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两位当时年青的学者修普（Laurence H. Shoup）及敏特（William Minter）合写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帝国脑力托拉斯》，这是了解大英帝国过渡到大美帝国的重要著作。
　　书中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凡尔赛会议期间，大英帝国的核心帝国经营精英郎尼预见到大英帝国末日无多，大英帝国所打造的帝国秩序已需转移到同文同种的美国身上，于是在1918年即决定要在美国成立政商军事学精英分子所组成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延续以往的国际秩序的营造。这个委员会具有伞状的周边结构，它可以透过有效的动员，替每个阶段的外交战略服务。举例而言，它今天要重入亚洲，意图争取越南这个越战时的死敌，即政军商大动员释出利益给越南，越南人当然立刻忘掉了越战。当它要拉拢缅甸，所有官民部门立刻态度全变，于是缅甸立刻被它拉走。美国这种视需要而调整外交策略，定义国际秩序的能力举世皆无，只有美国独有。人们之所以称美国是最后的帝国，乃是它拥有定义世界、制造国际秩序的筹码与能力。
　　美国为了维护它的帝国利益，而有了可以任意操弄国际秩序的帝国经营术，它可以在世界每个区域见缝插针，可以制造摩擦甚或冲突，它违背了世界和平的原则，也破坏了区域的自主与和平发展，最后一定是各区域国家共同受害，因此这种帝国秩序实不可取，长久下来，各区域也一定会察觉到这种帝国秩序的可怕。
　　当今国际体系里，中南美洲追求区域自主所付出的努力最多，成效也最大，2011年12月3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州33国举行高峰会，决定成立自主组织CELAC，它把美加排除在外，就是划时代的突破。今后美国要在这个区域见缝插针、挑拨分化的空间已大为压缩。但我们也得承认，这个区域的国家和衷共济，彼此合作，互相帮助，先有了共同感情，再进一步到发展出共同意识，最后始可能落实成自主组织，形成共同感情乃是第一步。这种区域的共同感情在中东、非洲、中亚、亚洲都完全阙如，这些区域自己纷争不已，就给了大国见缝插针分化重整的机会。
　　谈到这里，我就从亚洲一些地区的动乱频仍，联想到亚洲最大的中国如何更好尽到它的大国责任。历史上中国从秦朝开始，就是亚洲最大国，但中国一直是本位主义的王朝，无论汉代的羁縻策略，到清朝的以商制夷，以夷制夷，中国对亚洲意识的形成，可以说都没有扮演过任何角色。今天中国经济有了表现，以为靠着经济力就可以整合亚洲，这其实是一种误见。经济是相互利益的一种，它对共同感情的形成有帮助但帮助不大，共同感情的形成需要区域大国带头示范，在这个区域创造和平忍让的条件，需要大国努力于区域的共同事务，大国经常还必须舍弃一些自己的利益。当区域成员觉得这个大家庭是值得信赖的，这个区域大家庭的共同感情、共同意识就会形成。到了那时，区域的自主性就会出现。
　　古代的中国，它的世界观也是古代的格局。到了晚清，中国国力日衰，为了自保而以夷制夷，只希望利用外国的矛盾找一点喘息的空间，这种空间当然很小，乃至到了近年，中国有了崛起的机会，只是拼命找机会凸显自己，还考虑不全一个亚洲大国的亚洲责任问题。这也意味着，由于历史的限制，中国还没有在亚洲摸索出更好角色的机会。现在由于亚洲形势改变，显然已到了中国自我反省的时候。中国为亚洲第一大国，不能只管自己的经济发展，必须在亚洲共同的课题如气象、天候、环境、防灾与救灾、文化科学等方面做出开创与贡献。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不可能像美国的帝国一样去搞国际关系，但中国应有自己的现代大国区域经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