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发表《新民说》，希望国人养成独立、自由之理想人格，能够自尊、自治、自立，因为他“认定国民个人的素质是国家富强、独立、自由的前提”（高瑞泉语），所谓“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了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胡适《易卜生主义》）。那么，一百多年过去了，国人果真养成自由独立之人格了吗？
　　前年，曾随单位乒乓球队到某单位打比赛，比赛结束后对方设宴款待。席间，对方的总经理言，以前他在某大学当学生处处长时，有一来自外地农村的学生，家境贫困，品学兼优。毕业实习时，他推荐其到本市某公司去，并叮嘱他到了实习单位，要勤快些，要比领导到得早、走得晚，上班先把办公室里的开水打好，领导来了，一一给他们泡好茶，如此等等。该生依计而行。毕业时，该公司领导亲自给他打电话，指名要此生，因其勤快、活泛、有前途。于是，这名没有任何背景的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男生不但留在了大上海，而且现在混得还不错，已经得到提拔了，“其前景不可限量啊”，该总经理感慨道。看来，他颇以自己的指导得法而得意。
　　无独有偶，前几日，一同事对几位熟识者说，其子在某事业单位上班，刚换了个部门。到新部门上班的前一晚，他教育儿子，去了新部门，每天上班后要给领导沏茶，先给大领导沏，然后是二领导，依次类推。聚餐时斟酒也是这样。假如几个领导不依官衔大小毗邻而坐的话，先给大领导倒酒，然后依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依次而倒，切忌给大领导倒了酒，跳过中间其他人，直接跑去给二领导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当年在中学教书时，年终语文组聚餐，摆了两桌，一桌坐的是普通教师，一桌坐的是学校领导。我到得晚，教师那桌已挤不下，不得已和领导坐一桌。中间老师们来敬酒，先校长，再副校长，偏偏校长大人们没有依官职大小而坐，所以敬酒者就跳来跳去，给人的感觉十分不好。看来，这名父亲的教子大有其现实针对性。
　　因此，不由想到汉代大臣陈万年教子的事：
　　（陳万年）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万年任为郎。有异材，抗直，数言事，刺讥近臣，书数十上，迁为左曹。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班固《汉书》卷六十六）
　　谄者巴结、奉承是也。陈咸有异材，性格正直刚强，敢于上书刺讥近臣，所以被降职。陈万年爱子心切，所以抱病卧床教子，从白天一直持续至深夜。陈咸却不领情。而陈万年之所以如此教子，是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么做的，且官至御史大夫，“万年廉平，内行修，然善事人，赂遗外戚许、史，倾家自尽，尤事乐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谒问疾。遣家丞出谢，谢已皆去，万年独留，昏夜乃归。及吉病甚，上自臨，问以大臣行能。吉荐于定国、杜延年及万年。万年竟代定国为御史大夫”（同前）。
　　我一时惶惑不已，何以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老师、父亲依然像陈万年那样，教学生、儿子去奉承、巴结上司，以求进身之阶？梁启超、胡适、鲁迅、周作人他们大力提倡的新人又到哪里去了，旧民变新民为何这般艰难，其中的症结又在何处？当年陈万年之所以教子谄媚上司，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得到推荐与提拔，提拔的权力集中在上司与皇帝手中。今日早没了皇帝，但有些东西依然没有改变。所以，无论梁启超、胡适、鲁迅、周作人们如何大声疾呼要改造国民性，但只要官员们手中的权力一日没有完全为民所用，没有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那么，旧民们就一日不可能舍弃切身利益，而自发地去改变身上的旧习气，自动地变为新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