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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划分了农耕与游牧的界线，自此，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中原农耕文化和北部游牧文化，成为一种广泛的认知。但这种划分是否能够适用于历史中国的各个时期，能否涵盖历史中国疆域内的各个地域？
阎崇年先生在其新著《森林帝国》中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华古代文明主要是由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等五种文化形态构成的。而他更加着重探讨了东北地域所属的森林文化，森林文化孕育了满一通古斯语族诸民族，造就了渤海、金朝、清朝等政权。
梳理东北地区的文化脉络
森林文化，就我国的地域范围而言，主要指的就是东北地区：就历史上生活在这一地域的民众而言，主要指的就是满一通古斯语族诸族群。这些族群利用当地的森林资源，进行渔猎和采集，崇拜森林，所产生的文化就是森林文化。阎崇年指出，森林文化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从肃慎、勿吉、挹娄、靺鞨、渤海、女真直至满洲，始终获得继承与发展，是一条贯穿3000年东北史的文化脉络。
这条文化脉络的存在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东北地区是否具有独立的文化形态。以往，学界一般认为，东北地区并不具有独立的文化形态，而与西北地区一样都属于草原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既无法解释东北地区文化与西北地区草原文化的显著差异，也不符合东北地区的文化特征。但是，独立的文化形态并不意味着文化形态的单一性与排他性。森林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吸收借鉴农耕、牧放等生产方式。明代汉人曾对女真诸部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了比较描述，建州女真“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海西女真“俗尚耕稼，妇女以金珠为饰，倚山作寨，聚其所亲居之”;野人女真“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这是由森林文化所处地域的地缘政治决定的。
东北地区与以游牧为主的蒙古地区毗邻，又与从事农耕的汉人、朝鲜半岛居民长期接触，故存在于森林文化中的生产方式包括农耕、牧放、渔猎、采集等多种。但渔猎、采集应是最初的生产方式，农耕、牧放是随着与周边文化的接触而逐渐产生的，同时也是伴随着森林文化族群逐渐南下的过程出现的。有学者已经指出，射猎、牧放和采集经济，为女真社会经济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重新审视满族崛起的根源
赫图阿拉位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阎崇年为了写这本书。这些年曾无数次去往赫图阿拉故城遗址。赫图阿拉是满语的汉语音译，直译作“横岗”，也译作“平顶山”，是一座地形古怪的小山城，三面环山，四面临水，凭借天险，易守难攻。为什么是赫图阿拉？因为赫图阿拉可作为清朝的发源地：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基地，统一女真各部，创建满文和八旗，奠定了清朝的基业。赫图阿拉被清朝尊为“兴京”，意思是清朝兴起的京城。
《森林帝国》开篇便抛出一个历史问题——“赫图阿拉之问”，简而言之，就是满族如何以弱胜强地战胜明朝，并建立起268年的统一王朝。作者通过多年的努力在书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可以用“文化”与“统合”两个词予以简单概括。
清史专家曾指出：“满族是17世纪初在辽东地区形成的一个新民族共同体。而构成其基本源流的那部分女真入主要来自东北北部和东北部的边远地带。”
满族先民的步步南下，在白山黑水之间形成了四个民族（女真、蒙古、汉族、朝鲜）、三种文化（渔猎、游牧、农耕）并存互动的格局。外部的多重文化对于满族先民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这是满族意识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清史专家提到了满族先民在南下过程中不断接触其他族群、其他文化的历史，也提到了多重文化对满族形成所起的前提作用。
而所谓外部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该地域的森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化史家认为，文化并不是在人类活动及其成果中被经验确认的、作为技术方法及静态特征的样式，而是作用于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成果中的“动态力量”。是促使样式成立的“形成原理”。诚如上文所及，森林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善于吸收、借鉴其他文化，从而使得本文化与他文化互融互通。这应该是森林文化的一大优势。借助这一优势，满洲依靠森林文化，统合其他文化，定鼎中原，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
阎崇年认为。在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史中。中华文明帝国曾表现为农耕帝国、草原帝国和森林帝国三种形态。其共同特征是以某一文化形态为纽带，实现文化的多元一统。森林帝国是指以森林文化为纽带，统合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及海洋文化，所建立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帝国。
白寿彝先生曾指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起来的，并在理论上提出了统一的四个类型，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统一。历史时期的全国统一则应该属于白先生提到的前三种类型，而满洲建立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也属于白先生这三种类型的范围之内。满洲实现了女真内部的统合，完成了东北森林文化的统合、同漠南蒙古（内蒙古）的统合，以及同汉军、汉臣、汉儒的统合，形成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清定都北京后，原本是“以小制大”，经过“康乾之治”的文化统合，他们在满、蒙、疆、藏、台等地区，重俗尊教，因地制宜，逐渐与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统合。
书中所述五个文化圈，占当时全国人口的90%、土地的90%以上。满洲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占据主导或主流地位，取得了巩固的地位。总之，清廷依靠“文化统合”而得以国祚绵延268年。后来外有列强入侵、内生文化分裂而逐渐走向衰亡。
重新看待中华民族的凝聚统一
阎崇年在《森林帝国》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统合的概念。他认为，从森林文化走出来的满洲统治集团，善于利用政治、文化、宗教等政策，逐渐统合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使得各种文化类型既能和而不同、各自得到发展，又能够互通有无、促进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最终汇聚成为中华文明，各文化类型的族群最终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统。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指出中国有三大特征：广土众民、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历史长久。翁独健先生也认为。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是历史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两種不同方式。因此，民族同化、民族融合被长期认同为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存在形态。此外，“征服说”“汉化说”“涵化说”等说法也代表了学术界有关民族关系的认识。
阎崇年提出的森林文化善于吸收借鉴其他文化，具有包容性，而满洲统治者则充分利用森林文化的优势与特点，采用文化统合的政策。费孝通先生在其代表性著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是指各兄弟民族的‘多元’中包含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而不是其中某个民族同化其他民族。更不是汉化，或者马上实行‘民族融合’。”费先生的说法与满洲统治者所采用的文化统合政策是相辅相成的。文化统合，在坚持统一的前提下，允许各个地域、各个族群在各自的文化系统内生产、生活。在对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观察后。阎崇年指出了文化统合的优势与不足：文化统合能够促进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文化统合还需放眼世界，善于从其他文明、文化中汲取养分;中国历代长期忽视海洋文化、森林文化是文化统合中的一块短板。
阎崇年先生在其新著《森林帝国》中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华古代文明主要是由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等五种文化形态构成的。而他更加着重探讨了东北地域所属的森林文化，森林文化孕育了满一通古斯语族诸民族，造就了渤海、金朝、清朝等政权。
梳理东北地区的文化脉络
森林文化，就我国的地域范围而言，主要指的就是东北地区：就历史上生活在这一地域的民众而言，主要指的就是满一通古斯语族诸族群。这些族群利用当地的森林资源，进行渔猎和采集，崇拜森林，所产生的文化就是森林文化。阎崇年指出，森林文化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从肃慎、勿吉、挹娄、靺鞨、渤海、女真直至满洲，始终获得继承与发展，是一条贯穿3000年东北史的文化脉络。
这条文化脉络的存在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东北地区是否具有独立的文化形态。以往，学界一般认为，东北地区并不具有独立的文化形态，而与西北地区一样都属于草原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既无法解释东北地区文化与西北地区草原文化的显著差异，也不符合东北地区的文化特征。但是，独立的文化形态并不意味着文化形态的单一性与排他性。森林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吸收借鉴农耕、牧放等生产方式。明代汉人曾对女真诸部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了比较描述，建州女真“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海西女真“俗尚耕稼，妇女以金珠为饰，倚山作寨，聚其所亲居之”;野人女真“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这是由森林文化所处地域的地缘政治决定的。
东北地区与以游牧为主的蒙古地区毗邻，又与从事农耕的汉人、朝鲜半岛居民长期接触，故存在于森林文化中的生产方式包括农耕、牧放、渔猎、采集等多种。但渔猎、采集应是最初的生产方式，农耕、牧放是随着与周边文化的接触而逐渐产生的，同时也是伴随着森林文化族群逐渐南下的过程出现的。有学者已经指出，射猎、牧放和采集经济，为女真社会经济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重新审视满族崛起的根源
赫图阿拉位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阎崇年为了写这本书。这些年曾无数次去往赫图阿拉故城遗址。赫图阿拉是满语的汉语音译，直译作“横岗”，也译作“平顶山”，是一座地形古怪的小山城，三面环山，四面临水，凭借天险，易守难攻。为什么是赫图阿拉？因为赫图阿拉可作为清朝的发源地：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基地，统一女真各部，创建满文和八旗，奠定了清朝的基业。赫图阿拉被清朝尊为“兴京”，意思是清朝兴起的京城。
《森林帝国》开篇便抛出一个历史问题——“赫图阿拉之问”，简而言之，就是满族如何以弱胜强地战胜明朝，并建立起268年的统一王朝。作者通过多年的努力在书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可以用“文化”与“统合”两个词予以简单概括。
清史专家曾指出：“满族是17世纪初在辽东地区形成的一个新民族共同体。而构成其基本源流的那部分女真入主要来自东北北部和东北部的边远地带。”
满族先民的步步南下，在白山黑水之间形成了四个民族（女真、蒙古、汉族、朝鲜）、三种文化（渔猎、游牧、农耕）并存互动的格局。外部的多重文化对于满族先民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这是满族意识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清史专家提到了满族先民在南下过程中不断接触其他族群、其他文化的历史，也提到了多重文化对满族形成所起的前提作用。
而所谓外部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该地域的森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化史家认为，文化并不是在人类活动及其成果中被经验确认的、作为技术方法及静态特征的样式，而是作用于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成果中的“动态力量”。是促使样式成立的“形成原理”。诚如上文所及，森林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善于吸收、借鉴其他文化，从而使得本文化与他文化互融互通。这应该是森林文化的一大优势。借助这一优势，满洲依靠森林文化，统合其他文化，定鼎中原，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
阎崇年认为。在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史中。中华文明帝国曾表现为农耕帝国、草原帝国和森林帝国三种形态。其共同特征是以某一文化形态为纽带，实现文化的多元一统。森林帝国是指以森林文化为纽带，统合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及海洋文化，所建立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帝国。
白寿彝先生曾指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起来的，并在理论上提出了统一的四个类型，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统一。历史时期的全国统一则应该属于白先生提到的前三种类型，而满洲建立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也属于白先生这三种类型的范围之内。满洲实现了女真内部的统合，完成了东北森林文化的统合、同漠南蒙古（内蒙古）的统合，以及同汉军、汉臣、汉儒的统合，形成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清定都北京后，原本是“以小制大”，经过“康乾之治”的文化统合，他们在满、蒙、疆、藏、台等地区，重俗尊教，因地制宜，逐渐与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统合。
书中所述五个文化圈，占当时全国人口的90%、土地的90%以上。满洲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占据主导或主流地位，取得了巩固的地位。总之，清廷依靠“文化统合”而得以国祚绵延268年。后来外有列强入侵、内生文化分裂而逐渐走向衰亡。
重新看待中华民族的凝聚统一
阎崇年在《森林帝国》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统合的概念。他认为，从森林文化走出来的满洲统治集团，善于利用政治、文化、宗教等政策，逐渐统合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使得各种文化类型既能和而不同、各自得到发展，又能够互通有无、促进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最终汇聚成为中华文明，各文化类型的族群最终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统。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指出中国有三大特征：广土众民、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历史长久。翁独健先生也认为。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是历史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两種不同方式。因此，民族同化、民族融合被长期认同为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存在形态。此外，“征服说”“汉化说”“涵化说”等说法也代表了学术界有关民族关系的认识。
阎崇年提出的森林文化善于吸收借鉴其他文化，具有包容性，而满洲统治者则充分利用森林文化的优势与特点，采用文化统合的政策。费孝通先生在其代表性著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是指各兄弟民族的‘多元’中包含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而不是其中某个民族同化其他民族。更不是汉化，或者马上实行‘民族融合’。”费先生的说法与满洲统治者所采用的文化统合政策是相辅相成的。文化统合，在坚持统一的前提下，允许各个地域、各个族群在各自的文化系统内生产、生活。在对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观察后。阎崇年指出了文化统合的优势与不足：文化统合能够促进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文化统合还需放眼世界，善于从其他文明、文化中汲取养分;中国历代长期忽视海洋文化、森林文化是文化统合中的一块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