是代表中小乡绅的诸多朝臣、士生，大都娴熟掌握此种问题转化的手法，具体套路总是先抢占道德制高点，然后架起道德的重炮猛轰对方。如此一来，就连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每每被上升成大善与大恶之间绝无调和可能的血战。形势严峻，皇权一方顺手拎出廷杖的大棒，再自然不过。
　　孟森先生曾说：“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大臣在朝堂上被扒了裤子打个半死，这般野蛮做法怕是不配称作美俗。所谓君王与臣下争意气，明初之际任性的君王和唯剩骨气的大臣间相争，倒有那么几分意气用事的意思，可随着社会日渐复杂，各方千头万绪的利益纠葛被置于善恶不两立的简单解决模式中，使得大家都没了在利益问题上讨价还价的余地，从而失去了各方都让一步以便在制度上进行改良的可能。最终，君臣谁都输不起，皇家手提大棒以死相逼，大臣则高扬“名节”以死相抗！在这种缺少缓冲——更妄谈建设性——机制的形势下，各派政治势力间只能是硬碰硬地恶斗。

四

　　清人修《明史》，论及前朝刑法之弊时说：“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看来前朝再糟糕，前朝皇帝也不能随便骂，“良可叹”的只是“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而已。当然，明太祖以此非常手段处置王公大臣，似乎也不是全无道理，如吕思勉先生所云：“官僚阶级的利益是和人民相反的，要保护人民，其要义就在于约束官僚，使不能为民害，若并官僚阶级而亦放纵之，那就是纵百万虎狼于民间了。”孟森先生亦指出：“故非有真实民权足以钤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谊辟之持法以慑其志也。刑乱国用重典，正此之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