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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党中央提出的“基层减负年”要求，研究出台《整治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切实减轻基层负担的若干意见》。文件出台后，全省迅速掀起“基层减负”热潮，受到基层干部普遍好评。
“原先我们村的4名干部，除了负责日常事务，还要记录上级部门印发的19本台账。台账从19本缩减到6本，我们也有更多时间去走村入户了。”近日，建德市三都镇和村村党总支书记俞德华面对记者时，用“轻装上阵”来形容“基层减负”带来的改变。
浙江金华风光
在浙江金华，一名基层干部感慨地说：“以前每名基层干部的手机里要装十几种政务软件，现在开发了一款基层治理平台软件，一下子就涵盖了基层党建、治安巡查、行政执法等多项工作，能够实现上报流转和处理，这让我们能够腾出更多精力，做精做细手上的工作。”
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党委书记陈康说，特别明显的感受是会少了，尤其是要求“一把手”参加的会少了很多，负担轻了，就有更多精力投入一线工作了。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和陈康一样，在“基层减负年”的强劲势头下，许多基层干部都切实感受到身边发生的新变化。
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也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我们基层干部最害怕的是现在的减负让年底的负担成倍加重。”温州市洞头区大门镇枫树坑村党支部书记王昌权有些担心，由于年底台账和检查工作压力大，基层干部们会在日常有意识地准备相应材料，现阶段的减负确实减掉了日常的一些工作，但年底考核时如果出现反弹的趋势，又不得不造各种台账来应对检查，便会造成新的形式主义。
有些干部还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演变翻新出一些隐蔽性更强的“形式主義”。这也恰恰反映了一部分基层干部的顾虑：“基层减负年”会不会变成“整改一阵风”？
这种担忧绝非偶然，记者调查发现，“反弹”是“基层减负”的老问题。就拿最让基层干部头疼的考核来说，反对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呼声一直不绝于耳，然而，“形式主义考核”及“台账”等问题仍在一些地方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形式主义问题积弊甚深，顽固复杂，可谓党风建设中的顽疾。
政绩观错位是这一顽疾的主因之一。比如，有些地方上级考核只看“痕迹”不重实绩，方式简单粗暴，只知道从材料堆里打考核分，把业绩评估和干部考核简单化、表面化。相应的，就会有一些党员干部信奉“工作干得好不好，全靠材料汇总表；工作方式新不新，全看写手精不精”，在用实干还是用材料体现政绩的问题上走偏了。
有的部门热衷于做虚功、玩花活，不下功夫解决实际问题，总想着设置种种名目假装抓落实；有的急功近利，眼里只有“政绩”而不顾基层实际，恨不得让基层“今天刚结婚，明天就生娃”；有的动辄把任务分解下压，将本该自己承担的责任甩给基层，以“层层传导压力”为名，行“层层推责甩锅”之实。
责任心缺失是这一顽疾的另一主因。既想当领导，又不愿负责任，不愿担当，不拿出明确的工作思路，提出明确的工作任务，就靠各种办法把责任层层下推，各种没有实质性意义的文件层出不穷。于是，会议越来越多、文件越发越多，层层加码，搞得下面穷于应付，难以应付。
比如文山会海，“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看似“政治正确”，其实是把对上级精神的重视、重要工作的落实和文件数量、检查频次等画等号。而形式一旦搞起来、调子一旦高起来，又加剧了更多党员干部“不能也不敢落于人后”的环境压力。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认为，有的地方领导干部对形式主义形成了路径依赖、惯性思维。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惯性思维难免会导致一面反对形式主义，一面又搞形式主义，一种形式主义消弭，另一种形式主义渐生的怪象。
破解形式主义顽症痼疾绝非一朝一夕之事。4月15日，浙江省委召开本届第七次县委书记工作交流会，向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再次宣战。
自党中央明确提出“基层减负年”以来，浙江各地各单位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基层减负”的重要部署，挖病灶、出实招，形成整治合力，共同推动“基层减负”落到实处。
日前，浙江省委组织部研究制定为“基层减负”六条举措，梳理减负清单，明确减负要求，以六大实招为基层干部“松绑”；省科技厅运用科技手段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申报材料、填报内容、评审时间都精减三分之一；温州市针对为基层干部减负亮出“十二招”，以实际行动打造“减轻基层负担、激励干部担当”先行军和保障队……
推进“基层减负”要久久为功，既要快刀斩乱麻，让基层干部群众在较短时间内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更要循序渐进，以蚂蚁啃骨头的韧劲，推动工作落在实处。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正是其中关键。
浙江省纪委监委按照“党委工作推进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的要求，第一时间研究制订《关于做好“基层减负年”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意见》，聚焦中央、省委对“基层减负”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聚焦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开展监督执纪问责。
记者还了解到，浙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中先行动、作表率，自觉查摆和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带头整治文山会海，统筹规范纪检监察系统的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以自身的优良作风推动、保障“基层减负年”各项要求落地见效。
（摘自七一客户端/《人民日报》）
负担轻了，就有更多精力投入一线工作
“原先我们村的4名干部，除了负责日常事务，还要记录上级部门印发的19本台账。台账从19本缩减到6本，我们也有更多时间去走村入户了。”近日，建德市三都镇和村村党总支书记俞德华面对记者时，用“轻装上阵”来形容“基层减负”带来的改变。
在浙江金华，一名基层干部感慨地说：“以前每名基层干部的手机里要装十几种政务软件，现在开发了一款基层治理平台软件，一下子就涵盖了基层党建、治安巡查、行政执法等多项工作，能够实现上报流转和处理，这让我们能够腾出更多精力，做精做细手上的工作。”
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党委书记陈康说，特别明显的感受是会少了，尤其是要求“一把手”参加的会少了很多，负担轻了，就有更多精力投入一线工作了。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和陈康一样，在“基层减负年”的强劲势头下，许多基层干部都切实感受到身边发生的新变化。
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也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我们基层干部最害怕的是现在的减负让年底的负担成倍加重。”温州市洞头区大门镇枫树坑村党支部书记王昌权有些担心，由于年底台账和检查工作压力大，基层干部们会在日常有意识地准备相应材料，现阶段的减负确实减掉了日常的一些工作，但年底考核时如果出现反弹的趋势，又不得不造各种台账来应对检查，便会造成新的形式主义。
有些干部还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演变翻新出一些隐蔽性更强的“形式主義”。这也恰恰反映了一部分基层干部的顾虑：“基层减负年”会不会变成“整改一阵风”？
这种担忧绝非偶然，记者调查发现，“反弹”是“基层减负”的老问题。就拿最让基层干部头疼的考核来说，反对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呼声一直不绝于耳，然而，“形式主义考核”及“台账”等问题仍在一些地方存在。
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是两大“病灶”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形式主义问题积弊甚深，顽固复杂，可谓党风建设中的顽疾。
政绩观错位是这一顽疾的主因之一。比如，有些地方上级考核只看“痕迹”不重实绩，方式简单粗暴，只知道从材料堆里打考核分，把业绩评估和干部考核简单化、表面化。相应的，就会有一些党员干部信奉“工作干得好不好，全靠材料汇总表；工作方式新不新，全看写手精不精”，在用实干还是用材料体现政绩的问题上走偏了。
有的部门热衷于做虚功、玩花活，不下功夫解决实际问题，总想着设置种种名目假装抓落实；有的急功近利，眼里只有“政绩”而不顾基层实际，恨不得让基层“今天刚结婚，明天就生娃”；有的动辄把任务分解下压，将本该自己承担的责任甩给基层，以“层层传导压力”为名，行“层层推责甩锅”之实。
责任心缺失是这一顽疾的另一主因。既想当领导，又不愿负责任，不愿担当，不拿出明确的工作思路，提出明确的工作任务，就靠各种办法把责任层层下推，各种没有实质性意义的文件层出不穷。于是，会议越来越多、文件越发越多，层层加码，搞得下面穷于应付，难以应付。
比如文山会海，“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看似“政治正确”，其实是把对上级精神的重视、重要工作的落实和文件数量、检查频次等画等号。而形式一旦搞起来、调子一旦高起来，又加剧了更多党员干部“不能也不敢落于人后”的环境压力。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认为，有的地方领导干部对形式主义形成了路径依赖、惯性思维。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惯性思维难免会导致一面反对形式主义，一面又搞形式主义，一种形式主义消弭，另一种形式主义渐生的怪象。
既要快刀斩乱麻，更要循序渐进
破解形式主义顽症痼疾绝非一朝一夕之事。4月15日，浙江省委召开本届第七次县委书记工作交流会，向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再次宣战。
自党中央明确提出“基层减负年”以来，浙江各地各单位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基层减负”的重要部署，挖病灶、出实招，形成整治合力，共同推动“基层减负”落到实处。
日前，浙江省委组织部研究制定为“基层减负”六条举措，梳理减负清单，明确减负要求，以六大实招为基层干部“松绑”；省科技厅运用科技手段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申报材料、填报内容、评审时间都精减三分之一；温州市针对为基层干部减负亮出“十二招”，以实际行动打造“减轻基层负担、激励干部担当”先行军和保障队……
推进“基层减负”要久久为功，既要快刀斩乱麻，让基层干部群众在较短时间内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更要循序渐进，以蚂蚁啃骨头的韧劲，推动工作落在实处。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正是其中关键。
浙江省纪委监委按照“党委工作推进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的要求，第一时间研究制订《关于做好“基层减负年”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意见》，聚焦中央、省委对“基层减负”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聚焦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开展监督执纪问责。
记者还了解到，浙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中先行动、作表率，自觉查摆和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带头整治文山会海，统筹规范纪检监察系统的督查检查考核工作，以自身的优良作风推动、保障“基层减负年”各项要求落地见效。
（摘自七一客户端/《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