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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风洞，曾长时期存放唐代武则天所刻《华严经》石刻经幢。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觊觎这批珍贵文物，差点将《华严经》石刻运到日本。
风洞位于太原市晋源区乱石滩晋源果树场内，西距风峪口约1公里，东距太原县城约3公里。风洞是祭祀风神之处，其创建时间已不可考，据旧方志所载：“邢子励《赵记》云：‘龙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车轮，春风出东，秋风出西，夏风出南，冬风出北，谓之龙兑。’《史记·赵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兑与燕即此，俗谓之风洞。’按：此则风洞，凡有四，自汉晋以来，山谷迁徙，湮其西、南、北三穴，惟东穴尚存，即今之风洞也，在今太原县西门外山麓，太原县于战国时属赵。”远在战国时期，晋阳已有风洞。迄至明清，“太原县风洞实际上是一座地上以风神祠为主的祠院与地下是贮藏《华严石经》的洞室，二者上下重叠，有机配套的古老建筑……”
唐朝皇帝大多崇信佛教，而晋阳又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所以各帝刻意经营晋阳的佛教建筑。女皇武则天视晋阳如同商汤之亳、西周之岐，故而诏置晋阳为“北都”，龙驾凤辇亦不时巡幸晋阳。圣历二年（699年），武则天请于阗国（古西域国名）高僧实叉难陀至东都洛阳，翻译印度佛典《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又由诗人宋之问经办，书法家吕仙乔等人书丹，于晋阳刻成《华严石经》100余通。这批石刻，稍逊于唐太宗李世民亲书《晋祠之铭并序》，它既是研究佛教经典、宗派起源及甄别佛经版本的珍贵资料，又是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的实有珍品，而且经文前有武则天亲作之序文及武则天文字改革新创的19个字。据说武则天“曾在法华寺（开化寺）大佛像前许以‘刊经藏寺’……”所以想把这批石经置放于晋阳城西北的蒙山，以做开化寺镇寺之宝，谁料后来一病不起，致使夙愿未能实现。武则天死后300余年，不是宫廷斗争，便是藩镇之乱，至残唐五代更是时有战争发生，华严经石刻也遭到了损坏。北汉天会四年（960年），睿宗刘钧曾组织人补刻石经，并将石经移放晋阳西山风峪口外的风洞之中。
据《永乐大典》转引《元一统志》所载，当时存放华严石经的风洞叫“石经藏院”，又称“砖甃洞”，“至明代中叶，藏院塌毁……石经虽仍藏风洞中，却已鲜为人知。”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朱彝尊（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人，清代著名学者）赴京参加科试顺路游览了晋祠……前往太原风洞，考察《华严石经》，事后写了一篇《风洞石刻佛经记》的文章。“……太原县之西五里，有山曰风峪，风穴存焉。相传神至则穴中肃然有声，风之所以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内，环列所刻佛经，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积岁既久，虺蝎居之，虽好游者勿敢入焉。戊午三月，予率土人燎薪以入，审视书法，非近代所及，惜皆掩其三面，未纵观其全也……皆北齐天保间字……”并赋诗“一百二十六，石柱刻作经。会须抉风峪，移置水边亭。”清廉熙三十八年（1699年）后，地方官员在风洞顶部增建祠宇，奉祀风神（神话传说中的“封十八姨”），每岁三月初三由官绅主持祭祀。清道光年间（1821—1850）， 地方上又在风神祠之后增建砖石砌就的窑洞。其时，风洞就在风神祠和窑洞之下，洞口就在风神祠内北壁旁，进出风洞必须经由风神祠。风洞平面呈方形，直径约9米，四周为砖砌洞壁，从中间内收成穹窟形洞顶，顶上四隅各有小通风口；风洞中央有方形石柱支撑，石柱之北迎洞口一面有石雕坐佛，100余块华严石经高低参差环立于洞壁及石柱周围；洞之西壁，另有一小洞，深不可测，乡人传言可通陕西。民国以来，地方上的文化人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约在民国十四年，掀起搬神像之举，风洞之上风神祠的泥塑女神与县内城隍庙神像等遭同一命运，被捣毁一空……”地下风洞依然保持平静，华严石经安然无恙。抗日战争前夕，“日本人常盘大定、水野清一等就走遍晋祠、天龙山、风峪等古晋阳一带的寺庙文物点，进行过多次非法考察，常盘大定曾与一名榆次籍姓姚的老者想查访华严石经及风洞，而未能找到。”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统治着太原县，他们对境内的中国文物垂涎三尺，以为劫运华严石经易如反掌。1940年秋，驻守太原县城的日军小分队长伊腾曹长给第一区助理员马颐年（太原县城北街人，后任一区代理区长）下令，让马带上民夫去风洞（属一区管辖）挖取华严石经。马颐年不知日本人是何意图，但又不敢违抗命令，只好差遣民夫将风洞内的大部分石经搬运至洞口附近。又一天，马颐年按每日惯例给日军小分队送菜，伊腾曹长向他询问，要将石经运往火车站，需要几辆马车？马颐年一听此话，便明白日本人要将石经劫运回日本，敷衍几句便去了县政府。当他找到民政科长王国珍（字待聘，太原小店人，原为教员）时，正好绅士王惠（字景文，王琼十四代孙）也在场；马颐年将日本人的阴谋一说，他二人意见一致，认为华严石经是太原县的珍贵文物，决不能让日本人运走。三人商量一番，遂由马颐年通知县里的绅士，连夜召开秘会，商议抢救华严石经的对策。参加会议的有王国珍、王惠、李逢甲、郭锦芳、段中秀和王堪等，商量的结果是：责成王惠、王国珍代表大家，进省城找能与日军高层说上话的阎佩礼、陈国英，让他们出面与日本人交涉。阎佩礼是太原县西寨人，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后裔，晚清举人，曾任县长、阳兴中学校长，抗日战争前曾为太原县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委员，当时任日伪山西教育厅主任秘书、第一科科长，正好分管地方文物，而且是王惠的儿女亲家；陈国英是太原县河东同过村人，省城青帮头领屠老五之门徒，后又参加一贯道，曾任军阀孙殿英部副官、山西省公安局密探，暗中参与贩卖毒品。日军侵占太原后任同过村维持会长，后为日军太原宪兵队特高班联络员、日军太原宪兵队清水工作队长，“并与日特戴希宗，张子臣等组成‘和平同志委员会’，为日军进行收抚策反工作。”阎、陈二人得知此事后，便利用各自的特殊身份，积极参与抢救华严石经之事。他们出主意先让太原县绅士联名上书，派代表去省教育厅请愿，然后分头去与教育厅日本顾问、警务厅督察长交涉。他们共同的理由是：此石经为当地镇风消灾之宝，历来为太原县民众所珍视，如运走出境定会招致广大民众更大的不满，如有天灾人祸，将会引起骚动……经上下周旋多日，终使日军头目取消劫运计划。华严石经免除厄运后，仍由马颐年组织民夫、马车，将风洞之外的石经运至晋祠唐叔虞祠廊下保存。
链接：抗日战争时期，风洞是抗日游击队袭击敌人、隐蔽自己的藏身之处，日军在风洞以东500米处盖起碉堡炮台，又纵火焚毁风洞之上的风神祠，砍光风洞周围的树木。解放战争期间，阎锡山军队为对抗人民解放军，竟将残存于风洞之中的华严石经用来修筑碉堡。新中国成立以后，晋祠古迹保养所尽力收回遗弃在外的华严石经，又邀请山西省佛教协会象离法师，根据善本《华严经》逐一校对，才发现风洞石经上镌刻的是唐代《八十华严》，并非东晋《六十华严》。
风洞位于太原市晋源区乱石滩晋源果树场内，西距风峪口约1公里，东距太原县城约3公里。风洞是祭祀风神之处，其创建时间已不可考，据旧方志所载：“邢子励《赵记》云：‘龙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车轮，春风出东，秋风出西，夏风出南，冬风出北，谓之龙兑。’《史记·赵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兑与燕即此，俗谓之风洞。’按：此则风洞，凡有四，自汉晋以来，山谷迁徙，湮其西、南、北三穴，惟东穴尚存，即今之风洞也，在今太原县西门外山麓，太原县于战国时属赵。”远在战国时期，晋阳已有风洞。迄至明清，“太原县风洞实际上是一座地上以风神祠为主的祠院与地下是贮藏《华严石经》的洞室，二者上下重叠，有机配套的古老建筑……”
唐朝皇帝大多崇信佛教，而晋阳又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所以各帝刻意经营晋阳的佛教建筑。女皇武则天视晋阳如同商汤之亳、西周之岐，故而诏置晋阳为“北都”，龙驾凤辇亦不时巡幸晋阳。圣历二年（699年），武则天请于阗国（古西域国名）高僧实叉难陀至东都洛阳，翻译印度佛典《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又由诗人宋之问经办，书法家吕仙乔等人书丹，于晋阳刻成《华严石经》100余通。这批石刻，稍逊于唐太宗李世民亲书《晋祠之铭并序》，它既是研究佛教经典、宗派起源及甄别佛经版本的珍贵资料，又是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的实有珍品，而且经文前有武则天亲作之序文及武则天文字改革新创的19个字。据说武则天“曾在法华寺（开化寺）大佛像前许以‘刊经藏寺’……”所以想把这批石经置放于晋阳城西北的蒙山，以做开化寺镇寺之宝，谁料后来一病不起，致使夙愿未能实现。武则天死后300余年，不是宫廷斗争，便是藩镇之乱，至残唐五代更是时有战争发生，华严经石刻也遭到了损坏。北汉天会四年（960年），睿宗刘钧曾组织人补刻石经，并将石经移放晋阳西山风峪口外的风洞之中。
据《永乐大典》转引《元一统志》所载，当时存放华严石经的风洞叫“石经藏院”，又称“砖甃洞”，“至明代中叶，藏院塌毁……石经虽仍藏风洞中，却已鲜为人知。”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朱彝尊（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人，清代著名学者）赴京参加科试顺路游览了晋祠……前往太原风洞，考察《华严石经》，事后写了一篇《风洞石刻佛经记》的文章。“……太原县之西五里，有山曰风峪，风穴存焉。相传神至则穴中肃然有声，风之所以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内，环列所刻佛经，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积岁既久，虺蝎居之，虽好游者勿敢入焉。戊午三月，予率土人燎薪以入，审视书法，非近代所及，惜皆掩其三面，未纵观其全也……皆北齐天保间字……”并赋诗“一百二十六，石柱刻作经。会须抉风峪，移置水边亭。”清廉熙三十八年（1699年）后，地方官员在风洞顶部增建祠宇，奉祀风神（神话传说中的“封十八姨”），每岁三月初三由官绅主持祭祀。清道光年间（1821—1850）， 地方上又在风神祠之后增建砖石砌就的窑洞。其时，风洞就在风神祠和窑洞之下，洞口就在风神祠内北壁旁，进出风洞必须经由风神祠。风洞平面呈方形，直径约9米，四周为砖砌洞壁，从中间内收成穹窟形洞顶，顶上四隅各有小通风口；风洞中央有方形石柱支撑，石柱之北迎洞口一面有石雕坐佛，100余块华严石经高低参差环立于洞壁及石柱周围；洞之西壁，另有一小洞，深不可测，乡人传言可通陕西。民国以来，地方上的文化人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约在民国十四年，掀起搬神像之举，风洞之上风神祠的泥塑女神与县内城隍庙神像等遭同一命运，被捣毁一空……”地下风洞依然保持平静，华严石经安然无恙。抗日战争前夕，“日本人常盘大定、水野清一等就走遍晋祠、天龙山、风峪等古晋阳一带的寺庙文物点，进行过多次非法考察，常盘大定曾与一名榆次籍姓姚的老者想查访华严石经及风洞，而未能找到。”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统治着太原县，他们对境内的中国文物垂涎三尺，以为劫运华严石经易如反掌。1940年秋，驻守太原县城的日军小分队长伊腾曹长给第一区助理员马颐年（太原县城北街人，后任一区代理区长）下令，让马带上民夫去风洞（属一区管辖）挖取华严石经。马颐年不知日本人是何意图，但又不敢违抗命令，只好差遣民夫将风洞内的大部分石经搬运至洞口附近。又一天，马颐年按每日惯例给日军小分队送菜，伊腾曹长向他询问，要将石经运往火车站，需要几辆马车？马颐年一听此话，便明白日本人要将石经劫运回日本，敷衍几句便去了县政府。当他找到民政科长王国珍（字待聘，太原小店人，原为教员）时，正好绅士王惠（字景文，王琼十四代孙）也在场；马颐年将日本人的阴谋一说，他二人意见一致，认为华严石经是太原县的珍贵文物，决不能让日本人运走。三人商量一番，遂由马颐年通知县里的绅士，连夜召开秘会，商议抢救华严石经的对策。参加会议的有王国珍、王惠、李逢甲、郭锦芳、段中秀和王堪等，商量的结果是：责成王惠、王国珍代表大家，进省城找能与日军高层说上话的阎佩礼、陈国英，让他们出面与日本人交涉。阎佩礼是太原县西寨人，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后裔，晚清举人，曾任县长、阳兴中学校长，抗日战争前曾为太原县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委员，当时任日伪山西教育厅主任秘书、第一科科长，正好分管地方文物，而且是王惠的儿女亲家；陈国英是太原县河东同过村人，省城青帮头领屠老五之门徒，后又参加一贯道，曾任军阀孙殿英部副官、山西省公安局密探，暗中参与贩卖毒品。日军侵占太原后任同过村维持会长，后为日军太原宪兵队特高班联络员、日军太原宪兵队清水工作队长，“并与日特戴希宗，张子臣等组成‘和平同志委员会’，为日军进行收抚策反工作。”阎、陈二人得知此事后，便利用各自的特殊身份，积极参与抢救华严石经之事。他们出主意先让太原县绅士联名上书，派代表去省教育厅请愿，然后分头去与教育厅日本顾问、警务厅督察长交涉。他们共同的理由是：此石经为当地镇风消灾之宝，历来为太原县民众所珍视，如运走出境定会招致广大民众更大的不满，如有天灾人祸，将会引起骚动……经上下周旋多日，终使日军头目取消劫运计划。华严石经免除厄运后，仍由马颐年组织民夫、马车，将风洞之外的石经运至晋祠唐叔虞祠廊下保存。
链接：抗日战争时期，风洞是抗日游击队袭击敌人、隐蔽自己的藏身之处，日军在风洞以东500米处盖起碉堡炮台，又纵火焚毁风洞之上的风神祠，砍光风洞周围的树木。解放战争期间，阎锡山军队为对抗人民解放军，竟将残存于风洞之中的华严石经用来修筑碉堡。新中国成立以后，晋祠古迹保养所尽力收回遗弃在外的华严石经，又邀请山西省佛教协会象离法师，根据善本《华严经》逐一校对，才发现风洞石经上镌刻的是唐代《八十华严》，并非东晋《六十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