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運用Citespace对我国1978—2019年有关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862篇文献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文趋势呈现整体增长并且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将持续呈上升态势;已经出现了影响力较高的研究作者和核心机构，但是尚未形成稳定且庞大的核心作者群。研究者还梳理了近40年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脉络演进和热点主题;未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应该更多聚焦于职业教育质量、农村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国际化、职业教育投入体制与财政政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领域。
【关键词】职业教育政策;可视化分析;研究热点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20）05-0056-08
【收稿日期】2019-10-19
【基金项目】山西省重点课题“高师院校师德师风建设提升研究”，项目编号为Jsjykq201901
【作者简介】秦一帆（1996—），女，陕西安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卫建国（1960—），男，山西平陆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伦理学与教育管理。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经过不断发展，渐趋完善，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本文通过对1978—2019年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意在探求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发展的脉络和前沿热点，期望在探寻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变迁过程的同时，为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改革提供可行性参考。
一、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检索条件设置为“篇名=职业教育”并“篇名=政策”，文献来源为“全部期刊”进行检索。为了展现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脉络和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将文献检索时间确定为1978—2019年（8月31日），经过重复筛选和项目合并，删除了会议、报告以及各类公告声明等无效资料后，共得到862篇相关文献。
2 数据处理工具
基于CNKI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方法对1978—2019年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发文机构、发文期刊进行统计分析，同时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出1978—2019年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研究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时区分布图谱和前沿关键词凸显图，从而较完整地展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演进过程、热点趋势以及未来走向。
二、研究结果分析
1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发展过程的可视化分析
本研究将1978—2019年（8月31日）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有关的发布在中国知网的文献进行了筛选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21世纪以前，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发文数量少且变化幅度较小。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明显呈上升趋势，其中2000—2009年期间发文量偶有下降，但总体而言呈波浪上升状态。2010年以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呈显著上升趋势，年均发文量一直保持在50篇以上，并于2015年达到顶峰。2015年以后虽然发文量偶尔有所下降，但是一直在职业教育政策发文均值（图中虚线）上下波动且差距不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表明该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发展较为迅猛，并且今后将持续成为教育领域关注与研究的热点。
如图1所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起步较早，但是多数学者关注这一领域集中于21世纪以后。中国知网显示最早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章是陈英招在1985年发表的《战后日本职业教育的政策与实践》一文，文章通过对战后日本职业教育的实践与政策进行分析得出了几点规律性认识。[1]前期学者对职业教育政策的探索性研究对后期深入研究具有深远的启示性意义。经统计，21世纪以来，有关职业教育政策的发文量约占总数的97%。2000年以后，我国职业教育一直遵循将移植外生和本土构建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积极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政策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模式。同时，学者也勇于进行实践尝试和经验总结从而推动我国职业政策教育研究更上一阶梯。2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作者可视化分析
本文通过对来源于中国知网的862篇文章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图2（部分）。图2中的圆圈代表作者，圆圈直径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多少圆圈之间是否连线表明作者是否合作发文。可以发现，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作者除了极少数人进行合作发文，大多数研究者都是独立研究。发文超过2篇的作者共40位;发文3篇以上的作者中，除了邱小健和王贤德有过合作外，其他作者之间基本没有合作发文。总体而言，作者之间合作关系较为离散，这表明职业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者尚未形成合作性作者网络和合作性研究团队，这也表明研究者之间过于离散阻碍了研究者在本领域成果的获得和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根据核心知识生产者分布方程：M=0.749×Nmax，[2]Nmax代表所有研究者中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数量，M则代表核心作者发文量，当作者发文量大于M时，则可进一步判断其是否为核心作者。基于对作者发文量的统计，该领域发表文章最多的学者为祁占勇，文章数量为13篇，经计算M≈3。因此，在分析时将发文量阀值高于3的作者定为关键作者，经过统计可得发文量大于3篇的作者共有20位，其中前5位分别是祁占勇（发文13篇）、和震（发文10篇）、徐国庆（发文7篇）、潘海生（发文6篇）、雷世平（发文6篇），同时需要结合引用频次判断是否为核心作者。通过对发文量高于3篇的作者所发文章进行统计，发现关键作者中发文被引超过50次的四位为祁占勇、和震、徐国庆、雷世平，引用频率依次为126次、411次、146次和84次。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以上四位学者是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较为核心的作者。除此之外，当核心作者发文量达到研究领域总发文数的半数以上， 才算形成了核心作者群。以上四位作者发文量共108篇，远不及总发文量的一半。因此，可以认为该研究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 3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发文机构可视化分布
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的可视化图谱中可发现（图3），在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主要研究机构是教育部成立的研究中心或者高等师范院校，这些研究机构发文量较多，且大都独立发文，而职业技术学院发文量较少。极少数高等师范院校与普通职业学校进行合作研究，这说明主要研究机构之间普遍缺乏合作，高等师范类院校和职业院校缺乏对接与沟通。表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相对封闭，仍未达成普遍性的研究机构合作，尚未形成跨院校、跨区域的研究共同体，缺乏合力研究，也致不同科研机构之间的研究水平差异加大，不利于该领域研究的推进与深化。由表1可得，关于职业教育政策发文量最多的研究机构为华东师范大学，从1999年至今共发文35篇，也是国内较早关注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机构之一，首篇文章是由刘德恩所发的《职业教育政策的理论模式分析》，该文主要分析了指导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三种典型的社会—经济理论模式，是国内最早阐释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理论模式的研究成果之一。其次是北京师范大学，从2003年至今共发表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章26篇，最早研究成果是由覃壮才所发表的《市场化及其危机——2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基本取向分析》。紧接着是天津大学，发表有关于职业教育政策论文共21篇，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自2000—2018年发表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章共计20篇。
发文量超过15篇的研究机构有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陕西师范大学，共计119篇，且这5所研究机构均持续关注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关注时间皆为10年以上，体现了这5所研究机构是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较为核心的机构，发表的文章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经统计可得，大多数研究机构开始涉足职业教育政策的时间为2000年及以后，进入新世纪以后发文量一直处于平稳发展期，尤其是近五年，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数量激增，体现了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将持续升温。从地域分布上来看，职业教育政策主要研究机构分布于华北、华东等学术水平较高的高校为依托的地区，这些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对外交流频繁，掌握着丰富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资料和前沿技术，而且这些研究机构研究视野较广阔，研究领域较宽泛。而中南部、西北部等内陆地区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多局限于某一领域和某一主题进行研究，表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水平区域差距较大。
4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发文期刊可视化分析
进行发文期刊的可视化分析能够较清晰地了解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水平和分布领域。基于对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发文期刊统计，绘制了图4。如图所示，关于职业教育政策发文量最多的期刊是《职教论坛》，总数为108篇，约占发文总数的13%;发文量排在第二位的期刊是《职业技术教育》，发文量为92篇，约占总发文量的11%;紧接着是发文总数为86篇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文占比约为9%。少数教育类综合性期刊接受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章，例如《教育发展研究》共发文14篇，《教育研究》和《中国高教研究》各发文6篇，其引用率和下载率都很高，说明这些期刊所发文章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其他相关学科例如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期刊对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接受度很低。总体而言，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文章主要分布在职业教育类核心期刊上，而综合类教育期刊、高等教育类期刊以及大学综合性学报接受率较低。同时，权威性教育类期刊对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接受度较低，刊载的文献较少，其他学科领域的权威期刊对于职业教育的关注度明显缺乏，刊载的相关文献量少之又少。5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演进
为了更为清晰地展现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热点脉络的演进过程，我们绘制了1978—2019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时区分布图（如图5所示）。时区分布图是根据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节点被设置在不同的时区中，关键词依时间顺序而开展热点演进路径。通过研读已有文献并且结合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时区分布图，我们可以将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1978—2004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后，国内一切事务亟待恢复，教育事业的重整与发展尤其重要。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提高农业中学、各种中专、技工学校的比例”。随之，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走上了有法可依的新发展阶段，从此，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与此相对应，有关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也逐漸起步。这一阶段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主题的论文共64篇。21世纪以前，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极少，21世纪以后，相关文献逐渐增多。如图5所示，此阶段研究主题较为集中且单一，主要关键词为“职业教育发展”“非学历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德国”“职业院校”等。多数研究关注对现行职业教育政策的理性反思，个别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国外职业教育政策，借鉴德国双元制提出要“加强职业学校的教学设施和人员建设;为青年和家长提供翔实可靠的职业咨询”。[3]
第二阶段（2005—2014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多元化发展阶段。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将职业教育的关注点放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和中西部地区”。2009年国家提出：“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先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做起。”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逐渐丰富，这一阶段文献总量较多，相关文献共有459篇，年平均发文量约为50篇。研究主题渐趋丰富化、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性。学者关注的主题主要有“农村职业教育”“民族地区”“公平”“跨区域合作”“均衡发展”“财政政策”“经费投入”“外部质量保障”等。由此可以推断出，此阶段学者主要集中研究职业教育政策对于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推动社会公平公正的效益。
第三阶段（2015—2019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深化推进阶段。《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人才培养立交桥，形成合理教育结构，推动现代教育体系基本建立、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自此，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新时代。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今年高职院校扩招100万”决策成为两会关于教育方面最惹人注目的焦点，预示着职业教育将迎来“大变革”。表明我国职业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进入了深化推进研究时期。2015年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文献激增，这一阶段研究文献共339篇，年均发文量约85篇。学者关注的主题有“精准扶贫”“产教融合”“职业教育国际化”“民办职业教育”“一带一路”“质量评价”“政策创新”等。由此可知，此阶段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主要是继续深化前期的研究主题，学者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同时，还聚焦于如何通过政策引导职业教育步入内涵式发展的轨道。[4] 6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通常体现论文的研究价值和选题方向，对关键词进行梳理，可以合理地展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主题。基于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功能，我们绘制了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6），图中的十字代表节点，十字的大小代表节点出现的数量与时间演进的关系，节点之间连线越多，表示节点的传承关系越紧密。除却“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主要关键词后，较为突出的关键词是“校企合作”“中等职业教育”“政策分析”“农村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财政政策”等。随着时间推进，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热点，但从新的研究热点发展出来的不同主题之间连线较少，说明主要的研究点没有出现多大变化，依据主研究点细化出来的研究主题较多。新的研究热点如“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公平”“民族地区”等吸引研究者的注意。这表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主题将继续深化，研究范围不断扩展。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分析，我们提取了前26个频次较高并且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如表2）。从职业教育政策前沿关键词凸显统计表中可以明显看出“职业教育”与“政策”的中心度和出现的频次最高，因为这2个关键词是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最基础的关键词，所以不足为奇。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中心度分别为0.24和0.26，出现频次分别是75次和64次，这表明学界普遍持续关注这两个研究主题。接下来，中心度较高的主要关键词为“校企合作”“农村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产教融合”，这些关键词的变迁也体现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热点演化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紧跟时代的步伐，坚持服务社会、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也以政府话语为导向，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有力地为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践支撑和理论价值引导。
三、结论与预测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形成了庞大体系，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内的核心机构较为稳定，出现了较为核心的研究作者，但是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载文期刊相对集中，研究主题词渐趋稳定，同时，研究方向也呈现多元化趋势，不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凸显出新的前沿性研究热点。根据1978—2019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和近年来的相关职业教育政策文本，可以预测未来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方向大致如下：
一是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将持续成为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一方面，一直以来我国就以学历高低评判个体社会地位，加之“重学轻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根深蒂固。[5]另一方面，由于部分教育决策者认为职业教育不如普通教育，导致对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和经费投入远远落后于普通教育，[6]职业教育质量也一直遭受诟病。另外，“今年高职院校大规模扩招100万的政策”一出台就激起千层浪，学界喜忧参半。有人担忧到如此大规模扩张，高职院校是否能够承受，职业教育质量如何得到保证？[7]有学者认为此次扩招“形在规模，意在质量”。[8]而如何全面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使得其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将是巨大挑战。如何构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也是职业教育政策领域未来研究的重要话题。
二是如何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使得职业教育成为扶贫攻坚的得力手段。2018年发布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提出，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任务，再次赋予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使命。教育扶贫通过发展脱贫能力，着眼于从“拔穷根”上“消除贫困”。[9]职业教育以其“传输特定知识技能”“专业设置灵活”“产教融合”等特点，在教育扶贫上优势更为明显。[10]但是如何紧跟国家扶贫政策，扶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切实完成职业教育脱贫攻坚任务依然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农村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教育领域学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还需要社会学、经济学和政策学等相关领域学者的助力，形成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和成果交流結合，进而为乡村振兴创造内生性力量。
三是职业教育国际化趋势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大潮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明确提出，职业院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提升沿线国家职业教育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提出更新更高要求，也创造了巨大机遇，成为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实现对接，人才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赢的桥梁。[11]我们要积极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和举措;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动下，国际间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职业教育国际化趋势将不可逆转，职业院校应该主动加强与国外高水平职业院校交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化研究为我国职业教育大发展提供经验、制度、模式提供参考价值，对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和社会整体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职业教育投入体制和财政政策是未来职业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重点。在梳理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投入体制变迁时，学者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投入体制存在如下问题：经费投入规定不明确，来源结构不合理，比例不科学等问题。[12]此外，一直以来，职业教育被视为普通教育的补充，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与经费投入等方面无法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实际上，这仍然是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向前发展的一大壁垒。因此，如何优化我国职业教育投资体制，调动社会和个人投资力量，拓宽职业教育投入渠道，合理制定职业教育财政政策引导我国职业教育稳步发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职业教育研究重点。
五是如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是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要解决的重大课题。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理念和办学方式仍然落后。今后如何构建立足于中国大地、服务当代社会、面向现代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体系将长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主题。除此之外，如何打造灵活、开放的终身化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衔接融合的学制体系仍是困扰教育界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陈英招.战后日本职业教育的政策与实践[J].东北师大学报（教育版），1985（3）：68—75.
[2]Lonsbury J.， Apple M.W. Understanding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School Reform[J].Education Polic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2012（5）：760—773.
[3]约阿西姆·明希，任永秋，于爱民.关于德国的职业教育政策及其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24）：14—15.
[4]郭扬，郭文富.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政策需求与制度建设[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21）：21—28.
[5][6]潘懋元，朱乐平.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逻辑：历史制度主义视角[J].教育研究，2019，40（3）：117—125.
[7]五问高职扩招100万，将引起什么“蝴蝶效应”？[N].中国青年报，2019-03-06.
[8]匡瑛，石伟平.论高职百万扩招的政策意图、内涵实质与实现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9（5）：92—96.
[9][10]杨小敏.精准扶贫：职业教育改革新思考[J].教育研究，2019，40（3）：126—135.
[11]刘文杰.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回顾与前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40（2）：192—197.
[12]王佳昕，祁占勇.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投资体制的历史沿革与展望[J].教育与职业，2018（10）：24—29.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A Visu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Metrology Based on Citespace
QIN Yi-fan， WEI Jian-guo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 China）
【Abstract】Using Citespace， 862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polic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19 a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rend of the issua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in China is increasing as a whole and will continue to rise in the future for a long time; the authors and the core organizations with high influence have appeared， but a stable and large core author group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The evolution and hotspo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are also combed.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ocus more on the fields of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investment system and fiscal polic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visual analysis; research hotspots
（編辑/徐枫）
【关键词】职业教育政策;可视化分析;研究热点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20）05-0056-08
【收稿日期】2019-10-19
【基金项目】山西省重点课题“高师院校师德师风建设提升研究”，项目编号为Jsjykq201901
【作者简介】秦一帆（1996—），女，陕西安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卫建国（1960—），男，山西平陆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伦理学与教育管理。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经过不断发展，渐趋完善，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本文通过对1978—2019年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意在探求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发展的脉络和前沿热点，期望在探寻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变迁过程的同时，为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改革提供可行性参考。
一、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检索条件设置为“篇名=职业教育”并“篇名=政策”，文献来源为“全部期刊”进行检索。为了展现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脉络和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将文献检索时间确定为1978—2019年（8月31日），经过重复筛选和项目合并，删除了会议、报告以及各类公告声明等无效资料后，共得到862篇相关文献。
2 数据处理工具
基于CNKI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方法对1978—2019年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发文机构、发文期刊进行统计分析，同时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出1978—2019年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研究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时区分布图谱和前沿关键词凸显图，从而较完整地展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演进过程、热点趋势以及未来走向。
二、研究结果分析
1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发展过程的可视化分析
本研究将1978—2019年（8月31日）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有关的发布在中国知网的文献进行了筛选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21世纪以前，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发文数量少且变化幅度较小。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明显呈上升趋势，其中2000—2009年期间发文量偶有下降，但总体而言呈波浪上升状态。2010年以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呈显著上升趋势，年均发文量一直保持在50篇以上，并于2015年达到顶峰。2015年以后虽然发文量偶尔有所下降，但是一直在职业教育政策发文均值（图中虚线）上下波动且差距不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表明该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发展较为迅猛，并且今后将持续成为教育领域关注与研究的热点。
如图1所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起步较早，但是多数学者关注这一领域集中于21世纪以后。中国知网显示最早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章是陈英招在1985年发表的《战后日本职业教育的政策与实践》一文，文章通过对战后日本职业教育的实践与政策进行分析得出了几点规律性认识。[1]前期学者对职业教育政策的探索性研究对后期深入研究具有深远的启示性意义。经统计，21世纪以来，有关职业教育政策的发文量约占总数的97%。2000年以后，我国职业教育一直遵循将移植外生和本土构建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积极探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政策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模式。同时，学者也勇于进行实践尝试和经验总结从而推动我国职业政策教育研究更上一阶梯。2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作者可视化分析
本文通过对来源于中国知网的862篇文章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图2（部分）。图2中的圆圈代表作者，圆圈直径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多少圆圈之间是否连线表明作者是否合作发文。可以发现，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作者除了极少数人进行合作发文，大多数研究者都是独立研究。发文超过2篇的作者共40位;发文3篇以上的作者中，除了邱小健和王贤德有过合作外，其他作者之间基本没有合作发文。总体而言，作者之间合作关系较为离散，这表明职业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者尚未形成合作性作者网络和合作性研究团队，这也表明研究者之间过于离散阻碍了研究者在本领域成果的获得和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根据核心知识生产者分布方程：M=0.749×Nmax，[2]Nmax代表所有研究者中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数量，M则代表核心作者发文量，当作者发文量大于M时，则可进一步判断其是否为核心作者。基于对作者发文量的统计，该领域发表文章最多的学者为祁占勇，文章数量为13篇，经计算M≈3。因此，在分析时将发文量阀值高于3的作者定为关键作者，经过统计可得发文量大于3篇的作者共有20位，其中前5位分别是祁占勇（发文13篇）、和震（发文10篇）、徐国庆（发文7篇）、潘海生（发文6篇）、雷世平（发文6篇），同时需要结合引用频次判断是否为核心作者。通过对发文量高于3篇的作者所发文章进行统计，发现关键作者中发文被引超过50次的四位为祁占勇、和震、徐国庆、雷世平，引用频率依次为126次、411次、146次和84次。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以上四位学者是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较为核心的作者。除此之外，当核心作者发文量达到研究领域总发文数的半数以上， 才算形成了核心作者群。以上四位作者发文量共108篇，远不及总发文量的一半。因此，可以认为该研究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 3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发文机构可视化分布
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的可视化图谱中可发现（图3），在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主要研究机构是教育部成立的研究中心或者高等师范院校，这些研究机构发文量较多，且大都独立发文，而职业技术学院发文量较少。极少数高等师范院校与普通职业学校进行合作研究，这说明主要研究机构之间普遍缺乏合作，高等师范类院校和职业院校缺乏对接与沟通。表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相对封闭，仍未达成普遍性的研究机构合作，尚未形成跨院校、跨区域的研究共同体，缺乏合力研究，也致不同科研机构之间的研究水平差异加大，不利于该领域研究的推进与深化。由表1可得，关于职业教育政策发文量最多的研究机构为华东师范大学，从1999年至今共发文35篇，也是国内较早关注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机构之一，首篇文章是由刘德恩所发的《职业教育政策的理论模式分析》，该文主要分析了指导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三种典型的社会—经济理论模式，是国内最早阐释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理论模式的研究成果之一。其次是北京师范大学，从2003年至今共发表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章26篇，最早研究成果是由覃壮才所发表的《市场化及其危机——2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基本取向分析》。紧接着是天津大学，发表有关于职业教育政策论文共21篇，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自2000—2018年发表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章共计20篇。
发文量超过15篇的研究机构有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陕西师范大学，共计119篇，且这5所研究机构均持续关注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关注时间皆为10年以上，体现了这5所研究机构是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较为核心的机构，发表的文章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经统计可得，大多数研究机构开始涉足职业教育政策的时间为2000年及以后，进入新世纪以后发文量一直处于平稳发展期，尤其是近五年，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数量激增，体现了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将持续升温。从地域分布上来看，职业教育政策主要研究机构分布于华北、华东等学术水平较高的高校为依托的地区，这些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对外交流频繁，掌握着丰富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资料和前沿技术，而且这些研究机构研究视野较广阔，研究领域较宽泛。而中南部、西北部等内陆地区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多局限于某一领域和某一主题进行研究，表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水平区域差距较大。
4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发文期刊可视化分析
进行发文期刊的可视化分析能够较清晰地了解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水平和分布领域。基于对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发文期刊统计，绘制了图4。如图所示，关于职业教育政策发文量最多的期刊是《职教论坛》，总数为108篇，约占发文总数的13%;发文量排在第二位的期刊是《职业技术教育》，发文量为92篇，约占总发文量的11%;紧接着是发文总数为86篇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文占比约为9%。少数教育类综合性期刊接受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章，例如《教育发展研究》共发文14篇，《教育研究》和《中国高教研究》各发文6篇，其引用率和下载率都很高，说明这些期刊所发文章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其他相关学科例如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期刊对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接受度很低。总体而言，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文章主要分布在职业教育类核心期刊上，而综合类教育期刊、高等教育类期刊以及大学综合性学报接受率较低。同时，权威性教育类期刊对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接受度较低，刊载的文献较少，其他学科领域的权威期刊对于职业教育的关注度明显缺乏，刊载的相关文献量少之又少。5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演进
为了更为清晰地展现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热点脉络的演进过程，我们绘制了1978—2019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时区分布图（如图5所示）。时区分布图是根据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节点被设置在不同的时区中，关键词依时间顺序而开展热点演进路径。通过研读已有文献并且结合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时区分布图，我们可以将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1978—2004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后，国内一切事务亟待恢复，教育事业的重整与发展尤其重要。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提高农业中学、各种中专、技工学校的比例”。随之，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走上了有法可依的新发展阶段，从此，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与此相对应，有关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也逐漸起步。这一阶段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主题的论文共64篇。21世纪以前，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极少，21世纪以后，相关文献逐渐增多。如图5所示，此阶段研究主题较为集中且单一，主要关键词为“职业教育发展”“非学历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德国”“职业院校”等。多数研究关注对现行职业教育政策的理性反思，个别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国外职业教育政策，借鉴德国双元制提出要“加强职业学校的教学设施和人员建设;为青年和家长提供翔实可靠的职业咨询”。[3]
第二阶段（2005—2014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多元化发展阶段。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将职业教育的关注点放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和中西部地区”。2009年国家提出：“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先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做起。”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逐渐丰富，这一阶段文献总量较多，相关文献共有459篇，年平均发文量约为50篇。研究主题渐趋丰富化、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性。学者关注的主题主要有“农村职业教育”“民族地区”“公平”“跨区域合作”“均衡发展”“财政政策”“经费投入”“外部质量保障”等。由此可以推断出，此阶段学者主要集中研究职业教育政策对于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推动社会公平公正的效益。
第三阶段（2015—2019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深化推进阶段。《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指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人才培养立交桥，形成合理教育结构，推动现代教育体系基本建立、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自此，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新时代。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今年高职院校扩招100万”决策成为两会关于教育方面最惹人注目的焦点，预示着职业教育将迎来“大变革”。表明我国职业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研究进入了深化推进研究时期。2015年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文献激增，这一阶段研究文献共339篇，年均发文量约85篇。学者关注的主题有“精准扶贫”“产教融合”“职业教育国际化”“民办职业教育”“一带一路”“质量评价”“政策创新”等。由此可知，此阶段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主要是继续深化前期的研究主题，学者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同时，还聚焦于如何通过政策引导职业教育步入内涵式发展的轨道。[4] 6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通常体现论文的研究价值和选题方向，对关键词进行梳理，可以合理地展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主题。基于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功能，我们绘制了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6），图中的十字代表节点，十字的大小代表节点出现的数量与时间演进的关系，节点之间连线越多，表示节点的传承关系越紧密。除却“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主要关键词后，较为突出的关键词是“校企合作”“中等职业教育”“政策分析”“农村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财政政策”等。随着时间推进，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热点，但从新的研究热点发展出来的不同主题之间连线较少，说明主要的研究点没有出现多大变化，依据主研究点细化出来的研究主题较多。新的研究热点如“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公平”“民族地区”等吸引研究者的注意。这表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主题将继续深化，研究范围不断扩展。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分析，我们提取了前26个频次较高并且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如表2）。从职业教育政策前沿关键词凸显统计表中可以明显看出“职业教育”与“政策”的中心度和出现的频次最高，因为这2个关键词是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最基础的关键词，所以不足为奇。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中心度分别为0.24和0.26，出现频次分别是75次和64次，这表明学界普遍持续关注这两个研究主题。接下来，中心度较高的主要关键词为“校企合作”“农村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产教融合”，这些关键词的变迁也体现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热点演化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紧跟时代的步伐，坚持服务社会、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也以政府话语为导向，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有力地为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践支撑和理论价值引导。
三、结论与预测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形成了庞大体系，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内的核心机构较为稳定，出现了较为核心的研究作者，但是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载文期刊相对集中，研究主题词渐趋稳定，同时，研究方向也呈现多元化趋势，不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凸显出新的前沿性研究热点。根据1978—2019年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和近年来的相关职业教育政策文本，可以预测未来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方向大致如下：
一是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将持续成为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一方面，一直以来我国就以学历高低评判个体社会地位，加之“重学轻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根深蒂固。[5]另一方面，由于部分教育决策者认为职业教育不如普通教育，导致对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和经费投入远远落后于普通教育，[6]职业教育质量也一直遭受诟病。另外，“今年高职院校大规模扩招100万的政策”一出台就激起千层浪，学界喜忧参半。有人担忧到如此大规模扩张，高职院校是否能够承受，职业教育质量如何得到保证？[7]有学者认为此次扩招“形在规模，意在质量”。[8]而如何全面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使得其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将是巨大挑战。如何构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也是职业教育政策领域未来研究的重要话题。
二是如何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使得职业教育成为扶贫攻坚的得力手段。2018年发布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提出，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任务，再次赋予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使命。教育扶贫通过发展脱贫能力，着眼于从“拔穷根”上“消除贫困”。[9]职业教育以其“传输特定知识技能”“专业设置灵活”“产教融合”等特点，在教育扶贫上优势更为明显。[10]但是如何紧跟国家扶贫政策，扶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切实完成职业教育脱贫攻坚任务依然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农村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教育领域学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还需要社会学、经济学和政策学等相关领域学者的助力，形成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和成果交流結合，进而为乡村振兴创造内生性力量。
三是职业教育国际化趋势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大潮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明确提出，职业院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提升沿线国家职业教育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提出更新更高要求，也创造了巨大机遇，成为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实现对接，人才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赢的桥梁。[11]我们要积极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和举措;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动下，国际间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职业教育国际化趋势将不可逆转，职业院校应该主动加强与国外高水平职业院校交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化研究为我国职业教育大发展提供经验、制度、模式提供参考价值，对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和社会整体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职业教育投入体制和财政政策是未来职业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重点。在梳理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投入体制变迁时，学者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投入体制存在如下问题：经费投入规定不明确，来源结构不合理，比例不科学等问题。[12]此外，一直以来，职业教育被视为普通教育的补充，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与经费投入等方面无法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实际上，这仍然是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向前发展的一大壁垒。因此，如何优化我国职业教育投资体制，调动社会和个人投资力量，拓宽职业教育投入渠道，合理制定职业教育财政政策引导我国职业教育稳步发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职业教育研究重点。
五是如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是职业教育政策研究领域要解决的重大课题。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理念和办学方式仍然落后。今后如何构建立足于中国大地、服务当代社会、面向现代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体系将长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主题。除此之外，如何打造灵活、开放的终身化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衔接融合的学制体系仍是困扰教育界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陈英招.战后日本职业教育的政策与实践[J].东北师大学报（教育版），1985（3）：68—75.
[2]Lonsbury J.， Apple M.W. Understanding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School Reform[J].Education Polic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2012（5）：760—773.
[3]约阿西姆·明希，任永秋，于爱民.关于德国的职业教育政策及其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24）：14—15.
[4]郭扬，郭文富.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政策需求与制度建设[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21）：21—28.
[5][6]潘懋元，朱乐平.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逻辑：历史制度主义视角[J].教育研究，2019，40（3）：117—125.
[7]五问高职扩招100万，将引起什么“蝴蝶效应”？[N].中国青年报，2019-03-06.
[8]匡瑛，石伟平.论高职百万扩招的政策意图、内涵实质与实现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9（5）：92—96.
[9][10]杨小敏.精准扶贫：职业教育改革新思考[J].教育研究，2019，40（3）：126—135.
[11]刘文杰.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回顾与前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40（2）：192—197.
[12]王佳昕，祁占勇.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投资体制的历史沿革与展望[J].教育与职业，2018（10）：24—29.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A Visu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Metrology Based on Citespace
QIN Yi-fan， WEI Jian-guo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 China）
【Abstract】Using Citespace， 862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polic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19 a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rend of the issua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ies in China is increasing as a whole and will continue to rise in the future for a long time; the authors and the core organizations with high influence have appeared， but a stable and large core author group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The evolution and hotspo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are also combed.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ocus more on the fields of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investment system and fiscal polic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visual analysis; research hotspots
（編辑/徐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