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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阐述了大学文化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内涵，从大学文化的视角探讨了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指出了提升创新能力的思路与举措：弘扬大学精神，发挥校长的文化引领作用;完善大学制度，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文化体系;拓展环境文化，营造导师诗意栖居的空间;重视行为文化，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
关键词：研究生;创新能力;大学文化;思路与举措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6-0188-005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结构的最高层次，承担着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任务，因此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必然成为时代的重要命题。袁贵仁部长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还不足，国际竞争能力还不强。”现代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1]本文从大学文化的视角分析了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并对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思路与举措进行了阐述。
一、大学文化与研究生创新能力
（一）文化和大学文化
“文化”一词来源于西方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在中国的古籍中，“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南齐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其“文化”一词也为文治教化之意。
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曾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信仰、知识、艺术、道德和法律，以及能力和习惯等。精神文化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动力，主要指哲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及价值观念等，价值观念是其核心。
大学文化是大学制度，校风、教风、学风等相关活动的总和。大学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的大学精神居于其核心地位。优秀的大学文化是遵循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的规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创新文化;是大学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所凝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文明成果，其本质特征是创造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和社会关怀的精神。它不仅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示范作用，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引领作用。
（二）创新能力和研究生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简称创新力，是指人们运用知识理论，在科技、艺术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社会、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发明的能力。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在《道德经》中提出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创造思想;191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首次把“创造”引入教育领域。他在《第一流教育家》中指出，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的人才，对国家富强和民族兴亡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生创新能力进行了阐述。其一，研究生创新能力由学习能力、研究能力、人际表达能力、理论构思能力和前沿把握能力构成。其二，研究生的创新智能包括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研究能力。[2]其三，创新能力是指在强烈的创新意识推动下，不断形成或提出独到的见解，客观描述与界定自己“新”成果等基本素质相融合的综合能力。[3]
综上所述，研究生创新能力是指研究生进行创新学习、研究和实践的基本能力和个性品质;是研究生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质疑、试错、证伪，从而发现新问题，认识新事物，萌发新思想，获得创新性成果的能力，其核心是创造性思维。
二、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的文化原因
文化是时代的强音，大学担当着文化创新的任务，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创新发展。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教育、科技、文化领域墨守成规，已成为旧体制最难以突破的堡垒。笔者认为，传统的权力文化、严重的现世文化、僵化的体制文化和庸俗的关系文化在大学校园里的滋生和蔓延，是大学文化中妨碍创新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源。
（一）传统的权力文化
传统的权力文化也即官本位文化、等级文化。“学而优则仕”，自古就是中国读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校园逐渐被权力主导的官僚化和市场化所污染，官本位用行政手段代替了专业评价，资源分配和职称评定等向各种“学官”集中和倾斜。在项目评审时，知名大学的校长、院长作为项目主持人，一年的各种研究、项目经费有几百万、上千万。而正处于学术生涯高峰期的年轻导师作为参与者，往往埋头耕耘只能得到“几根草”，分得“一小杯羹”。在评定职称时，校长、院长等领导，即使成果平平，也往往优先晋升，那些成果丰硕的教师，只能“忍”字当先，“继续努力”。这种现象引导着大家：只有走行政才是王道！据东方网报道，某位参与863科技项目的资深博导，从东北调到北京某高校，觉得当教授没有出路，先后竞聘后勤处处长和保卫处副处长，结果均落选。“只好失落地继续做教授”。这样的教授能做出一流的学问、教出一流的研究生吗？
官大学问大，钱多学问多、指标高、学问高，扭曲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既抑制了青年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毒化了科研环境。正如《当代中国教育调查》所总结：“失去了直面权力的气节，失去了质疑权威的勇气……大学从崇尚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变成如此等级森严的官场，令人唏嘘不已”[4]。
学术研究、产品开发、科技创新是建立在自由思考、独立探索基础上的活动，是一种身心协调、无牵无挂、半游戏半工作的悠游状态。难以想象在权力的巨大阴影下，在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中，导师们还能进入这种心物一体、神游天外的研究境界。自由是创新的前提，而权力是自由的敌人，也是创新的敌人。权力充斥的地方，创新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那种精通文献、有跨行对话能力、有社会关怀和创新精神的导师和真正学者已是凤毛麟角。
（二）严重的现世文化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筋骨与血肉”，是生活本真的折射和传承。理想情况下，文化与物质应保持一定的距离。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物化社会的文化与权利》一书中所说：“文化的利益如同社会的利益，不能交给自由市场处置。”但是，中国儒家文化注重现世的功利，难以坚守抽象的原则，也难以在坚守的过程中领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强力杠杆，使社会产生了“过度物化”的现象，注重现世功利的风气在大学里扩散和蔓延，不少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偏离了方向，财富的多少往往成为评价个人价值与成就的唯一标准。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现世文化”时，便会产生主体的消亡、性灵的沉沦，丧失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这是老浙大校长竺可桢的名言。这个灵魂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对真理庄严无畏的追求！追求“现世文化”的大学教师，却反其道而行，“谋生不谋道”，对形而下的物质享受和“大楼”是那么迷恋和向往，对形而上的精神境界和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却那么消极甚至冷漠。正如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所言，在日益疯狂的名利场上，世界各国的教授们所面临的诱惑越大，对大学精神的腐蚀也越大。[5]他们既无激情讲授课程，也无兴趣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更别谈启发研究生的创新思维了！
大学已不再是“象牙塔”，许多研究生以获取文凭，得到更高的薪酬与晋升为目的，攻读研究生学位与探索创新、追求真理无关。大量垃圾文章的出现，假人才、假成果的产生，破坏了大学求真务实的文化环境。
（三）僵化的体制文化
当前，大学创新文化被国家政策、体制和学校内部制度再造。在国家现行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下，教育与科技是分离的，投入大学的资金和资源不足，必然影响到教师、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国家的人事制度以及人才评价机制，都对大学有导向和制约作用。教育部高校评估行政问责的性质，造成了培养特色淡化的现象，千校一面、千人一面，不利于“偏才”、“天才”的成长。北大教授陈平原指出：“如果大学校园里没有特立独行与异想天开，绝非人类的福音。”在大学内部，强调资源配置的竞争性体制，让大学教师迷失于频繁的计划、项目、工程和奖励的申报中，持续的紧张和压力带来情趣的淡漠、职业的倦怠和心态的扭曲。另外，教师职务晋升和研究生学位授予等都偏重于科研成果，部分教师被迫走出象牙塔，到处“化缘”。研究生也不再安于求学问道，而是沦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论文指标化、职称名利化、教学标准化，师生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了浮躁之风，也泯灭了探求真理的志向。
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学术大师？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更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转型，需要教育界及社会各界来共同破解;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高也需要大学乃至社会各界认真探讨。打破僵化的体制文化，重构创新文化应是当务之急。
（四）庸俗的关系文化
关系文化属于集体文化的范畴，也称圈子文化、义气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重视血缘（亲戚）、业缘（同事）、地缘（同乡）等关系的。利用这种人际关系办事是人们的共识，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和观念。那些没有关系圈的人，要办事就必须努力地去寻找关系。现在，庸俗的关系文化已经渗透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研究生选导师要关系，拿课题要关系，导师上项目要关系，评职称要关系，甚至大学评院士也要削尖脑袋找关系！离开了关系，真正是寸步难行。但是，科学和技术大多是孤独者在寂寞中玩物自得的结果，创新是因对客观规律的敬畏、热爱、痴迷，而达到一种心与物驰、物我两忘的境界，其本质上是一种个体行为。[6]他们特立独行，不经营所谓的“圈子”和关系，也不在乎他人的评价。
应该看到，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创新者很少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社会化性格，他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往往与他在专业技术上的造诣成反比。当小圈子的关系网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后，那种田园牧歌似的温暖关系往往成为忽视、排斥更或是压迫圈外人的利器。庸俗的圈子文化还容易形成圈内一元化、同质化、简单化的思维习惯，不利于文化的交融和师生的学习创新。
三、大学文化视角下提升研究生
创新能力的思路与举措
大学是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和优秀文化传承的载体。大学校长和导师是大学文化的领跑者，科学完善的政策与体制是文化创新的保障，以大学创新文化为统领，重视环境文化的拓展和学生行为文化的培养，才能打破瓶颈，提升我国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一）弘扬大学精神，发挥校长和导师的文化引领作用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结晶。它首先表现为尊重科学、善于创新。罗兰·巴特说过：在一所大学，文化最重要;在大学文化上，校长最具有影响力。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的形象代表和个性体现者。耶鲁大学以教授治校、盛产总统而著称;斯坦福大学以一流的学术、拼搏进取的精神，成为“硅谷”的强大后盾。“与真理为友”的哈佛大学校训，激励着独立思考的代代哈佛人，诞生了44名诺贝尔奖得主。凡是有特色的大学，都因校长坚持走自己的路而闻名。大学精神也表现为尊重人才、唯才是用。“大学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大学校长能够打破权力的桎梏和体制、关系圈的束缚，不拘一格任用人才。霍普金斯大学在美国首先提倡以教授为中心，校长吉尔曼曾言“我宁可将钱花在人员上而不是砖瓦上”。大学精神还表现为崇尚民主，思想自由。在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首先明确大学是“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他礼聘博学多才的教师，引导师生的研究兴趣，并为师生研究高深学问创造条件和文化氛围。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北京大学形成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校园文化，缔造了北大之辉煌，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北大师生。因此，一名杰出的大学校长应该对高等教育的地位、功能和规律理解深刻，有自己鲜明的教育理念与信仰，志存高远、勇于开拓;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和充沛的精力，既能总揽全局，也能知人善任;还具有人格魅力，君子风范，高山仰止，方能引领大学文化。
大学引领社会先进文化的职能还要依靠具有批判精神、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大学教师来实现。研究生导师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独立思考、虚怀若谷的品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因为学术上的问题，导师冯·卡门先生和弟子钱学森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事后却主动道歉认错。加州理工学院能培育3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这所大学民主与自由的学术风气是分不开的。
（二）完善大学制度，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文化体系
大学制度是大学文化在制度层面的反映，也是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保障，必须把制度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首先要强化科学管理制度。研究表明，当大学的宗旨和个人目标方向一致时，容易产生“活力”，当大学与教师在目标、期望、奖励等方面出现了矛盾，大学系统就丧失了应有的效率。[7]科学管理是大学活力四射的催化剂。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从2007年起，学校重新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实施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改革。2009年以后，启动了“目标管理”，每年初向学科、教学、科研等方面提出年度实现目标，并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2012年，学校又开始启动“绩效管理”，形成了以“规范管理”为基础，“目标管理”为重点，逐步实现“绩效管理和系统管理”的制度规划。目前，学校任务的完成率从2009年的63.6%提高至2013年的94%，逐步实现了管理的制度化和科学化。[8]
其次是推进教授治校制度。“学术追求”是大学的灵魂。蔡元培先生曾说过，但凡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要充分发挥校学术委员会和学部委员会在大学学术评价、专业发展、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保证学校重大决策的科学有效性，以推进教授治学，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创新和发展氛围，让学术有尊严、学术人有自尊，把现代大学制度落到实处。
最后要改革人事制度。政府要制定兼顾公平与效率、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人才策略，突破大学内部以及外部的机制和体制壁垒，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构建科学合理的分配激励机制;创设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中介评估机构等部门的重要作用，建立以需求为导向、创新为先驱、质量为中心的人才评价体系;遵循人才成长的科学规律，完善研究生质量监控与淘汰机制，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制度保障。
（三）拓展环境文化，营造导师诗意栖居的空间
“环境”是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统一体。富于特色的教育设施、人文景观和校园环境，不仅是师生思想交流、求知探索的场所，更是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圣地。
从物质形态上来看，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既能带来身心的愉悦，也能塑造导师健全的人格。哈佛大学教授罗索夫斯基说：“当我穿过市内肮脏的哈佛广场而进入校园时，如同在沙漠中遇见了绿洲，感到心旷神怡，立刻愉快地开始了工作。[9]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过：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优美而整洁的校园，现代网络平台、图书信息资源、多功能体育场馆等，为导师提供了一个诗意栖居的空间，使他们心情舒畅、满怀激情，迸发出创新的灵感。
从精神形态上来看，尊重、宽容、和谐的环境，会激发导师探求真理、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首先，大学管理者对每一位导师要尊重、信任、理解，多些呵护和包容，形成崇尚自由、鼓励创造、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正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包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天才数学家约翰·那什，才能安静地生活在校园，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次，导师也要尊重每一位学生，通过举办创新专题讲座、学术报告和沙龙、科技竞赛和社团等活动，鼓励他们探究、发现，批判、创新，形成宽厚、宽松的良好育人环境。最后，高校还要重视学缘的多样性，突破地域、“圈子”的界限，推进教育合作的国际化和文化的融合。“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它给人类提供改良文化、创造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智力平台。”这是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的名言。[10]高校要开展形式多样的联合办学、学者互访、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活动，建立利于交叉、开放和共享的创新平台，培养具有全球性战略眼光的国际型创新人才。
（四）重视行为文化，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
大学行为文化是大学精神、办学理念的动态反映，是大学师生员工在教育教学、科研和学习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精神状态、行为操守和文化品位。[11]当前，一些研究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会责任感缺乏、价值取向扭曲、学术道德失准等问题，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必须高度重视大学行为文化的建设。
健全的人格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要有“一等品行”，才能成就“一等人才、一等事业、一等学问”。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唐文治老校长的名言，爱国心、责任心、感恩心是“一等品行”的最重要内容。钱穆先生也说过，一切学问，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有理想有价值的人。多年来，合肥工业大学以探究知识为基础，建设能力为核心，人格养成为根本，把“责任、感恩、梦想”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主线，引导学生热爱祖国、奉献人民，落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支持研究生西部支教团的活动。通过“优秀导师桃李奖”、“科技创新十大标兵”、“杰出校友终身成就奖”等奖项的评选，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学校还坚持高雅艺术进校园，引进国家顶尖艺术院团进校演出，同时鼓励自主原创，将“欣赏”与“创造”有机结合。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同时，也展示了当代中国研究生的形象，提高了大学人的文化自信。
文化熏陶育英才。制度创新、民主风气、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等，形成了一所高校独特的大学文化，这种文化正是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中国的大学何时能成为孕育批判者、创新者的大本营，使师生尽情追求真、善、美，创新学术成果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并不断丰富社会主义大学文化的新内涵。
参考文献：
[1]钱穆.文化学大义[M].台北：正中书局，1952.2.
[2]丁海莺，丁松滨.研究生创新能力及其形成[J].中国电力教育，2006，（6）.
[3]高鸽.制约我国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成因及对策研究[D].兰州大学，2010.
[4]赵启强.当代中国教育调查[EB/OL].http：//www.unicornblog.cn/userl/zlzqq.
[5]蒋延玉，杨频萍.三大“瓶颈”制约创新人才培养[N].新华日报，2012-05-21.
[6]肖知兴.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08.
[7]有本章.大学学术职业与教师发展（FD）——美日两国透视[M].丁妍，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95.
[8]张杰.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大学文化建设[J].求是，2012，（9）.
[9]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M].谢宗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140.
[10]邸燕茹.大学文化建设需走出误区[N].中国教育报，2013-4-12.
[11]宋有，于成学.大学文化：大学发展的灵魂[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1）.
（责任编辑 焦德武）
关键词：研究生;创新能力;大学文化;思路与举措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6-0188-005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结构的最高层次，承担着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任务，因此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必然成为时代的重要命题。袁贵仁部长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还不足，国际竞争能力还不强。”现代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1]本文从大学文化的视角分析了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并对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思路与举措进行了阐述。
一、大学文化与研究生创新能力
（一）文化和大学文化
“文化”一词来源于西方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在中国的古籍中，“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南齐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其“文化”一词也为文治教化之意。
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曾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信仰、知识、艺术、道德和法律，以及能力和习惯等。精神文化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动力，主要指哲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及价值观念等，价值观念是其核心。
大学文化是大学制度，校风、教风、学风等相关活动的总和。大学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的大学精神居于其核心地位。优秀的大学文化是遵循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的规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创新文化;是大学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所凝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文明成果，其本质特征是创造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和社会关怀的精神。它不仅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示范作用，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引领作用。
（二）创新能力和研究生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简称创新力，是指人们运用知识理论，在科技、艺术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社会、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发明的能力。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在《道德经》中提出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创造思想;191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首次把“创造”引入教育领域。他在《第一流教育家》中指出，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的人才，对国家富强和民族兴亡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生创新能力进行了阐述。其一，研究生创新能力由学习能力、研究能力、人际表达能力、理论构思能力和前沿把握能力构成。其二，研究生的创新智能包括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研究能力。[2]其三，创新能力是指在强烈的创新意识推动下，不断形成或提出独到的见解，客观描述与界定自己“新”成果等基本素质相融合的综合能力。[3]
综上所述，研究生创新能力是指研究生进行创新学习、研究和实践的基本能力和个性品质;是研究生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质疑、试错、证伪，从而发现新问题，认识新事物，萌发新思想，获得创新性成果的能力，其核心是创造性思维。
二、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的文化原因
文化是时代的强音，大学担当着文化创新的任务，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创新发展。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教育、科技、文化领域墨守成规，已成为旧体制最难以突破的堡垒。笔者认为，传统的权力文化、严重的现世文化、僵化的体制文化和庸俗的关系文化在大学校园里的滋生和蔓延，是大学文化中妨碍创新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源。
（一）传统的权力文化
传统的权力文化也即官本位文化、等级文化。“学而优则仕”，自古就是中国读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校园逐渐被权力主导的官僚化和市场化所污染，官本位用行政手段代替了专业评价，资源分配和职称评定等向各种“学官”集中和倾斜。在项目评审时，知名大学的校长、院长作为项目主持人，一年的各种研究、项目经费有几百万、上千万。而正处于学术生涯高峰期的年轻导师作为参与者，往往埋头耕耘只能得到“几根草”，分得“一小杯羹”。在评定职称时，校长、院长等领导，即使成果平平，也往往优先晋升，那些成果丰硕的教师，只能“忍”字当先，“继续努力”。这种现象引导着大家：只有走行政才是王道！据东方网报道，某位参与863科技项目的资深博导，从东北调到北京某高校，觉得当教授没有出路，先后竞聘后勤处处长和保卫处副处长，结果均落选。“只好失落地继续做教授”。这样的教授能做出一流的学问、教出一流的研究生吗？
官大学问大，钱多学问多、指标高、学问高，扭曲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既抑制了青年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毒化了科研环境。正如《当代中国教育调查》所总结：“失去了直面权力的气节，失去了质疑权威的勇气……大学从崇尚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变成如此等级森严的官场，令人唏嘘不已”[4]。
学术研究、产品开发、科技创新是建立在自由思考、独立探索基础上的活动，是一种身心协调、无牵无挂、半游戏半工作的悠游状态。难以想象在权力的巨大阴影下，在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中，导师们还能进入这种心物一体、神游天外的研究境界。自由是创新的前提，而权力是自由的敌人，也是创新的敌人。权力充斥的地方，创新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那种精通文献、有跨行对话能力、有社会关怀和创新精神的导师和真正学者已是凤毛麟角。
（二）严重的现世文化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筋骨与血肉”，是生活本真的折射和传承。理想情况下，文化与物质应保持一定的距离。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物化社会的文化与权利》一书中所说：“文化的利益如同社会的利益，不能交给自由市场处置。”但是，中国儒家文化注重现世的功利，难以坚守抽象的原则，也难以在坚守的过程中领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强力杠杆，使社会产生了“过度物化”的现象，注重现世功利的风气在大学里扩散和蔓延，不少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偏离了方向，财富的多少往往成为评价个人价值与成就的唯一标准。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现世文化”时，便会产生主体的消亡、性灵的沉沦，丧失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这是老浙大校长竺可桢的名言。这个灵魂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对真理庄严无畏的追求！追求“现世文化”的大学教师，却反其道而行，“谋生不谋道”，对形而下的物质享受和“大楼”是那么迷恋和向往，对形而上的精神境界和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却那么消极甚至冷漠。正如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所言，在日益疯狂的名利场上，世界各国的教授们所面临的诱惑越大，对大学精神的腐蚀也越大。[5]他们既无激情讲授课程，也无兴趣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更别谈启发研究生的创新思维了！
大学已不再是“象牙塔”，许多研究生以获取文凭，得到更高的薪酬与晋升为目的，攻读研究生学位与探索创新、追求真理无关。大量垃圾文章的出现，假人才、假成果的产生，破坏了大学求真务实的文化环境。
（三）僵化的体制文化
当前，大学创新文化被国家政策、体制和学校内部制度再造。在国家现行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下，教育与科技是分离的，投入大学的资金和资源不足，必然影响到教师、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国家的人事制度以及人才评价机制，都对大学有导向和制约作用。教育部高校评估行政问责的性质，造成了培养特色淡化的现象，千校一面、千人一面，不利于“偏才”、“天才”的成长。北大教授陈平原指出：“如果大学校园里没有特立独行与异想天开，绝非人类的福音。”在大学内部，强调资源配置的竞争性体制，让大学教师迷失于频繁的计划、项目、工程和奖励的申报中，持续的紧张和压力带来情趣的淡漠、职业的倦怠和心态的扭曲。另外，教师职务晋升和研究生学位授予等都偏重于科研成果，部分教师被迫走出象牙塔，到处“化缘”。研究生也不再安于求学问道，而是沦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论文指标化、职称名利化、教学标准化，师生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了浮躁之风，也泯灭了探求真理的志向。
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学术大师？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更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转型，需要教育界及社会各界来共同破解;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高也需要大学乃至社会各界认真探讨。打破僵化的体制文化，重构创新文化应是当务之急。
（四）庸俗的关系文化
关系文化属于集体文化的范畴，也称圈子文化、义气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重视血缘（亲戚）、业缘（同事）、地缘（同乡）等关系的。利用这种人际关系办事是人们的共识，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和观念。那些没有关系圈的人，要办事就必须努力地去寻找关系。现在，庸俗的关系文化已经渗透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研究生选导师要关系，拿课题要关系，导师上项目要关系，评职称要关系，甚至大学评院士也要削尖脑袋找关系！离开了关系，真正是寸步难行。但是，科学和技术大多是孤独者在寂寞中玩物自得的结果，创新是因对客观规律的敬畏、热爱、痴迷，而达到一种心与物驰、物我两忘的境界，其本质上是一种个体行为。[6]他们特立独行，不经营所谓的“圈子”和关系，也不在乎他人的评价。
应该看到，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创新者很少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社会化性格，他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往往与他在专业技术上的造诣成反比。当小圈子的关系网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后，那种田园牧歌似的温暖关系往往成为忽视、排斥更或是压迫圈外人的利器。庸俗的圈子文化还容易形成圈内一元化、同质化、简单化的思维习惯，不利于文化的交融和师生的学习创新。
三、大学文化视角下提升研究生
创新能力的思路与举措
大学是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和优秀文化传承的载体。大学校长和导师是大学文化的领跑者，科学完善的政策与体制是文化创新的保障，以大学创新文化为统领，重视环境文化的拓展和学生行为文化的培养，才能打破瓶颈，提升我国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一）弘扬大学精神，发挥校长和导师的文化引领作用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结晶。它首先表现为尊重科学、善于创新。罗兰·巴特说过：在一所大学，文化最重要;在大学文化上，校长最具有影响力。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的形象代表和个性体现者。耶鲁大学以教授治校、盛产总统而著称;斯坦福大学以一流的学术、拼搏进取的精神，成为“硅谷”的强大后盾。“与真理为友”的哈佛大学校训，激励着独立思考的代代哈佛人，诞生了44名诺贝尔奖得主。凡是有特色的大学，都因校长坚持走自己的路而闻名。大学精神也表现为尊重人才、唯才是用。“大学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大学校长能够打破权力的桎梏和体制、关系圈的束缚，不拘一格任用人才。霍普金斯大学在美国首先提倡以教授为中心，校长吉尔曼曾言“我宁可将钱花在人员上而不是砖瓦上”。大学精神还表现为崇尚民主，思想自由。在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首先明确大学是“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他礼聘博学多才的教师，引导师生的研究兴趣，并为师生研究高深学问创造条件和文化氛围。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北京大学形成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校园文化，缔造了北大之辉煌，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北大师生。因此，一名杰出的大学校长应该对高等教育的地位、功能和规律理解深刻，有自己鲜明的教育理念与信仰，志存高远、勇于开拓;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和充沛的精力，既能总揽全局，也能知人善任;还具有人格魅力，君子风范，高山仰止，方能引领大学文化。
大学引领社会先进文化的职能还要依靠具有批判精神、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大学教师来实现。研究生导师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独立思考、虚怀若谷的品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因为学术上的问题，导师冯·卡门先生和弟子钱学森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事后却主动道歉认错。加州理工学院能培育3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这所大学民主与自由的学术风气是分不开的。
（二）完善大学制度，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文化体系
大学制度是大学文化在制度层面的反映，也是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保障，必须把制度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首先要强化科学管理制度。研究表明，当大学的宗旨和个人目标方向一致时，容易产生“活力”，当大学与教师在目标、期望、奖励等方面出现了矛盾，大学系统就丧失了应有的效率。[7]科学管理是大学活力四射的催化剂。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从2007年起，学校重新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实施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改革。2009年以后，启动了“目标管理”，每年初向学科、教学、科研等方面提出年度实现目标，并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2012年，学校又开始启动“绩效管理”，形成了以“规范管理”为基础，“目标管理”为重点，逐步实现“绩效管理和系统管理”的制度规划。目前，学校任务的完成率从2009年的63.6%提高至2013年的94%，逐步实现了管理的制度化和科学化。[8]
其次是推进教授治校制度。“学术追求”是大学的灵魂。蔡元培先生曾说过，但凡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要充分发挥校学术委员会和学部委员会在大学学术评价、专业发展、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保证学校重大决策的科学有效性，以推进教授治学，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创新和发展氛围，让学术有尊严、学术人有自尊，把现代大学制度落到实处。
最后要改革人事制度。政府要制定兼顾公平与效率、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人才策略，突破大学内部以及外部的机制和体制壁垒，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构建科学合理的分配激励机制;创设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中介评估机构等部门的重要作用，建立以需求为导向、创新为先驱、质量为中心的人才评价体系;遵循人才成长的科学规律，完善研究生质量监控与淘汰机制，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制度保障。
（三）拓展环境文化，营造导师诗意栖居的空间
“环境”是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统一体。富于特色的教育设施、人文景观和校园环境，不仅是师生思想交流、求知探索的场所，更是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圣地。
从物质形态上来看，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既能带来身心的愉悦，也能塑造导师健全的人格。哈佛大学教授罗索夫斯基说：“当我穿过市内肮脏的哈佛广场而进入校园时，如同在沙漠中遇见了绿洲，感到心旷神怡，立刻愉快地开始了工作。[9]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过：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优美而整洁的校园，现代网络平台、图书信息资源、多功能体育场馆等，为导师提供了一个诗意栖居的空间，使他们心情舒畅、满怀激情，迸发出创新的灵感。
从精神形态上来看，尊重、宽容、和谐的环境，会激发导师探求真理、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首先，大学管理者对每一位导师要尊重、信任、理解，多些呵护和包容，形成崇尚自由、鼓励创造、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正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包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天才数学家约翰·那什，才能安静地生活在校园，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次，导师也要尊重每一位学生，通过举办创新专题讲座、学术报告和沙龙、科技竞赛和社团等活动，鼓励他们探究、发现，批判、创新，形成宽厚、宽松的良好育人环境。最后，高校还要重视学缘的多样性，突破地域、“圈子”的界限，推进教育合作的国际化和文化的融合。“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它给人类提供改良文化、创造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智力平台。”这是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的名言。[10]高校要开展形式多样的联合办学、学者互访、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活动，建立利于交叉、开放和共享的创新平台，培养具有全球性战略眼光的国际型创新人才。
（四）重视行为文化，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
大学行为文化是大学精神、办学理念的动态反映，是大学师生员工在教育教学、科研和学习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精神状态、行为操守和文化品位。[11]当前，一些研究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会责任感缺乏、价值取向扭曲、学术道德失准等问题，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必须高度重视大学行为文化的建设。
健全的人格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要有“一等品行”，才能成就“一等人才、一等事业、一等学问”。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唐文治老校长的名言，爱国心、责任心、感恩心是“一等品行”的最重要内容。钱穆先生也说过，一切学问，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有理想有价值的人。多年来，合肥工业大学以探究知识为基础，建设能力为核心，人格养成为根本，把“责任、感恩、梦想”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主线，引导学生热爱祖国、奉献人民，落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支持研究生西部支教团的活动。通过“优秀导师桃李奖”、“科技创新十大标兵”、“杰出校友终身成就奖”等奖项的评选，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学校还坚持高雅艺术进校园，引进国家顶尖艺术院团进校演出，同时鼓励自主原创，将“欣赏”与“创造”有机结合。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同时，也展示了当代中国研究生的形象，提高了大学人的文化自信。
文化熏陶育英才。制度创新、民主风气、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等，形成了一所高校独特的大学文化，这种文化正是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中国的大学何时能成为孕育批判者、创新者的大本营，使师生尽情追求真、善、美，创新学术成果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并不断丰富社会主义大学文化的新内涵。
参考文献：
[1]钱穆.文化学大义[M].台北：正中书局，1952.2.
[2]丁海莺，丁松滨.研究生创新能力及其形成[J].中国电力教育，2006，（6）.
[3]高鸽.制约我国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成因及对策研究[D].兰州大学，2010.
[4]赵启强.当代中国教育调查[EB/OL].http：//www.unicornblog.cn/userl/zlzqq.
[5]蒋延玉，杨频萍.三大“瓶颈”制约创新人才培养[N].新华日报，2012-05-21.
[6]肖知兴.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08.
[7]有本章.大学学术职业与教师发展（FD）——美日两国透视[M].丁妍，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95.
[8]张杰.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大学文化建设[J].求是，2012，（9）.
[9]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M].谢宗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140.
[10]邸燕茹.大学文化建设需走出误区[N].中国教育报，2013-4-12.
[11]宋有，于成学.大学文化：大学发展的灵魂[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1）.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