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六十年,历代封建王朝在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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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王朝六十周年的时候,大都还处于上升期或稳定期,但危机像致命的病毒一样,已经在王朝的肌体内潜滋暗长。所谓英明的帝王往往能够暂时抑制病毒的爆发,但终究不能改变其覆灭的命运。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曾经有过大大小小数十个王朝,但能够一统天下并维持六十年以上的王朝却屈指可数,先有汉、唐与北宋,后有元明清。六十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人活到60岁时通常就算进入了老年,我们的祖先把六十年作为一个甲子,并依此进行轮回。那么,当中国封建王朝六十周年前后的时候,分别是个什么状况呢?
  
   一、汉朝。公元前206年,刘邦创建了汉朝,六十年后即公元前146年,当政者是汉朝第四位皇帝汉景帝。这一年,已是汉景帝在位的第十二个年头。由于汉初几代统治者都能认真吸取秦朝覆亡的教训,对统治方式进行了积极有为的调整,实施较为开明的政治,并延续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三十税一)等政策,到汉景帝时,经济不仅得到了全面恢复还有长足发展,社会出现了历史少见的富裕与稳定的景象,进而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景帝在位期间,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了吴楚七国叛乱,使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加强。为随后的汉武大帝奠定了充分的政治基础和物质条件。
   这一年(公元前146年),汉武帝刘彻刚满11岁,史学家司马迁已躁动于母腹。汉朝如旭日初升,前景一片光明。
  
   二、唐朝。公元618年,李渊创建了唐朝,六十年后即公元678年,唐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在位,实际当政者是皇后武则天。
   唐朝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贞观之治”,社会安定,经济也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到了唐太宗统治的后期,皇室与贵族奢侈之风盛行,动辄劳民伤财,部分地区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早在公元653年10月,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境内)就爆发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领袖陈硕真据传是一位美艳绝伦的女杰,她自封为“文佳皇帝”,其斗争锋芒直指当朝皇帝李治。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武则天以天后的身份,于674年向高宗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十二条建议,史称“建言十二事”,其内容包括:劝农桑,轻徭薄赋;免京师附近百姓租税徭役;停止用兵,德化天下;一律禁绝浮华淫巧;停止大兴土木;节省开支;广开言路,杜绝谗言;王公以下学习老子《道德经》;父在母亡,为母守孝三年;奖励有功;京官八品以上增加俸禄;任官长久,才高职低者超级晋升。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狠狠打击了李姓皇族和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并终结了关陇贵族从北周以来长达百年的统治地位。这也在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为社会经济的持续进步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因此,唐朝六十周年时,政治相对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边疆稳定,人口也迅速增长,王朝显出勃勃生机,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年(678年),距唐明皇出生还有7年,距李白出生还有23年,距安史之乱爆发还有77年。
  
   三、北宋。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六十年后即1020年,是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在位的第二十三年。
   此时的宋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史称“咸平之治”。此后又经过仁宗到神宗数十年的治理,北宋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文明国家,胜过唐朝著名的开元盛世。北宋画家张择端后来在《清明上河图》中形象地描绘了首都汴京的繁盛景象: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大都会水陆交通发达、客商云集,逢年过节更是热闹非凡。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北宋的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说:“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宋朝被周边小国视为天国,宋人被外国人视为优秀而高贵的人。
   然而,宋朝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却是“积贫、积弱”,一直备受外敌欺凌。克劳塞维茨说过,只有准备战争,才能得到和平。而一心想着和平,必然招致战争。宋朝的不幸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北宋先是向辽、西夏求和,最终招致“靖康之变”。南宋偏安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最终被蒙古人所灭。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当年是被人“龙袍加身”的,因而宋朝历任皇帝对武将都很不信任。从“杯酒释兵权”到岳飞等名将遭迫害,重文轻武成为宋朝316年历史中贯穿始终的治国方略。于是,赵普、寇准、吕蒙正、吕端、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一大批文人政治家脱颖而出。他们有的鞠躬尽瘁、刚直不阿,有的勇于改革,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英名。
   宋真宗共在位二十五年,后人将其归为“好皇帝”之列。其实宋朝的积弱和最终覆灭正是真宗埋下的隐患。他登基第七年,即1004年,辽国大军南下攻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勉强御驾亲征。正当宋军士气方振、战局对辽不利之际,宋朝却在次年与辽国订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每年向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开创了以财物换苟安的先例。更糟糕的是,真宗在政治上陷入了迷茫,找不到收揽天下人心的办法,竟然受小人指使,于1008年玩起了伪造“天书”的把戏。“天书”上说,宋朝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将统治天下七百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各地官员都称发现“天书”,就连被贬到外地的寇准也跟着做假。所谓“天书”的内容无外乎对真宗的歌功颂德。真宗一直到死,都把这类自欺欺人的把戏作为维系其统治的法宝,对后世也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真宗在位期间还开启了北宋的“朋党”之争,此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到北宋后期,文官们的意气用事,使得朝廷四分五裂,政令不通,一些重要的法律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严重损害了朝廷的权威。以至当金兵大举入侵时,朝廷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终于遭受靖康之耻。因此有学者把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归咎于朋党之争。    这一年(1020年),王安石已躁动于母腹,距苏轼出生还有17年,距靖康之变还有107年。
  
   四、元朝。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六十年后即1331年,在位的是元文宗图帖睦尔,他已是元朝统一天下后的第七位皇帝。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疆域最广阔的王朝。《元史·地理志》这样记载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魏源在《元史新编》中说:“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照此算来,元朝疆土面积近2000万平方公里,约为今天中国国土的一倍。
   然而,元朝的统治却乏善可陈,因而好景不长。一方面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蒙古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帝位,长期相互倾轧,政局动荡。由于军政大权落到了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皇帝因而被频繁更换。在忽必烈去世后的三十七年间,皇位已经七易其手,元文宗图帖睦尔在位一共只有四年,却经历了两次登基。另一方面,到1331年时,土地高度集中在蒙古贵族手中,昔日的游牧民族已演变为封建大地主。如泰定帝也孙帖木儿在即位前就曾献出土地七千顷,顺帝时由朝廷拨五千顷土地作为公主的陪嫁。元文宗还把苏州一带肥沃官田包租给大臣燕帖木儿亲属,再由他们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朝统治者兼并土地的速度与王朝的迅速灭亡有密切关系。关汉卿的后半生是元朝的子民,他在《窦娥冤》等不朽的剧作中深刻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控诉了社会的黑暗,表明早在元朝初期,社会矛盾就已经空前尖锐。到元朝后期,元朝政治更加黑暗,官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蒙古族统治者公然与庞大的汉族人为敌,规定汉人不得持有兵器和寸铁,汉人遭到北方人殴打时不得还报。文宗时的御史大夫伯颜等人甚至提出了杀绝汉族张、王、李、赵、刘五大姓的疯狂主张。
   这一年(1331年),距红巾军大起义还有20年,距元朝灭亡还有37年。
  
   五、明朝。公元1368年,朱元璋创建了明朝,六十年后即公元1428年,是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在位的第四年。
   宣宗朱瞻基在位时间并不长,只有十年,后人也将其归为“好皇帝”之列。加上他父亲仁宗在位那一年,后代史学家将这短短的十一年称为“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因为此间实行了休养生息,清静养民的政策。而在此之前的永乐皇帝在迁都建造紫禁城、修建长城、疏通大运河、派郑和下西洋以及五次北征等过程中,国家财务支出过大,赋税徭役沉重,使民力严重透支。永乐后期,农业生产已经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导致很多地方出现了逃荒的现象,有些地区还发生了小规模农民起义,如永乐十八年(1420),青州就爆发了唐塞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宣宗朱瞻基看到了王朝潜在的危机,明白现在已到了必须休养生息的时候。于是,他勤于政事,还经常微服私访民间疾苦。他出访时只带贴身侍卫,不讲排场,不向地方摊派,与秦始皇、隋炀帝以及后来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完全不同。据说宣宗朱瞻基既不好色,也没有什么其他嗜好,唯一喜好的娱乐只是闲暇之余斗蛐蛐,不料却落下个“蛐蛐皇帝”的外号,被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当成了昏君。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第二年(1426年),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专门教宦官们读书。哪知道,此举却开启了名朝中后期宦官专权的潘多拉盒子,成为影响明朝命运的一件大事。明代司礼监的太监们是专门受理奏章的,再由他们呈送皇帝“批红”。因奏章太多,即使勤于政务的朱瞻基也无法独自处理,于是他只好委托有文化的太监代为批红,这样的太监叫“秉笔太监”。长此以往,皇帝越来越依靠宦官,他们不仅帮助皇帝减轻政务,还能在政治上牵制打压强势的文官集团。从1442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以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先后登场,并一度权倾朝野。因此有人认为,明宣宗朱瞻基设置内书堂让宦官读书,给大明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第八年(1433年),忽然颁布严苛的禁海令,要求全国停止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若违反此禁令,不论商人和水手均被处死。在此之前,郑和率领的船队刚刚进行了七次远航。禁海令使举世无双的明朝海上力量从此衰落。禁海令后来不幸被历代统治者所沿用,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不仅使明朝中后期饱受海盗倭寇的侵扰,还导致了近代中国备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
   这一年(1428年),距小说家吴承恩出生约有72年,距明朝灭亡尚有216年。
  
   六、清朝。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六十年后即公元1704年,是清朝康熙帝在位第四十三年。
   此时的康熙对内已经先后撤除了吴三桂等三藩势力、统一了台湾、平定了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对外抗击了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取得了雅克萨战役的胜利,并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所谓“康乾盛世”此时已初步形成。
   当时的欧洲正在孕育工业革命。英国由于率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工场手工业在棉织、采矿、冶金、玻璃等行业中迅速兴起。随着生产的持续发展、技术的不断改进,全社会对大机器生产充满渴望,18世纪中期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呼之欲出。
   非常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就在这一年(1704年),康熙竟然发布上谕,认定开矿事情对地方无益,以后有请求开采者,都不准行。从此清朝推行禁矿政策,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进一步的扼杀。康熙之所以违背时代潮流,禁止民间大规模开矿,主要是担心民众大量聚集,容易起事,进而威胁其统治。
   更糟的是,康熙出于政治需要,延续了明宣宗以来的海禁政策,认为“海禁不可轻开”。希望通过封锁沿海水陆交通,限制民众出海,达到遏制郑成功等反清力量的目的。清朝统一台湾以后,康熙于1684年一度宣布废止“禁海令”,使当时的海外贸易得到迅猛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非常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本是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政策。然而,康熙在其晚年(1717年),却重新实行了“禁海”政策,并被其后历任皇帝所沿用。乾隆就曾在南巡时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于是长期限制海外贸易,对外国人严加防范,防止他们支持汉人反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长期闭关锁国政策不仅严重阻隔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破坏了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还将民众长期置于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的愚昧状态,最终导致中国失去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以至落到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教训十分沉重而惨痛。    这一年(1704年),距曹雪芹出生约有10年,距鸦片战争爆发还有136年。
  
   上述封建王朝六十周年的时候,大都还处于上升期或稳定期(只有元朝除外),但危机像致命的病毒一样,已经在王朝的肌体内潜滋暗长。所谓英明的帝王往往能够暂时抑制病毒的爆发,但终究不能改变其覆灭的命运,这几乎是一种宿命。当初秦始皇“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时,满以为他创立的王朝可以由二世、三世至千万世。哪知道其尸骨未寒,秦朝竟二世而亡。此后的历朝开国皇帝无不与秦始皇有过同样的雄心和梦想,但王朝总也改变不了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局面。宋真宗似乎比较清醒,他在大宋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料定其最终是要覆灭的。他只希望大宋统治天下七百年,并借“天书”昭告天下。然而,就连这个相对理性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历史的演进显然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正如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说的那样,历史似乎在自行写作。
   有人说,政治家能看到十年后的社会,而历史家则能看到三十年后的社会。应该承认,中国古代许多帝王大都不是无知之徒,他们往往从小就接受最好的教育,对王朝兴衰史更是耳熟能详。汉唐初期的几代帝王吸取了秦隋灭亡的教训,于是有了“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甚至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还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宋朝皇帝命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成为治国宝典。尽管历代皇帝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已经竭尽全力,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如文字狱、禁海令等等),仍然无法逃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是人民诗人屈原的名句。“皇家愁马肥,百姓苦饥寒”是西汉末年的写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盛唐的一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元朝的现实。最后,鲁迅用“吃人”两字揭穿封建统治的本质。可以说,整个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人民饱受剥削和欺压的历史。正如黄仁宇所言,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宣扬大我精神,却无法掩盖以下事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私人目标和私利。”虽然儒家宣扬“民贵君轻”的理念,儒家思想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并没有哪一位帝王真心认同这一理念并付诸实践。《三国演义》中董卓的一句名言很能代表历代统治者的心态:“我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朱元璋甚至为此下令将孟子逐出孔庙。“民贵君轻”其实只不过是文人的理想,百姓从来就没有过这样高的奢望。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无比感慨地写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令人想起黑格尔的名言:“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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