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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的特性在于以音乐承载戏剧，只有当音乐和戏剧高度化合后，过耳成诵又能历久弥新的佳作，才能被称为经典。然而这种音乐所能化合的剧本却非同一般，须遵从人所共情的普遍原则，而不是什么题材都适合搞音乐戏剧。不论作曲家还是编剧，也不管他们已把作品剪裁得如何得当，在从其他艺术形式转换到音乐统领全局的戏剧之前，音乐戏剧题材的适应性是首当其冲的，如此关键处理不好，不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和当下性，后续传播链环就都接不上，小修小补也会来不及。我国历史上那些书写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与现实斗争的歌剧在当今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时，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淘洗。
原创歌剧如何出新出经典，怎样以充满文化自信的软实力来“一带一路”走出国门呢？选题对路是关键。
从“走出去”到“一带一路”以来的探索
2013年起，国际文艺界开始紧密关注本届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由于“‘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不少国家与我国的合作明显在朝这个世界意识的大方向上靠拢。
在国内，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已迅速成为学界热词，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以艺术审美造福各国，文艺界更是深入围绕主题，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及时的探索性调整、灵活的对接与创作行动，在综合性舞台戏剧领域，也相应出现了不少新题材、新形式的演出活动。
2016年12月29日，由部长雒树刚担任组长的文化部“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宣告成立，向全国下发了《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见文外发〔2016〕40号）的文件。通知指出，要“支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机构在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领域开展联合创作，在国内‘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实施‘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通过国家艺术基金对‘一带一路’主题艺术创作优秀项目予以支持。”同时，文化部也对包括歌剧在内的相关组织、资金、法规、人才和评估等保障措施上进行了承诺。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文化措施定会朝着此方向努力。到目前为止，包括歌剧在内的音乐戏剧，在作品原创、表演交流和多项赛事中都在纷纷回应此理念。
然而，当前需要更为清楚并认真思考的是，我们的眼光应该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我们的歌剧创作不能不把以往的创作和传播曲折作为当下考量的教训和经验，要更好地用歌剧造福世界、荫庇后人，展开有历史广度、深度和持续性的文化交流。我国原创歌剧该怎样调整题材，才能更好地适应发展？是否可能按既有的斗争歌剧、民族歌剧、獻礼歌剧或其他意识形态歌剧的路向进行选择题材呢？
应该说，从前的中国艺术节和中国歌剧节，都积累了大批获奖歌剧剧目。这些佳作能否在“一带一路”理念下走出国门向两大丝绸之路的沿途国家或者西方歌剧发达国家进行一番有票房、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代言”或进行“文化大使”交流，从而体现出“一带一路”的中国歌剧梦呢？
我们必须反思核心的问题在哪里？我以为，许多歌剧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上，都存在着难以走向国际和世界交流的问题。面对“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时代机遇，面对歌剧昂贵的造价，中国原创歌剧究竟该如何从根本上调整，才能真正充满希望地实现“一带一路”，而真正影响和回馈全世界呢？历史上，面对世界舞台，我们的歌剧创作究竟存在什么样的主要问题和差距？歌剧所承载的文化属性是什么？经典歌剧题材的选择有规律可循吗？上述一系列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看似十分复杂，但是，只要我们从内容、从思想性的高度去认真审视，便可以得出一些根本性的结论
艺术创作的本质是为人和社会的服务。须承认，“写什么”当然属于艺术家作为公民的自由，人人皆可写，他人无权干涉，但是如果放至世界范畴，那关键就要看世界人喜欢什么，怎么写。歌剧却不同，既往的中国歌剧与西方歌剧史上脍炙人口、久演不衰的经典相比，除艺术表现手段及表现力这个形式感之外，首要的问题是：歌剧能否承载人类普遍的理想和追求，即剧本的主题立意能否承载世界和未来。这些歌剧题材所包含的主题与立意，能否跨越历史、政治的风雨后还可以恒久地感动人心。
原创歌剧，该如何选题
笔者长期以来研究中国歌剧史及创作思潮，紧密关注每部中国原创歌剧的诞生，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管我国歌剧过去无论在艺术手法上有何种可贵经验，但从创作中，反映出的对歌剧美的认识程度上的片面性，歌剧创作自身不能遵循一般创作规律和原则，仍是最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或大力改善这种局面，我们还将陷入长期困顿，而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艺术家的大好青春、才华，也照旧是“流水落花无问处”。如何打造能在未来走向世界、赢得普世尊敬的中国歌剧经典，我们则须俯视历史的研究、俯视世界艺术思潮，找到引领未来的歌剧选题。
然而，俯视历史，须先搞清为何那些诞生于400多年前的意大利歌剧，如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格鲁克的《奥菲欧与优丽狄茜》等作品至今还频频上演。笔者认为，我们还要不断地研究歌剧史，要能从整个大历史中，找到前人在歌剧选材、主题立意和艺术表现上的规律性，从而解决这百年来长期困扰中国的问题。歌剧这种“不自然的化合物”俨然属于文艺复兴以来最具魅力的活态舞台综合艺术形式，而被抬高后奉若“朝阳艺术”的音乐剧，恰恰也体现了这种音乐戏剧与时代同步、奉行格鲁克歌剧改革的主张。在此，我无意做歌剧和音乐剧的差异比较，但事实上，在题材选择所表现出的睿智上讲，经典的音乐剧与历史上的经典歌剧相比，并无太大差异，音乐剧的选题从势头、成功率、总量和所表现出的创作活力上，也大大超过了目前中国歌剧的状态。
若仔细比较400多年以来那些演出率最高的经典剧，我们会发现，它们在选题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不论作品属于何种神话体系，这些歌剧根本的主题、立意都着眼和彰显人对自由、平等与博爱理想的渴望。而弘扬启蒙精神、注重历史反思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这依然属于经典戏剧的最高品质。这些作品体现出的价值观和哲学精神有着跨民族、跨历史、跨宗教、跨文化、跨政治、跨种族、跨时代、跨国界的优势和特质，体现出了时代最高、最不平凡的艺术态度和自由精神与信仰。从这个高度上看，歌剧学作为戏剧学的分支，依然属于理性的人学命题范畴，而绝不能作为娱乐。当然，歌剧所体现的这种现代性，的确长期被其复杂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剧场的迷幻和曼妙所遮蔽。无论欧洲还是中国，那些不好的歌剧，不是因为戏剧脚本内在的戏剧性不足，就是营造的剧场戏剧性不足。 自1990年代以来，一方面中国歌剧剧本羸弱少有改观，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拼命地追求剧场戏剧性的作品占去了极大比重。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原创歌剧看似“井喷”，绚丽至极，但其实，在曲终人散后你才可以看到，它们没留下多少有价值的好作品。虽然至今人们依旧酷爱歌剧，而经典的歌剧作品依然尊重人的本性和艺术的自由。一旦戏剧精神萎缩，即便以叠床架屋的舞台科技和纷繁奇诡的舞美来伪饰，也无法掩盖戏剧精神的苍白与贫弱。
对于歌剧这种具有现代文化属性的艺术而言，它究竟承载怎样的人本主义和启蒙精神是我们今天依然要反复思考的话题。只要结合世界歌剧史的兴衰，我们就会发现：歌剧一旦用来歌颂权力，那么这些作品一旦走出国门、离开它所依附的现实政治，就在很有可能会陷入传播危机。
应该说，19世纪民族主义运动时期，整个东欧盛行这种创作思潮，其作曲家力求表现本民族的文化，在歌剧题材上多选择民族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并以政治文化的态度对待歌剧创作，音乐写作中融入民间音乐因素，有时采用地道的民歌、民间舞曲，这些作曲家实在不少，而我们目前知道的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每个国家中的一两个代表而已，这些人成为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重要的研究和模仿的对象。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像斯美塔那的《被出卖的新嫁娘》、阿塞拜疆歌剧《货郎与小姐》这些作品，如今都少有人提了。
19世纪下半叶的现实主义歌剧《卡门》这部优秀的作品，是法国歌剧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它从成功上演至今，始终鼓励着全世界各国的歌剧艺术家、爱好者对之不懈追求。1906年前后，就连留学日本的曾志志忞把自己的笔名起为“比才”。《卡门》的批判思维对歌剧故乡的意大利来说，直接启发了普契尼、马斯卡尼、莱翁卡瓦洛等人为代表的真实主义歌剧创作，而且也随着歌剧文化的世界产业化发展走向了遥远的非洲丛林和东方那刚刚从甲午战争的硝烟中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
只要认真检视那些当今世界依然高频演出的歌剧我们会发现，以往西方数万部（据学者研究统计，欧洲历史上有记录的歌剧作品在5万部左右）歌剧，至今能够脍炙人口的作品也只有数十部左右，有的国家上演的数量更低，在25部左右。歌剧这种几乎1/2000的高死亡率和极低存活率告诉我们：歌剧永恒的魅力——难于上青天，所以要认真！
事实上，过去百年中的中国歌剧爱好者和艺术家对歌剧所承载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现代文化属性和特质是有过不少热情、幻想，也同样有过坚守的，但承认这种现代文化属性却很难实现这种梦想。越是政治斗争复杂的时代，歌剧就向两极化发展：一极是全民齐上搞歌剧（1950年代），另一极是万马齐喑“废”歌剧（“文革”十年）。
“文革”后，我国产生了不少具有独立思想且能遵循歌剧思维的一些剧作，《原野》就属上等之作。但是，随着1990年代经济改革的大潮涌来，多年来中国原创歌剧尽管每年能保持平均四五部以上的平均生产量，但在戲剧人的精神上，却已失落、退化到了史上最低点。有的耗资数千万的歌剧，剧本思想和艺术质量跌到近乎小儿科的层次，遑论让这种作品承载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了。还有的歌剧，别说启蒙，其“称颂体”的立意之荒谬也登峰造极，为了现实个人之需，有的剧作家竟罔顾历史事实，大唱赞歌；还有的，甚至出现了为了制造戏剧矛盾而不惜以牺牲正常的人物关系为代价，以人为地制造乱伦，来实现戏剧冲突，可说是一地鸡毛，惨不忍睹。
总之，与其他艺术最不同的是，歌剧创作长期依附性生存的历史和现状才是难出佳作的主要因素，而这，已与“一带一路”出国门走向世界、走向人性、走向人心中的目标和构想相差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居其宏教授就曾归纳过国内歌剧创作盲目选材的多种情形：“题材所运载的老掉牙的故事、老掉牙的人物以及蕴藏于情节中的思想主题、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取向，却是毫无新意的，甚至是陈旧、陈腐的，远远落后于如今的时代主潮，远远落后于当代观众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风尚。若将这类散发着浓重旧气息和酸腐味的剧目编排成戏，不仅必与当下时代精神相龃龉，又同观众审美心理产生阻抗，故其失败命运实难避免。”
那么，既往的作品究竟存在那些固化思维？这些作品为何在题材上难以适应当下“一带一路”文化战略的诉求？
中国歌剧起初是在19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承担现代启蒙精神才获得了中国现代性的，但随着日寇的入侵，我们的歌剧在战火中得到了火凤凰一般的迅猛发展，文化阵线上，先后出现了诸如《秋子》和《军民进行曲》等代表作；而抗战胜利后的国内解放战争中，以政治斗争为纲的大量歌剧涌现出来，如《白毛女》《刘胡兰》等歌剧。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一系列歌剧的代表作《红霞》《洪湖赤卫队》《江姐》等。近一个时期，学者和评论家们不断给中国歌剧的症状把脉，杨燕迪教授和黄宗权博士就认为：“尽管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些著名的歌剧剧目，有的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地步，但这些剧目或是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内容过于直白的剧情故事，或是囿于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的音乐语言和结构，在艺术高度上还难以和世界所公认的西方歌剧经典剧目相抗衡，因而也难以在国际歌剧舞台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两位的文章委婉地回答了以往中国红色歌剧在当下难以走出国门的窘境，同时也道出了我们在艺术性上存在的严重不足。
歌剧作为一种要跨国、跨文化传播生存，长期养育人民素质的艺术来积极地推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当然离不开政治开明和历史的前瞻性。在我们以往的思维中，艺术家和文化管理者总把歌剧看作政治的附属物，加上传统文化基因中根深蒂固的极权思想和思想独立和自由意志的缺位。不但没有认清歌剧所承载的人类文化的现代属性，同时也把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Cultural Pokutucs）的概念颠倒了。如果我们能在认识歌剧史上经典歌剧作品的选题有所归纳与总结，就很容易搞清楚歌剧的现代文化属性及其跨文化和历史进行传播的前提：承载普遍的人性，以自由、平等与博爱所凝聚的艺术魅力为旨归。如果说《小二黑结婚》为何还有鲜活的生命力，答案就带有这种成分。歌剧的剧本及其作家完全可以坦然地介入政治并超越一时的政治文化，但是，能否超脱于文化政治，就很难讲了。我国原创歌剧要“一带一路”出国门，要在未来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世界歌剧经典则完全有可能，歌剧属于“文化学意义上的艺术形态，必然是泛政治化的”，就启蒙主义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也莫过于自由、平等和博爱了。
结语
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呈现中国人民的当代音乐审美和创作智慧，以雅俗共赏的音乐艺术品与国际文艺市场相结合，充分体现中国当代歌剧艺术家所代表的新风尚和新风格，为中国音乐戏剧的国际化传播、中西音乐戏剧的交融互进为前提，深入寻求本土音乐和音乐家的国际化交流、让更多的艺术精品温暖世界各国友邦和人民，中国原创歌剧的题材选择问题已经成为跨出国门的第一要素。歌剧艺术家既要勇于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历史抱负面对创作，更要摸清歌剧这门艺术的现代文化属性和文化身份，要增强文化自信，在走出去的同时走入人心，才能实现“一带一路”的梦想，不仅要准确理解现实题材的价值与创作自由，还要遵循思想性、艺术性和普适性的统一，更巧妙地呈现我们中国人当代的生活情趣，努力克服当前的精神失落感，不断地追求卓越、更要追求经典性价值来引领世界歌剧的前路。
原创歌剧如何出新出经典，怎样以充满文化自信的软实力来“一带一路”走出国门呢？选题对路是关键。
从“走出去”到“一带一路”以来的探索
2013年起，国际文艺界开始紧密关注本届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由于“‘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不少国家与我国的合作明显在朝这个世界意识的大方向上靠拢。
在国内，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已迅速成为学界热词，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以艺术审美造福各国，文艺界更是深入围绕主题，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及时的探索性调整、灵活的对接与创作行动，在综合性舞台戏剧领域，也相应出现了不少新题材、新形式的演出活动。
2016年12月29日，由部长雒树刚担任组长的文化部“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宣告成立，向全国下发了《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见文外发〔2016〕40号）的文件。通知指出，要“支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机构在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领域开展联合创作，在国内‘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实施‘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通过国家艺术基金对‘一带一路’主题艺术创作优秀项目予以支持。”同时，文化部也对包括歌剧在内的相关组织、资金、法规、人才和评估等保障措施上进行了承诺。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文化措施定会朝着此方向努力。到目前为止，包括歌剧在内的音乐戏剧，在作品原创、表演交流和多项赛事中都在纷纷回应此理念。
然而，当前需要更为清楚并认真思考的是，我们的眼光应该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我们的歌剧创作不能不把以往的创作和传播曲折作为当下考量的教训和经验，要更好地用歌剧造福世界、荫庇后人，展开有历史广度、深度和持续性的文化交流。我国原创歌剧该怎样调整题材，才能更好地适应发展？是否可能按既有的斗争歌剧、民族歌剧、獻礼歌剧或其他意识形态歌剧的路向进行选择题材呢？
应该说，从前的中国艺术节和中国歌剧节，都积累了大批获奖歌剧剧目。这些佳作能否在“一带一路”理念下走出国门向两大丝绸之路的沿途国家或者西方歌剧发达国家进行一番有票房、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代言”或进行“文化大使”交流，从而体现出“一带一路”的中国歌剧梦呢？
我们必须反思核心的问题在哪里？我以为，许多歌剧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上，都存在着难以走向国际和世界交流的问题。面对“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时代机遇，面对歌剧昂贵的造价，中国原创歌剧究竟该如何从根本上调整，才能真正充满希望地实现“一带一路”，而真正影响和回馈全世界呢？历史上，面对世界舞台，我们的歌剧创作究竟存在什么样的主要问题和差距？歌剧所承载的文化属性是什么？经典歌剧题材的选择有规律可循吗？上述一系列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看似十分复杂，但是，只要我们从内容、从思想性的高度去认真审视，便可以得出一些根本性的结论
艺术创作的本质是为人和社会的服务。须承认，“写什么”当然属于艺术家作为公民的自由，人人皆可写，他人无权干涉，但是如果放至世界范畴，那关键就要看世界人喜欢什么，怎么写。歌剧却不同，既往的中国歌剧与西方歌剧史上脍炙人口、久演不衰的经典相比，除艺术表现手段及表现力这个形式感之外，首要的问题是：歌剧能否承载人类普遍的理想和追求，即剧本的主题立意能否承载世界和未来。这些歌剧题材所包含的主题与立意，能否跨越历史、政治的风雨后还可以恒久地感动人心。
原创歌剧，该如何选题
笔者长期以来研究中国歌剧史及创作思潮，紧密关注每部中国原创歌剧的诞生，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管我国歌剧过去无论在艺术手法上有何种可贵经验，但从创作中，反映出的对歌剧美的认识程度上的片面性，歌剧创作自身不能遵循一般创作规律和原则，仍是最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或大力改善这种局面，我们还将陷入长期困顿，而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艺术家的大好青春、才华，也照旧是“流水落花无问处”。如何打造能在未来走向世界、赢得普世尊敬的中国歌剧经典，我们则须俯视历史的研究、俯视世界艺术思潮，找到引领未来的歌剧选题。
然而，俯视历史，须先搞清为何那些诞生于400多年前的意大利歌剧，如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格鲁克的《奥菲欧与优丽狄茜》等作品至今还频频上演。笔者认为，我们还要不断地研究歌剧史，要能从整个大历史中，找到前人在歌剧选材、主题立意和艺术表现上的规律性，从而解决这百年来长期困扰中国的问题。歌剧这种“不自然的化合物”俨然属于文艺复兴以来最具魅力的活态舞台综合艺术形式，而被抬高后奉若“朝阳艺术”的音乐剧，恰恰也体现了这种音乐戏剧与时代同步、奉行格鲁克歌剧改革的主张。在此，我无意做歌剧和音乐剧的差异比较，但事实上，在题材选择所表现出的睿智上讲，经典的音乐剧与历史上的经典歌剧相比，并无太大差异，音乐剧的选题从势头、成功率、总量和所表现出的创作活力上，也大大超过了目前中国歌剧的状态。
若仔细比较400多年以来那些演出率最高的经典剧，我们会发现，它们在选题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不论作品属于何种神话体系，这些歌剧根本的主题、立意都着眼和彰显人对自由、平等与博爱理想的渴望。而弘扬启蒙精神、注重历史反思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这依然属于经典戏剧的最高品质。这些作品体现出的价值观和哲学精神有着跨民族、跨历史、跨宗教、跨文化、跨政治、跨种族、跨时代、跨国界的优势和特质，体现出了时代最高、最不平凡的艺术态度和自由精神与信仰。从这个高度上看，歌剧学作为戏剧学的分支，依然属于理性的人学命题范畴，而绝不能作为娱乐。当然，歌剧所体现的这种现代性，的确长期被其复杂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剧场的迷幻和曼妙所遮蔽。无论欧洲还是中国，那些不好的歌剧，不是因为戏剧脚本内在的戏剧性不足，就是营造的剧场戏剧性不足。 自1990年代以来，一方面中国歌剧剧本羸弱少有改观，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拼命地追求剧场戏剧性的作品占去了极大比重。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原创歌剧看似“井喷”，绚丽至极，但其实，在曲终人散后你才可以看到，它们没留下多少有价值的好作品。虽然至今人们依旧酷爱歌剧，而经典的歌剧作品依然尊重人的本性和艺术的自由。一旦戏剧精神萎缩，即便以叠床架屋的舞台科技和纷繁奇诡的舞美来伪饰，也无法掩盖戏剧精神的苍白与贫弱。
对于歌剧这种具有现代文化属性的艺术而言，它究竟承载怎样的人本主义和启蒙精神是我们今天依然要反复思考的话题。只要结合世界歌剧史的兴衰，我们就会发现：歌剧一旦用来歌颂权力，那么这些作品一旦走出国门、离开它所依附的现实政治，就在很有可能会陷入传播危机。
应该说，19世纪民族主义运动时期，整个东欧盛行这种创作思潮，其作曲家力求表现本民族的文化，在歌剧题材上多选择民族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并以政治文化的态度对待歌剧创作，音乐写作中融入民间音乐因素，有时采用地道的民歌、民间舞曲，这些作曲家实在不少，而我们目前知道的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每个国家中的一两个代表而已，这些人成为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重要的研究和模仿的对象。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像斯美塔那的《被出卖的新嫁娘》、阿塞拜疆歌剧《货郎与小姐》这些作品，如今都少有人提了。
19世纪下半叶的现实主义歌剧《卡门》这部优秀的作品，是法国歌剧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它从成功上演至今，始终鼓励着全世界各国的歌剧艺术家、爱好者对之不懈追求。1906年前后，就连留学日本的曾志志忞把自己的笔名起为“比才”。《卡门》的批判思维对歌剧故乡的意大利来说，直接启发了普契尼、马斯卡尼、莱翁卡瓦洛等人为代表的真实主义歌剧创作，而且也随着歌剧文化的世界产业化发展走向了遥远的非洲丛林和东方那刚刚从甲午战争的硝烟中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
只要认真检视那些当今世界依然高频演出的歌剧我们会发现，以往西方数万部（据学者研究统计，欧洲历史上有记录的歌剧作品在5万部左右）歌剧，至今能够脍炙人口的作品也只有数十部左右，有的国家上演的数量更低，在25部左右。歌剧这种几乎1/2000的高死亡率和极低存活率告诉我们：歌剧永恒的魅力——难于上青天，所以要认真！
事实上，过去百年中的中国歌剧爱好者和艺术家对歌剧所承载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现代文化属性和特质是有过不少热情、幻想，也同样有过坚守的，但承认这种现代文化属性却很难实现这种梦想。越是政治斗争复杂的时代，歌剧就向两极化发展：一极是全民齐上搞歌剧（1950年代），另一极是万马齐喑“废”歌剧（“文革”十年）。
“文革”后，我国产生了不少具有独立思想且能遵循歌剧思维的一些剧作，《原野》就属上等之作。但是，随着1990年代经济改革的大潮涌来，多年来中国原创歌剧尽管每年能保持平均四五部以上的平均生产量，但在戲剧人的精神上，却已失落、退化到了史上最低点。有的耗资数千万的歌剧，剧本思想和艺术质量跌到近乎小儿科的层次，遑论让这种作品承载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了。还有的歌剧，别说启蒙，其“称颂体”的立意之荒谬也登峰造极，为了现实个人之需，有的剧作家竟罔顾历史事实，大唱赞歌；还有的，甚至出现了为了制造戏剧矛盾而不惜以牺牲正常的人物关系为代价，以人为地制造乱伦，来实现戏剧冲突，可说是一地鸡毛，惨不忍睹。
总之，与其他艺术最不同的是，歌剧创作长期依附性生存的历史和现状才是难出佳作的主要因素，而这，已与“一带一路”出国门走向世界、走向人性、走向人心中的目标和构想相差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居其宏教授就曾归纳过国内歌剧创作盲目选材的多种情形：“题材所运载的老掉牙的故事、老掉牙的人物以及蕴藏于情节中的思想主题、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取向，却是毫无新意的，甚至是陈旧、陈腐的，远远落后于如今的时代主潮，远远落后于当代观众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风尚。若将这类散发着浓重旧气息和酸腐味的剧目编排成戏，不仅必与当下时代精神相龃龉，又同观众审美心理产生阻抗，故其失败命运实难避免。”
那么，既往的作品究竟存在那些固化思维？这些作品为何在题材上难以适应当下“一带一路”文化战略的诉求？
中国歌剧起初是在19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承担现代启蒙精神才获得了中国现代性的，但随着日寇的入侵，我们的歌剧在战火中得到了火凤凰一般的迅猛发展，文化阵线上，先后出现了诸如《秋子》和《军民进行曲》等代表作；而抗战胜利后的国内解放战争中，以政治斗争为纲的大量歌剧涌现出来，如《白毛女》《刘胡兰》等歌剧。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一系列歌剧的代表作《红霞》《洪湖赤卫队》《江姐》等。近一个时期，学者和评论家们不断给中国歌剧的症状把脉，杨燕迪教授和黄宗权博士就认为：“尽管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些著名的歌剧剧目，有的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地步，但这些剧目或是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内容过于直白的剧情故事，或是囿于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的音乐语言和结构，在艺术高度上还难以和世界所公认的西方歌剧经典剧目相抗衡，因而也难以在国际歌剧舞台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两位的文章委婉地回答了以往中国红色歌剧在当下难以走出国门的窘境，同时也道出了我们在艺术性上存在的严重不足。
歌剧作为一种要跨国、跨文化传播生存，长期养育人民素质的艺术来积极地推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当然离不开政治开明和历史的前瞻性。在我们以往的思维中，艺术家和文化管理者总把歌剧看作政治的附属物，加上传统文化基因中根深蒂固的极权思想和思想独立和自由意志的缺位。不但没有认清歌剧所承载的人类文化的现代属性，同时也把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Cultural Pokutucs）的概念颠倒了。如果我们能在认识歌剧史上经典歌剧作品的选题有所归纳与总结，就很容易搞清楚歌剧的现代文化属性及其跨文化和历史进行传播的前提：承载普遍的人性，以自由、平等与博爱所凝聚的艺术魅力为旨归。如果说《小二黑结婚》为何还有鲜活的生命力，答案就带有这种成分。歌剧的剧本及其作家完全可以坦然地介入政治并超越一时的政治文化，但是，能否超脱于文化政治，就很难讲了。我国原创歌剧要“一带一路”出国门，要在未来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世界歌剧经典则完全有可能，歌剧属于“文化学意义上的艺术形态，必然是泛政治化的”，就启蒙主义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也莫过于自由、平等和博爱了。
结语
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呈现中国人民的当代音乐审美和创作智慧，以雅俗共赏的音乐艺术品与国际文艺市场相结合，充分体现中国当代歌剧艺术家所代表的新风尚和新风格，为中国音乐戏剧的国际化传播、中西音乐戏剧的交融互进为前提，深入寻求本土音乐和音乐家的国际化交流、让更多的艺术精品温暖世界各国友邦和人民，中国原创歌剧的题材选择问题已经成为跨出国门的第一要素。歌剧艺术家既要勇于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历史抱负面对创作，更要摸清歌剧这门艺术的现代文化属性和文化身份，要增强文化自信，在走出去的同时走入人心，才能实现“一带一路”的梦想，不仅要准确理解现实题材的价值与创作自由，还要遵循思想性、艺术性和普适性的统一，更巧妙地呈现我们中国人当代的生活情趣，努力克服当前的精神失落感，不断地追求卓越、更要追求经典性价值来引领世界歌剧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