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 顽强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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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要争气 从小要立志
  
  过伟,原籍江苏省无锡县(现为锡山市)北塘乡茅竹村人,1928年(农历戊辰年四月二十六日)生于上海市闸北区,乳名辰信、阿辰。翌年其父亲去世,即随母亲返无锡随外祖父过活。几年后,外祖父过世,生活靠母亲和外祖母做茧袋维持,生计相当艰辛。母亲常教育他和两位姐姐:“做人要争气,从小要立志。”
  过伟6岁时就跟随两位姐姐在无锡竞志女子中学附小就读。他读书勤奋,从小就阅读了章回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读中学时又利用课余时间读了先秦诸子、新文艺、鲁迅著作等,并开始写诗歌、杂文。在就读辅仁中学时,他曾主持杂文研究会,主编毕业文集。
  1946年,18岁的过伟考上了上海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但觉得这不是自己志趣的专业,于是一个月后改读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从师于刘佛年、施蛰存、刘大杰、吴文祺,并旁听戴望舒、曹未风、钱钟书诸师的外国文学课。当时18岁的他还为朱自清教授著的《闻一多全集编后记》提供过资料,因此多次与朱自清通过信。
  1948年,20岁的过伟转学到北京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三年级,当时报考和转学中文系三年级的有270多人,获录取的只有过伟1人。在清华大学,陈寅恪、余冠英、吴晓铃、李广田、张清常、高名凯、费孝通、冯友兰等名师曾给他授过课。
  过伟在回忆大学生活时激动地说:在上海暨南大学学习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使我领略了历代民歌之神韵及其对作家创作的哺育作用;在清华大学听李广田、余冠英、陈寅恪、吴晓铃诸先生的课,使我认识到文艺创作应当汲取民间文学营养,认识《诗经》的艺术价值和中国诗歌发展之源,从而明晓白居易《新乐府》成功之本,了解到古典小说、戏曲因汲取民间文艺营养而发生、发展的轨迹与规律。
  1949年3月11日,21岁的过伟离开清华大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7月30日离开北京南下,9月分配到广西工作队,11月25日渡黄沙河进入广西境,在全州县他采集了《汽车歌》于12月在《光明日报》发表,这是过伟从事民间文化领域采集发掘的开始。从此至今整整达50年,过伟从未停止过对民间文化领域的挖掘工作。
  
  拜师女歌手 采录山情歌
  
  过伟自1949年12月到达广西柳州后,一直到1958年6月,先后在柳州专区干部学校任二中队副指导员、校务委员、中队长兼指导员、《柳州群众报》副组长、《宜山农民报》组长、副总编。
  在1951年创办《柳州群众报》时,过伟物色到一位17岁的壮族女歌手韦桂英当农民记者。他拜女歌手为师,韦桂英向他传授了300首传统山歌,其中4首民歌是:
  “想哥多,想哥一夜睡不着,床头有个亮窗眼,夜夜望到月亮落。”
  “手臂挑花种红豆,进骨相思你不知,那日拉牛过水面,情深寸步也难移。”
  “我俩好,我俩攀肩一样高,爷娘不愿我俩愿,手拿八字路头交。”
  “愿给膝盖给哥坐,愿给肩膀给哥抱,愿给衣袖哥抹汗,可无良心也是难。”
  过伟觉得这些山歌,是深情的诗,也有怨词,恋得入骨,怨得也入骨。过伟说,韦桂英是我第一位山歌师傅,我向她学到了活在妇女心中的歌。是她促进了我广泛征集传统山歌的志趣,在3年间我征集了209位同志提供的20万首山歌,后经过4年的通读、精选、分类、编排,精选了1000首,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审定后,于1958年在北京出版了《柳州宜山山歌选》;1986年在北京重印,易名《柳州宜山情歌》,我写了序言,分析其艺术特色。由于韦桂英的启发,也促使我后来提出“壮族民歌可以划分为壮语民歌和汉语民歌两大类”,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民歌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珍果”的论点。
  这几年间,过伟在他所创办的报纸中,十分重视刊载民歌、民间故事和地方戏曲“彩调剧”剧本,而且学习创作长篇政论山歌《中苏友好山歌》,创作爱情婚姻题材山歌剧《覃玉莲和韦金太》,创作政治题材彩调剧和侗族民间故事题材侗戏《秦娘梅》、歌剧《秦娘梅》,采录发表了侗歌《十四岁少女拒嫁歌》,在民间民族文学道路上迈出了头几步。
  武汉歌剧院程云院长读了过伟执笔的《秦娘梅》歌剧后称赞说:“你说从未写过歌剧,可是《秦娘梅》出手不凡,符合优秀歌剧剧本标准,写得又好又快,比歌剧院创作组几位专业歌剧作家还出色。”
  过伟在自我总结创作经验时指出:“我创作的彩调剧本,农村业余剧团能演;我创作的山歌,农民歌手能唱。主要经验有三条:第一条,在民歌、民乐、民舞、民间曲艺和古典戏曲的基础上,借鉴西洋歌剧,继承和发扬我国新歌剧的革命传统,来创作民族新歌剧;第二条,力求有人、有戏、有诗、有情、有德、有民族特色;第三条,有戏胆、歌胆。”这几年是过伟学习民间民学、民俗文化,进行业余创作,取得显著成绩的第一个季节,这时期过伟也加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两次成“右派” 坎坷人生路
  
  1958年6月12日,过伟正在印刷厂担负着《宜山农民报》夜班值班副总编辑之职责,全权处理着报纸付印前一切大小事务,使报纸第二天早晨顺利出版。那天晚上突然就召开了全报社职工大会,责问过伟为什么在1956年说要“干预生活”。到了第三天即6月14日,过伟被宜山专区在大礼堂宣布撤销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工资由每月102元降为15元,并被下放到来宾县红河农场种甘蔗,一去便是3年。
  他有730公斤的书,曾试想送人,但无人敢收,只好买几个大箩筐装上,独自拉板车到火车站按零担货托运给在无锡家乡的老母。让她变卖钱以供家用。因一下子穷得丁当响,无钱汇生活费给老母,卖书钱又不多,于是只好又将历年所购730元公债寄回去给母亲度日。
  在红河农场繁重的劳动,大量的体力消耗,使过伟体重由120斤,消瘦到89斤。开始他想从此告别文学,再也不搞文学工作了,但老是告别不了。他在逆境中昼耕夜读,他读书很广泛,读马列、农书、文艺书,同时还坚持新民歌、新民间戏曲创作,用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合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精神来支撑自己。
  经过3年甘蔗种植劳动后,过伟摘掉了“右派”帽子,改调到柳州专署商业局工作2年。1963年5月,调到象州县文化馆任副馆长,后与苗族姑娘杨萍结了婚。在1963—1965年期间,过伟创作了彩调《跑明山》,出版了剧本《找龙洞》,与此同时还与人合作合编了壮族舞蹈《朝阳舞》,创作了壮戏《红魂魂》、《朝阳舞》,并由象州文工团参加广西和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得到了好评。此外还创作了《代代红》、《卖鸡争》、《相婿记》、《鱼胆红》、《贫农风骨》等优秀剧本。1966年北京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象州县“四清”工作队转“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给过伟戴上“象州邓拓”的帽子,为农民创作的彩调剧《卖鸡争》、《相婿记》、《鱼胆红》、《代代红》、《贫农风骨》被批为“五大毒草”,批得过伟肺病复发,吐血。县人民法院又传讯他,宣布剥夺他的选举权,再次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加上“象州邓拓”的帽子。1966年中秋节,他被宣布撤销文化馆副馆长职务,留在机关监督改造。经过一系列批斗、戴高帽、游街之后,过伟于1968年冬天被下放到县五七干校劳动,整整种了10年菜。
  
  赴任三江县 侗乡再起步
  
  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了,文化的春天又萌芽了。1978年1月,年届知天命之年的过伟第二次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7月调到三江侗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1979年1月过伟的“右派”错案被纠正,5月24日任三江县文化局副局长。同年他改出了歌剧《秦娘梅》原稿,歌剧《秦娘梅》由三江县文艺队在黔、湘、桂三省自治区侗族山区演出,受到侗乡人民欢迎。中国新闻社、新华社向国内外进行了报道。此歌剧于1979年参加柳州地区文艺调演,获优秀剧本、音乐、舞蹈、美术、演员(三人)6个大奖。过伟被请上台领了这届调演的最大的红封包,从此他在柳州地区恢复了名誉。
  在三江工作期间,过伟在抓好修改《秦娘梅》剧本和工作的同时,还组织杨通山、蒙光朝、郑光松等人组成4个编选组,自己采录民间题材。同时发动三江歌手、故事讲述家、业余民间文学工作者进行采集,并考察贵州、湖南及广西的龙胜、融水等县,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在8个月内编出了《侗族民歌选》、《侗族民间故事选》。《侗族民歌选》获1978-1982年全国民间文学首届荣誉奖,《秦娘梅》获广西首届(1949-1989年)少数民族文学二等奖。
  由侗族两本书重新起步,过伟不断向侗族文学纵深发展,紧接着出版了《侗族民间爱情故事选》、《侗乡风情录》、以及后来还出了版《中国侗族曲艺精品:秦娘梅传奇》、《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等作品选。
  
  高校执教鞭 专著等齐身
  
  1980年1月,过伟出席广西第三届文代会,同时当选为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并参加了广西戏剧家协会。同年3月25日,52岁的过伟调到南宁师范学院(即今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任民间文学教研室副主任,除向学生讲授广西少数民族民学、民间文学、民俗学、中国民俗等课程外,还结合教学搞科学研究,以科学研究的心得充实教学内容。他每年都有新内容,常研常新,很受学生的欢迎。
  在科学研究方面,过伟重视编纂民歌集、故事集、民族风情录、论文集。在进大学工作至今的20年间,他抢救了一批民族文化遗产,团结了32个民族的400多位民间文艺和民俗学家,共同研究,出了一批成果。他本人发表有关民间、民俗文学的论文160多篇,出版《毛南族文学史》、《京族文学史》、《仫佬族文学史》等3部少数民族文学史和《侗族文学初探》、《岭南十二枝花》等7部专著。
  在民歌集方面,他从《柳州宜山山歌选》开始,进而出版了侗族、京族、毛南族的民歌选,后来还出版了《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过伟从广西的歌谣实际出发,在歌谣分类时,增加引歌(民间谏论)、古歌(神话歌)、故事歌三类,得到了贾芝、张文、陶建基、蓝鸿恩等全国和广西民间民族文学权威的充分肯定和赞扬。贾芝教授评价说:“广西卷实际上起到全国歌谣集成各卷中的样板作用。”同时此书也得了广西文艺最高奖(第三届铜鼓奖)。
  在此期间过伟与段宝林、刘琦合作主编《民间诗体》、《中外民间诗体》、《古今民间诗体》3部书,这是历时17年146位学者154篇的民间诗律系列论文集。
  此外,过伟与王弋丁、王佑夫主编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是由26位学者撰写的60篇研究少数民族古代诗论、文论的论文集,其中19篇是民间诗论。
  在故事集方面,过伟由侗、毛南、京、北、回、彝、水、仫佬等族故事选,进而到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着眼于广西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精选广西12个民族的故事精品,得到钟敬文、刘魁立、许钰等专家学者的肯定和表扬。
  在风情录方面,过伟由《侗乡风情录》,到《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录》、《北瑶风情录》、《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中国风俗辞典》、《中华风俗大观》,再到《中华民俗大辞典广西卷》,得到了段宝林、乌丙安、宋兆麟、陈瑞德等专家同行的称赞。
  
  离休笔不休 文坛勤耕耘
  
  1988年12月,过伟同志离休。没有了繁忙的教学及其他公务,他专心致志地进行民间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离休时期是过伟学术青春焕发时期,在这11年间,他出版了民间文学集、民族集、回忆录集9本,学术论著9本,同时成为教授级研究员,成为国家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者,并逐步走向世界。这时期他被选为广西民间文学副会长、顾问,为越南留学生班讲授“中国少数民族民俗”课程,同时参加了许多广西和全国的民间民族会议。
  1995年1月,过伟赴印度万索尔出席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学会第十一届大会。1997年4月在北京应邀出席了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国际学术会议,宣读《侗族秦娘梅故事与文化生态研究方法》论文,在此会上还主持了一个分组会议。同年8月,书面出席中国现代口头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地址在丹麦哥本哈根),请北大段宝林教授为他宣读论文,参加书展。
  1997年10月,他应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金荣华教授的邀请访问台湾,并出席10月29日在台湾召开的“海峡两岸民间文学研讨会”,在会上宣读了《广西民间文学与民俗风情乐录研究之历史与现状》论文,得到了与会者的赞扬。同年10月31日,在台湾屏东县出席了台湾举办的“鲁凯族口传文学研讨会”,会上宣读了他撰写的《毛南族、京族、仫佬族三部文学史之八年历程》和《论‘如东大南村鲁凯族口传文学’之科学价值》两篇论文,得到了与会者好评。同年11月3日离台湾后到香港,访问了香港博物馆和天马图书公司,与有关学者交谈有关民间民族文学问题。
  在离休这段时间,他还多次接待从捷克、澳大利亚、美国、台湾来访的民间民族文学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的广泛交流。离休后,过伟以其文学史的成果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以民间文学的成果加入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1998年作为理事的过伟书面出席德国第十二届大会,为中华民间文学走向世界跨出第一步。当谈及这些成果之时,过伟总是把功劳归功其老伴杨萍,他说:“我学术成果里有她的一半功劳,没有杨萍给我全心全意的支持,我确是寸步难行的。”
  过伟不但自己成长为民间民族文学的资深学者,而且教育他惟一的儿子过竹,也成为了民间民族文学的后起之秀。1988年,24岁的过竹出版了《苗族神话研究》一书,并考进了广西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开始了对民间民族文学的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8岁时过竹成为了助理研究员,现30多岁的过竹,已成为了广西民间文学副主席、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会员。
  现在,年逾古稀的过伟,尽管身体不好,但为了抢时间,他拼命写作。《京族文学史》17章18万字,就是他于1990年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病房里写成的。现在他正在认真审校《中国女神》这本书,这本著作是他经过15年资料积累、3年写作,于1999年完成的50万字的近作。为了创作这本书他研究了56个民族1500位女神,将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古籍记载的、考古文物的和20世纪采录民间口传神话的以及民间信仰习俗中的女神,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过伟兴奋地说,《中国女神》这本书是我进广西50年来的第50本书,我1928年出生,这本书在2000年出版,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安慰。我为我的大半生都献给了广西民间民族文化事业而自豪。
  1979—1999年的20年间,过伟获奖38项,其中省部级奖5项。1999年12月过伟以72岁高龄还获广西师范学院1999年度科研一等奖。1999年12月,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推选过伟为顾问,广西民族研究学会会员代表大会聘请过伟为顾问。
  过伟说:“我是不需扬鞭自奋蹄,我将尽心、尽责、尽意、尽力于民间民族文化事业。我将为此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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