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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古已有之
谈起雾霾，得先谈“霾”字。这个字的存在相当古老，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便发现了“霾”字。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是最早释读出此字的专家之一。在一期《合集》13467版上有一个，在一期前7113版上有一个，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考释》中认为，此字形雨字头下有一兽形如猫，是“霾”字毫无疑问。郭沫若的观点得到古文字研究者的认可，著名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即称，“郭说可从”。
在已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少说已发现了十几个“霾”字，可见霾这种天气现象在上古时代时已出现，并不鲜见。
最早的“雾霾”
甲骨文上虽然出现了“霾”一字，但并没有“雾霾”一词。那么，“雾霾”是何时出现的？
从史书上看，在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史书上已有“雾霾”。北魏人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上便有“雾霾”一词，这应该是中国史书出现最早的“雾霾”。
虽然“雾霾”一词出现并不晚，但真正为现代人熟悉，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即使在10年前陆续出版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记载公元2000年以前古今中国气象灾害）中，都无“雾霾”专词。
其实，“雾”与“霾”虽然产生的气象条件差不多，但性质和危险程度完全不同。现代气象学对雾霾天气已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定义和划分：含水量达90%称“雾”，低于80%称“霾”，介于两者之间的，才是“雾霾”。
古代中国人对“霾”的划分，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水分少的称为“干霾”“旱霾”或“风霾”，水分多的称为“湿霾”或“雨霾”。
晋代正式给“霾”下定义
但是，上古时代的“霾”，是否就是现代所谓的雾霾？气象学界和史学界争议颇多。
以往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甲骨卜辞中的“霾”是一种沙尘暴天气。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沙尘暴多在冬春季节的大风天出现，甲骨卜辞中的“霾”多与“雨”同时出现，显然，简单统释为“沙尘暴”是不妥的。
依现代气象学的观点，沙尘天气按能见度的远近可分为沙尘暴、浮尘、霾三种。笔者认为，甲骨卜辞中水分（有“雨”）多的，应该是空气混浊的“雾霾天”，或者说“湿霾”；与“风”一起出现的“霾”，或许更接近沙尘暴或“干霾”。
文史古籍中，对“霾”的记载也不鲜见。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提到了“霾”，其中《邶风·终风》中有一句：“终风且霾，惠然肯来。”用现代白话来说，就是大风刮起，浮尘遮天，（他）有时又柔顺地来到我跟前。这里的“霾”就是沙尘天气，这也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霾”的释义差不多：“风雨土也。”
但是《诗经》毕竟不是史书，信史是如何记载的？最早对“霾”做出明确定义的，是“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书中第十二卷《天文志中》称：“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水沾衣而有土，名曰霾。”
从这句话来看，古人眼里的“霾”，就是天地间昏暗蒙蒙那种，像是下尘土一样，长达五天、十天以上，或者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像有雨水但并不沾衣，空气中含有尘土。所谓有“尘”，就是指空气中的悬浮物质。
晋人这一定义并不准确，但认识到了霾的危险，认为出现霾天不是好兆头，甚至会产生不良政治影响，致君臣反目，破坏和谐，即所谓“天地霾，君臣乖”。
疑似雾霾天从唐代之后增多
长庆三年（823年）发生的“昏霾”，虽然是正史上最早的带“霾”的天气记载，但绝不是第一次发生。《晋书》上出现了“霾”的具体定义，却没有记载这类气象事件，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实际上，史书上对霾的记载，并不一定出现“霾”字。如“土雾”“阴雾”“黄雾”“昏雾”“雨土”“雨沙”“黄风”“黑风”等，都是疑似雾霾天。与“昏霾”类似，还有“阴霾”“霾曀”“霾翳”“氛霾”“霾晦”“霾蒙”等词语。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将这类天气统统归类为“沙尘暴”，这是妥当的。现代气象学研究发现，雾霾是一种大气混浊现象，里面含有细微烟、尘或土粒这些PM2.5悬浮物，出现时天空呈微黄色或橘红色，古人便容易根据天色称之为“昏雾”“黄雾”“黄风”等。
以唐代来说，疑似雾霾天早在中前期即已出现，如李显（中宗）当皇帝不久的景龙元年（707年），灾害性天气频发，仅史载的疑似雾霾天就有三次，分别是阴历六月庚午，陕西境内“雨土于陕州”；阴历九月四日，山西境内“黄雾昏浊”；十二月丁丑，“京师雨土”。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唐宋以前，中国没有出现过雾霾天气。通过上述的记载可以知道，此观点是不可靠的。只能说，在唐宋以后，中国的雾霾天开始增多，越往后越多也越严重。如《宋史·五行志五》“土”条所记灾害性天气中，带“霾”字的有13起，而在《新唐书》上仅记两起。
霾天增加，与当时中国境内森林植被遭到大规模破坏是一致的。中国史上三次大规模森林砍伐中最大最严重的一次，即发生在唐宋间，致中国境内森林覆盖率快速下降，而大风、霾、沙尘暴这类的灾害性天气也在这一时期频发。
明清以来北京雾霾激增
明代，关于霾天的记载激增。《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四年（1468年），“自春徂夏，天气寒惨，风霾荫翳……近一二日来，黄雾蔽日，昼夜不见星日。”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月，“连日狂风大作，尘霾蔽空”。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丁未，京师阴霾蔽日，自辰至午乃散。”“三日后阴霾又起，五日不散，致漕运舒缓，京师官仓存米告急。”《明史·五行志三》中，约记载了32起与浮尘有关的不洁空气事件，其中带“霾”字的达20起。而且情况更为严重，如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丙申（公元1549年5月3日）那天，京城（北京）“风霾四塞，日色惨白，凡五日”。
而在清代，所谓“乾隆盛世”年间霾天最频繁。康熙六十年（1721年），“今日（会试）出榜，黄雾四塞，霾沙蔽日。”嘉庆十五年（1810年）“京师入腊月以后，时有雾起霾升，连宵达旦，宛平、大兴具有上报。”“琼岛（今北海）雾锁霾封，难见真容，煤山隐于风霾土雨，宫人隐于殿中，时有探望。”咸丰六年（1856年），“入冬以来，雪少雾多，土雨风霾时临京师，以昌平、宛平为浓重。”从《清史稿·灾异志五》所记来看，康熙前后在位61年，有36年都发生了与浮尘有关的不洁空气事件，多约50起，其中带“霾”字的20起，与《明史》中所记整个朝代的总数一样多。
而读者最为关心的，北京最早的与“霾”有关的天气发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尚无定论。
从史书来看，北京附近最早出现带“霾”天气，是金国承安五年十月庚子（1200年12月2日），这一天有“风霾”。北京最早疑似雾霾的“昏雾”记载，则出现在北魏时。《魏书·灵征志上》记载，景明三年九月丙辰（502年10月19日），这一天“幽州暴风昏雾”。更像雾霾的，则发生在金国贞元三年四月初一（1155年5月10日），中都（北京）“昏雾四塞，日无光，风十有七日”。
从《明史》《清史稿》的记载看，北京霾天在明清时期已相当严重。当然，史书上带“霾”字的天气并不全是现代的雾霾，往往是比雾霾更糟糕、对古人威胁更大的沙尘暴一类灾害性天气。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古代虽有雾霾，但其颗粒物构成与现代雾霾是完全不同的，危险程度远小于现代。
谈起雾霾，得先谈“霾”字。这个字的存在相当古老，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便发现了“霾”字。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是最早释读出此字的专家之一。在一期《合集》13467版上有一个，在一期前7113版上有一个，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考释》中认为，此字形雨字头下有一兽形如猫，是“霾”字毫无疑问。郭沫若的观点得到古文字研究者的认可，著名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即称，“郭说可从”。
在已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少说已发现了十几个“霾”字，可见霾这种天气现象在上古时代时已出现，并不鲜见。
最早的“雾霾”
甲骨文上虽然出现了“霾”一字，但并没有“雾霾”一词。那么，“雾霾”是何时出现的？
从史书上看，在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史书上已有“雾霾”。北魏人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上便有“雾霾”一词，这应该是中国史书出现最早的“雾霾”。
虽然“雾霾”一词出现并不晚，但真正为现代人熟悉，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即使在10年前陆续出版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记载公元2000年以前古今中国气象灾害）中，都无“雾霾”专词。
其实，“雾”与“霾”虽然产生的气象条件差不多，但性质和危险程度完全不同。现代气象学对雾霾天气已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定义和划分：含水量达90%称“雾”，低于80%称“霾”，介于两者之间的，才是“雾霾”。
古代中国人对“霾”的划分，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水分少的称为“干霾”“旱霾”或“风霾”，水分多的称为“湿霾”或“雨霾”。
晋代正式给“霾”下定义
但是，上古时代的“霾”，是否就是现代所谓的雾霾？气象学界和史学界争议颇多。
以往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甲骨卜辞中的“霾”是一种沙尘暴天气。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沙尘暴多在冬春季节的大风天出现，甲骨卜辞中的“霾”多与“雨”同时出现，显然，简单统释为“沙尘暴”是不妥的。
依现代气象学的观点，沙尘天气按能见度的远近可分为沙尘暴、浮尘、霾三种。笔者认为，甲骨卜辞中水分（有“雨”）多的，应该是空气混浊的“雾霾天”，或者说“湿霾”；与“风”一起出现的“霾”，或许更接近沙尘暴或“干霾”。
文史古籍中，对“霾”的记载也不鲜见。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提到了“霾”，其中《邶风·终风》中有一句：“终风且霾，惠然肯来。”用现代白话来说，就是大风刮起，浮尘遮天，（他）有时又柔顺地来到我跟前。这里的“霾”就是沙尘天气，这也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霾”的释义差不多：“风雨土也。”
但是《诗经》毕竟不是史书，信史是如何记载的？最早对“霾”做出明确定义的，是“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书中第十二卷《天文志中》称：“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水沾衣而有土，名曰霾。”
从这句话来看，古人眼里的“霾”，就是天地间昏暗蒙蒙那种，像是下尘土一样，长达五天、十天以上，或者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像有雨水但并不沾衣，空气中含有尘土。所谓有“尘”，就是指空气中的悬浮物质。
晋人这一定义并不准确，但认识到了霾的危险，认为出现霾天不是好兆头，甚至会产生不良政治影响，致君臣反目，破坏和谐，即所谓“天地霾，君臣乖”。
疑似雾霾天从唐代之后增多
长庆三年（823年）发生的“昏霾”，虽然是正史上最早的带“霾”的天气记载，但绝不是第一次发生。《晋书》上出现了“霾”的具体定义，却没有记载这类气象事件，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实际上，史书上对霾的记载，并不一定出现“霾”字。如“土雾”“阴雾”“黄雾”“昏雾”“雨土”“雨沙”“黄风”“黑风”等，都是疑似雾霾天。与“昏霾”类似，还有“阴霾”“霾曀”“霾翳”“氛霾”“霾晦”“霾蒙”等词语。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将这类天气统统归类为“沙尘暴”，这是妥当的。现代气象学研究发现，雾霾是一种大气混浊现象，里面含有细微烟、尘或土粒这些PM2.5悬浮物，出现时天空呈微黄色或橘红色，古人便容易根据天色称之为“昏雾”“黄雾”“黄风”等。
以唐代来说，疑似雾霾天早在中前期即已出现，如李显（中宗）当皇帝不久的景龙元年（707年），灾害性天气频发，仅史载的疑似雾霾天就有三次，分别是阴历六月庚午，陕西境内“雨土于陕州”；阴历九月四日，山西境内“黄雾昏浊”；十二月丁丑，“京师雨土”。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唐宋以前，中国没有出现过雾霾天气。通过上述的记载可以知道，此观点是不可靠的。只能说，在唐宋以后，中国的雾霾天开始增多，越往后越多也越严重。如《宋史·五行志五》“土”条所记灾害性天气中，带“霾”字的有13起，而在《新唐书》上仅记两起。
霾天增加，与当时中国境内森林植被遭到大规模破坏是一致的。中国史上三次大规模森林砍伐中最大最严重的一次，即发生在唐宋间，致中国境内森林覆盖率快速下降，而大风、霾、沙尘暴这类的灾害性天气也在这一时期频发。
明清以来北京雾霾激增
明代，关于霾天的记载激增。《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四年（1468年），“自春徂夏，天气寒惨，风霾荫翳……近一二日来，黄雾蔽日，昼夜不见星日。”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月，“连日狂风大作，尘霾蔽空”。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丁未，京师阴霾蔽日，自辰至午乃散。”“三日后阴霾又起，五日不散，致漕运舒缓，京师官仓存米告急。”《明史·五行志三》中，约记载了32起与浮尘有关的不洁空气事件，其中带“霾”字的达20起。而且情况更为严重，如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丙申（公元1549年5月3日）那天，京城（北京）“风霾四塞，日色惨白，凡五日”。
而在清代，所谓“乾隆盛世”年间霾天最频繁。康熙六十年（1721年），“今日（会试）出榜，黄雾四塞，霾沙蔽日。”嘉庆十五年（1810年）“京师入腊月以后，时有雾起霾升，连宵达旦，宛平、大兴具有上报。”“琼岛（今北海）雾锁霾封，难见真容，煤山隐于风霾土雨，宫人隐于殿中，时有探望。”咸丰六年（1856年），“入冬以来，雪少雾多，土雨风霾时临京师，以昌平、宛平为浓重。”从《清史稿·灾异志五》所记来看，康熙前后在位61年，有36年都发生了与浮尘有关的不洁空气事件，多约50起，其中带“霾”字的20起，与《明史》中所记整个朝代的总数一样多。
而读者最为关心的，北京最早的与“霾”有关的天气发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尚无定论。
从史书来看，北京附近最早出现带“霾”天气，是金国承安五年十月庚子（1200年12月2日），这一天有“风霾”。北京最早疑似雾霾的“昏雾”记载，则出现在北魏时。《魏书·灵征志上》记载，景明三年九月丙辰（502年10月19日），这一天“幽州暴风昏雾”。更像雾霾的，则发生在金国贞元三年四月初一（1155年5月10日），中都（北京）“昏雾四塞，日无光，风十有七日”。
从《明史》《清史稿》的记载看，北京霾天在明清时期已相当严重。当然，史书上带“霾”字的天气并不全是现代的雾霾，往往是比雾霾更糟糕、对古人威胁更大的沙尘暴一类灾害性天气。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古代虽有雾霾，但其颗粒物构成与现代雾霾是完全不同的，危险程度远小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