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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四五”是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比较低，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处于低收入组。经过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离高收入国家门槛越来越近，除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外，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已经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工业发展的强力拉动、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技术创新引领和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发挥等五个方面，是四省的基本做法。结合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抢抓发展机遇、加强地方干部队伍建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保持稳定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的思考，为我国其他省份迈向高收入阶段提供案例经验参考。
〔关键词〕发达省份，高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机遇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1）05-0112-09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瞻性地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9年、202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已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依照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潜力与稳定性，预计“十四五”期间能够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然后在此基础上到2035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 〔1〕。但是，我国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已有部分省市从省域层面迈入高收入阶段，另一方面，即使从总体上迈入高收入阶段，也不意味着各省份都能达到高收入水平。而且，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全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 〔2〕。因此，对发达省份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实践进行总结，对国内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习和借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为国际贡献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与智慧。
一、发达省份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基本情况
运用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研究，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了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目前发展状况，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
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①，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从总体上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从省域层面看，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自治区是在2010年以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河北、吉林、黑龙江、湖北、重庆、陕西等6省、市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10省（自治区、直辖市）率先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其中，上海市于1998年、北京市于2001年、天津市于2003年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见表1）。表1还表明，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经过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越来越近，一些省、市已经率先成长为高收入地区。依据世界银行各年份的收入分组标准，北京、上海、天津于2011年达到高收入水平，江苏于2014年、浙江于2016年、福建于2017年、广东于2018年达到高收入水平（见表2）。这些区域达到高收入水平后，其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没有返回到中等收入的。由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门槛，上海用了12年，北京用了10年，天津用了8年，江苏用了8年，浙江用了10年，福建用了9年，广东用了12年。在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省市中，北京、上海、天津作为直辖市，农业和农村人口所占比例低，发展基础好，平均收入水平高，尤其是其要素禀赋特征，如自然要素、人力资源要素、物质资本要素、科技要素、结构要素、制度要素是其他省份很难比拟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发展起点与其他省份相差不大，如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相似，经济发展都是从低收入水平起步的。因此，总结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率先成长为高收入地区的实践，对其他省份更有借鉴意义。
二、迈入高收入阶段省份的成功实践
基于省域层面的考察发现，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发展起点基本相同。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能够把握改革开放政策的机遇，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通过持续努力率先脱颖而出。总结其基本经验，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
（一）工业发展的强力拉动是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前提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国民经济的根基，更是吸收就业、支撑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从人类发展历史看，高速经济增长是工业化时期发生的一段特殊历史现象。中外大量的经济发展事实也表明，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发展壮大，必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有学者甚至认为，工业化代表以工业为主的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或经济现代化进程，工业发展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很多经济体的发展可以缩影为工业的发展 〔3〕5-7。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能够率先成长为高收入省份，工业发展的强力拉动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从增长速度看，1980年至2019年40年中，江苏省工业增加值由151.22亿元增加到37825.32亿元，增加了249倍，年均增长率为65.2%;浙江省工业增加值由73.71亿元增加到22840.53亿元，增加了309倍，年均增长率为68.4%;福建省工业增加值由29.6亿元增加到16170.5亿元，增加了545倍，年均增长率为77.4%;广东省工业增加值由89.9亿元增加到39398.5亿元，增加了437倍，年均增长率为73.8%;全國工业增加值由2014.8亿元增加到317108.7亿元，增加了156倍，年均增长率为58.4%。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较多。从增长贡献看，1990—2019年30年中，江苏省工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2年在60%以上，有17年在50%以上，有24年在45%以上;浙江省工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9年在50%以上，有15年在45%以上;福建省工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1年在60%以上，有14年在50%以上，有27年在45%以上;广东省工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6年在60%以上，有17年在50%以上，有21年在45%以上②。这些数据表明，工业化成为这四省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如表3所示，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比例看，由于这四省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他们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例呈稳步上升态势，尤其是2005年后四省工业增加值之和占全国比例连续15年超过了36%，意味着四省工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自身的经济增长，而且成为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推动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和一个世界性的实体经济大国的主要贡献者 〔4〕和推动者。
在工业化的带动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经济起飞与世界大国经济起飞的历史相似，都经历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产比重迅速下降、二产比重先升后降以及三产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如表4所示，从1980、1990、2000、2010、2020年五个时间节点看，江苏省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29.5∶52.3∶18.2、25.1∶48.9∶26.0、12.3∶51.9∶35.9、6.1∶52.8∶41.1、4.4∶43.1∶52.5;浙江省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35.9∶46.7∶17.4、24.9∶45.1∶30.0、10.2∶53.3∶36.4、4.8∶51.6∶43.6、3.3∶40.9∶55.8;福建省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36.7∶41.0∶22.3、28.1∶33.4∶38.4、16.4∶43.1∶40.5、8.5∶51.4∶40.2、6.2∶46.3∶47.5;广东省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33.2∶41.1∶25.7、24.7∶39.5∶35.8、9.1∶46.7∶44.2、4.8∶49.9∶45.3、4.3∶39.2∶56.5。之所以出现这些积极的变化，源于工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先导和主要阵地。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工业的发展会带来工业化，工业化的过程总是伴随着产业集聚，带动城市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或间接催生了一些新需求、新服务、新业态和新的增长点，既扩大了社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又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和升级。
（二）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是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助推器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是通过党的重要会议予以确立和不断丰富、完善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1988年4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我们要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要尽可能地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进行建设……要积极引进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开放型经济。在党的开放政策支持和引导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较好地把握了对外开放的机遇，在利用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加工贸易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从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看，1997年至2019年，江苏省由22132户增加到62360户，浙江省由10648户增加到43121户，福建省由18342户增加到31608户，广东省由59040户增加到179268户。四省外商投资企业数占全国比例由1997年的46.7%上升到2019年的50.4%。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看，1997年至2019年，江苏省由692亿美元增加到11735亿美元，浙江省由271亿美元增加到5007亿美元，福建省由474亿美元增加到2975亿美元，广东省由2171亿美元增加到19533亿美元。四省外商投资企业总额占全国比例在1997年为47.9%，在2019年为44.4%，略有下降。从货物出口总额看，1997年至2019年，江苏省由144.3亿美元增加到3498.4亿美元，浙江省由107.4亿美元增加到3346.0亿美元，福建省由110.1亿美元增加到1202.0亿美元，广东省由759.5亿美元增加到6294.5亿美元。四省货物出口总额占全国比例在1997年为61.3%，在2019年为59.2%，连续多年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货物进出口总额看，1997年至2019年，江苏省由254.7亿美元增加到6295.2亿美元，浙江省由162.5亿美元增加到4472.2亿美元，福建省由192.6亿美元增加到1931.1亿美元，广东省由1325.7亿美元增加到10366.3亿美元。四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例在1997年为59.5%，在2019年为50.4%。
从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户数、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地区货物出口、地区货物进出口等外向型经济指标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都远远走在全国前列，“敢为人先”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基本条件
经过1952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到197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77.6%，集体经济占22.4%，个体私营经济几乎不存在 〔5〕359-36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種所有制经济。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此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反复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其中，国务院于2005年2月、2010年5月先后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和“新非公经济36条”，提出要平等准入、公平待遇，逐步为民营企业拓宽准入领域和范围，以期破解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堵点”，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党和政府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律的支持、引导下，我国民营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其中，率先跨入高收入门槛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民营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从发展规模看，2019年广东民营经济总产值为5773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一，江苏民营经济总产值为55195亿，居全国第二，浙江民营经济总产值为40778亿，居全国第三，山东民营经济总产值为36102亿，居全国第四，福建民营经济总产值为29888亿，居全国第五。从人均水平看，2019年福建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7.59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一，浙江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6.97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二，江苏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6.84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三，广东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5.01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四，内蒙古自治区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4.52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五，湖北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4.22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六。人均水平反映民营经济发展的充分性，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包揽了前四，表明其民营经济发展在全国最为充分（见表5）。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不仅仅民营经济发展规模、发展充分性领跑全国，其公有制经济发展规模、水平在全国也处于前列。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按地区和控股情况分企业法人单位数看（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数据），2019年的国有和集体控股法人单位数，广东为42977个，居全国第一，浙江为27740个，居全国第二，江蘇为26892个，居全国第三，福建为17454个，居全国第八。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2019年实现利润看，广东省为1343.3亿元，居全国第一，江苏省为1043.3亿元，居全国第四，浙江省为826.3亿元，居全国第九，福建省为353.9亿元，居全国第十七。四省实现的利润总额占全国的22.2%。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民营经济唱主角，国有企业却越来越大，事实证明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产生了“鲶鱼效应”，激活了国有经济的发展 〔6〕。
从地区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意味着充分调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和资源，包括区域内外、境内外的力量和资源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既克服了依靠单一力量的局限性，又分散了风险，提高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率先跨入高收入门槛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呈现出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与港澳台经济共生发展、共存共荣的特征。
（四）技术创新引领是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基本动力
技术创新是跨入高收入门槛释放经济潜力的主要推动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借助于对外开放利用发达国家、地区的技术溢出和管理溢出获得后发优势。但随着发展差距的缩小和发展阶段的演变，发达国家因保持竞争优势会封锁其关键核心技术转让，使得技术引进和模仿不可持续。同时，跟在别国后面，是实现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因此，加强自主创新，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既是突破增长瓶颈、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创新既要有人才，也要有投入。从研发人员投入看，2019年每万人拥有研究与实验发展（R
〔关键词〕发达省份，高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机遇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1）05-0112-09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瞻性地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9年、202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已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依照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潜力与稳定性，预计“十四五”期间能够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然后在此基础上到2035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 〔1〕。但是，我国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已有部分省市从省域层面迈入高收入阶段，另一方面，即使从总体上迈入高收入阶段，也不意味着各省份都能达到高收入水平。而且，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全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 〔2〕。因此，对发达省份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实践进行总结，对国内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习和借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为国际贡献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与智慧。
一、发达省份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基本情况
运用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研究，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了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目前发展状况，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
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①，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从总体上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从省域层面看，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自治区是在2010年以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河北、吉林、黑龙江、湖北、重庆、陕西等6省、市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10省（自治区、直辖市）率先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其中，上海市于1998年、北京市于2001年、天津市于2003年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见表1）。表1还表明，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经过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越来越近，一些省、市已经率先成长为高收入地区。依据世界银行各年份的收入分组标准，北京、上海、天津于2011年达到高收入水平，江苏于2014年、浙江于2016年、福建于2017年、广东于2018年达到高收入水平（见表2）。这些区域达到高收入水平后，其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没有返回到中等收入的。由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门槛，上海用了12年，北京用了10年，天津用了8年，江苏用了8年，浙江用了10年，福建用了9年，广东用了12年。在率先迈入高收入阶段省市中，北京、上海、天津作为直辖市，农业和农村人口所占比例低，发展基础好，平均收入水平高，尤其是其要素禀赋特征，如自然要素、人力资源要素、物质资本要素、科技要素、结构要素、制度要素是其他省份很难比拟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发展起点与其他省份相差不大，如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相似，经济发展都是从低收入水平起步的。因此，总结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率先成长为高收入地区的实践，对其他省份更有借鉴意义。
二、迈入高收入阶段省份的成功实践
基于省域层面的考察发现，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发展起点基本相同。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能够把握改革开放政策的机遇，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通过持续努力率先脱颖而出。总结其基本经验，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
（一）工业发展的强力拉动是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前提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国民经济的根基，更是吸收就业、支撑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从人类发展历史看，高速经济增长是工业化时期发生的一段特殊历史现象。中外大量的经济发展事实也表明，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发展壮大，必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有学者甚至认为，工业化代表以工业为主的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或经济现代化进程，工业发展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很多经济体的发展可以缩影为工业的发展 〔3〕5-7。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能够率先成长为高收入省份，工业发展的强力拉动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从增长速度看，1980年至2019年40年中，江苏省工业增加值由151.22亿元增加到37825.32亿元，增加了249倍，年均增长率为65.2%;浙江省工业增加值由73.71亿元增加到22840.53亿元，增加了309倍，年均增长率为68.4%;福建省工业增加值由29.6亿元增加到16170.5亿元，增加了545倍，年均增长率为77.4%;广东省工业增加值由89.9亿元增加到39398.5亿元，增加了437倍，年均增长率为73.8%;全國工业增加值由2014.8亿元增加到317108.7亿元，增加了156倍，年均增长率为58.4%。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较多。从增长贡献看，1990—2019年30年中，江苏省工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2年在60%以上，有17年在50%以上，有24年在45%以上;浙江省工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9年在50%以上，有15年在45%以上;福建省工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1年在60%以上，有14年在50%以上，有27年在45%以上;广东省工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6年在60%以上，有17年在50%以上，有21年在45%以上②。这些数据表明，工业化成为这四省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如表3所示，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比例看，由于这四省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他们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例呈稳步上升态势，尤其是2005年后四省工业增加值之和占全国比例连续15年超过了36%，意味着四省工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自身的经济增长，而且成为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推动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和一个世界性的实体经济大国的主要贡献者 〔4〕和推动者。
在工业化的带动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经济起飞与世界大国经济起飞的历史相似，都经历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产比重迅速下降、二产比重先升后降以及三产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如表4所示，从1980、1990、2000、2010、2020年五个时间节点看，江苏省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29.5∶52.3∶18.2、25.1∶48.9∶26.0、12.3∶51.9∶35.9、6.1∶52.8∶41.1、4.4∶43.1∶52.5;浙江省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35.9∶46.7∶17.4、24.9∶45.1∶30.0、10.2∶53.3∶36.4、4.8∶51.6∶43.6、3.3∶40.9∶55.8;福建省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36.7∶41.0∶22.3、28.1∶33.4∶38.4、16.4∶43.1∶40.5、8.5∶51.4∶40.2、6.2∶46.3∶47.5;广东省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33.2∶41.1∶25.7、24.7∶39.5∶35.8、9.1∶46.7∶44.2、4.8∶49.9∶45.3、4.3∶39.2∶56.5。之所以出现这些积极的变化，源于工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先导和主要阵地。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工业的发展会带来工业化，工业化的过程总是伴随着产业集聚，带动城市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或间接催生了一些新需求、新服务、新业态和新的增长点，既扩大了社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又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和升级。
（二）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是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助推器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是通过党的重要会议予以确立和不断丰富、完善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1988年4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我们要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要尽可能地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进行建设……要积极引进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开放型经济。在党的开放政策支持和引导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较好地把握了对外开放的机遇，在利用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加工贸易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从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看，1997年至2019年，江苏省由22132户增加到62360户，浙江省由10648户增加到43121户，福建省由18342户增加到31608户，广东省由59040户增加到179268户。四省外商投资企业数占全国比例由1997年的46.7%上升到2019年的50.4%。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看，1997年至2019年，江苏省由692亿美元增加到11735亿美元，浙江省由271亿美元增加到5007亿美元，福建省由474亿美元增加到2975亿美元，广东省由2171亿美元增加到19533亿美元。四省外商投资企业总额占全国比例在1997年为47.9%，在2019年为44.4%，略有下降。从货物出口总额看，1997年至2019年，江苏省由144.3亿美元增加到3498.4亿美元，浙江省由107.4亿美元增加到3346.0亿美元，福建省由110.1亿美元增加到1202.0亿美元，广东省由759.5亿美元增加到6294.5亿美元。四省货物出口总额占全国比例在1997年为61.3%，在2019年为59.2%，连续多年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货物进出口总额看，1997年至2019年，江苏省由254.7亿美元增加到6295.2亿美元，浙江省由162.5亿美元增加到4472.2亿美元，福建省由192.6亿美元增加到1931.1亿美元，广东省由1325.7亿美元增加到10366.3亿美元。四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例在1997年为59.5%，在2019年为50.4%。
从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户数、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地区货物出口、地区货物进出口等外向型经济指标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都远远走在全国前列，“敢为人先”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基本条件
经过1952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到197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77.6%，集体经济占22.4%，个体私营经济几乎不存在 〔5〕359-36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種所有制经济。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此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反复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其中，国务院于2005年2月、2010年5月先后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和“新非公经济36条”，提出要平等准入、公平待遇，逐步为民营企业拓宽准入领域和范围，以期破解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堵点”，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党和政府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律的支持、引导下，我国民营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其中，率先跨入高收入门槛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民营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从发展规模看，2019年广东民营经济总产值为5773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一，江苏民营经济总产值为55195亿，居全国第二，浙江民营经济总产值为40778亿，居全国第三，山东民营经济总产值为36102亿，居全国第四，福建民营经济总产值为29888亿，居全国第五。从人均水平看，2019年福建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7.59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一，浙江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6.97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二，江苏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6.84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三，广东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5.01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四，内蒙古自治区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4.52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五，湖北省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为4.22万元人民币，居全国第六。人均水平反映民营经济发展的充分性，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包揽了前四，表明其民营经济发展在全国最为充分（见表5）。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不仅仅民营经济发展规模、发展充分性领跑全国，其公有制经济发展规模、水平在全国也处于前列。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按地区和控股情况分企业法人单位数看（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数据），2019年的国有和集体控股法人单位数，广东为42977个，居全国第一，浙江为27740个，居全国第二，江蘇为26892个，居全国第三，福建为17454个，居全国第八。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2019年实现利润看，广东省为1343.3亿元，居全国第一，江苏省为1043.3亿元，居全国第四，浙江省为826.3亿元，居全国第九，福建省为353.9亿元，居全国第十七。四省实现的利润总额占全国的22.2%。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民营经济唱主角，国有企业却越来越大，事实证明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产生了“鲶鱼效应”，激活了国有经济的发展 〔6〕。
从地区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意味着充分调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和资源，包括区域内外、境内外的力量和资源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既克服了依靠单一力量的局限性，又分散了风险，提高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率先跨入高收入门槛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呈现出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与港澳台经济共生发展、共存共荣的特征。
（四）技术创新引领是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基本动力
技术创新是跨入高收入门槛释放经济潜力的主要推动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借助于对外开放利用发达国家、地区的技术溢出和管理溢出获得后发优势。但随着发展差距的缩小和发展阶段的演变，发达国家因保持竞争优势会封锁其关键核心技术转让，使得技术引进和模仿不可持续。同时，跟在别国后面，是实现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因此，加强自主创新，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既是突破增长瓶颈、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创新既要有人才，也要有投入。从研发人员投入看，2019年每万人拥有研究与实验发展（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