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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南通刻铜雅集后不久，我有幸收藏到一方林纾亲笔画稿墨盒，题款“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拔可属，畏庐写。”墨盒的构图是根据姜白石的《卜算子·咏梅》词意创作而成。画面意境清幽，文气弥漫：一枝梅花孤零零地从茂密的竹林中伸出来，一位高士正柱杖晚归。当时我并不知道上款“拔可”为何许人，只知道拔可是林纾的晚辈。时间到了农历2020年正月，因疫情爆发，居家无事，于是就想着去考证墨盒的上款人“拔可”。经过详细的考证，我终于查询到李拔可其人其事。原来，“拔可”就是近代著名詩人、商务印书馆经理李宣龚。
李拔可是怎样的文人？与林纾的关系如何？这方墨盒背后的人文内涵又如何？只有详细了解李拔可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
李宣龚：福州闽县人，字拔可，号观槿，室名硕果亭，晚号墨巢，近代诗人、出版家、收藏家。光绪甲午科举人，官至湖北候补知府。民国后供职商务印书馆，与张元济、鲍咸昌、高凤池等合称“商务四老”。喜收藏，有清一代及清末民初同辈人诗文别集和时人书法绘画精品，书画墨迹以伊秉绶、林琴南、溥心畲为多。工诗，与林纾、郑孝胥、沈曾植、陈三立多有唱和。有《硕果亭诗正续集》传世。
光绪二年（1876），李拔可出生于福州三坊七巷之光禄坊玉尺山房。曾祖李作梅经营盐业，官至江苏补用道。祖父李端，官至江苏候补道。祖母沈瑞熙，晚清重臣沈葆桢之长女。伯父李宗言（1858—1917），光绪壬午科举人，与林纾、郑孝胥同榜，官至广西广信知府、安徽候补道，富藏书，有诗名。父李宗袆（1860-1895），官候补员外郎，曾入两江总督张之洞幕，爱填词，有《双辛夷楼词》传世。
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孝胥总办芦汉铁路南段，聘李拔可为掌书记。二十八年，往南京，任职江宁府。在任期间，审案从不枉纵，且务清积牍。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宰江苏桃源县，兴学办农，发展工交，有政声。江宁布政使樊增祥“知其贤”，重其文彩，檄署上元县（今南京），以病辞。宣统元年，辅佐张謇三兄张退庵，任苏州农工商局帮办。宣统二年，任湖北候补知府。宣统三年，随郑孝胥入京议官制，事未竣，武昌爆发新军起义，乃回武昌，引官去。
弃官从商：民国二年，李拔可由高梦旦介绍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辅佐张元济，历任经理兼发行所所长、代总经理、董事等职，参与人事、财务、外务、发行、出版等多项管理事务，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1941年8月，出任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董事，并将自己收藏的各类古籍及师友简扎书画卷轴等一并捐给该馆。
李拔可为同光体闽派后期的代表诗人，品行高尚，笃于风义，生平交友极广。综其一生，无论当世名流、诗坛同辈，还是后背优秀学人，与之都有来往交流。如前辈名公：林纾、郑孝胥、陈三立、陈衍、陈宝琛、吴昌硕等，同辈友人有张元济、陈叔通、章士钊、叶恭绰、夏敬观、林旭、柳冶徵、陈师曾兄弟等。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感情尤深，有“文字骨肉”之称，林旭遇难后，李拔可悲痛不已，作《哀暾谷》诗以悼之，嗣后多方搜集林旭的遗诗并刊印发行。李拔可与不少后辈晚生也过从甚密，其中不乏学界名流、艺坛巨擘，如钱钟书、溥心畲、梅兰芳、张大千、胡适、苏渊雷、龙榆生、夏承涛等。溥心畲最早的画集《西山逸士画集》及钱钟书的第一本出版物《中书君诗初刊》都是李拔可为之刊行的。
光绪壬午年（1882）秋，李宗言、李宗袆兄弟倡议成立诗社——福州诗社，林纾、陈衍、高凤岐、方家澍、周长庚等19人在玉尺山房及李家祠堂双辛夷楼聚会赋诗，互相唱和，每月集会数次，时间达十年之久。其间林纾频繁向李家借阅图书达三四万卷，林纾与李家的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李拔可的乡试试卷记录13位授业师，其中就有林纾。光绪庚子年（1900）五月，林纾撰《赠李拔可舍人序》，其序云：“拔可舍人以年少盛才而处乎今，余以通家之谊重许其人，……舍人诗沈远方重，悲慨时事，风旨多见诸言外……诗史之望属之舍人矣。”
关于盒面题词的寓意及墨盒的创作时间的推断：
旧时代文人墨客的赠语，大多意有所指。这方墨盒的题词又有什么意义？从网上，我们查到一份资料：1921年，林纾携李拔可、郑孝柽（郑孝胥之弟）、高梦旦同游杭州，行前作《忆西泠》图赠友人，以“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为引，勾起二十年前旅居杭州的美好记忆。这方墨盒的题词，其寓意也是一样的，也是回忆与杭州有关联的美好记忆。光绪戊戌年（1898）四月，林纾曾与李拔可、林旭、郑孝柽从北京南下同游杭州，林纾撰《记云栖》一文，记是次出游，林旭也题诗一首《同琴南、拔可、稚辛（郑孝柽）至云栖，题名而去》，过后不久即回北京，并于八月十三日遇难菜市口。林纾和李拔可都是维新运动的支持者，与林旭有着深厚的感情。题词的寓意就在于勾起戊戌年春的杭州之旅的回忆，借以表达对林旭的深切怀念。
这方墨盒的形制为典型的清盒形制，工也是典型的清代刻工。“懿文”底铭，没落时间款，但是根据郑孝胥的日记记载，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断：这方墨盒创作于1902年5月左右，也是目前所见年份最早的画稿墨盒。1901年秋，林纾举家迁居北京。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这方墨盒的创作时间段为1901年秋至1911年。在此期间，李拔可一直在武汉和江苏一带任职，很少去北京。1902年5月李拔可因事去了一趟北京，回来赠郑孝胥一方林纾亲笔画稿墨盒。《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二十六日记：拔可赠余丝带墨盒，琴南写山水镌于上。李拔可与林纾有通家之谊，他那么喜欢林纾的画稿墨盒，当时他定制另一方给自己自用的概率非常大，从林纾的感情出发，他也乐意为李拔可创作一方自用墨盒。
综上所述，这是一方艺术和人文相得益彰的好盒，是一件令人浮想联翩的文房佳器。把玩此盒，不禁让人从西泠联想到杭州，联想到林纾与林旭、李拔可的戊戌年春的杭州之旅，再联想到令国人扼腕长叹的百日维新。
李拔可是怎样的文人？与林纾的关系如何？这方墨盒背后的人文内涵又如何？只有详细了解李拔可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
李宣龚：福州闽县人，字拔可，号观槿，室名硕果亭，晚号墨巢，近代诗人、出版家、收藏家。光绪甲午科举人，官至湖北候补知府。民国后供职商务印书馆，与张元济、鲍咸昌、高凤池等合称“商务四老”。喜收藏，有清一代及清末民初同辈人诗文别集和时人书法绘画精品，书画墨迹以伊秉绶、林琴南、溥心畲为多。工诗，与林纾、郑孝胥、沈曾植、陈三立多有唱和。有《硕果亭诗正续集》传世。
光绪二年（1876），李拔可出生于福州三坊七巷之光禄坊玉尺山房。曾祖李作梅经营盐业，官至江苏补用道。祖父李端，官至江苏候补道。祖母沈瑞熙，晚清重臣沈葆桢之长女。伯父李宗言（1858—1917），光绪壬午科举人，与林纾、郑孝胥同榜，官至广西广信知府、安徽候补道，富藏书，有诗名。父李宗袆（1860-1895），官候补员外郎，曾入两江总督张之洞幕，爱填词，有《双辛夷楼词》传世。
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孝胥总办芦汉铁路南段，聘李拔可为掌书记。二十八年，往南京，任职江宁府。在任期间，审案从不枉纵，且务清积牍。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宰江苏桃源县，兴学办农，发展工交，有政声。江宁布政使樊增祥“知其贤”，重其文彩，檄署上元县（今南京），以病辞。宣统元年，辅佐张謇三兄张退庵，任苏州农工商局帮办。宣统二年，任湖北候补知府。宣统三年，随郑孝胥入京议官制，事未竣，武昌爆发新军起义，乃回武昌，引官去。
弃官从商：民国二年，李拔可由高梦旦介绍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辅佐张元济，历任经理兼发行所所长、代总经理、董事等职，参与人事、财务、外务、发行、出版等多项管理事务，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1941年8月，出任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董事，并将自己收藏的各类古籍及师友简扎书画卷轴等一并捐给该馆。
李拔可为同光体闽派后期的代表诗人，品行高尚，笃于风义，生平交友极广。综其一生，无论当世名流、诗坛同辈，还是后背优秀学人，与之都有来往交流。如前辈名公：林纾、郑孝胥、陈三立、陈衍、陈宝琛、吴昌硕等，同辈友人有张元济、陈叔通、章士钊、叶恭绰、夏敬观、林旭、柳冶徵、陈师曾兄弟等。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感情尤深，有“文字骨肉”之称，林旭遇难后，李拔可悲痛不已，作《哀暾谷》诗以悼之，嗣后多方搜集林旭的遗诗并刊印发行。李拔可与不少后辈晚生也过从甚密，其中不乏学界名流、艺坛巨擘，如钱钟书、溥心畲、梅兰芳、张大千、胡适、苏渊雷、龙榆生、夏承涛等。溥心畲最早的画集《西山逸士画集》及钱钟书的第一本出版物《中书君诗初刊》都是李拔可为之刊行的。
光绪壬午年（1882）秋，李宗言、李宗袆兄弟倡议成立诗社——福州诗社，林纾、陈衍、高凤岐、方家澍、周长庚等19人在玉尺山房及李家祠堂双辛夷楼聚会赋诗，互相唱和，每月集会数次，时间达十年之久。其间林纾频繁向李家借阅图书达三四万卷，林纾与李家的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李拔可的乡试试卷记录13位授业师，其中就有林纾。光绪庚子年（1900）五月，林纾撰《赠李拔可舍人序》，其序云：“拔可舍人以年少盛才而处乎今，余以通家之谊重许其人，……舍人诗沈远方重，悲慨时事，风旨多见诸言外……诗史之望属之舍人矣。”
关于盒面题词的寓意及墨盒的创作时间的推断：
旧时代文人墨客的赠语，大多意有所指。这方墨盒的题词又有什么意义？从网上，我们查到一份资料：1921年，林纾携李拔可、郑孝柽（郑孝胥之弟）、高梦旦同游杭州，行前作《忆西泠》图赠友人，以“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为引，勾起二十年前旅居杭州的美好记忆。这方墨盒的题词，其寓意也是一样的，也是回忆与杭州有关联的美好记忆。光绪戊戌年（1898）四月，林纾曾与李拔可、林旭、郑孝柽从北京南下同游杭州，林纾撰《记云栖》一文，记是次出游，林旭也题诗一首《同琴南、拔可、稚辛（郑孝柽）至云栖，题名而去》，过后不久即回北京，并于八月十三日遇难菜市口。林纾和李拔可都是维新运动的支持者，与林旭有着深厚的感情。题词的寓意就在于勾起戊戌年春的杭州之旅的回忆，借以表达对林旭的深切怀念。
这方墨盒的形制为典型的清盒形制，工也是典型的清代刻工。“懿文”底铭，没落时间款，但是根据郑孝胥的日记记载，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断：这方墨盒创作于1902年5月左右，也是目前所见年份最早的画稿墨盒。1901年秋，林纾举家迁居北京。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这方墨盒的创作时间段为1901年秋至1911年。在此期间，李拔可一直在武汉和江苏一带任职，很少去北京。1902年5月李拔可因事去了一趟北京，回来赠郑孝胥一方林纾亲笔画稿墨盒。《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二十六日记：拔可赠余丝带墨盒，琴南写山水镌于上。李拔可与林纾有通家之谊，他那么喜欢林纾的画稿墨盒，当时他定制另一方给自己自用的概率非常大，从林纾的感情出发，他也乐意为李拔可创作一方自用墨盒。
综上所述，这是一方艺术和人文相得益彰的好盒，是一件令人浮想联翩的文房佳器。把玩此盒，不禁让人从西泠联想到杭州，联想到林纾与林旭、李拔可的戊戌年春的杭州之旅，再联想到令国人扼腕长叹的百日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