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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2006年到2008年上半年，国际粮食价格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飞速上涨趋势，大宗谷物和油料价格在两年中上涨了一倍多。这次上涨不仅对多数低收入国家的国民福利和减贫战略造成严重挑战，同时也引发了各国对粮食和能源安全的重新关注。与前几次粮食价格上涨不同，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的生物燃料生产规模的扩大，是造成这次危机的主要推手。生物燃料供需的剧烈变化，产生了对主要原料玉米的大规模需求，进而间接通过减少其他主要作物的生产性供给加剧了危机。生物燃料为玉米赢得“绿色黄金”称号的同时，其生产性功能增强所引发的危机也为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粮食安全和能源战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国际油价; 生物燃料; 绿色黄金; 粮食价格
中图分类号：F113.3文献标志码：A
能源危机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外生因素。而目前以石化燃料为核心内容的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由于其可耗竭和不可再生性等特点，进一步加剧着这类危机，不断对世界的长期经济增长提出严重挑战。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增长和各国经济繁荣综合驱动了对全球能源需求的持续增加。这种增加一方面由于其能源消费结构的特性，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和生态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日益加剧着使用这些资源的成本。出于降低使用成本、实现持续盈利和能源安全的考虑，作为替代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日益受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关注。与石油相比，太阳能、风能和生物燃料显示了环境友好、非耗竭和自我维持等优点，这对于解决日益加剧的能源危机和随之可能引发的经济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其中，生物燃料缘于其规模的可扩张性和生产的连续性和便捷性，逐渐成为能够满足迅速增长能源需求的主要供给来源。正是在此背景下，以美国、欧盟、巴西等国为代表的生物燃料倡导国，迅速扩大了技术成熟的乙醇和生物柴油的生产规模，并随之带来了对生物燃料生产的主要原料——玉米、油料农产品等的扩张性需求。在这一进程影响下，伴随国际油价的攀升，国际玉米和其他粮食价格在2000年以后迅速增长，并于2006年后进一步加剧。生物燃料战略在为玉米等作物带来“绿色黄金”称号的同时[1] ，也通过其生产性功能的扩大挤出了其食用功能，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粮食和社会危机。对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中国，剖析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能够为将来的增长方式和增长战略提出有益的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缘于近现代以来技术的进步和人口增速的放缓，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所预言的人类需求与粮食供给间的末世危机并未出现。从粮食价格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粮食价格都是处于平稳状态，甚至由于供给的不断增加呈现周期性下降。以美国玉米价格为例，1974年美国农民接受的季节性玉米平均价格为每蒲式耳3.02美元，之后三年下降到每蒲式耳2.15美元；1980年气候使玉米减产，推动价格又上升到3.11美元，但之后不久又恢复到平均每蒲式耳2.55美元的价格；同样，天气导致的减产使1995年每蒲式耳玉米到达3.24美元，而之后价格又回到1.94美元。[2]但国际贸易食品价格却从2002年开始迅猛增长，并在2006年底增速加剧。主要作物如玉米、小麦等谷物和油料价格在过去的两年中翻了一倍。根据IMF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2年1月到2008年6月期间，国际可贸易食品价格指数上涨120%，仅在2007年1月到2008年6月就上涨了56%。[3]其中从2005年1月到2008年6月，玉米价格几乎翻了三倍，小麦价格增长127%，大米价格增长170%，棕榈油和大豆油价格同期也上涨200%。谷物价格上涨推动2006年肉类和油类价格显示出与粮食同样的增长态势。从图1中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趋势。
图1 2000-2008年世界食品和大宗粮食贸易价格趋势图
备注：Food：商品食品价格指数包括谷物、植物油、肉类、海鲜、糖、香蕉、橙子价格指数；Wheat：小麦价格指数是普通蛋白1号硬红冬小麦墨西哥湾离岸价格；Corn：玉米价格指数为美国2号黄玉米墨西哥湾离岸价；Rice：大米价格指数是5%破碎的泰国名义价格；Vegetable oil：商品植物油价格指数包括大豆、豆粕、豆油、菜籽油、棕榈油、葵花籽油、橄榄油、鱼粉和花生价格指数。[2005年=100]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00年后日益上涨的粮食价格对世界各国的稳定产生严重冲击，由于这次“粮食危机”的传导比之前要更强和更快，(1)[4]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食品危机，迅速在低收入国家中引起了骚乱。如2008年2月，西非喀麦隆24名民众在粮食暴动中死亡；3月海地有5人死亡；5月非洲索马里有2人死亡等等。[5] 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胀水平、支出均衡以及贫困和贫富差距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粮食价格的上涨从另一个侧面也提高了粮食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和福利水平，但从总体看，由于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出口国占据了绝大部分世界粮食贸易，占绝大部分比例的进口国家（世界上净谷物进口国是净出口国的四倍）普遍遭受到危机的负面影响。[6]
首先，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对各国通胀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通常，在食品价格通胀和CPI通胀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如在120个非OECD国家进口组成中，食品占据16%的比重，而在这些国家的国内CPI构成中，食品占据了37%的比重。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直接影响了粮食和食品进口国的贸易条件和CPI水平。截至2008年早期，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均值已从3.9%上升到7.6%，其中三分之一的国家，按照其月度数据，通胀已超过10%。许多出口国的国内食品价格相对往年也上升很多，如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达到32%，越南26%，智利16%。[7]其次，世界粮食价格上涨迅速增加了全球贫困人口规模。初步统计将有高达1.05亿的人会由于食品价格上涨而变穷，仅非洲就有3000万人加入贫困行列。其中，利比里亚贫困率已从64%上升到70%，洪都拉斯的贫困率从51%上升到55%，而吉布提在过去三年中估计导致的极端贫困人口也从40%上升到54%。上升的食品价格也加剧着不平等。如孟加拉在最近食品价格上涨中，基尼系数提高5%。并且，食品价格上升通过减少贫困人口用餐次数，食用更加便宜和低质的食物，恶化了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印度矮小儿童比率已经翻倍（47%），高于南非的24%，相当于中国的5倍。[8]
此外，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波动的政府支出。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UN）估计，发展中国家为应对粮食价格上涨，从2006年1月起多付出的成本高达3240亿美元。2007年全球粮食产品进口增加的成本总计有745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21%，达到最高记录。其中发展中国家食品支出成本增加25%，次发达国家支出上升20%。如作为2007年世界大米的主要进口国，菲律宾补贴大米的财政成本在2008年估计将达到328亿菲律宾元（购买价格29.4菲元/千克，出售价格17.25菲元/千克），印度尼西亚2008年对食品的补贴预算增加了14亿美元（占政府支出的3%）。[4]
二、基于影响因子角度的驱动因素分析
2000年后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驱动因素按照影响因子分类，既包括原油价格上涨，同时也包括美元贬值、农产品生产成本上涨等诸多因素。美国农业部 （USDA，2008）认为世界市场上主要食品价格上涨要归因于生物燃料生产、美元贬值、农业生产成本上涨、主要食品进口国外汇增加以及部分出口国限制农产品出口的外贸政策。[2] 美国劳动部（USDL，2008）认为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由生物燃料生产、出口和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9] G8峰会认为推动世界粮食价格螺旋式上涨的因素包括高能源和肥料价格、美元贬值、生物燃料生产、美国和欧盟调节性库存储量改变、澳大利亚连年干旱、食用需求增长以及国际投机。[10]Wiggins和Levy (2008)认为价格上升原因分为短期和长期。前者包括澳大利亚旱灾导致世界谷物储量下降，投资者对商品价格进行投机，以及部分国家应对粮价上升限制农产品出口的政策。后者包括油价上涨抬升的农业生产成本，新型经济体饮食改变对高附加值食品需求的增加。这些因素综合造成了粮食危机。[11]James 等（2008）则认为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共同导致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其中前者最为主要，它包括大量消费国和少量生产剩余国之间的不对称，以及由于OPEC对石油供给的限制而驱动的油价上升以及非OPEC国家石油产量的下降。[12]
（一）发展中国家人口收入增加带来的对谷物的间接需求增加
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增加，导致在饮食和食品高收入需求弹性下对肉类和谷物强烈的需求。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3－2007年全球经济年均实际GDP增长达到4.6%（前5年每年3.2%）；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实际GDP年均增长超过7.3%(前5年4.1%)；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地区真实GDP在2004年到2006年每年增长9%；撒哈拉非洲同一时期也达到6%。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带来饮食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增加了对蔬菜、水果、肉类、乳制品和鱼类等农产品需求，且在接下来的60年中，61%的世界人口将会住在城市。[11][13]人均收入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带来了饮食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人们对卡路里的摄入转向高蛋白、高质量的食品，而这一改变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如生产一千克牛肉需要将近8.5千克谷物，生产一千克猪肉需要5到7千克谷物。
（二）天气原因导致全球谷物供给减少
2006年和2007年澳大利亚连续干旱使谷物产量每年减少1000万吨，等于全球出口的4%。欧盟和乌克兰的欠收也使各自的出口在2007年减少了1000万吨。恶劣的天气对小麦影响尤其严重，全球产量在2006年下降了4.5%，而在2007年仅仅增长2%。[11]从国际市场来看，占据全球产量一半的八个主要出口国家的产量在相同的时期总体下降4%和77%。Fischer等（2005）认为超过40个发展中国家，其中主要是撒哈拉非洲，玉米产量将会进一步下降，到2080年平均损失将会超过15%，1990－2080年气温上升对玉米生产总的影响可能比较小，产量的减少不会超过1%，但在南非这样的地区将会超过22%。[8][14]但有证据显示，由于2007年阿根廷、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美国的产量增长，总体谷物出口量相比2006年实际增长2200万吨（FAO,2008）。
（三）国际资本投机控制了全球谷物供给
一方面，低利率和高油价使得农产品衍生市场变得更有吸引力，投机者为分散风险并追求更高回报而增强了对农产品市场的投机，从而通过影响现货市场，以及农民、贸易者和农产品加工者的决策而影响粮食价格。从2002年到2006年，芝加哥贸易板块上的小麦远期协议贸易的数目增加了四倍。[11]2006年，可贸易的全球农业期货和期权量上升了30%。另一方面，食品零售、食品加工与食品投入产业间的非对称增长，加剧了需求和供给的失衡。2004年到2006年全球食品支出增长了16%，从5.5万亿达到6.4万亿。大型食品零售企业增长了40%，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和贸易商销售增加了13%，而头10家生产农业投入品的公司销售仅增加8%。[15]
（四）美元贬值提高了以美元标值的粮食价格
食品价格的上涨也归因于美元的贬值，美元贬值和食品价格上涨之间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美元贬值使玉米和其他谷物的美元价格更高，并推动美国出口油料需求的持续扩大。美元从2002年1月到2008年6月相对欧元贬值了35%，使美元商品价格弹性从0.5增加到到1.0。[11]相对于亚洲主要货币，美元和美国贸易加权的真实汇率贬值26%，弹性小于1。这种贬值提高了以美元标值的世界贸易农产品的价格，二者在这段时期也呈现显著的反向相关关系。
（五）油价上涨导致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的上涨
能源价格上涨和农产品贸易相关成本增加推动了粮食和食品的出口价格。美国这一增加比例在2002年到2007年间大约有15%－20%。能源价格上涨提高了交通运输成本，推动了肥料及化肥价格的上升（化肥生产高度利用石化能源）。这两部分成本的增加最终反映在粮食和食品价格中。其中，农业生产成本在2002年到2007年上升了11.5%。[3]此外，价格上升的组成中还包括装卸、保险费和其他费用的增加。
（六）政府政策主导的乙醇生产规模扩大
欧盟和美国分别于2001年和2004年开始为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生产提供激励，通过生物燃料生产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对作为其主要原料的农产品需求。由于原油精炼成本从1999年的每桶11美元上涨到2000年的31美元，促使联邦政策关注可再生能源。2005年美国能源法案开启了对乙醇生产和消费的激励，0.51美元的税收减免使乙醇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占据谷物供需主导地位的玉米和油料（欧盟主要用油料生产柴油）价格上升通过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推动了粮食价格整体上涨。根据USDA估计，2008年用于乙醇的玉米使用量如从21亿增加到40亿蒲式耳，则需额外的1200万英亩土地用于玉米种植。[9]
（七）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应对粮食危机所采取的短期政策
为应对价格上涨，许多国家对谷物的出口实施了限制出口的措施以稳定国内的价格。包括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乌克兰、俄罗斯和越南。这一措施的后果可以从印度2007年9月实施禁止大米出口禁令后对泰国的影响看到。根据USDA和国际谷物协会的数据，在禁令前一个月，印度出口410万吨，在禁令颁布后减少到340万吨，这一禁令导致在之后几周大米价格的持续上涨。[11]
尽管计量和分析的方法不同，很多研究都认为生物燃料生产是推动食物价格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如Glauber（2008）认为玉米和大豆作物价格上涨主要应该归结于生物燃料的生产。Rosegrant 等（2008）使用一般均衡模型计算2000年到2007年，在生物燃料生产中对谷物价格上涨的长期影响，结果显示乙醇生产的贡献率占到了30%。Collins（2008）通过数理分析也认为，2006年到2008年中玉米价格上涨的60%，可以归因于乙醇生产。Lipsky（2008）认为对生物燃料日益增长的需求，可分别解释玉米和大豆价格上涨中的70%和40%。
三、基于传导机制角度的驱动因素分析
从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及粮食危机发生的影响因素看，生物燃料生产是最主要和最直接的驱动因素；而从发生的传导机制看，国际油价上涨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对能源安全的挑战和石化能源消费对气候的负面影响，驱动了生物能源的发展。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GHG）所带来的温室效应已得到科学、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其中交通在全球人为二氧化碳排放中占据了20%，它已成为全球初级石油需求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因素，占据增长需求中的60%（IEA2007）。从图2和图3可以看到，国际原油价格从20世纪末的20美元每桶上涨到最高时的140美元，远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玉米价格也在同期表现出与油价相同的增长趋势。[16]这主要是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动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能源安全战略的重新修订，开始大力提倡生产和消费生物能源。生物燃料由于是碳中性的（燃烧时排放到大气中的CO2等于生物成长时吸收的CO2），因此益于环保；同时它也是可再生的，原料来源于农产品或植物纤维。这些符合各国能源安全和改善气候的要求，2007年美国可再生能源消费中生物燃料已占到53%。[17] 生物燃料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增加了对玉米的需求，(2)在玉米价格不断上升的激励下，各国的农作物种植比例不断向玉米（欧洲为油料作物）倾斜，最终通过减少其他农产品的供给，抬升了粮食整体价格。
（一）高油价通过抬高农产品供给成本直接推动粮食价格上升
高油价提高了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同时增加农产品和食品的运输成本。肥料及化肥价格的上升会增加农产品生产成本，加上上涨的运输成本最终反映在了食品价格中。根据USDA对2002到2007年的生产成本调查和预测，美国每英亩玉米、大豆和小麦的生产成本分别增加了32.3%、25.6%、31.4%。高油价也增加了粮食和食品的运输成本。以美国为例，油价在美国食品生产和运输成本中占据了15%-20%。并且，还包括装卸和其他费用，如随农产品价格上涨一起上涨的保险费用。位于美国中部的伊利诺斯州的玉米出发价格和港口装船后的玉米价格差额已经达到每蒲式耳0.72美元，上涨了15.5%，而堪萨斯市和海湾港口的小麦差额每公吨上升了1美元，这意味着交通成本对玉米和小麦的出口价格增加了10.2%。原油价格不断升高使得美国主要食品价格，如玉米、大豆和小麦的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在2002到2007年间，总体上增加了21.7%。
（二）高油价通过生物燃料替代性生产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
1.直接效应。原油价格上升是乙醇生产规模扩大的主要激励，高油价通过扩张的生物燃料需求直接提高了玉米和油料作物的价格。一般情况下，每桶原油生产42加仑汽油，当原油上升10美元/桶时，可以得到的汽油边际收益每加仑增加0.24美元（10美元除以42加仑）。乙醇价格是汽油的2/3，因此原油每上涨10美元，每加仑乙醇能够增加0.16美元（0.24美元乘以2/3）价值。而每蒲式耳玉米可以生产2.8加仑乙醇，这样原油上涨10美元，用于乙醇生产的每蒲式耳玉米价值将能增加0.45美元（0.16美元乘以2.8）。假定每蒲式耳玉米中70%用于生产乙醇，那么乙醇工厂能够为每蒲式耳玉米多付出0.64美元（0.45美元除以0.7）。结果原油价格每桶上涨50美元（从80到130美元/桶）会导致乙醇价格每加仑高出0.80美元（0.16乘以5），并能为每蒲式耳玉米多付出3.20美元（0.64乘以5）。在此情形下，2004年到2007年的全球玉米产量增加的70%用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其中，作为头号乙醇生产国的美国，乙醇产能和产量迅速扩大（见表2）。[9]2007年美国使用玉米产量的25％用于生产乙醇，因为美国占据了玉米全球产量的1/3以及全球出口的2/3，美国对玉米需求的增加直接推动了国际玉米价格的上升。与此同时，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蔬菜油料需求也迅速增加，2004年到2007年全球蔬菜油料需求增长的1/3来自于生物燃料（20.8%中的15%）。
2.间接效应。高油价通过生物燃料需求影响农作物间种植面积比例，间接减少了其他作物的供给，从而抬高其他农产品价格。作为生物燃料主要原料的玉米和油料作物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土地用途的巨大改变，使其他作物产量减少。针对高涨的玉米价格和迅速增长的玉米需求，2007年美国玉米种植区域扩大约23%，这导致大豆种植面积减少16%，使得大豆价格从2007年4月到2008年4月间上升75%。欧盟和许多其他小麦出口国，也用增加油料作物种植取代小麦生产。8个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在2001－2007年间种植油菜籽和向日葵的面积扩大了36%（840万公顷），而小麦种植面积随之下降。基于各国平均的小麦产量，减少小麦种植带来的产量减少达到2600万吨，小麦储量与2001年相比下降将近一半。
（三）主要粮食出口国鼓励生物燃料生产的政策进一步刺激对农产品的需求
美国和欧盟的能源法案、税收减免和进口壁垒，为生物燃料消费和生产规模扩大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能源法案及其确立的生物燃料使用RFS标准改变了未来玉米需求的预期，使得生物燃料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玉米需求更加确定。而税收减免提高了乙醇价格，并能使乙醇工厂能够为玉米提供更高的价格。壁垒则限制了乙醇的海外竞争，从而支撑了乙醇价格。这些因素综合减少了乙醇生产商所面临的风险，推动了乙醇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美国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案（EPACT）及其RFS标准，要求到2012年时使用75亿加仑可再生燃料，到2022年时使用玉米生产的乙醇150亿加仑，同时允许2012年使用10亿加仑的生物柴油。这个法案为生物燃料消费的扩大提供了确定性保证，减少了乙醇公司的风险。Babcock和Mcphail估计在2008/2009农事年，如果去除RFS标准将会使每蒲式耳玉米价格减少0.23美元。Anderson 等通过计算认为，减少标准的1/4会使玉米价格降低约0.30美元/蒲式耳，而减少1/2的标准会使玉米价格降低0.50－0.60美元/蒲式耳。同样，欧盟2001年生效的标准显示，欧盟必须采取国家措施在2010年时实现用生物燃料替换5.75%的矿物燃料。这使生物柴油产量从2001年的2.8亿加仑上升到2007年的17.8亿加仑。作为主要原料的蔬菜油料总使用量在2007年达到610万吨，而2001年只有100万吨。[18]
政府减免和生产补贴是扩大乙醇生产的主要动力。美国政府首次提倡使用乙醇作为燃料是始于1974年，之后在1978年的能源税收法案中对每加仑汽油乙醇给予40美分的补贴，2005年这一补贴上升到51美分。每加仑0.51美元的税收减免使乙醇工厂能为每蒲式耳玉米多付1.43美元（0.51美元乘以2.8加仑）。同时，美国为生物柴油生产的税收减免为每加仑1美元，使得生物柴油产量从2005年的3万吨上升到2007年的44万吨（使用330万吨各类油料），导致了蔬菜油料价格的迅速上扬。欧盟为每公升乙醇也赋予0.192欧元（每加仑大约0.727欧元）的税收减免，并对生物柴油有6.5%的从价税。德国在2006年的立法中，为每公升乙醇赋予0.6545欧元和生物柴油0.4704欧元的税收减免，这些刺激了美国和欧盟生物燃料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张。[9]
四、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启示
从粮食危机发生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来看，油价上涨及其带来的生物燃料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是推动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造成危机的原因再次对各国提出启示，尤其是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在经济和人口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之时，出于能源和粮食安全战略的考虑，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加快向资源节约型的内涵式增长转变，防止资源配置方式的扭曲而导致的负面影响。基于第一代技术的替代性生物燃料生产不能保障中国现有的能源和食品安全。目前生物能源的发展依然面临许多挑战，不适合作为新的替代性能源，在生物燃料生产和食用需求之间存在日益加剧的用地竞争（挤出效应），同时，伴随油价上升带来的生物燃料原料价格的上升，生物燃料的竞争将更加激烈，(3)造成市场的不可持续性。基于此，在继续进行长期替代能源技术研发的基础上（第二代技术的发展），应加快资源配置方式转变，尽可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需要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加快技术和产品创新升级，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各部门的生产服务效率，以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实现这一目标。其次，需要改变目前资源使用方式。通过技术手段提高高耗能行业的效率，以及利用行政手段减少高耗能产业的规模。作为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交通行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关系到未来能源价格波动可能的影响程度，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现有交通运输发展体系，在技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同时，引导民众更多的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再有，粮食危机再次提醒人们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上，产业之间仍需保持恰当的比例。推动农村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下一阶段转变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研发的投资，创新农村融资和生产激励体制等等。(4)如政府可关注和改善5I，即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农业投入（input availability）、制度（institutions）、信息（information）和激励（incentives）。
（1）FAOUN （2008）认为原因在于首先从1995或1996年起，各国采取的自然保护政策由于高的交易成本已经迅速减少。其次，经济更加开放，例如进口占消费的比率测量的开放度可以显示这一点。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口依赖过去已经明显增加。第三，进口体制更加自由比起12年前。同时，运用的壁垒比起12年前更少，由于地区贸易协定，经济体更加开放。
（2）生物燃料普遍使用玉米（尤其是美国）主要是由于玉米种植的普遍性和高产特性。基于目前技术，按照每公顷土地种植不同作物的乙醇产能排序分别为：大麦1100升、小麦2600升、玉米3100升、甜菜5000升、甘蔗6000升；每公顷作物的生物柴油产能排序为：大豆700升、蓖麻800升、葵花籽1000升、油菜籽1200升、油椰子4600升。因此，美国、中国等国家主要使用种植规模大且产量较高的玉米生产，巴西特有的种植条件使得甘蔗成为乙醇生产的主要原料，而欧洲则用油菜籽、葵花籽和大豆生产生物柴油。
（3）当油价在60美元和70美元每桶时，生物燃料相比汽油具有竞争优势；由于乙醇和生物柴油原料占据了50%-70%和70%-80%的总成本，当油价在90美元以上时，竞争会更加激烈（IEA2004）。
（4）Claessens和Feijen（2006）对50个国家1980到2003年的分析显示，私人信用对GDP1%的增加会减少营养不良0.22-2.45%。私人信用占GDP的比率在低收入国家约16%，高收入国家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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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妹）
关键词：国际油价; 生物燃料; 绿色黄金; 粮食价格
中图分类号：F113.3文献标志码：A
能源危机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外生因素。而目前以石化燃料为核心内容的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由于其可耗竭和不可再生性等特点，进一步加剧着这类危机，不断对世界的长期经济增长提出严重挑战。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增长和各国经济繁荣综合驱动了对全球能源需求的持续增加。这种增加一方面由于其能源消费结构的特性，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和生态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日益加剧着使用这些资源的成本。出于降低使用成本、实现持续盈利和能源安全的考虑，作为替代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日益受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关注。与石油相比，太阳能、风能和生物燃料显示了环境友好、非耗竭和自我维持等优点，这对于解决日益加剧的能源危机和随之可能引发的经济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其中，生物燃料缘于其规模的可扩张性和生产的连续性和便捷性，逐渐成为能够满足迅速增长能源需求的主要供给来源。正是在此背景下，以美国、欧盟、巴西等国为代表的生物燃料倡导国，迅速扩大了技术成熟的乙醇和生物柴油的生产规模，并随之带来了对生物燃料生产的主要原料——玉米、油料农产品等的扩张性需求。在这一进程影响下，伴随国际油价的攀升，国际玉米和其他粮食价格在2000年以后迅速增长，并于2006年后进一步加剧。生物燃料战略在为玉米等作物带来“绿色黄金”称号的同时[1] ，也通过其生产性功能的扩大挤出了其食用功能，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粮食和社会危机。对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中国，剖析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能够为将来的增长方式和增长战略提出有益的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缘于近现代以来技术的进步和人口增速的放缓，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所预言的人类需求与粮食供给间的末世危机并未出现。从粮食价格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粮食价格都是处于平稳状态，甚至由于供给的不断增加呈现周期性下降。以美国玉米价格为例，1974年美国农民接受的季节性玉米平均价格为每蒲式耳3.02美元，之后三年下降到每蒲式耳2.15美元；1980年气候使玉米减产，推动价格又上升到3.11美元，但之后不久又恢复到平均每蒲式耳2.55美元的价格；同样，天气导致的减产使1995年每蒲式耳玉米到达3.24美元，而之后价格又回到1.94美元。[2]但国际贸易食品价格却从2002年开始迅猛增长，并在2006年底增速加剧。主要作物如玉米、小麦等谷物和油料价格在过去的两年中翻了一倍。根据IMF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2年1月到2008年6月期间，国际可贸易食品价格指数上涨120%，仅在2007年1月到2008年6月就上涨了56%。[3]其中从2005年1月到2008年6月，玉米价格几乎翻了三倍，小麦价格增长127%，大米价格增长170%，棕榈油和大豆油价格同期也上涨200%。谷物价格上涨推动2006年肉类和油类价格显示出与粮食同样的增长态势。从图1中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趋势。
图1 2000-2008年世界食品和大宗粮食贸易价格趋势图
备注：Food：商品食品价格指数包括谷物、植物油、肉类、海鲜、糖、香蕉、橙子价格指数；Wheat：小麦价格指数是普通蛋白1号硬红冬小麦墨西哥湾离岸价格；Corn：玉米价格指数为美国2号黄玉米墨西哥湾离岸价；Rice：大米价格指数是5%破碎的泰国名义价格；Vegetable oil：商品植物油价格指数包括大豆、豆粕、豆油、菜籽油、棕榈油、葵花籽油、橄榄油、鱼粉和花生价格指数。[2005年=100]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00年后日益上涨的粮食价格对世界各国的稳定产生严重冲击，由于这次“粮食危机”的传导比之前要更强和更快，(1)[4]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食品危机，迅速在低收入国家中引起了骚乱。如2008年2月，西非喀麦隆24名民众在粮食暴动中死亡；3月海地有5人死亡；5月非洲索马里有2人死亡等等。[5] 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胀水平、支出均衡以及贫困和贫富差距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粮食价格的上涨从另一个侧面也提高了粮食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和福利水平，但从总体看，由于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出口国占据了绝大部分世界粮食贸易，占绝大部分比例的进口国家（世界上净谷物进口国是净出口国的四倍）普遍遭受到危机的负面影响。[6]
首先，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对各国通胀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通常，在食品价格通胀和CPI通胀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如在120个非OECD国家进口组成中，食品占据16%的比重，而在这些国家的国内CPI构成中，食品占据了37%的比重。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直接影响了粮食和食品进口国的贸易条件和CPI水平。截至2008年早期，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均值已从3.9%上升到7.6%，其中三分之一的国家，按照其月度数据，通胀已超过10%。许多出口国的国内食品价格相对往年也上升很多，如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达到32%，越南26%，智利16%。[7]其次，世界粮食价格上涨迅速增加了全球贫困人口规模。初步统计将有高达1.05亿的人会由于食品价格上涨而变穷，仅非洲就有3000万人加入贫困行列。其中，利比里亚贫困率已从64%上升到70%，洪都拉斯的贫困率从51%上升到55%，而吉布提在过去三年中估计导致的极端贫困人口也从40%上升到54%。上升的食品价格也加剧着不平等。如孟加拉在最近食品价格上涨中，基尼系数提高5%。并且，食品价格上升通过减少贫困人口用餐次数，食用更加便宜和低质的食物，恶化了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印度矮小儿童比率已经翻倍（47%），高于南非的24%，相当于中国的5倍。[8]
此外，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波动的政府支出。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UN）估计，发展中国家为应对粮食价格上涨，从2006年1月起多付出的成本高达3240亿美元。2007年全球粮食产品进口增加的成本总计有745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21%，达到最高记录。其中发展中国家食品支出成本增加25%，次发达国家支出上升20%。如作为2007年世界大米的主要进口国，菲律宾补贴大米的财政成本在2008年估计将达到328亿菲律宾元（购买价格29.4菲元/千克，出售价格17.25菲元/千克），印度尼西亚2008年对食品的补贴预算增加了14亿美元（占政府支出的3%）。[4]
二、基于影响因子角度的驱动因素分析
2000年后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驱动因素按照影响因子分类，既包括原油价格上涨，同时也包括美元贬值、农产品生产成本上涨等诸多因素。美国农业部 （USDA，2008）认为世界市场上主要食品价格上涨要归因于生物燃料生产、美元贬值、农业生产成本上涨、主要食品进口国外汇增加以及部分出口国限制农产品出口的外贸政策。[2] 美国劳动部（USDL，2008）认为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由生物燃料生产、出口和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9] G8峰会认为推动世界粮食价格螺旋式上涨的因素包括高能源和肥料价格、美元贬值、生物燃料生产、美国和欧盟调节性库存储量改变、澳大利亚连年干旱、食用需求增长以及国际投机。[10]Wiggins和Levy (2008)认为价格上升原因分为短期和长期。前者包括澳大利亚旱灾导致世界谷物储量下降，投资者对商品价格进行投机，以及部分国家应对粮价上升限制农产品出口的政策。后者包括油价上涨抬升的农业生产成本，新型经济体饮食改变对高附加值食品需求的增加。这些因素综合造成了粮食危机。[11]James 等（2008）则认为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共同导致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其中前者最为主要，它包括大量消费国和少量生产剩余国之间的不对称，以及由于OPEC对石油供给的限制而驱动的油价上升以及非OPEC国家石油产量的下降。[12]
（一）发展中国家人口收入增加带来的对谷物的间接需求增加
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增加，导致在饮食和食品高收入需求弹性下对肉类和谷物强烈的需求。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3－2007年全球经济年均实际GDP增长达到4.6%（前5年每年3.2%）；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实际GDP年均增长超过7.3%(前5年4.1%)；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地区真实GDP在2004年到2006年每年增长9%；撒哈拉非洲同一时期也达到6%。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带来饮食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增加了对蔬菜、水果、肉类、乳制品和鱼类等农产品需求，且在接下来的60年中，61%的世界人口将会住在城市。[11][13]人均收入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带来了饮食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人们对卡路里的摄入转向高蛋白、高质量的食品，而这一改变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如生产一千克牛肉需要将近8.5千克谷物，生产一千克猪肉需要5到7千克谷物。
（二）天气原因导致全球谷物供给减少
2006年和2007年澳大利亚连续干旱使谷物产量每年减少1000万吨，等于全球出口的4%。欧盟和乌克兰的欠收也使各自的出口在2007年减少了1000万吨。恶劣的天气对小麦影响尤其严重，全球产量在2006年下降了4.5%，而在2007年仅仅增长2%。[11]从国际市场来看，占据全球产量一半的八个主要出口国家的产量在相同的时期总体下降4%和77%。Fischer等（2005）认为超过40个发展中国家，其中主要是撒哈拉非洲，玉米产量将会进一步下降，到2080年平均损失将会超过15%，1990－2080年气温上升对玉米生产总的影响可能比较小，产量的减少不会超过1%，但在南非这样的地区将会超过22%。[8][14]但有证据显示，由于2007年阿根廷、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美国的产量增长，总体谷物出口量相比2006年实际增长2200万吨（FAO,2008）。
（三）国际资本投机控制了全球谷物供给
一方面，低利率和高油价使得农产品衍生市场变得更有吸引力，投机者为分散风险并追求更高回报而增强了对农产品市场的投机，从而通过影响现货市场，以及农民、贸易者和农产品加工者的决策而影响粮食价格。从2002年到2006年，芝加哥贸易板块上的小麦远期协议贸易的数目增加了四倍。[11]2006年，可贸易的全球农业期货和期权量上升了30%。另一方面，食品零售、食品加工与食品投入产业间的非对称增长，加剧了需求和供给的失衡。2004年到2006年全球食品支出增长了16%，从5.5万亿达到6.4万亿。大型食品零售企业增长了40%，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和贸易商销售增加了13%，而头10家生产农业投入品的公司销售仅增加8%。[15]
（四）美元贬值提高了以美元标值的粮食价格
食品价格的上涨也归因于美元的贬值，美元贬值和食品价格上涨之间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美元贬值使玉米和其他谷物的美元价格更高，并推动美国出口油料需求的持续扩大。美元从2002年1月到2008年6月相对欧元贬值了35%，使美元商品价格弹性从0.5增加到到1.0。[11]相对于亚洲主要货币，美元和美国贸易加权的真实汇率贬值26%，弹性小于1。这种贬值提高了以美元标值的世界贸易农产品的价格，二者在这段时期也呈现显著的反向相关关系。
（五）油价上涨导致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的上涨
能源价格上涨和农产品贸易相关成本增加推动了粮食和食品的出口价格。美国这一增加比例在2002年到2007年间大约有15%－20%。能源价格上涨提高了交通运输成本，推动了肥料及化肥价格的上升（化肥生产高度利用石化能源）。这两部分成本的增加最终反映在粮食和食品价格中。其中，农业生产成本在2002年到2007年上升了11.5%。[3]此外，价格上升的组成中还包括装卸、保险费和其他费用的增加。
（六）政府政策主导的乙醇生产规模扩大
欧盟和美国分别于2001年和2004年开始为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生产提供激励，通过生物燃料生产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对作为其主要原料的农产品需求。由于原油精炼成本从1999年的每桶11美元上涨到2000年的31美元，促使联邦政策关注可再生能源。2005年美国能源法案开启了对乙醇生产和消费的激励，0.51美元的税收减免使乙醇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占据谷物供需主导地位的玉米和油料（欧盟主要用油料生产柴油）价格上升通过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推动了粮食价格整体上涨。根据USDA估计，2008年用于乙醇的玉米使用量如从21亿增加到40亿蒲式耳，则需额外的1200万英亩土地用于玉米种植。[9]
（七）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应对粮食危机所采取的短期政策
为应对价格上涨，许多国家对谷物的出口实施了限制出口的措施以稳定国内的价格。包括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乌克兰、俄罗斯和越南。这一措施的后果可以从印度2007年9月实施禁止大米出口禁令后对泰国的影响看到。根据USDA和国际谷物协会的数据，在禁令前一个月，印度出口410万吨，在禁令颁布后减少到340万吨，这一禁令导致在之后几周大米价格的持续上涨。[11]
尽管计量和分析的方法不同，很多研究都认为生物燃料生产是推动食物价格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如Glauber（2008）认为玉米和大豆作物价格上涨主要应该归结于生物燃料的生产。Rosegrant 等（2008）使用一般均衡模型计算2000年到2007年，在生物燃料生产中对谷物价格上涨的长期影响，结果显示乙醇生产的贡献率占到了30%。Collins（2008）通过数理分析也认为，2006年到2008年中玉米价格上涨的60%，可以归因于乙醇生产。Lipsky（2008）认为对生物燃料日益增长的需求，可分别解释玉米和大豆价格上涨中的70%和40%。
三、基于传导机制角度的驱动因素分析
从世界粮食价格上涨及粮食危机发生的影响因素看，生物燃料生产是最主要和最直接的驱动因素；而从发生的传导机制看，国际油价上涨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对能源安全的挑战和石化能源消费对气候的负面影响，驱动了生物能源的发展。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GHG）所带来的温室效应已得到科学、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其中交通在全球人为二氧化碳排放中占据了20%，它已成为全球初级石油需求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因素，占据增长需求中的60%（IEA2007）。从图2和图3可以看到，国际原油价格从20世纪末的20美元每桶上涨到最高时的140美元，远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玉米价格也在同期表现出与油价相同的增长趋势。[16]这主要是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动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能源安全战略的重新修订，开始大力提倡生产和消费生物能源。生物燃料由于是碳中性的（燃烧时排放到大气中的CO2等于生物成长时吸收的CO2），因此益于环保；同时它也是可再生的，原料来源于农产品或植物纤维。这些符合各国能源安全和改善气候的要求，2007年美国可再生能源消费中生物燃料已占到53%。[17] 生物燃料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增加了对玉米的需求，(2)在玉米价格不断上升的激励下，各国的农作物种植比例不断向玉米（欧洲为油料作物）倾斜，最终通过减少其他农产品的供给，抬升了粮食整体价格。
（一）高油价通过抬高农产品供给成本直接推动粮食价格上升
高油价提高了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同时增加农产品和食品的运输成本。肥料及化肥价格的上升会增加农产品生产成本，加上上涨的运输成本最终反映在了食品价格中。根据USDA对2002到2007年的生产成本调查和预测，美国每英亩玉米、大豆和小麦的生产成本分别增加了32.3%、25.6%、31.4%。高油价也增加了粮食和食品的运输成本。以美国为例，油价在美国食品生产和运输成本中占据了15%-20%。并且，还包括装卸和其他费用，如随农产品价格上涨一起上涨的保险费用。位于美国中部的伊利诺斯州的玉米出发价格和港口装船后的玉米价格差额已经达到每蒲式耳0.72美元，上涨了15.5%，而堪萨斯市和海湾港口的小麦差额每公吨上升了1美元，这意味着交通成本对玉米和小麦的出口价格增加了10.2%。原油价格不断升高使得美国主要食品价格，如玉米、大豆和小麦的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在2002到2007年间，总体上增加了21.7%。
（二）高油价通过生物燃料替代性生产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
1.直接效应。原油价格上升是乙醇生产规模扩大的主要激励，高油价通过扩张的生物燃料需求直接提高了玉米和油料作物的价格。一般情况下，每桶原油生产42加仑汽油，当原油上升10美元/桶时，可以得到的汽油边际收益每加仑增加0.24美元（10美元除以42加仑）。乙醇价格是汽油的2/3，因此原油每上涨10美元，每加仑乙醇能够增加0.16美元（0.24美元乘以2/3）价值。而每蒲式耳玉米可以生产2.8加仑乙醇，这样原油上涨10美元，用于乙醇生产的每蒲式耳玉米价值将能增加0.45美元（0.16美元乘以2.8）。假定每蒲式耳玉米中70%用于生产乙醇，那么乙醇工厂能够为每蒲式耳玉米多付出0.64美元（0.45美元除以0.7）。结果原油价格每桶上涨50美元（从80到130美元/桶）会导致乙醇价格每加仑高出0.80美元（0.16乘以5），并能为每蒲式耳玉米多付出3.20美元（0.64乘以5）。在此情形下，2004年到2007年的全球玉米产量增加的70%用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其中，作为头号乙醇生产国的美国，乙醇产能和产量迅速扩大（见表2）。[9]2007年美国使用玉米产量的25％用于生产乙醇，因为美国占据了玉米全球产量的1/3以及全球出口的2/3，美国对玉米需求的增加直接推动了国际玉米价格的上升。与此同时，用于生物柴油生产的蔬菜油料需求也迅速增加，2004年到2007年全球蔬菜油料需求增长的1/3来自于生物燃料（20.8%中的15%）。
2.间接效应。高油价通过生物燃料需求影响农作物间种植面积比例，间接减少了其他作物的供给，从而抬高其他农产品价格。作为生物燃料主要原料的玉米和油料作物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土地用途的巨大改变，使其他作物产量减少。针对高涨的玉米价格和迅速增长的玉米需求，2007年美国玉米种植区域扩大约23%，这导致大豆种植面积减少16%，使得大豆价格从2007年4月到2008年4月间上升75%。欧盟和许多其他小麦出口国，也用增加油料作物种植取代小麦生产。8个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在2001－2007年间种植油菜籽和向日葵的面积扩大了36%（840万公顷），而小麦种植面积随之下降。基于各国平均的小麦产量，减少小麦种植带来的产量减少达到2600万吨，小麦储量与2001年相比下降将近一半。
（三）主要粮食出口国鼓励生物燃料生产的政策进一步刺激对农产品的需求
美国和欧盟的能源法案、税收减免和进口壁垒，为生物燃料消费和生产规模扩大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能源法案及其确立的生物燃料使用RFS标准改变了未来玉米需求的预期，使得生物燃料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玉米需求更加确定。而税收减免提高了乙醇价格，并能使乙醇工厂能够为玉米提供更高的价格。壁垒则限制了乙醇的海外竞争，从而支撑了乙醇价格。这些因素综合减少了乙醇生产商所面临的风险，推动了乙醇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美国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案（EPACT）及其RFS标准，要求到2012年时使用75亿加仑可再生燃料，到2022年时使用玉米生产的乙醇150亿加仑，同时允许2012年使用10亿加仑的生物柴油。这个法案为生物燃料消费的扩大提供了确定性保证，减少了乙醇公司的风险。Babcock和Mcphail估计在2008/2009农事年，如果去除RFS标准将会使每蒲式耳玉米价格减少0.23美元。Anderson 等通过计算认为，减少标准的1/4会使玉米价格降低约0.30美元/蒲式耳，而减少1/2的标准会使玉米价格降低0.50－0.60美元/蒲式耳。同样，欧盟2001年生效的标准显示，欧盟必须采取国家措施在2010年时实现用生物燃料替换5.75%的矿物燃料。这使生物柴油产量从2001年的2.8亿加仑上升到2007年的17.8亿加仑。作为主要原料的蔬菜油料总使用量在2007年达到610万吨，而2001年只有100万吨。[18]
政府减免和生产补贴是扩大乙醇生产的主要动力。美国政府首次提倡使用乙醇作为燃料是始于1974年，之后在1978年的能源税收法案中对每加仑汽油乙醇给予40美分的补贴，2005年这一补贴上升到51美分。每加仑0.51美元的税收减免使乙醇工厂能为每蒲式耳玉米多付1.43美元（0.51美元乘以2.8加仑）。同时，美国为生物柴油生产的税收减免为每加仑1美元，使得生物柴油产量从2005年的3万吨上升到2007年的44万吨（使用330万吨各类油料），导致了蔬菜油料价格的迅速上扬。欧盟为每公升乙醇也赋予0.192欧元（每加仑大约0.727欧元）的税收减免，并对生物柴油有6.5%的从价税。德国在2006年的立法中，为每公升乙醇赋予0.6545欧元和生物柴油0.4704欧元的税收减免，这些刺激了美国和欧盟生物燃料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张。[9]
四、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启示
从粮食危机发生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来看，油价上涨及其带来的生物燃料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是推动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造成危机的原因再次对各国提出启示，尤其是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在经济和人口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之时，出于能源和粮食安全战略的考虑，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加快向资源节约型的内涵式增长转变，防止资源配置方式的扭曲而导致的负面影响。基于第一代技术的替代性生物燃料生产不能保障中国现有的能源和食品安全。目前生物能源的发展依然面临许多挑战，不适合作为新的替代性能源，在生物燃料生产和食用需求之间存在日益加剧的用地竞争（挤出效应），同时，伴随油价上升带来的生物燃料原料价格的上升，生物燃料的竞争将更加激烈，(3)造成市场的不可持续性。基于此，在继续进行长期替代能源技术研发的基础上（第二代技术的发展），应加快资源配置方式转变，尽可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需要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加快技术和产品创新升级，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各部门的生产服务效率，以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实现这一目标。其次，需要改变目前资源使用方式。通过技术手段提高高耗能行业的效率，以及利用行政手段减少高耗能产业的规模。作为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交通行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关系到未来能源价格波动可能的影响程度，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现有交通运输发展体系，在技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同时，引导民众更多的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再有，粮食危机再次提醒人们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上，产业之间仍需保持恰当的比例。推动农村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下一阶段转变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研发的投资，创新农村融资和生产激励体制等等。(4)如政府可关注和改善5I，即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农业投入（input availability）、制度（institutions）、信息（information）和激励（incentives）。
（1）FAOUN （2008）认为原因在于首先从1995或1996年起，各国采取的自然保护政策由于高的交易成本已经迅速减少。其次，经济更加开放，例如进口占消费的比率测量的开放度可以显示这一点。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口依赖过去已经明显增加。第三，进口体制更加自由比起12年前。同时，运用的壁垒比起12年前更少，由于地区贸易协定，经济体更加开放。
（2）生物燃料普遍使用玉米（尤其是美国）主要是由于玉米种植的普遍性和高产特性。基于目前技术，按照每公顷土地种植不同作物的乙醇产能排序分别为：大麦1100升、小麦2600升、玉米3100升、甜菜5000升、甘蔗6000升；每公顷作物的生物柴油产能排序为：大豆700升、蓖麻800升、葵花籽1000升、油菜籽1200升、油椰子4600升。因此，美国、中国等国家主要使用种植规模大且产量较高的玉米生产，巴西特有的种植条件使得甘蔗成为乙醇生产的主要原料，而欧洲则用油菜籽、葵花籽和大豆生产生物柴油。
（3）当油价在60美元和70美元每桶时，生物燃料相比汽油具有竞争优势；由于乙醇和生物柴油原料占据了50%-70%和70%-80%的总成本，当油价在90美元以上时，竞争会更加激烈（IEA2004）。
（4）Claessens和Feijen（2006）对50个国家1980到2003年的分析显示，私人信用对GDP1%的增加会减少营养不良0.22-2.45%。私人信用占GDP的比率在低收入国家约16%，高收入国家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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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