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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员外郎、学者梁济问25岁的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但3天后，梁济投水自尽。父亲的发问与离世，深深刺痛了儿子——也就是被认为是百年独一见的知识分子楷模梁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吗？”父亲的发问，既是针对个人存在的，也是针对国家前途的，梁漱溟一生用心于这两个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往何处去？他主要的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等30多部，但针对上述两个问题，《人心与人生》和《中国文化要义》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两部。他放着北大教授不做，跑到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中实践的。
“思想、主张都在书里头”
《人心与人生》成书于《中国文化要义》之后，是梁漱溟自认为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动笔是在1960年，1975年7月完成，出版却已是近10年后的1984年了。
从动笔到刊布，历时20多年，但其实构思开始于更早的时候。据其子梁培恕回忆，1955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时，梁漱溟就说要写《人心与人生》，并以平静但坚定的口吻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这20多年中，有10年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中，一个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感悟自然也是非比寻常的。如果没有饱经变幻的社会政治风云和诸多的人生挫折，这部以人生之学为主题的著作，未必有现在的精彩和厚重。可谓愈至晚境，所获的时代纵深愈为广大，从而屏蔽外骛，心思凝敛，致意于很深处。这精彩与厚重，外显的却是平淡，甚至有些艰涩的文字，以致很多人感觉读不下去。但梁漱溟自觉担负的“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感，恰都集中表现在他的这最后一本书中，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书的核心要旨是，人心是资借于社会交往而发展起来，同时，人的社会亦即建筑于人心之上，并且随着社会形态构造的历史发展，人心也自有它的发展史。梁漱溟援引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论述，就人与自然相互间的影响关系引申论述整个人类从古至今的演化史;继而就宗教与人生、道德——人生的实践的命题，进行了一番论述。
梁漱溟在书中预言：人类文化的前途是西方文化的没落、中国文化的崛起。其实这并非他第一次提出类似观点。1921年，28歲的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是他个人学术见解走向成熟的开始。他在书中把人生态度归为三类：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逐求”，以印度佛教为代表的“厌离”，和以中国儒家为代表的“郑重”。他认为“厌离”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郑重”是入世的最好态度。他以极大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不能一味向西走，认为照搬“德先生与赛先生”并不能观照中国的国情，儒家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石。这种观点引发了很大争议，到1929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刷了八版，可见影响之大、争议之大。著名哲学家熊十力曾评价：“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在反对孔学、反对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气氛中，梁先生提出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
但否定梁漱溟的也是梁漱溟自己。否定的不是世界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一预判，而是意识到自己“错在引用西方心理学的见解、名词来解释儒家”“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昀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讲空话”。梁漱溟要求出版社不再加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在心中萌发了另写一书以补缺失的想法——要给中国儒家“一个说明”，要把孔子之学“找回来”。这便是写《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起意。
很多人敬佩梁漱溟，是因他“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勇气，其实他更有一种韧劲——多数人遭到批评、整肃后会停下手中的笔、闭上自己的嘴，但梁漱溟不一样，他依旧思索，笔耕不止。《人心与人生》一书阐发了“大同”思想和“仁”“德”“信睦”之道，谆谆告诫人之所以为人，在有自觉，在有理性;人应择善而从，不断争取向上;人对人应彼此以诚相见，互以对方为重，不应以对物的态度来对人。
1980年8月，英文版《梁漱溟传》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与梁漱溟长谈，梁漱溟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学问家”，但“假定说在学术方面我有贡献，那就是这本书——《人心与人生》。我尽我的头脑、精力发挥。我的思想、主张都在那本书里头”。
前途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1942年2月，梁漱溟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实有二义：一是指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整体，其核心为儒家文化;一是指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路向。在后者的意义上，“中国文化”并没有中国性，而是代表一种注重协调、平等、人性的文化路向与文化精神，它是可普遍化的。
《中国文化要义》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书中充满着“问题意识”。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梁漱溟从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入手来探讨：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人生态度，或对于人生意义的价值判断，在西方和印度都与宗教密不可分，而中国人，却是靠什么提供人生意义、统摄众人思想的呢？中国文明那么早就灿烂辉煌，但何以一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
在梁漱溟那里，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体”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道”如何适应现代社会这个“器”的问题。梁漱溟写《中国文化要义》时，虽然已经不像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那么着眼于构造一个建基于人生哲学的、覆盖全球的文化哲学，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普遍主义者，仍然设法用“本能”“理智”和“理性”这样一些西方人也能理解的概念来讨论问题。在梁漱溟那里，中国文化对一个有意义人生的重要性不限于中国一隅，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也不只是因为它对于民族生存和国家重建所具有的工具价值。 1985年，《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出版36年之后，梁漱溟在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上作讲演，题目也是“中国文化要义”。那时梁漱溟更加明确地指出：“世界未来的前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这句话是读懂《中国文化要义》的一把钥匙。
“行”与“知”的统一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他希望世人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有思想，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纵观梁漱溟一生，他从不自味，绝不苟且，始终求索思想，而又是传统知识分子中少有的知行合一者。他一生最为人称道的“行”是他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个“行”，可以视作他与《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这两本书的“知”的统一，同样是要解决他的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断定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因此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他认为，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入手，因而作《乡治十讲》，认为农村固然是中国的根本，但“根本处”所指乃是人心，因为人心是一个大力量。
为启发这力量，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过短期的村治实验.1931年又来到山东的邹平，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邹平，他把整个县政府改为学校，乡学和村学起着教育和行政的作用。学校的老师和校董既是村里的领导人，又是学校的领导人。梁漱溟希望政府和百姓的关系，从“铁钩和豆腐”的关系转化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整个社会是由教育所主导的话，那么社会本来可以不必有革命。
乡村建设运动的结局自然是“无功的”，既无功于息止国共之争，亦无功于抵御外来侵略，但還是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两笔财富。
一是一部《朝话》。《朝话》是梁漱溟在山东进行乡村建设运动时期，每日朝会上与研究部同学们的部分谈话辑录，或对同学之日常生活有所指导启发，或对同学提出之问题予以指点，或谈论人生修养，或讲述治学方法，或议论社会、学术文化等问题，莫不是梁漱溟切身的感悟与体认。这份语重心长，对于今日身处浮躁社会中的我们来说，尤为珍贵。
二是梁漱溟把他的教育观、教育方法运用到了政治试验上;反过来，从他失败的政治试验中，我们倒可以复原出他的教育观，却是治疗今日教育的一个良方。
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教育侧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侧重“知识”教育，例如自然科学之教。东西方教育各有得失，应该相互借鉴。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为了民族自救，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对此，梁漱溟尖锐地批评说：“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入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到何等的成功，倒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现在学校教育，是使聪明的人变成愚钝，使有能力的人变为无能力的废物”。读梁漱溟数十年前的这些评论，今日的我们不禁动容。
1988年梁漱溟去世，享年95岁。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著名学者费孝通如此评价梁漱溟：“梁漱溟先生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很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这个说真话的人，累了。
（摘自《解放日报》静宜）
“这个世界会好吗？”父亲的发问，既是针对个人存在的，也是针对国家前途的，梁漱溟一生用心于这两个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往何处去？他主要的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等30多部，但针对上述两个问题，《人心与人生》和《中国文化要义》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两部。他放着北大教授不做，跑到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中实践的。
“思想、主张都在书里头”
《人心与人生》成书于《中国文化要义》之后，是梁漱溟自认为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动笔是在1960年，1975年7月完成，出版却已是近10年后的1984年了。
从动笔到刊布，历时20多年，但其实构思开始于更早的时候。据其子梁培恕回忆，1955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时，梁漱溟就说要写《人心与人生》，并以平静但坚定的口吻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这20多年中，有10年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中，一个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感悟自然也是非比寻常的。如果没有饱经变幻的社会政治风云和诸多的人生挫折，这部以人生之学为主题的著作，未必有现在的精彩和厚重。可谓愈至晚境，所获的时代纵深愈为广大，从而屏蔽外骛，心思凝敛，致意于很深处。这精彩与厚重，外显的却是平淡，甚至有些艰涩的文字，以致很多人感觉读不下去。但梁漱溟自觉担负的“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感，恰都集中表现在他的这最后一本书中，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书的核心要旨是，人心是资借于社会交往而发展起来，同时，人的社会亦即建筑于人心之上，并且随着社会形态构造的历史发展，人心也自有它的发展史。梁漱溟援引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论述，就人与自然相互间的影响关系引申论述整个人类从古至今的演化史;继而就宗教与人生、道德——人生的实践的命题，进行了一番论述。
梁漱溟在书中预言：人类文化的前途是西方文化的没落、中国文化的崛起。其实这并非他第一次提出类似观点。1921年，28歲的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是他个人学术见解走向成熟的开始。他在书中把人生态度归为三类：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逐求”，以印度佛教为代表的“厌离”，和以中国儒家为代表的“郑重”。他认为“厌离”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郑重”是入世的最好态度。他以极大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不能一味向西走，认为照搬“德先生与赛先生”并不能观照中国的国情，儒家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石。这种观点引发了很大争议，到1929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刷了八版，可见影响之大、争议之大。著名哲学家熊十力曾评价：“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在反对孔学、反对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气氛中，梁先生提出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
但否定梁漱溟的也是梁漱溟自己。否定的不是世界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一预判，而是意识到自己“错在引用西方心理学的见解、名词来解释儒家”“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昀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讲空话”。梁漱溟要求出版社不再加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在心中萌发了另写一书以补缺失的想法——要给中国儒家“一个说明”，要把孔子之学“找回来”。这便是写《人心与人生》一书的起意。
很多人敬佩梁漱溟，是因他“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勇气，其实他更有一种韧劲——多数人遭到批评、整肃后会停下手中的笔、闭上自己的嘴，但梁漱溟不一样，他依旧思索，笔耕不止。《人心与人生》一书阐发了“大同”思想和“仁”“德”“信睦”之道，谆谆告诫人之所以为人，在有自觉，在有理性;人应择善而从，不断争取向上;人对人应彼此以诚相见，互以对方为重，不应以对物的态度来对人。
1980年8月，英文版《梁漱溟传》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与梁漱溟长谈，梁漱溟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学问家”，但“假定说在学术方面我有贡献，那就是这本书——《人心与人生》。我尽我的头脑、精力发挥。我的思想、主张都在那本书里头”。
前途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1942年2月，梁漱溟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实有二义：一是指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整体，其核心为儒家文化;一是指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路向。在后者的意义上，“中国文化”并没有中国性，而是代表一种注重协调、平等、人性的文化路向与文化精神，它是可普遍化的。
《中国文化要义》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书中充满着“问题意识”。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梁漱溟从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入手来探讨：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人生态度，或对于人生意义的价值判断，在西方和印度都与宗教密不可分，而中国人，却是靠什么提供人生意义、统摄众人思想的呢？中国文明那么早就灿烂辉煌，但何以一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
在梁漱溟那里，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体”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道”如何适应现代社会这个“器”的问题。梁漱溟写《中国文化要义》时，虽然已经不像他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那么着眼于构造一个建基于人生哲学的、覆盖全球的文化哲学，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普遍主义者，仍然设法用“本能”“理智”和“理性”这样一些西方人也能理解的概念来讨论问题。在梁漱溟那里，中国文化对一个有意义人生的重要性不限于中国一隅，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也不只是因为它对于民族生存和国家重建所具有的工具价值。 1985年，《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出版36年之后，梁漱溟在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上作讲演，题目也是“中国文化要义”。那时梁漱溟更加明确地指出：“世界未来的前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这句话是读懂《中国文化要义》的一把钥匙。
“行”与“知”的统一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他希望世人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有思想，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纵观梁漱溟一生，他从不自味，绝不苟且，始终求索思想，而又是传统知识分子中少有的知行合一者。他一生最为人称道的“行”是他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个“行”，可以视作他与《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这两本书的“知”的统一，同样是要解决他的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断定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因此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他认为，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入手，因而作《乡治十讲》，认为农村固然是中国的根本，但“根本处”所指乃是人心，因为人心是一个大力量。
为启发这力量，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过短期的村治实验.1931年又来到山东的邹平，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邹平，他把整个县政府改为学校，乡学和村学起着教育和行政的作用。学校的老师和校董既是村里的领导人，又是学校的领导人。梁漱溟希望政府和百姓的关系，从“铁钩和豆腐”的关系转化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整个社会是由教育所主导的话，那么社会本来可以不必有革命。
乡村建设运动的结局自然是“无功的”，既无功于息止国共之争，亦无功于抵御外来侵略，但還是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两笔财富。
一是一部《朝话》。《朝话》是梁漱溟在山东进行乡村建设运动时期，每日朝会上与研究部同学们的部分谈话辑录，或对同学之日常生活有所指导启发，或对同学提出之问题予以指点，或谈论人生修养，或讲述治学方法，或议论社会、学术文化等问题，莫不是梁漱溟切身的感悟与体认。这份语重心长，对于今日身处浮躁社会中的我们来说，尤为珍贵。
二是梁漱溟把他的教育观、教育方法运用到了政治试验上;反过来，从他失败的政治试验中，我们倒可以复原出他的教育观，却是治疗今日教育的一个良方。
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教育侧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侧重“知识”教育，例如自然科学之教。东西方教育各有得失，应该相互借鉴。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为了民族自救，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对此，梁漱溟尖锐地批评说：“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入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到何等的成功，倒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现在学校教育，是使聪明的人变成愚钝，使有能力的人变为无能力的废物”。读梁漱溟数十年前的这些评论，今日的我们不禁动容。
1988年梁漱溟去世，享年95岁。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著名学者费孝通如此评价梁漱溟：“梁漱溟先生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很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这个说真话的人，累了。
（摘自《解放日报》静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