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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新课程改革的今天,笔者从国内外的“校本管理”实践中得到一些启示,以此来解读新课改下校本管理的本质内涵,为新课改的推进提供一个宽阔的舞台,促进学校的和谐健康发展。
笔者认为,新课改下校本管理的本质内涵及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校本管理首先是一种人本化的管理
“校本”虽然从语源上看是学校向校董或学区争夺办学自主权,是在学校层面上生成发展起来的,但在我国现阶段,“校本”的提出并不只是、或者说主要还不是自下而上的办学权力之争,而是政府自上而下提出的对学校管理的某些新要求,因此,“校本管理”就不单是“由谁来管理”的问题,而更多的包含了一个“为了谁而管理”的问题。长期以来,在片面的物质决定论的影响下,形成了教育理论和实践上“人”的空场。在许多校长的头脑中,关注最多的是物质层面的东西,学校发展似乎只有占地的扩展、校舍的翻新、场馆的增加、设备的添置、设施的齐全,唯独没有教师和学生的地位;教师和学生尽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但进人了学校,就会无形中被“物化”,学校自觉不自觉按照物的生产模式,竭力把学生打造成符合考试需要的一律化、规格化的“产品”,学生必须无条件地牺牲自己所有个性去接受知识(被考试制度精心筛选过的)的“改造”与“装备”。
当今世界,教育已经“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由此可见,“人”的入场已经成为教育的世纪呼唤。其实,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应视为结成特定教育需求关系的一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人的因素应当作为处于第一位的要素而受到关注,学校离开了人——教师和学生,只有漂亮豪华的房舍设备和机械生硬的符号数字,充其量只能算作教育“工厂”、严格说来是颓败倒闭的工厂而已。而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又只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活动范围和交往圈内才是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人的向群性决定了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归属于某一机构或组织,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这就是学校。没有一所以师生关系为主要纽带的结构化的学校,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和学生。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只有校本管理才能做到“目中有人”,才能真正做到把个别的具体化的、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教师和学生作为工作的终极目标。换言之,校本管理就是着意营造一个适宜于所有教师和学生个体生活、学习和交往的空间,使他们能在其中获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能找到自己精神的栖居地。
校本管理是一种人性化管理
长期以来,我们对学校管理一直存在两个误区。一是以为管理就是管辖、管束、管治,以为规范的目的就是迫使教师和学生就范,因此,学校管理往往制度至上,仿佛制度越多越好、越细越好、越严越好,以至不少学校都能搬出一大本“规章制度”,俨然一部国家法典;二是以为管理权只属于、至少主要属于管理者,而且这些管理者的身份又按行政或者准行政级别依次排列,然后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层层听命,似乎权力也就自下而上逐级扩大,“谁大谁说了算”。
其实,学生之所以向往学校,教师之所以依恋学校,主要就在于他们的需求在这里能得到满足,他们在这里能找到生活的乐趣和情感的寄托,找到生命的确证。现在有的学校,校舍很气派,设施也很豪华,但扶栏高度、栏杆间距、电源终端、饮水卫生……这些关系师生人身安全和健康的“细小”问题却往往被忽视。更有甚者,有的学校为了维持校园的“美丽”,划出了一个个“禁区”,取消了学生在校园内嬉戏的权利;有的学校为了避免校园伤害事故,做出了许多苛刻的规定,有的学校为了防止教师“偷懒”,热衷于安装指纹识别仪、电视探头等,不惜用现代监控技术侵犯师生的私密空间。试想,师生如果全被掷进一种充满“禁忌”和“监控”的环境之中,其结果只能是用丧失人性的手段去肆意扼杀师生的人性,这样的学校管理价值何在?何况,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包括归属与爱、尊重和自我实现,学校只有充分满足了人的生存需要和精神需要,教师和学生才能走向丰满、走向完整、走向一个充满个性和灵性的大写的“人”的境界。学校管理的人性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现代“教育的基本作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在于保證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 校本管理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必然选择,因为只有校本管理,当其以一种新的理念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我”时,无论教师还是学生,他才能彰显人性的光辉,他才拥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这种权利包括正常的需求、期望、待遇、报酬,包括自身的兴趣、爱好、娱乐、闲暇,更包括自己的思想、言论、生活方式、隐私,甚至还包括那些既不危害社会、也不妨碍他人、并正在改变的不良习气、性格缺陷、个人癖好等。
校本管理是一种人文化的管理
以往那种自上而下层级制、听命式的学校管理,既是知识倒腾的孪生子,也是为知识的传输集散而服务的。当学校的教育功能异化为教师将已有的知识捆绑集合转让给学生、学生则以知识作为敲门砖谋取生计时,知识也许就会变成没有人性的死知识,变成没有智慧的呆知识,反会导致文化的荒漠化。更何况,管理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往往先在地决定了某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二维对立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而且往往机械地认为新的总比旧的好、“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在提倡校本管理的时候,必须十分警惕,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走进自设的陷阱和误区。现在有人把校本管理看作是简单的权力下移,将“校长负责制”误解为“家长制”、“一言堂”,以为从此可以不受任何制约、独断专行了;有人将尊重个性、倡导民主误解为无原则的迁就甚至放纵,不知道尊重和自尊、自由和自律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其实,校本管理与过去的集权化管理相比,是一种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操作更复杂的管理,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校本管理,不断提升校长本人与全体教师的职业素养和文化品位,不断提高管理策略中的文化含量,着力营造管理场境中的文化氛围。校本管理不是只换一个命名,不是只改变若干操作套路,而是核心理念的变革。校本管理必须以民主精神奠基,没有民主精神的支撑,没有文化底蕴的充盈,校本管理就像篮中的插花,美不过三天就会枯萎。有人曾总结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认为至少有四点:斗争的坚决、妥协的明智、平民的成熟、贵族的开明。借用这一观点,校本管理也呼唤着学校民间社团的活跃,各种势力的均衡、教职工队伍的成熟以及校长本人的豁达睿智,尤其呼唤着全体人员自觉而稳固的团队精神以及在这种精神感召下的责任担当。这就必然要求将学校文化建设、尤其是教师文化建设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文化”即以“文”去“化”,“文"究竟指什么?古人认为,“文”既指外在于人的符号化的“文”,所谓“文字”,也指内在于人的品性修养的“文”,所谓“文质”,理想境界则是内盈外秀、“文质彬彬”。这就是说,没有作为“文”的知识固然很难谈文化,但文化又不等同于知识。知识是外在的,文化是内蕴的;知识仿佛是一堆堆积物,文化是在对知识整合、提炼和升华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的秉性和内涵,是个体人所具有的独特的个性品质。对此,台湾龙应台有一个描述,她说文化“是随一个人迎面走来的——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长了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推人?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如何自卖菜小贩接过找来的零钱?他,独处时如何与自己相处?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所以,校本管理要求校长把自己放到跟教师和学生平等、同等的地位上,不仅在以科学知识为主体的文化水平上着力提高教师、提高学生,也提高自己,同时更在以人格修养为核心的文明程度上提升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师生。可以说,校本管理是伴随着全校师生思想境界的提升而逐步实现的,决不是像“进口设备”一样早上装备晚上就能正常运转。
校本管理既是一种管理理念,也是一种改革实践
校本管理是相对于传统学校管理而言的,它源自不同的教育假设。传统学校管理认为,教育就是“塑造”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目标是确定的、共性的、静止的,所以学校的职能就是保证这种明确而统一的显性目标的达成,方法上就是多请示、多汇报,防止执行指令上出偏差、出问题,防止策略和进程上偏离上级的统一部署,以提高办事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校本管理则认为,教育是满足人自我发展、自我提升的需要,人的整体性、发展性和个体的独特性决定了教育目标是浑沌的、多元的、生成的,学校的职能应当是根据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条件,采取当下适宜有效的方法,自主地、灵活地解决学校中实际存在的个别化的问题,方法上努力避免概念化、标准化、程式化,以强化学校的育人功能。据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校本管理,就是以每一所具体学校作为基本的组织肌体、明确宣称是为了自身发展的最优化的管理,而不是从概念化的“专门进行教育的机构”这一经典定义出发、依附于行政化体系为他者服务的管理;就是指凭借学校的设备设施、办学传统、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等进行自为式管理,而不是盲目地沿袭历史或者硬搬硬套其他行业和学校的现成样式去削足适履;就是牢固树立学校的社会法人地位,自觉地、坚定地维护学校自身的办学自主权和财产独立权,抵制外部干扰和侵权行为,依靠全体教师和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学校成为学生、教师甚至包括行政管理人员的共同成长和发展的园地,而不致变成“政治的婢女和经济的侍从”。
校本管理既是一种管理理念,也是一种改革实践。说它是管理理念,因为“校本”一词是一个舶来品,源自欧美。即便在欧美,“校本”也还只是一个追求的目标,而且各国的具体含义也不一样,只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争取办学自主权的思想和行动。换句话說,即便在西方,“校本”也还远没有成熟和定型。作为产生于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背景下的“校本”,引进中国以后,它就更不是一种“定法”或模式,而只能是一种理想追求。别说西方还没有统一的模式,就是有,我们也无法套用,而只能吸取其中的某些思想和观念,比如分权的思想,比如人本思想等等。只有充分认识到校本管理首先是一种理念,我们才不会老是在操作层面、技术层面兜圈子,才不会盲目自负,以为我们就能轻巧地、快速地构建起某种校本管理的通用模式。
说校本管理是改革实践,因为首先要明确,校本管理最终是一种自主创造,没有校长和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不以学校自身的管理实践和教育实践作基础,校本管理就无“本”可言。其次要知道,学校是一个系统,校本管理是一种整体性变革,不是单项增减或置换,况且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又不能全面开花,所以只能分段实施、分项推进,而且每一个时段、每一个分项的推进还都是或快或慢的、甚至是起伏曲折的,因而决不能迷信“心想事成”、一劳永逸;再次要明确,校本管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连续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循环往复,而绝不可能一次性完成;最后要明确,校本管理固然可以借鉴和学习,但最终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这种创造,不能只是少数几个人拍脑袋、闭门造车,而要广泛发动全体教师和学生来共同研究和探索,也不能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意气用事,而是要牢牢扎根在自身传统和文化根基之上,并且相容于社会制度规范的体系之内,使校本管理的推进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谐发展。只有充分认识到校本管理的实践性和过程性,我们才不会坐而论道、述而不作、安于现状、畏葸不前,才不会简单急躁、哗众取宠,把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变成应景之作。
笔者认为,新课改下校本管理的本质内涵及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校本管理首先是一种人本化的管理
“校本”虽然从语源上看是学校向校董或学区争夺办学自主权,是在学校层面上生成发展起来的,但在我国现阶段,“校本”的提出并不只是、或者说主要还不是自下而上的办学权力之争,而是政府自上而下提出的对学校管理的某些新要求,因此,“校本管理”就不单是“由谁来管理”的问题,而更多的包含了一个“为了谁而管理”的问题。长期以来,在片面的物质决定论的影响下,形成了教育理论和实践上“人”的空场。在许多校长的头脑中,关注最多的是物质层面的东西,学校发展似乎只有占地的扩展、校舍的翻新、场馆的增加、设备的添置、设施的齐全,唯独没有教师和学生的地位;教师和学生尽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但进人了学校,就会无形中被“物化”,学校自觉不自觉按照物的生产模式,竭力把学生打造成符合考试需要的一律化、规格化的“产品”,学生必须无条件地牺牲自己所有个性去接受知识(被考试制度精心筛选过的)的“改造”与“装备”。
当今世界,教育已经“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由此可见,“人”的入场已经成为教育的世纪呼唤。其实,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应视为结成特定教育需求关系的一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人的因素应当作为处于第一位的要素而受到关注,学校离开了人——教师和学生,只有漂亮豪华的房舍设备和机械生硬的符号数字,充其量只能算作教育“工厂”、严格说来是颓败倒闭的工厂而已。而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又只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活动范围和交往圈内才是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人的向群性决定了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归属于某一机构或组织,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这就是学校。没有一所以师生关系为主要纽带的结构化的学校,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和学生。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只有校本管理才能做到“目中有人”,才能真正做到把个别的具体化的、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教师和学生作为工作的终极目标。换言之,校本管理就是着意营造一个适宜于所有教师和学生个体生活、学习和交往的空间,使他们能在其中获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能找到自己精神的栖居地。
校本管理是一种人性化管理
长期以来,我们对学校管理一直存在两个误区。一是以为管理就是管辖、管束、管治,以为规范的目的就是迫使教师和学生就范,因此,学校管理往往制度至上,仿佛制度越多越好、越细越好、越严越好,以至不少学校都能搬出一大本“规章制度”,俨然一部国家法典;二是以为管理权只属于、至少主要属于管理者,而且这些管理者的身份又按行政或者准行政级别依次排列,然后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层层听命,似乎权力也就自下而上逐级扩大,“谁大谁说了算”。
其实,学生之所以向往学校,教师之所以依恋学校,主要就在于他们的需求在这里能得到满足,他们在这里能找到生活的乐趣和情感的寄托,找到生命的确证。现在有的学校,校舍很气派,设施也很豪华,但扶栏高度、栏杆间距、电源终端、饮水卫生……这些关系师生人身安全和健康的“细小”问题却往往被忽视。更有甚者,有的学校为了维持校园的“美丽”,划出了一个个“禁区”,取消了学生在校园内嬉戏的权利;有的学校为了避免校园伤害事故,做出了许多苛刻的规定,有的学校为了防止教师“偷懒”,热衷于安装指纹识别仪、电视探头等,不惜用现代监控技术侵犯师生的私密空间。试想,师生如果全被掷进一种充满“禁忌”和“监控”的环境之中,其结果只能是用丧失人性的手段去肆意扼杀师生的人性,这样的学校管理价值何在?何况,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包括归属与爱、尊重和自我实现,学校只有充分满足了人的生存需要和精神需要,教师和学生才能走向丰满、走向完整、走向一个充满个性和灵性的大写的“人”的境界。学校管理的人性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现代“教育的基本作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在于保證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 校本管理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必然选择,因为只有校本管理,当其以一种新的理念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我”时,无论教师还是学生,他才能彰显人性的光辉,他才拥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这种权利包括正常的需求、期望、待遇、报酬,包括自身的兴趣、爱好、娱乐、闲暇,更包括自己的思想、言论、生活方式、隐私,甚至还包括那些既不危害社会、也不妨碍他人、并正在改变的不良习气、性格缺陷、个人癖好等。
校本管理是一种人文化的管理
以往那种自上而下层级制、听命式的学校管理,既是知识倒腾的孪生子,也是为知识的传输集散而服务的。当学校的教育功能异化为教师将已有的知识捆绑集合转让给学生、学生则以知识作为敲门砖谋取生计时,知识也许就会变成没有人性的死知识,变成没有智慧的呆知识,反会导致文化的荒漠化。更何况,管理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往往先在地决定了某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二维对立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而且往往机械地认为新的总比旧的好、“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在提倡校本管理的时候,必须十分警惕,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走进自设的陷阱和误区。现在有人把校本管理看作是简单的权力下移,将“校长负责制”误解为“家长制”、“一言堂”,以为从此可以不受任何制约、独断专行了;有人将尊重个性、倡导民主误解为无原则的迁就甚至放纵,不知道尊重和自尊、自由和自律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其实,校本管理与过去的集权化管理相比,是一种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操作更复杂的管理,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校本管理,不断提升校长本人与全体教师的职业素养和文化品位,不断提高管理策略中的文化含量,着力营造管理场境中的文化氛围。校本管理不是只换一个命名,不是只改变若干操作套路,而是核心理念的变革。校本管理必须以民主精神奠基,没有民主精神的支撑,没有文化底蕴的充盈,校本管理就像篮中的插花,美不过三天就会枯萎。有人曾总结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认为至少有四点:斗争的坚决、妥协的明智、平民的成熟、贵族的开明。借用这一观点,校本管理也呼唤着学校民间社团的活跃,各种势力的均衡、教职工队伍的成熟以及校长本人的豁达睿智,尤其呼唤着全体人员自觉而稳固的团队精神以及在这种精神感召下的责任担当。这就必然要求将学校文化建设、尤其是教师文化建设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文化”即以“文”去“化”,“文"究竟指什么?古人认为,“文”既指外在于人的符号化的“文”,所谓“文字”,也指内在于人的品性修养的“文”,所谓“文质”,理想境界则是内盈外秀、“文质彬彬”。这就是说,没有作为“文”的知识固然很难谈文化,但文化又不等同于知识。知识是外在的,文化是内蕴的;知识仿佛是一堆堆积物,文化是在对知识整合、提炼和升华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的秉性和内涵,是个体人所具有的独特的个性品质。对此,台湾龙应台有一个描述,她说文化“是随一个人迎面走来的——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长了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推人?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如何自卖菜小贩接过找来的零钱?他,独处时如何与自己相处?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所以,校本管理要求校长把自己放到跟教师和学生平等、同等的地位上,不仅在以科学知识为主体的文化水平上着力提高教师、提高学生,也提高自己,同时更在以人格修养为核心的文明程度上提升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师生。可以说,校本管理是伴随着全校师生思想境界的提升而逐步实现的,决不是像“进口设备”一样早上装备晚上就能正常运转。
校本管理既是一种管理理念,也是一种改革实践
校本管理是相对于传统学校管理而言的,它源自不同的教育假设。传统学校管理认为,教育就是“塑造”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目标是确定的、共性的、静止的,所以学校的职能就是保证这种明确而统一的显性目标的达成,方法上就是多请示、多汇报,防止执行指令上出偏差、出问题,防止策略和进程上偏离上级的统一部署,以提高办事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校本管理则认为,教育是满足人自我发展、自我提升的需要,人的整体性、发展性和个体的独特性决定了教育目标是浑沌的、多元的、生成的,学校的职能应当是根据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条件,采取当下适宜有效的方法,自主地、灵活地解决学校中实际存在的个别化的问题,方法上努力避免概念化、标准化、程式化,以强化学校的育人功能。据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校本管理,就是以每一所具体学校作为基本的组织肌体、明确宣称是为了自身发展的最优化的管理,而不是从概念化的“专门进行教育的机构”这一经典定义出发、依附于行政化体系为他者服务的管理;就是指凭借学校的设备设施、办学传统、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等进行自为式管理,而不是盲目地沿袭历史或者硬搬硬套其他行业和学校的现成样式去削足适履;就是牢固树立学校的社会法人地位,自觉地、坚定地维护学校自身的办学自主权和财产独立权,抵制外部干扰和侵权行为,依靠全体教师和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学校成为学生、教师甚至包括行政管理人员的共同成长和发展的园地,而不致变成“政治的婢女和经济的侍从”。
校本管理既是一种管理理念,也是一种改革实践。说它是管理理念,因为“校本”一词是一个舶来品,源自欧美。即便在欧美,“校本”也还只是一个追求的目标,而且各国的具体含义也不一样,只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争取办学自主权的思想和行动。换句话說,即便在西方,“校本”也还远没有成熟和定型。作为产生于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背景下的“校本”,引进中国以后,它就更不是一种“定法”或模式,而只能是一种理想追求。别说西方还没有统一的模式,就是有,我们也无法套用,而只能吸取其中的某些思想和观念,比如分权的思想,比如人本思想等等。只有充分认识到校本管理首先是一种理念,我们才不会老是在操作层面、技术层面兜圈子,才不会盲目自负,以为我们就能轻巧地、快速地构建起某种校本管理的通用模式。
说校本管理是改革实践,因为首先要明确,校本管理最终是一种自主创造,没有校长和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不以学校自身的管理实践和教育实践作基础,校本管理就无“本”可言。其次要知道,学校是一个系统,校本管理是一种整体性变革,不是单项增减或置换,况且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又不能全面开花,所以只能分段实施、分项推进,而且每一个时段、每一个分项的推进还都是或快或慢的、甚至是起伏曲折的,因而决不能迷信“心想事成”、一劳永逸;再次要明确,校本管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连续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循环往复,而绝不可能一次性完成;最后要明确,校本管理固然可以借鉴和学习,但最终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这种创造,不能只是少数几个人拍脑袋、闭门造车,而要广泛发动全体教师和学生来共同研究和探索,也不能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意气用事,而是要牢牢扎根在自身传统和文化根基之上,并且相容于社会制度规范的体系之内,使校本管理的推进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谐发展。只有充分认识到校本管理的实践性和过程性,我们才不会坐而论道、述而不作、安于现状、畏葸不前,才不会简单急躁、哗众取宠,把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变成应景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