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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学者余光中先生辞世了，文化中国的殿堂上，流失了一名忠诚精警的“守夜人”，增加了一根坚实雄浑的大石柱。
记得有一次，听余先生说到他前几年初上泰山的经验。“嗨，好不容易坐上缆车，又是人挤人，到达玉皇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入住旅社，接着就晚餐，窗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声调平缓地说着，“夜晚被褥又湿又冷，一宿不得安眠。第二天起个大早，兴冲冲地去日出峰，只见四周云海，白茫茫的一片。”他语调一转，眉头微皱说：“都说‘登泰山而小天下’。到了我脚下，岂止‘小天下’，天下根本整个完全不见了！”
现在想来，这段诙谐中带点冷涩的小故事，似乎具体而微，象征了他早年在大陆台港三地努力写作的经验，以及在南台湾西子湾度过晚年的历程。
我第一次读余先生的诗，是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刚好手边得到一本日记式彩色年历，便把在报上读到的诗，抄在上面。记得那首诗是后来收入《莲的联想》（1964）里的《等你，在雨中》，诗中“吴宫”“科学馆”“木兰舟”“瑞士表”新旧意象交错并用，令我感到十分奇异清鲜，整体读来又非常轻快融洽，充满一种全新的知感性的塑造，给了我无限启发。
从1956年纪弦在台北创立“现代派”诗社，到1986年台湾正式进入后工业社会，这三十年间，是中国现代主义文艺的黄金时代。余先生的文学生命，在大陆南京、厦门（1928-1949），开始成长；1950年后，在台湾茁壮、开花并结果，奠定了他后三十年成为诗坛祭酒，文坛领袖的地位。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台湾文艺界逐步进入百家争鸣时代。当时影响最大、发稿最多的，当属报纸副刊，《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一马当先，《新生报》副刊随之，成为当时名家发表的最佳园地。其中以林海音主编的《联合报》副刊（1953-1963），影响最为深远，发掘许多新秀作家。到了1971年，蔡文甫主编《中华日报》副刊，高信疆接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掀起了各报副刊竞争的高潮，征稿的对象，扩及流寓在全世界的华文作家。到1977年痖弦（王庆麟）接编《联合报》副刊时，副刊的竞争已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当时每天副刊“王”与副刊“高”（高信疆）一对一的对决，造成了很多人早上看报，必先看副刊的现象。余先生的诗文、评论，是各报争相邀约的对象，在文艺界及社会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除了副刊，如雨后春笋的文艺杂志也是吸引读者的要角，其中以1952年穆中南、王蓝打头阵的《文坛》，1954年平鑫涛的《皇冠》与朱桥的《幼狮文艺》最为重要，尤其是《幼狮文艺》，1969年由痖弦接编后，率先网罗了海内外各路艺文名家，锐意培养文艺新秀，成为艺文黄金时代中最耀眼的纯文学花朵，销路广大，备受欢迎。而这段期间，走通俗文学路线的《皇冠》所推出的琼瑶与张爱玲，也能独领风骚，横扫市场，不遑多让。此股竞相创办杂志的风气，到了萧孟能创办《文星》杂志（1957-1965），臻至顶峰。余先生与李敖，都是在《文星》园地中，开始大放异彩的。
能与大型月刊杂志比肩的，是一些前仆后继的小诗刊与前卫艺文季刊。以同仁刊物为主的诗刊，印刷简单，页数不多，读者稀少，毫无稿费，实力远远无法与大刊物相比。不过，诗刊销路虽然小众，影响却不逊杂志。因为诗刊同仁，大多是有理想、有远见、有抱负的年轻才俊，大家出钱出力，无须迎合市场，埋头只问耕耘，少有功利之心；精心编辑邀来的文章，多半思想前卫，笔锋犀利，大胆锐意实验，敢于挑战成规，奋勇掀起论战，不畏当道权威。
1953年，纪弦率先创办一人刊物《现代诗》季刊，次年引发余光中、覃子豪、钟鼎文共同出版《蓝星诗刊》；洛夫、张默、痖弦也合编《创世纪诗刊》；随后有王在军、陈敏华、文晓村出版《葡萄园诗刊》（1962）；詹冰、林亨泰、白萩等创办《笠》诗刊（1964）。此后蜂拥而来的有《主流诗刊》（1970）、《龙族诗刊》（1971）、《大地诗刊》（1972）、《秋水诗刊》（1974）、《草根诗月刊》（1975）等数十种同仁刊物，不断为诗坛文坛注入新人新血，开创新式写作风潮，贡献前沿实验作品。余先生也不计稿酬，对这些同仁刊物，量力声援支援，参与鼓励，兼而有之。
在诗刊之外，前卫的综合艺文刊物，也是余先生支持的对象。例如当时尉天骢主编革新版的《笔汇》（1959）以及后来的《文学季刊》（1966），白先勇创办的《现代文学》（1960），朱啸秋的《诗·散文·木刻》（1961），邱刚健的《剧场》季刊（1965），林海音主编《纯文学》月刊（1967），朱立民、颜元叔、胡耀恒创办的《中外文学》（1972），还有稍晚的《联合文学》（1984）。这些杂志或多或少，都与余先生有相当的渊源，他除了常为《纯文学》《中外文学》写稿外，还兼任过《现代文学》的主编，出版过“诗专号”。
1966年，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位文化名人，联合上书“行政院”严家淦，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展开大量古籍今注今译工程，并翻译英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编印《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以及《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中國史学论文选集》《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史丛书》《中国近代法制研究》《中国文献西译书目》等书，兴起了一股文化研讨的热潮。是年，创作、翻译、教学三栖，诗歌、散文、评论齐发的余先生，当选年度十大杰出青年，长久的努力，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
此时，台湾的出版业也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专印文艺书籍的出版社，其中以纯文学、尔雅、洪范、九歌、大地等最专业也最有名，余先生的书，多半由这几家出版社印行，成了出版社品牌的保证。
这段期间诗坛文坛发生了“现代主义论战”（1957-1958）、“文言白话之争”（1961）、“现代画论战”（1961）、“现代诗论战”（1972）、“中国现代民歌”论评（1974）、“乡土文学论战”（1977）等，余先生无役不与，争论过后，或改变了当时的创作风气，或改变了自己的写作风格，成果不但多方面，而且多层次。 从1974年开始，余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出任中文系教授。不料参与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却遭人误解他与台湾当局有所串联，致使他百口莫辩。余先生一生以文学艺术、教育教学为职志，只在大学任教，专心著述写作，永保在野之身，从未涉足官场，亦无政论之作，多年来各种不实的谣言传闻，至此不攻自破。
1985年，他结束中文大学的教职，自港返台，没有回到他在台北的旧居，也未返还他任教过的师大、台大、政大，与老友故人重聚，而是接受高雄中山大学之邀，到一新而陌生的环境出任文学院长。可见即使在他最熟悉、关系渊源最深的北臺湾文教界内，也因盛名之累，迭遭掣肘之处甚多，回旋施展空间有限。所幸中山大学对先生礼遇甚隆，他自己也豁达自适，以余生全力耕耘南台湾，但也没有忘怀台北的文友读者。三十多年来，他不以南北往返长途奔波为苦，对所有艺文活动的邀请，均量力欣然支持，对出席各种政治活动的召唤，则一律敬谢不敏。
诗是余先生的最爱，自从1952年他的诗集《舟子的悲歌》问世，六十多年来，诗笔从未间断，一共出版过二十多种现代诗集；光是1969年，就出版了《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天国的夜市》三本，量多质精，为新诗百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多产诗人。此外，他的散文数量亦丰，质量之高，不让诗歌专美，时或过之，风行两岸三地，常被选为大中学校教材，历久不衰。
诗文评论之余，余先生还努力于翻译，中译英，英译中，数量均丰；其中他对英美现代诗，情有独钟，五十年来翻译介绍不断，在颅内出血病愈不久，以九十高龄之躯，还费时费脑，亲自校订厚近四百页的扩编《英美现代诗选》，于过世前几个月出版。
余先生八十以后，创作火力依旧不减，每年都有新作，可谓已达到了个人艺术的顶峰；然他所熟悉的文学世界，却早已面目全非，逐渐被网络取代。当初的报纸副刊，现在只剩下联合报还在坚守初衷，文学杂志只剩下《皇冠》《幼狮文艺》《联合文学》，文学专业出版社仅剩九歌尚维持不坠且持续发展，当年与他联袂的文友或论战的文敌，也多半告别故去。当他一人独自登上创作高峰时，环顾四周，当有“天下不见了”的感慨。
我于1971年初识先生，当时他刚从美国客座返台，我则正准备留学美国，相聚时间虽短，却十分相得。近半个世纪以来，蒙先生不吝鼓励提携，不断主动为文，对拙作诗文书画，毫无保留地多方溢美，谬奖推荐。直到他辞世之前五个月，还主动亲笔为长文，为我的新书《试按上帝的电铃》写序。而我却手懒笔拙，无以为报。只在他七十大寿时，在异地作《老牌长寿大台风》一诗遥贺。2017年余先生欢度九十大寿前，我预备以《老牌落日天文异象观测研究员》一诗，当场献寿，不料因受邀到佛罗伦萨演讲，又行错过。如今祝寿之辞竟成吊念之句，奈何！
（摘自2017年12月21日《南方周末》）
记得有一次，听余先生说到他前几年初上泰山的经验。“嗨，好不容易坐上缆车，又是人挤人，到达玉皇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入住旅社，接着就晚餐，窗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声调平缓地说着，“夜晚被褥又湿又冷，一宿不得安眠。第二天起个大早，兴冲冲地去日出峰，只见四周云海，白茫茫的一片。”他语调一转，眉头微皱说：“都说‘登泰山而小天下’。到了我脚下，岂止‘小天下’，天下根本整个完全不见了！”
现在想来，这段诙谐中带点冷涩的小故事，似乎具体而微，象征了他早年在大陆台港三地努力写作的经验，以及在南台湾西子湾度过晚年的历程。
我第一次读余先生的诗，是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刚好手边得到一本日记式彩色年历，便把在报上读到的诗，抄在上面。记得那首诗是后来收入《莲的联想》（1964）里的《等你，在雨中》，诗中“吴宫”“科学馆”“木兰舟”“瑞士表”新旧意象交错并用，令我感到十分奇异清鲜，整体读来又非常轻快融洽，充满一种全新的知感性的塑造，给了我无限启发。
从1956年纪弦在台北创立“现代派”诗社，到1986年台湾正式进入后工业社会，这三十年间，是中国现代主义文艺的黄金时代。余先生的文学生命，在大陆南京、厦门（1928-1949），开始成长；1950年后，在台湾茁壮、开花并结果，奠定了他后三十年成为诗坛祭酒，文坛领袖的地位。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台湾文艺界逐步进入百家争鸣时代。当时影响最大、发稿最多的，当属报纸副刊，《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一马当先，《新生报》副刊随之，成为当时名家发表的最佳园地。其中以林海音主编的《联合报》副刊（1953-1963），影响最为深远，发掘许多新秀作家。到了1971年，蔡文甫主编《中华日报》副刊，高信疆接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掀起了各报副刊竞争的高潮，征稿的对象，扩及流寓在全世界的华文作家。到1977年痖弦（王庆麟）接编《联合报》副刊时，副刊的竞争已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当时每天副刊“王”与副刊“高”（高信疆）一对一的对决，造成了很多人早上看报，必先看副刊的现象。余先生的诗文、评论，是各报争相邀约的对象，在文艺界及社会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除了副刊，如雨后春笋的文艺杂志也是吸引读者的要角，其中以1952年穆中南、王蓝打头阵的《文坛》，1954年平鑫涛的《皇冠》与朱桥的《幼狮文艺》最为重要，尤其是《幼狮文艺》，1969年由痖弦接编后，率先网罗了海内外各路艺文名家，锐意培养文艺新秀，成为艺文黄金时代中最耀眼的纯文学花朵，销路广大，备受欢迎。而这段期间，走通俗文学路线的《皇冠》所推出的琼瑶与张爱玲，也能独领风骚，横扫市场，不遑多让。此股竞相创办杂志的风气，到了萧孟能创办《文星》杂志（1957-1965），臻至顶峰。余先生与李敖，都是在《文星》园地中，开始大放异彩的。
能与大型月刊杂志比肩的，是一些前仆后继的小诗刊与前卫艺文季刊。以同仁刊物为主的诗刊，印刷简单，页数不多，读者稀少，毫无稿费，实力远远无法与大刊物相比。不过，诗刊销路虽然小众，影响却不逊杂志。因为诗刊同仁，大多是有理想、有远见、有抱负的年轻才俊，大家出钱出力，无须迎合市场，埋头只问耕耘，少有功利之心；精心编辑邀来的文章，多半思想前卫，笔锋犀利，大胆锐意实验，敢于挑战成规，奋勇掀起论战，不畏当道权威。
1953年，纪弦率先创办一人刊物《现代诗》季刊，次年引发余光中、覃子豪、钟鼎文共同出版《蓝星诗刊》；洛夫、张默、痖弦也合编《创世纪诗刊》；随后有王在军、陈敏华、文晓村出版《葡萄园诗刊》（1962）；詹冰、林亨泰、白萩等创办《笠》诗刊（1964）。此后蜂拥而来的有《主流诗刊》（1970）、《龙族诗刊》（1971）、《大地诗刊》（1972）、《秋水诗刊》（1974）、《草根诗月刊》（1975）等数十种同仁刊物，不断为诗坛文坛注入新人新血，开创新式写作风潮，贡献前沿实验作品。余先生也不计稿酬，对这些同仁刊物，量力声援支援，参与鼓励，兼而有之。
在诗刊之外，前卫的综合艺文刊物，也是余先生支持的对象。例如当时尉天骢主编革新版的《笔汇》（1959）以及后来的《文学季刊》（1966），白先勇创办的《现代文学》（1960），朱啸秋的《诗·散文·木刻》（1961），邱刚健的《剧场》季刊（1965），林海音主编《纯文学》月刊（1967），朱立民、颜元叔、胡耀恒创办的《中外文学》（1972），还有稍晚的《联合文学》（1984）。这些杂志或多或少，都与余先生有相当的渊源，他除了常为《纯文学》《中外文学》写稿外，还兼任过《现代文学》的主编，出版过“诗专号”。
1966年，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位文化名人，联合上书“行政院”严家淦，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展开大量古籍今注今译工程，并翻译英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编印《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以及《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中國史学论文选集》《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史丛书》《中国近代法制研究》《中国文献西译书目》等书，兴起了一股文化研讨的热潮。是年，创作、翻译、教学三栖，诗歌、散文、评论齐发的余先生，当选年度十大杰出青年，长久的努力，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
此时，台湾的出版业也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专印文艺书籍的出版社，其中以纯文学、尔雅、洪范、九歌、大地等最专业也最有名，余先生的书，多半由这几家出版社印行，成了出版社品牌的保证。
这段期间诗坛文坛发生了“现代主义论战”（1957-1958）、“文言白话之争”（1961）、“现代画论战”（1961）、“现代诗论战”（1972）、“中国现代民歌”论评（1974）、“乡土文学论战”（1977）等，余先生无役不与，争论过后，或改变了当时的创作风气，或改变了自己的写作风格，成果不但多方面，而且多层次。 从1974年开始，余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出任中文系教授。不料参与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却遭人误解他与台湾当局有所串联，致使他百口莫辩。余先生一生以文学艺术、教育教学为职志，只在大学任教，专心著述写作，永保在野之身，从未涉足官场，亦无政论之作，多年来各种不实的谣言传闻，至此不攻自破。
1985年，他结束中文大学的教职，自港返台，没有回到他在台北的旧居，也未返还他任教过的师大、台大、政大，与老友故人重聚，而是接受高雄中山大学之邀，到一新而陌生的环境出任文学院长。可见即使在他最熟悉、关系渊源最深的北臺湾文教界内，也因盛名之累，迭遭掣肘之处甚多，回旋施展空间有限。所幸中山大学对先生礼遇甚隆，他自己也豁达自适，以余生全力耕耘南台湾，但也没有忘怀台北的文友读者。三十多年来，他不以南北往返长途奔波为苦，对所有艺文活动的邀请，均量力欣然支持，对出席各种政治活动的召唤，则一律敬谢不敏。
诗是余先生的最爱，自从1952年他的诗集《舟子的悲歌》问世，六十多年来，诗笔从未间断，一共出版过二十多种现代诗集；光是1969年，就出版了《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天国的夜市》三本，量多质精，为新诗百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多产诗人。此外，他的散文数量亦丰，质量之高，不让诗歌专美，时或过之，风行两岸三地，常被选为大中学校教材，历久不衰。
诗文评论之余，余先生还努力于翻译，中译英，英译中，数量均丰；其中他对英美现代诗，情有独钟，五十年来翻译介绍不断，在颅内出血病愈不久，以九十高龄之躯，还费时费脑，亲自校订厚近四百页的扩编《英美现代诗选》，于过世前几个月出版。
余先生八十以后，创作火力依旧不减，每年都有新作，可谓已达到了个人艺术的顶峰；然他所熟悉的文学世界，却早已面目全非，逐渐被网络取代。当初的报纸副刊，现在只剩下联合报还在坚守初衷，文学杂志只剩下《皇冠》《幼狮文艺》《联合文学》，文学专业出版社仅剩九歌尚维持不坠且持续发展，当年与他联袂的文友或论战的文敌，也多半告别故去。当他一人独自登上创作高峰时，环顾四周，当有“天下不见了”的感慨。
我于1971年初识先生，当时他刚从美国客座返台，我则正准备留学美国，相聚时间虽短，却十分相得。近半个世纪以来，蒙先生不吝鼓励提携，不断主动为文，对拙作诗文书画，毫无保留地多方溢美，谬奖推荐。直到他辞世之前五个月，还主动亲笔为长文，为我的新书《试按上帝的电铃》写序。而我却手懒笔拙，无以为报。只在他七十大寿时，在异地作《老牌长寿大台风》一诗遥贺。2017年余先生欢度九十大寿前，我预备以《老牌落日天文异象观测研究员》一诗，当场献寿，不料因受邀到佛罗伦萨演讲，又行错过。如今祝寿之辞竟成吊念之句，奈何！
（摘自2017年12月21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