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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120周年。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代表在日本山口县下关港的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近岛屿给日本。至此，历时9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完败而告终。战胜国日本将巨额赔款、割地、通商特权等战利品收入囊中，并凭此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而中华民族则背负屈辱，进一步被推向苦难的深渊。
120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历史时，目光聚焦到了几个决定这场战争胜败的历史细节。
日本在哪
甲午战争爆发时，后来被誉为“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还是一名十龄童。他中年时曾这样回忆：还记得甲午战时，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哪里，只约略知道在东方罢了。我家里算是有书的，便翻些出来看。我还记得：翻出来的三种书，一种是《海防论》，一种是《海国图志》，一种是《瀛环志略》。那自然《瀛环志略》是最新的了，然而在《瀛环志略》中，还找不出德意志的名字。于是有人凭空揣测，说德意志一定就是荷兰。因为在传说中，德意志很强，而在《瀛环志略》中看，荷兰国虽小，也颇强盛的，那自然是它并吞他国后改名的了。那时候，还有人说：日本的国土比朝鲜小。因为那时候，有一种箑扇上画着中国地图，也连带画着朝鲜、日本。画到日本时，大约因为扇面有限，就把它缩小了。
吕思勉当时住在江苏江浦县。江浦毗邻南京，虽是个小地方，但也不算太闭塞。他的父亲时任江浦县学教谕，属于士大夫阶层，平常交往的也不会全是白丁。所谓一叶知秋，全国士民当时对日本的认识，大概可以推想而知了。连地理位置都不清楚，还指望对这个国家了解多少呢？
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后来以“知日”闻名。他于1887年写成的《日本国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人了解日本的最佳参考书。在该书《自叙》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文字：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事，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者，可不谓狭隘欤？
遗憾的是，此书写成之后被长期搁置，直到甲午战后的1895年末方才刊行。当时，曾任总理衙门章京的袁昶向黄遵宪评价此书“可抵银二万万”。对方询问其故，袁昶答道，此书的稿本在总理衙门久束高阁，除自己之外无人翻阅。甲午战争时，力劝重臣翁同龢主战的是文廷式与张謇二人。此书如能早日刊行，令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于是《马关条约》的二万万白银赔款就可以省下了。
这自然是愤激之词，但也道出了高层对日本缺乏了解的事实。其时光绪皇帝最信任的是师傅翁同龢，而翁同龢所器重的是得意门生文廷式、张謇等人。他们都是知识精英，对日本的认识不止“约略知道在东方”，但也只能算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他们时常上书、上奏畅论战事，看似纵横捭阖，头头是道。但是，没有对敌手的深入了解，这一切只不过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
没有看清楚敌手，就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战争，焉得不败？
“大”清兵与“小”日本
当时的日本人，身高比起中国人明显差了一截。这种生理上的差别，使得人们不免怀疑日本兵的战斗力。不仅中国人如此，也有外国人这么认为。开战之初，李鸿章曾经致电驻平壤的清军各统领，转述了一名“洋将”的看法：“日人矮小，地土浇薄，人物一体，不能耐久，以我所长，攻日所短，胜算可操。”这种观点，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事实又如何呢？ 1894年12月，时任日军大本营野战卫生长官的军医总监石黑忠悳撰写过一篇题为《日清兵体格比较》的文章，对14218名服役满一年的日本士兵与77名清军战俘的数据作了一番比较。当时日军的平均身高确实低于清军，无愧“矮子兵”的诨号。然而，在各项体能指标中，除了身高与胸围之外，日军皆有较大的优势，当得起短小精悍的评价。
如果只看这样的平均数据，还会忽略其他一些情况。这77名清军战俘平均近30岁，看似算是壮年，然而据石黑记载，他们的服役时间最长20年，最短3个月；年龄最大55岁，最小16岁。清军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服役与退役年龄，很多人为了吃一份粮饷，或早早当兵，或“老骥伏枥”，导致军营里士兵年龄差距很大。
这是日本所不会有的情况。日军自1873年实行征兵制后，规定以20岁的男子为征兵对象，常备兵服役为期3年（海军4年），预备兵4年（海军3年），后备兵5年。在非常情况下征召的国民军，则以17～40岁为限。而且，征兵时须经体检，不合标准的不予征召。
日本情报机构
京都的若王子神社前，立有一块石碑，上有“征清殉难九烈士”的字样。
所谓“九烈士”，指的是九名甲午战争期间死在中国的日本间谍，其中3人出自汉口乐善堂，其余6人则是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这是当时日本在中国设立的两大情报机构。汉口乐善堂，是日军参谋本部职员伊集院兼雄大尉1884年在汉口开设的店铺，后由其同僚荒尾精中尉接手，以贩卖药品、书籍、杂货为掩护，从事情报搜集活动，其踪迹甚至远及新疆、蒙古和云南等边陲。日清贸易研究所则是荒尾精1890年在上海设立的机构，名义上研究贸易，事实上范围涉及几乎所有情报。1892年该所出版《清国通商总览》一书，共三卷两千余页，内容遍及中国的工商交通、风土人情，无所不包，堪称一部百科全书。此外，它还以培养“中国通”为宗旨，教授汉语、英语、商业、法律等课程，共有89名学生在此毕业。尽管它在1893年因财政枯竭而关闭，只存在了短短三年时间，但成就不小。后来著名的东亚同文书院，就是在其基础上开办的。
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事之际，这群曾在实地历练的中国通就成为了日方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中，有72人参与了甲午战争，担任翻译、间谍等。 整个中国，当时有多少人能够且敢于化装成日本人深入敌后侦察，又有什么人想到要培养这样的人才？
日本间谍与中国少年
1895年5月1日，战争已行将结束，而辽东还在日军的占据之下。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向野坚一独自一人骑着马，来到了复州南面的一个村庄黄旗大屯，找到了一户姜姓人家。姜家全家出门躲避战祸，只有当家的姜德纯留下看家。向野在日记中如此描述二人见面的场景：
我问他说：“你是否认得我？我知道你的小儿子。我告诉你，去年十月在庙门睡……”我正要继续说下去，他一听“庙门”二字，忽拍手说：“我知道你。你去年从普兰店途中在庙门睡觉，我领你到舍下的。你就是那位朋友啊。”他非常高兴。回想去年相逢事，我不胜喜悦，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原来，上年向野从复州前往金州侦察时途经这里，那天下雨地湿，难以露宿。半夜，一位中年人前来招呼：“到我们家来住吧，还有炕哪！”于是，他这晚难得地在热炕上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告辞，主人拿出玉米粥、黑豆豆腐和猪肉小菜招待他。他拿出一小块银子作为酬谢，但对方坚决不收。这家的主人便是姜德纯。这正是中国淳朴民风的一个缩影。
向野当时自称是福州人，名叫李宝林，来做生意，还和姜德纯做私塾先生的父亲姜士采聊了聊《论语》和《孟子》。这个伪装没有穿帮，看来他在日清贸易研究所是下了苦功的。等他再来姜家之时，已剪掉了辫子，中国服装也已经换掉。然而，姜德纯对向野的态度，与当初对待“李宝林”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村里的人也议论向野前来答谢，是个不忘恩德的人。向野硬塞给姜德纯五元日本银币，还表示已向日本占领当局申请保护姜家。
几天后，姜士采带着十三岁的孙子姜恒甲来看望生病的向野，提出了一个请求：“把这个孩子作为你的儿子，请收下教育。你是日本人，我是此地人，相隔千里。这次奇遇，可谓天缘。”他还给了向野一张纸条：“恒甲今日来认你为父。”
这个少年，先在日军设置的复州军政署当杂役，不久由于第三师团长桂太郎的过问，被送到日本，在名古屋和京都念了小学和中学。日俄战争时成了煤炭商人，发了一笔财。后来又到了日军占领下的青岛，担任银行支店长，在当地置地盖房，俨然一方绅士。
读到这里，又该作何感想呢？人们很容易想到古典小说中常出现的四个字：认贼作父。
但是，对当时的民众，不应作如此简单的道德批判。正如茅海建教授在《天朝的崩溃》中所言：“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
所以，在日军的占领区内，多数人甘心做了“顺民”。虽然民众的武装反抗也不鲜见，但出发点往往是为了保卫家园，而非保卫祖国。台湾的抗日斗争之所以激烈而持久，一大原因就在于《马关条约》让几百万台湾民众失去了家园。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代表在日本山口县下关港的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近岛屿给日本。至此，历时9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完败而告终。战胜国日本将巨额赔款、割地、通商特权等战利品收入囊中，并凭此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而中华民族则背负屈辱，进一步被推向苦难的深渊。
120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历史时，目光聚焦到了几个决定这场战争胜败的历史细节。
日本在哪
甲午战争爆发时，后来被誉为“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还是一名十龄童。他中年时曾这样回忆：还记得甲午战时，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哪里，只约略知道在东方罢了。我家里算是有书的，便翻些出来看。我还记得：翻出来的三种书，一种是《海防论》，一种是《海国图志》，一种是《瀛环志略》。那自然《瀛环志略》是最新的了，然而在《瀛环志略》中，还找不出德意志的名字。于是有人凭空揣测，说德意志一定就是荷兰。因为在传说中，德意志很强，而在《瀛环志略》中看，荷兰国虽小，也颇强盛的，那自然是它并吞他国后改名的了。那时候，还有人说：日本的国土比朝鲜小。因为那时候，有一种箑扇上画着中国地图，也连带画着朝鲜、日本。画到日本时，大约因为扇面有限，就把它缩小了。
吕思勉当时住在江苏江浦县。江浦毗邻南京，虽是个小地方，但也不算太闭塞。他的父亲时任江浦县学教谕，属于士大夫阶层，平常交往的也不会全是白丁。所谓一叶知秋，全国士民当时对日本的认识，大概可以推想而知了。连地理位置都不清楚，还指望对这个国家了解多少呢？
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后来以“知日”闻名。他于1887年写成的《日本国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人了解日本的最佳参考书。在该书《自叙》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文字：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事，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者，可不谓狭隘欤？
遗憾的是，此书写成之后被长期搁置，直到甲午战后的1895年末方才刊行。当时，曾任总理衙门章京的袁昶向黄遵宪评价此书“可抵银二万万”。对方询问其故，袁昶答道，此书的稿本在总理衙门久束高阁，除自己之外无人翻阅。甲午战争时，力劝重臣翁同龢主战的是文廷式与张謇二人。此书如能早日刊行，令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于是《马关条约》的二万万白银赔款就可以省下了。
这自然是愤激之词，但也道出了高层对日本缺乏了解的事实。其时光绪皇帝最信任的是师傅翁同龢，而翁同龢所器重的是得意门生文廷式、张謇等人。他们都是知识精英，对日本的认识不止“约略知道在东方”，但也只能算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他们时常上书、上奏畅论战事，看似纵横捭阖，头头是道。但是，没有对敌手的深入了解，这一切只不过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
没有看清楚敌手，就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战争，焉得不败？
“大”清兵与“小”日本
当时的日本人，身高比起中国人明显差了一截。这种生理上的差别，使得人们不免怀疑日本兵的战斗力。不仅中国人如此，也有外国人这么认为。开战之初，李鸿章曾经致电驻平壤的清军各统领，转述了一名“洋将”的看法：“日人矮小，地土浇薄，人物一体，不能耐久，以我所长，攻日所短，胜算可操。”这种观点，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事实又如何呢？ 1894年12月，时任日军大本营野战卫生长官的军医总监石黑忠悳撰写过一篇题为《日清兵体格比较》的文章，对14218名服役满一年的日本士兵与77名清军战俘的数据作了一番比较。当时日军的平均身高确实低于清军，无愧“矮子兵”的诨号。然而，在各项体能指标中，除了身高与胸围之外，日军皆有较大的优势，当得起短小精悍的评价。
如果只看这样的平均数据，还会忽略其他一些情况。这77名清军战俘平均近30岁，看似算是壮年，然而据石黑记载，他们的服役时间最长20年，最短3个月；年龄最大55岁，最小16岁。清军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服役与退役年龄，很多人为了吃一份粮饷，或早早当兵，或“老骥伏枥”，导致军营里士兵年龄差距很大。
这是日本所不会有的情况。日军自1873年实行征兵制后，规定以20岁的男子为征兵对象，常备兵服役为期3年（海军4年），预备兵4年（海军3年），后备兵5年。在非常情况下征召的国民军，则以17～40岁为限。而且，征兵时须经体检，不合标准的不予征召。
日本情报机构
京都的若王子神社前，立有一块石碑，上有“征清殉难九烈士”的字样。
所谓“九烈士”，指的是九名甲午战争期间死在中国的日本间谍，其中3人出自汉口乐善堂，其余6人则是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这是当时日本在中国设立的两大情报机构。汉口乐善堂，是日军参谋本部职员伊集院兼雄大尉1884年在汉口开设的店铺，后由其同僚荒尾精中尉接手，以贩卖药品、书籍、杂货为掩护，从事情报搜集活动，其踪迹甚至远及新疆、蒙古和云南等边陲。日清贸易研究所则是荒尾精1890年在上海设立的机构，名义上研究贸易，事实上范围涉及几乎所有情报。1892年该所出版《清国通商总览》一书，共三卷两千余页，内容遍及中国的工商交通、风土人情，无所不包，堪称一部百科全书。此外，它还以培养“中国通”为宗旨，教授汉语、英语、商业、法律等课程，共有89名学生在此毕业。尽管它在1893年因财政枯竭而关闭，只存在了短短三年时间，但成就不小。后来著名的东亚同文书院，就是在其基础上开办的。
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事之际，这群曾在实地历练的中国通就成为了日方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中，有72人参与了甲午战争，担任翻译、间谍等。 整个中国，当时有多少人能够且敢于化装成日本人深入敌后侦察，又有什么人想到要培养这样的人才？
日本间谍与中国少年
1895年5月1日，战争已行将结束，而辽东还在日军的占据之下。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向野坚一独自一人骑着马，来到了复州南面的一个村庄黄旗大屯，找到了一户姜姓人家。姜家全家出门躲避战祸，只有当家的姜德纯留下看家。向野在日记中如此描述二人见面的场景：
我问他说：“你是否认得我？我知道你的小儿子。我告诉你，去年十月在庙门睡……”我正要继续说下去，他一听“庙门”二字，忽拍手说：“我知道你。你去年从普兰店途中在庙门睡觉，我领你到舍下的。你就是那位朋友啊。”他非常高兴。回想去年相逢事，我不胜喜悦，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原来，上年向野从复州前往金州侦察时途经这里，那天下雨地湿，难以露宿。半夜，一位中年人前来招呼：“到我们家来住吧，还有炕哪！”于是，他这晚难得地在热炕上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告辞，主人拿出玉米粥、黑豆豆腐和猪肉小菜招待他。他拿出一小块银子作为酬谢，但对方坚决不收。这家的主人便是姜德纯。这正是中国淳朴民风的一个缩影。
向野当时自称是福州人，名叫李宝林，来做生意，还和姜德纯做私塾先生的父亲姜士采聊了聊《论语》和《孟子》。这个伪装没有穿帮，看来他在日清贸易研究所是下了苦功的。等他再来姜家之时，已剪掉了辫子，中国服装也已经换掉。然而，姜德纯对向野的态度，与当初对待“李宝林”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村里的人也议论向野前来答谢，是个不忘恩德的人。向野硬塞给姜德纯五元日本银币，还表示已向日本占领当局申请保护姜家。
几天后，姜士采带着十三岁的孙子姜恒甲来看望生病的向野，提出了一个请求：“把这个孩子作为你的儿子，请收下教育。你是日本人，我是此地人，相隔千里。这次奇遇，可谓天缘。”他还给了向野一张纸条：“恒甲今日来认你为父。”
这个少年，先在日军设置的复州军政署当杂役，不久由于第三师团长桂太郎的过问，被送到日本，在名古屋和京都念了小学和中学。日俄战争时成了煤炭商人，发了一笔财。后来又到了日军占领下的青岛，担任银行支店长，在当地置地盖房，俨然一方绅士。
读到这里，又该作何感想呢？人们很容易想到古典小说中常出现的四个字：认贼作父。
但是，对当时的民众，不应作如此简单的道德批判。正如茅海建教授在《天朝的崩溃》中所言：“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
所以，在日军的占领区内，多数人甘心做了“顺民”。虽然民众的武装反抗也不鲜见，但出发点往往是为了保卫家园，而非保卫祖国。台湾的抗日斗争之所以激烈而持久，一大原因就在于《马关条约》让几百万台湾民众失去了家园。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