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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老城改造与新城开发协调统一的问题。科学评价新老城区发展联动性是关键问题。文章对新老城区发展联动性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新老城区联动性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构建了新老城区联动性评价模型。目的是为制定促进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对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关键词:联动性; 新城; 模型; 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志码:A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空间与功能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城市出现了人口密集、用地紧张、交通拥挤、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促使各城市加快老城改造或更新。同时,当城市扩张的速度超过某一个临界值时,就可能进行新区建设。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作用下很多城市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工业区的不断扩建为先导,到中心城区外围寻求发展空间。我国城市发展中的老城改造与新区建设几乎同时进行,现实中城市政府倾向于顾此失彼,难以统筹和协调新老城区的发展问题,导致出现新老城区“不联动”的现象。本文将构建评价新老城区联动性的指标体系和模型,并以苏、宁、徐三市为例进行初步应用性评价。
一、新老城区联动性测度问题的提出
“联动”,即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让生产要素在特定经济区域按照客观规律冲破行政壁垒重新集聚,产生集聚效应。与之相类似的概念有“协调”,它记述了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系统处在永续的变化之中,所以系统内部要素间的关系亦处于不断的调整当中。[1]协调度则是对系统或系统内部之间协调状况的一个衡量指标。而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指向即是实现新老城区在城市空间中发展的协调性,两个概念具有内在一致性。
另外,已有文献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基于,一是我国城与乡二元分异格局较为明显,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人口构成、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两者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二是城市与乡村自成相对独立子系统的同时,却同属于一个更大的城市系统,具有相互协调的内在要求,表现在城市发展的统筹性、协调性。[2]对此进行的定量研究中“协调度”的概念模型被广泛使用,本文尝试借鉴这一概念,来构建新老城区“联动度”的概念模型,以求进行深入探讨,为今后定性研究提供支撑。
新城—老城区的关系类似于城市—乡村的关系,新城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为主导,而老城则集中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新城面临充实提高的问题,而主城则面临拥挤疏解等问题。新城多是精简的管委会制度,而老城则是传统的管理体制。新老城区形成“二元”结构状态,几乎各自成为子系统,这与城—乡的二元关系具有很大相似性;而且整体来看,新老城区互动与关联的发展亦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事实上它是新老城区间因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多方交流与联系形成的一种空间性的互动的地域关系。这种方式的互动、关联与交流形成了新老城区这一有机巨系统。[2]因此尝试借鉴城乡协调度的概念,有必要从系统工程论角度来评价新老城区两子系统的联动发展问题。
二、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 指标选取的准则
要正确地描述新老城区之间互动与关联发展的情况,问题的关键是要从新老城区系统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找寻到新老城区互动与关联关系表现的方式以及影响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新老城区联动发展内涵的复杂性,新老城区联动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如下原则:(1)科学性准则。选取能够真实、科学、客观地衡量和反映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实现程度和趋势的指标。(2)完备性准则。评价指标体系能够使入选的各个指标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反映和测度新老城区的联动发展状况及特征。(3)系统性准则。解决新老城区发展问题是由政府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调控和管理,因此应在不同层次上采用不同指标。(4)可操作性准则。指标体系要全面,指标内容应简单明了,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5)动态性准则。新老城区互动与关联发展系统是一个动态过程,其评价与衡量只有通过动态指标来描述才能对系统的发展做出长期的动态评价。[3-5]需要建立实现空间和时间的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 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上文所述的指标选择原则,结合数据可得性等因素,设计了新老城区联动度评价体系,以新城和老城两个子系统的联动程度为目标值,老城综合发展指数从服务经济、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和更新改造四个方面选择具体指标;结合新城特点,从工业经济、社会建设、生态开发和新城建设四个方面选取新城综合发展的具体指标。主城指标侧重于发展性和社会性,而新城则以建设性和经济性指标为重,并结合专家意见,做出取舍。最后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特别是徐州市外围新城部分数据难以获得,做出了进一步调整,具体指标见图1。
(三) 新老城区联动性基本模型
1. 基本模型
为了确保新老城区联动度计算结果的科学性,结合对联动度模型分类的研究,并根据区域新老城区系统各子系统及其内部的特征,本文对所得新老城区联动度进行数学处理,得到比较真实可靠的新老城区联动度最终值。由于新老城区联动度存在合理的区间,最理想的状态是新老城区系统的整体发展一直保持到最佳状态;相反,如果部分与整体都处在很差的发展状态,人们是不可能接受的。据此,我们用协调度的概念,[6]定义联动度计算公式为公式(1):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数值及权重,可以分别计算出两子系统的数值。其中,Y是两个子系统所得数值的平均值,S为其标准差。这时B越大,则说明其子系统之间配合得越好,也就是联动性越好,反之亦然。
根据以上模型分别进行主城发展综合水平和新城发展综合水平的评价,可以判断出不同城市之间或同一城市在不同年度新老城区的各自发展状况,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新老城区各子系统间配合的程度,找出制约区域联动发展的瓶颈因素。
在这个基础上计算新老城区的联动度。借鉴有关的深度研究,本文通过构建新老城区联动度作为评价城市区域间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程度的定量指标。联动发展与协调发展相类似,[5-6]它更强调系统多个要素在和谐统一、良性循环的平台上的综合发展,朝着系统运动的方向发展。本文利用公式(2)计算:
C= X 公式(2)
f(X)、g(Y)分别为老城与新城发展的综合指数,很明显,从理论上分析, f(X)与g(Y)的离差越小,新老城区联动性越强。公式中的C为联动系数(0≤C≤1)。K即调节系数,它是用来说明当新老城区发展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为使两者的综合联动度最大,即f(X)与g(Y)之积最大,新老城区进行组合联动的数量等级,K≥2,本文案例分析中取K=2。为了综合反映二者联动程度,利用C、f(X)与g(Y)再构造联动发展度函数:
D= 公式(3)
T=αf(X)×βb(Y)公式(4)
公式(3)、(4)中:D为联动发展系数,C为联动系数,T为显示新老城区联动发展水平的一个综合性评价指数,它反映了二者的综合发展水平,α和β为待定权重,T∈(0,1),D∈(0,1)。显然,联动发展度D综合了新老城区的联动系数C及其综合发展水平的信息。
案例分析中假设主城联动度与新城联动度对新老城区联动程度同等的重要,所以取α=β=0.5。该模型适用于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联动度评价,所以我们将用此模型对新老城区的联动程度进行评价,以对新老城区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其发展阶段进行把控。[5-6]
2. 操作步骤
第一步应分别计算主城发展综合指数和新城发展综合指数。
(1)数据标准化。由于各指标值具有量纲,数据差异大,为了使指标具有可比性,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就显得尤其重要。
对所搜集到的按照新老城区协调度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的是级差标准化标准,由公式(5)计算:
i=公式(5)
i为标准化后的数据,Xi为原始的数据,Xmax为原始数据中的最大值,Xmin为原始数据中的最小值。而指标越大越好,即正指标采用前式计算。
(2)指标权重的确定。结合主成分分析法使用AHP法赋权。对标准化后数据,采用AHP法对其赋权,也就是对指标体系中处于控制层的各子系统指标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将得到的因子得分系数及其贡献率进行处理,使它的和为1,再将其作为相对应指标的权重,记为λi。
(3)然后先求标准化后的数据与相对应的权重的乘积,再求和,即Mj= λi j,分别得到老城的服务经济、社会进步、发展可持续性和更新改造的综合得分,记作Mj,j=1,2,3,4;以及新城的工业经济、社会建设、生态开发和新城建设的综合得分,记作Mj,j=5,6,7,8。
(4)应用公式(2)求出f(X),g(Y)。式中Y是Mj,j=1,2,3,4的平均值,S是Mj,j=1,2,3,4的标准差;而当j=5,6,7,8时,同法处理。B越大,说明各个子系统之间配合度越高,即联动性越强,反之亦然。
(5)按照公式(3)、(4)、(5),对f(X),g(Y)进行处理,得出新老城区联动度D值。[7]
三、苏州、南京、徐州新老城区发展联动度之比较
考虑到所选取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和差异性,本部分以江苏省的徐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徐州、南京和苏州为研究区域,并做出比较。结合新老城区划分的内在要求和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将三市的新老城区划分如下(表1)。其中苏州古城传统意义上就是沧浪区、金阊区和平江区;南京老城选择主城区的玄武区、白下区、秦淮区和建邺区,经过区划调整后的郊区作为新城区;徐州市的新老城区相对特殊。新城区包括处于鼓楼区的徐州经济开发区、位于贾汪区的徐州工业园区、位于云龙区的徐州新城区以及位于铜山县的铜山经济开发区。
苏州与南京新老城区数据统计按照图1进行搜集整理,较为方便;但因为徐州的新城与主城区上有一定的重合性,而且新城统计数据不完整,需要做特殊处理,数据统计范围:铜山县(含铜山经济开发区、铜山新区)、贾汪区(含徐州工业园区)、徐州经济开发区(部分数据指标做缺省处理),徐州新城区数据缺省。因为铜山经济开发区、铜山新区和徐州工业园区数据不全,分别选择使用铜山县、贾汪区统计年鉴的数据代替,研究区域主要为市区和郊区,指标选取和使用与农村关联度低,代替后对结果影响较小。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选取2006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数据资料参考2007年《南京市统计年鉴》、《苏州统计年鉴》、《徐州市统计年鉴》、《铜山县统计年鉴》和《贾汪区统计年鉴》以及各个区县的2006年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结果见表2。
1、徐州市的f(Y)值为0.13不但小于苏州和南京的f(X)值,也小于自身主城的f(X)值。(1)这与徐州市开发区建设较晚,新城区刚刚起步有关,徐州经济开发区和铜山经济开发区1992年开始建设。徐州工业园区2006年才评为省级开发区;位于云龙区内的徐州新城区2004年才开始起步,目前缺少产业基础,实力较为薄弱。而且徐州市的新城处于四面开花阶段,各个新城实力较弱,联动难度大;纳入新城范围的贾汪区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目前面临产业转型,而承担这一重要任务的徐州工业园区起步晚,规模小;而徐州经济开发区2002年才开始二次创业,城市功能亟待完善;铜山经济开发区的城市功能主要由铜山新区承担,但是后者自身实力尚弱。(2)铜山新区(铜山经济开发区)隶属于铜山县;贾汪区(徐州工业园区)行使和享受县级经济管理职能和权限;位于云龙区内的徐州新城区属于徐州市“双核心”之一,是城市空间拓展重要载体;徐州经济开发区由相对独立的管委会承担管理职能,其位于鼓楼区内,三者合作的行政协调复杂、难度大。
而苏州和南京,城镇体系发育较好,起步早、实力雄厚,综合发展水平较高,与主城的差距也相对徐州较小。
2、徐州市D值为0.31,远远小于苏州的0.59和南京的0.70。(1)目前徐州市新老城区仍处于整合阶段,城市空间碎片化比较明显,主城区被铜山县包围,在2005年区划调整前贾汪区是被铜山县隔离。(2)新老城区格局不是很明显,徐州经济开发区、徐州新城区分别位于老城的云龙区和鼓楼区内,外围的铜山新区发育迟缓,更多的承担科教和居住功能,处于主城边缘,几乎融为一体。
3、由各市的D值可见在联动性方面,最强的是南京,其次是苏州,最后是徐州。南京市近年来在新老城区联动方面做了较大工作,比如建设大学城促进向外围的扩散,发展城市地铁并向郊区延伸、建设过江隧道和长江大桥,对郊县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等;而苏州仍然表现为“弱中心”的格局,外向型经济体集中在外围的高新区和工业园区,尽管近年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改善了城市空间结构,由“一体两翼”向“十字发展”转变,成立了相成区、吴中区。但是新老城区联动性仍受到外部影响,比如上海的辐射和吸引使得新城与主城相互作用更加薄弱。与苏州相反,徐州表现出“强中心”的城市格局,新老城区更多的是依赖和支持关系,主要是老城对新城的支持,新城要么缺少产业支撑、要么城市功能开发区落后,还难以形成与主城联动发展的态势。
4、综合来看,徐州在三个指标上全面落后于苏州和南京,南京在f(X)和D值上处于领先,而苏州总体水平介于南京和徐州之间,但其f(Y)值最高。徐州在推动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问题上,尽管呈“强中心”格局,但是从徐州都市圈来看却是“弱中心”,需要更多的精力放到增强城市整体竞争力上来,为新老城区联动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南京市的新旧城区发展相对均衡,作为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实力雄厚,但是新城实力需要加强;苏州市整体经济水平较高,但古城发展相对滞后,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到新旧城区的定位,并强化新城对古城的“反哺”作用。
结 语
本文在联动性评价指标体系、联动度概念模型构建的基础上,选取苏、宁、徐为研究对象,比较、评价了2006年三市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状况。由于城市系统的复杂性、系统性,考察新老城区的联动发展需要首先对两者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做出基本判断,然后再利用概念模型进行联动度的求解。
运用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理念,就新老城区联动发展度进行评价,这对于实现城市空间结构的均衡发展,强化新老城区发展的关联性、互动性,为城市新老城区开发建设的规划以及实施的调控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然,考虑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案例选择是区域中心性城市,在快速城市化下,我国中小城市以开发区建设为代表的新城开发也正在蔓延,而旧城也日渐衰微急需进行城市更新,整体来看,中小城市正在或即将面临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问题,所以本研究也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借鉴意义。
当然,对新老城区联动性的评价,需要从动态角度考察,比如,三市历年的新老城区发展联动性的演变应该得到关注,以动态把握城市空间发展的态势,但是,鉴于数据获得的困难性,本文仅选取2006年数据进行案例研究。从纵向角度考察城市新老城区发展联动性是下一步研究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甘萌雨,保继刚.老城中心区城市衰落研究——以广州沿江西区域为例[J].人文地理,2007,(4):55-58.
[2]彭高峰,蒋万芳.新区建设带动旧城改造,优化城市空间结构[J].城市规划,2004,(2):29-31.
[3]黄治.旧城更新与新区发展互动关系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04.
[4]张竟竟,陈正江等.城乡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及应用[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2):5-12.
[5]段娟,文余源.我国中部地区城乡互动发展水平综合评价[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1):7-10.
[6]白先春,朱龙杰.城市化进程中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评价[J].统计与决策,2007,(8):40-42.
[7]曾磊,雷军.我国城乡关联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区域比较分析[J].地理研究,2002,21(6):763-771.
(责任编辑文心)
关键词:联动性; 新城; 模型; 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志码:A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空间与功能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城市出现了人口密集、用地紧张、交通拥挤、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促使各城市加快老城改造或更新。同时,当城市扩张的速度超过某一个临界值时,就可能进行新区建设。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作用下很多城市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工业区的不断扩建为先导,到中心城区外围寻求发展空间。我国城市发展中的老城改造与新区建设几乎同时进行,现实中城市政府倾向于顾此失彼,难以统筹和协调新老城区的发展问题,导致出现新老城区“不联动”的现象。本文将构建评价新老城区联动性的指标体系和模型,并以苏、宁、徐三市为例进行初步应用性评价。
一、新老城区联动性测度问题的提出
“联动”,即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让生产要素在特定经济区域按照客观规律冲破行政壁垒重新集聚,产生集聚效应。与之相类似的概念有“协调”,它记述了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系统处在永续的变化之中,所以系统内部要素间的关系亦处于不断的调整当中。[1]协调度则是对系统或系统内部之间协调状况的一个衡量指标。而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指向即是实现新老城区在城市空间中发展的协调性,两个概念具有内在一致性。
另外,已有文献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基于,一是我国城与乡二元分异格局较为明显,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人口构成、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两者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二是城市与乡村自成相对独立子系统的同时,却同属于一个更大的城市系统,具有相互协调的内在要求,表现在城市发展的统筹性、协调性。[2]对此进行的定量研究中“协调度”的概念模型被广泛使用,本文尝试借鉴这一概念,来构建新老城区“联动度”的概念模型,以求进行深入探讨,为今后定性研究提供支撑。
新城—老城区的关系类似于城市—乡村的关系,新城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为主导,而老城则集中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新城面临充实提高的问题,而主城则面临拥挤疏解等问题。新城多是精简的管委会制度,而老城则是传统的管理体制。新老城区形成“二元”结构状态,几乎各自成为子系统,这与城—乡的二元关系具有很大相似性;而且整体来看,新老城区互动与关联的发展亦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事实上它是新老城区间因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多方交流与联系形成的一种空间性的互动的地域关系。这种方式的互动、关联与交流形成了新老城区这一有机巨系统。[2]因此尝试借鉴城乡协调度的概念,有必要从系统工程论角度来评价新老城区两子系统的联动发展问题。
二、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 指标选取的准则
要正确地描述新老城区之间互动与关联发展的情况,问题的关键是要从新老城区系统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找寻到新老城区互动与关联关系表现的方式以及影响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新老城区联动发展内涵的复杂性,新老城区联动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如下原则:(1)科学性准则。选取能够真实、科学、客观地衡量和反映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实现程度和趋势的指标。(2)完备性准则。评价指标体系能够使入选的各个指标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反映和测度新老城区的联动发展状况及特征。(3)系统性准则。解决新老城区发展问题是由政府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调控和管理,因此应在不同层次上采用不同指标。(4)可操作性准则。指标体系要全面,指标内容应简单明了,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5)动态性准则。新老城区互动与关联发展系统是一个动态过程,其评价与衡量只有通过动态指标来描述才能对系统的发展做出长期的动态评价。[3-5]需要建立实现空间和时间的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 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上文所述的指标选择原则,结合数据可得性等因素,设计了新老城区联动度评价体系,以新城和老城两个子系统的联动程度为目标值,老城综合发展指数从服务经济、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和更新改造四个方面选择具体指标;结合新城特点,从工业经济、社会建设、生态开发和新城建设四个方面选取新城综合发展的具体指标。主城指标侧重于发展性和社会性,而新城则以建设性和经济性指标为重,并结合专家意见,做出取舍。最后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特别是徐州市外围新城部分数据难以获得,做出了进一步调整,具体指标见图1。
(三) 新老城区联动性基本模型
1. 基本模型
为了确保新老城区联动度计算结果的科学性,结合对联动度模型分类的研究,并根据区域新老城区系统各子系统及其内部的特征,本文对所得新老城区联动度进行数学处理,得到比较真实可靠的新老城区联动度最终值。由于新老城区联动度存在合理的区间,最理想的状态是新老城区系统的整体发展一直保持到最佳状态;相反,如果部分与整体都处在很差的发展状态,人们是不可能接受的。据此,我们用协调度的概念,[6]定义联动度计算公式为公式(1):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数值及权重,可以分别计算出两子系统的数值。其中,Y是两个子系统所得数值的平均值,S为其标准差。这时B越大,则说明其子系统之间配合得越好,也就是联动性越好,反之亦然。
根据以上模型分别进行主城发展综合水平和新城发展综合水平的评价,可以判断出不同城市之间或同一城市在不同年度新老城区的各自发展状况,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新老城区各子系统间配合的程度,找出制约区域联动发展的瓶颈因素。
在这个基础上计算新老城区的联动度。借鉴有关的深度研究,本文通过构建新老城区联动度作为评价城市区域间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程度的定量指标。联动发展与协调发展相类似,[5-6]它更强调系统多个要素在和谐统一、良性循环的平台上的综合发展,朝着系统运动的方向发展。本文利用公式(2)计算:
C= X 公式(2)
f(X)、g(Y)分别为老城与新城发展的综合指数,很明显,从理论上分析, f(X)与g(Y)的离差越小,新老城区联动性越强。公式中的C为联动系数(0≤C≤1)。K即调节系数,它是用来说明当新老城区发展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为使两者的综合联动度最大,即f(X)与g(Y)之积最大,新老城区进行组合联动的数量等级,K≥2,本文案例分析中取K=2。为了综合反映二者联动程度,利用C、f(X)与g(Y)再构造联动发展度函数:
D= 公式(3)
T=αf(X)×βb(Y)公式(4)
公式(3)、(4)中:D为联动发展系数,C为联动系数,T为显示新老城区联动发展水平的一个综合性评价指数,它反映了二者的综合发展水平,α和β为待定权重,T∈(0,1),D∈(0,1)。显然,联动发展度D综合了新老城区的联动系数C及其综合发展水平的信息。
案例分析中假设主城联动度与新城联动度对新老城区联动程度同等的重要,所以取α=β=0.5。该模型适用于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联动度评价,所以我们将用此模型对新老城区的联动程度进行评价,以对新老城区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其发展阶段进行把控。[5-6]
2. 操作步骤
第一步应分别计算主城发展综合指数和新城发展综合指数。
(1)数据标准化。由于各指标值具有量纲,数据差异大,为了使指标具有可比性,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就显得尤其重要。
对所搜集到的按照新老城区协调度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的是级差标准化标准,由公式(5)计算:
i=公式(5)
i为标准化后的数据,Xi为原始的数据,Xmax为原始数据中的最大值,Xmin为原始数据中的最小值。而指标越大越好,即正指标采用前式计算。
(2)指标权重的确定。结合主成分分析法使用AHP法赋权。对标准化后数据,采用AHP法对其赋权,也就是对指标体系中处于控制层的各子系统指标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将得到的因子得分系数及其贡献率进行处理,使它的和为1,再将其作为相对应指标的权重,记为λi。
(3)然后先求标准化后的数据与相对应的权重的乘积,再求和,即Mj= λi j,分别得到老城的服务经济、社会进步、发展可持续性和更新改造的综合得分,记作Mj,j=1,2,3,4;以及新城的工业经济、社会建设、生态开发和新城建设的综合得分,记作Mj,j=5,6,7,8。
(4)应用公式(2)求出f(X),g(Y)。式中Y是Mj,j=1,2,3,4的平均值,S是Mj,j=1,2,3,4的标准差;而当j=5,6,7,8时,同法处理。B越大,说明各个子系统之间配合度越高,即联动性越强,反之亦然。
(5)按照公式(3)、(4)、(5),对f(X),g(Y)进行处理,得出新老城区联动度D值。[7]
三、苏州、南京、徐州新老城区发展联动度之比较
考虑到所选取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和差异性,本部分以江苏省的徐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徐州、南京和苏州为研究区域,并做出比较。结合新老城区划分的内在要求和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将三市的新老城区划分如下(表1)。其中苏州古城传统意义上就是沧浪区、金阊区和平江区;南京老城选择主城区的玄武区、白下区、秦淮区和建邺区,经过区划调整后的郊区作为新城区;徐州市的新老城区相对特殊。新城区包括处于鼓楼区的徐州经济开发区、位于贾汪区的徐州工业园区、位于云龙区的徐州新城区以及位于铜山县的铜山经济开发区。
苏州与南京新老城区数据统计按照图1进行搜集整理,较为方便;但因为徐州的新城与主城区上有一定的重合性,而且新城统计数据不完整,需要做特殊处理,数据统计范围:铜山县(含铜山经济开发区、铜山新区)、贾汪区(含徐州工业园区)、徐州经济开发区(部分数据指标做缺省处理),徐州新城区数据缺省。因为铜山经济开发区、铜山新区和徐州工业园区数据不全,分别选择使用铜山县、贾汪区统计年鉴的数据代替,研究区域主要为市区和郊区,指标选取和使用与农村关联度低,代替后对结果影响较小。考虑到数据可得性,选取2006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数据资料参考2007年《南京市统计年鉴》、《苏州统计年鉴》、《徐州市统计年鉴》、《铜山县统计年鉴》和《贾汪区统计年鉴》以及各个区县的2006年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结果见表2。
1、徐州市的f(Y)值为0.13不但小于苏州和南京的f(X)值,也小于自身主城的f(X)值。(1)这与徐州市开发区建设较晚,新城区刚刚起步有关,徐州经济开发区和铜山经济开发区1992年开始建设。徐州工业园区2006年才评为省级开发区;位于云龙区内的徐州新城区2004年才开始起步,目前缺少产业基础,实力较为薄弱。而且徐州市的新城处于四面开花阶段,各个新城实力较弱,联动难度大;纳入新城范围的贾汪区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目前面临产业转型,而承担这一重要任务的徐州工业园区起步晚,规模小;而徐州经济开发区2002年才开始二次创业,城市功能亟待完善;铜山经济开发区的城市功能主要由铜山新区承担,但是后者自身实力尚弱。(2)铜山新区(铜山经济开发区)隶属于铜山县;贾汪区(徐州工业园区)行使和享受县级经济管理职能和权限;位于云龙区内的徐州新城区属于徐州市“双核心”之一,是城市空间拓展重要载体;徐州经济开发区由相对独立的管委会承担管理职能,其位于鼓楼区内,三者合作的行政协调复杂、难度大。
而苏州和南京,城镇体系发育较好,起步早、实力雄厚,综合发展水平较高,与主城的差距也相对徐州较小。
2、徐州市D值为0.31,远远小于苏州的0.59和南京的0.70。(1)目前徐州市新老城区仍处于整合阶段,城市空间碎片化比较明显,主城区被铜山县包围,在2005年区划调整前贾汪区是被铜山县隔离。(2)新老城区格局不是很明显,徐州经济开发区、徐州新城区分别位于老城的云龙区和鼓楼区内,外围的铜山新区发育迟缓,更多的承担科教和居住功能,处于主城边缘,几乎融为一体。
3、由各市的D值可见在联动性方面,最强的是南京,其次是苏州,最后是徐州。南京市近年来在新老城区联动方面做了较大工作,比如建设大学城促进向外围的扩散,发展城市地铁并向郊区延伸、建设过江隧道和长江大桥,对郊县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等;而苏州仍然表现为“弱中心”的格局,外向型经济体集中在外围的高新区和工业园区,尽管近年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改善了城市空间结构,由“一体两翼”向“十字发展”转变,成立了相成区、吴中区。但是新老城区联动性仍受到外部影响,比如上海的辐射和吸引使得新城与主城相互作用更加薄弱。与苏州相反,徐州表现出“强中心”的城市格局,新老城区更多的是依赖和支持关系,主要是老城对新城的支持,新城要么缺少产业支撑、要么城市功能开发区落后,还难以形成与主城联动发展的态势。
4、综合来看,徐州在三个指标上全面落后于苏州和南京,南京在f(X)和D值上处于领先,而苏州总体水平介于南京和徐州之间,但其f(Y)值最高。徐州在推动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问题上,尽管呈“强中心”格局,但是从徐州都市圈来看却是“弱中心”,需要更多的精力放到增强城市整体竞争力上来,为新老城区联动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南京市的新旧城区发展相对均衡,作为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实力雄厚,但是新城实力需要加强;苏州市整体经济水平较高,但古城发展相对滞后,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到新旧城区的定位,并强化新城对古城的“反哺”作用。
结 语
本文在联动性评价指标体系、联动度概念模型构建的基础上,选取苏、宁、徐为研究对象,比较、评价了2006年三市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状况。由于城市系统的复杂性、系统性,考察新老城区的联动发展需要首先对两者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做出基本判断,然后再利用概念模型进行联动度的求解。
运用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理念,就新老城区联动发展度进行评价,这对于实现城市空间结构的均衡发展,强化新老城区发展的关联性、互动性,为城市新老城区开发建设的规划以及实施的调控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然,考虑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案例选择是区域中心性城市,在快速城市化下,我国中小城市以开发区建设为代表的新城开发也正在蔓延,而旧城也日渐衰微急需进行城市更新,整体来看,中小城市正在或即将面临新老城区联动发展的问题,所以本研究也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借鉴意义。
当然,对新老城区联动性的评价,需要从动态角度考察,比如,三市历年的新老城区发展联动性的演变应该得到关注,以动态把握城市空间发展的态势,但是,鉴于数据获得的困难性,本文仅选取2006年数据进行案例研究。从纵向角度考察城市新老城区发展联动性是下一步研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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