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以至于连未来都不再是过去的样子。”
　　今天的全球化与你父母所在的全球化时代不同。明天的全球化很可能与今天的也不同，根本原因是驱动力发生了变化。直到20世纪末，主要的驱动力还是大幅削减的货物运输成本，这是由蒸汽革命导致的。当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来临时，显著降低的知识传播的成本成为了主要驱动力。在未来，主要的驱动因素可能是虚拟现实革命产生的远程显影和远程机器人技术成本的显著降低。如果我的预测是对的，那么政府和企业必须开始重新思考全球化并研究相应的对策。

更广阔的视角理解全球化

　　在出海靠风、出行靠马的年代，商品、信息和人口基本不存在流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生活的范围基本停留在村庄层面。商品只能在极短的距离内运输，运输的体量也极小，很难从中获利。人类由此与土地被捆绑在了一起，生产成为消费的“约束条件”。换句话说，生产被强制与消费捆绑在了一起。全球化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捆绑的“解绑”过程。需要注意的是，造成这种捆绑的除了商品运输成本，还有另外两种由于地理距离而产生的成本，即思想交流成本和人口流动成本。这三种成本构成生产与消费解绑的三个约束。
　　从19世纪早期开始，三种成本都在降低，但降低的速度并不相同。更准确地说，商品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比通信成本早了一个半世纪，而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成本至今都没有得到显著的降低。之所以关注这三种成本降低的顺序，是因为我们需要采用一种全新的认识全球化的视角——“三级约束”（three cascading constraints）视角（见下图）。

从“三级约束”视角看全球化

前全球化世界和全球化的第一次加速

　　当商品运输成本开始降低时，这种分隔状况开始发生变化。
　　蒸汽船和铁路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长途交易的成本，生产和消费得以分离开来。商品运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又反过来促进了运输技术的进步。当国际间商品运输变得越来越容易时，更多人开始可以购买世界各地的产品。例如，英国的中产家庭可以围着铺了用印度棉做的桌布的桌子，一边吃美国面粉做成的面包，一边喝加了牙买加糖的中国茶。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凯文？奥罗克（Kevin O’Rourke）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杰夫？威廉姆森（Jeff Williamson）认为这一变化始于1820年。我在2006年的论文《全球化：大解绑》（Globaliz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s））中将这种产品生产地和消费地的分离称为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绑。
　　然而，由于通信和面对面交流的限制依然存在，商品运输成本的降低并没有从此使世界变得平坦。三种成本的不均衡变化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发达国家（简称“北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简称“南方国家”）在收入上产生巨大的差异。随着商品运输成本的下降，市场变成了全球性的，而工业生产则形成地区集聚。之后的历史表明，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北方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又促进了北方国家的创新。这些创新由于思想交流成本高企，其应用又局限于北方国家。这就导致现代化的、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发展主要发生在北方国家。短短几十年中，不均衡的经济发展造成南北国家间收入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全球持续至今天的经济格局。简而言之，“大分流”源自商品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以及居高不下的思想交流成本。

全球化的第二次加速（第二次解绑）

　　在1990年前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革命从根本上降低了思想交流的成本，全球化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加速过程。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第二次解绑的时代。具体而言，通信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使得即使是复杂生产过程也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外得到协调。由于在第一次解绑时代形成很高的南北间工人工资水平差异，因此发达国家企业发现如果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离岸至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受益。
　　由北向南的生产过程离岸活动改变了全球化，但全球化的改变并不仅仅限于工作岗位的转移。为了确保境外子公司和境内母公司能在生产过程中无缝衔接，发达国家的企业需要同时把它们的营销、管理和技术知识带至发展中国家。因此，第二次解绑——或可称为“全球价值链革命”——重新划分了知识的国际边界，这一变化改变了行业竞争的内涵。如今，行业竞争的边界越来越多地由国际生产网络的边界而非国家边界来决定。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帮助理解这一过程。想象一下，有两个足球俱乐部正在讨论球员转会事宜。如果交易成功，两个俱乐部都将从中受益。每个俱乐部都用一个不怎么需要的球员换取了一个相对更需要的球员。
　　现在则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交换方式，相对更强球队的教练开始可以在周末训练相对较差的球队了。毫无疑问，这种新的交换方式将使整个聯盟变得更有竞争力，也非常有利于弱队的成长。但是强队却不一定会从中受益——虽然他们的教练会从中获利，因为他现在可以把他的专业知识同时出售给两支球队了。

　　这个例子正类似于全球化进程。过去的全球化可以看作是简单的球员转会，新的全球化更像是跨球队的训练，其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扮演着强队教练的角色。换句话说，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革命促使跨国公司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行业竞争模式——将G7国家的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这种高科技和低成本劳动力的组合从生产效率的角度看非常优越，这就引发了大规模“由北向南”的知识流动。也正是这些知识的流动带来了新旧全球化之间的天壤之别。

新全球化影响范围的高度集中与初级产品的超级周期

　　值得注意的是，G7国家的企业拥有这些知识，但是“由北向南”的知识流动并不是覆盖全部发展中国家的“慈善活动”。发达国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或是爱心泛滥才将知识与技术传送给发展中国家。它们努力确保这些知识与技术保留在其生产网络之内，这解释了为什么“制造业发展的奇迹”局限于少数发展中国家。这种效果同样可以用体育运动来作类比。新全球化就类似于那些G7国家的“教练”们“训练”且只“训练”了那些他们想要训练的“队伍”。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训练”会高度集中于少数发展中国家呢？
　　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思想交流和商品运输的成本，而在于人口流动的成本。诚然，飞机飞行的费用降低了，但是由于管理者和工程师薪水的提升，跨国飞行的总成本提高了。维持国际生产网络需要充分的人员流动，但人员流动的成本居高不下，因此这些跨国公司倾向于采用一种“小范围、高密度”的选址方式。为了更进一步降低人员流动的成本，这些选址会尽可能地接近G7国家（特别是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工业中心。这里印度可能是一个例外，主要是因为印度参与国际生产网络的方式不太需要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虽然第二次“解绑”对生产的影响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但其对全球收入的影响则更加广泛。全球约有半数的人口生活在快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他们收入的增长，全球对原材料的需求也呈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对原材料的爆炸式需求增长引发了所谓“初级产品超级周期”，许多原本并没有受到“全球价值链革命”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得到增加，经济发展亦开始起飞。

全球化的下一个阶段：第三次解绑

　　根据“三级约束”的视角，如果人员流动的成本能像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通信成本那样迅速下降的话，那么未来可能会发生第三次解绑。现在看来，有两类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人员流动成本的大幅下降。第一类技术是能够让人们不需要出国就能为全球提供“脑力服务”的技术，我们常称其为“远端呈现”技术，这种技术现在也不完全只存在于科学幻想中。第二类技术是能够让人们不需要长时间长距离跋涉就能提供“手工服务”的技术，这种技术可被称作“遥控机器人”技术。人们可以在世界的一端操纵机器人让它在世界的另一端执行任务。
　　通过远程临场和远程机器人技术可以放松面对面交流的约束，将使劳动服务与劳动者更容易分离。或者说，全球化的第三次解绑将可能使劳动服务和劳动者人身所在解绑。这可能会产生两个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是发达国家的工人和管理者将他们的才能应用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而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到这些国家去。
　　迄今为止，全球价值链工业化的奇迹仅发生在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地理位置上靠近日本、德国和美国。然而，南北双方在知识技术上的不平衡仍然相当严重。对这种不平衡进行套利的机会是很多的。随着迄今为止受惠最多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工资上涨，以及远程临场和远程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利用它们的知识与（例如在非洲或南美的）更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中国企业可能率先采取这一新措施，以应对中国工资上涨带来的竞争力损失。
　　如果全球价值链革命的地理范围真的扩大了，那么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快速工业化。这可能重燃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并将继续推动大合流时代。
　　第二个重大变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将自己的才能运用到发达国家中而非亲自去发达国家。对制造业来说，这将是一个进步，也是生产过程分拆和外包的继续。但是，与其将生产阶段转移到国外以利用较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将会通过远程办公在发达经济体的工厂中工作。第二次解绑的所有影响都将通过这种虚拟移民得到放大。
　　对服务业来说，这种影响可能更具革命性。许多服务部门只是间接地受到第一和第二次解绑的影响，因为它们销售的服务基本上是不可贸易的。不可贸易性的核心是服务提供者和服务购买者必须同时在同一地点。真正廉价、可靠、无所不在的虚拟存在技术和远程机器人技术将打破这种必要性。非贸易服务将成为可贸易的。简言之，第三次解绑对服务业的影响可能与第二次解绑对制造业的影响相同。
　　在这种对未来的投机观点中，第二次解绑给制造业带来的所有的好坏后果都将同样适用于服务业。因为大约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都在服务业，这一影响可能是历史性的。在广泛的服务行业中，富裕国家的工人会发现自己与那些远程提供劳动力服务的贫穷国家的工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工资竞争。但当然，与富裕国家工人的这种挑战与竞争将是贫穷国家工人的一个机会。
　　从这些变化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将其与人工智能将如何激烈地改变人类社会放在一起讨论。我认为“远程智能”（RI）最终至少会有与人工智能一样的变革性。毕竟，当远程操作人员的反应更为迅速时，为什么还要选择计算机操作人员呢（尤其是在语言壁垒被同声翻译所打破之后）？简而言之，我建议我们都应该提前考虑远程智能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人工智能。

新的全球化新在哪里？

　　全球化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意味着其对各个国家的影响也会变化。这些新的影响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新全球化的影响“分辨率”更高

　　20世纪的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专业化于某些特定行业，其对人們收入的影响也以行业为单位。21世纪的全球化则有所不同，它不仅仅影响到了行业，也影响到行业内的特定生产任务或职业工种。全球化的影响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在旧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可以辨别夕阳产业和朝阳产业。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夕阳”与“朝阳”定义在生产任务与职业工种层面。在这种情况下，预测哪些生产任务和职业工种将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会变得更加困难。
　　过去，由于贸易自由化产生的赢家和输家分别集中于不同的行业，或者不同的技能水平。现在，新全球化的影响发生在个体的层面。在同一个行业工作，拥有同样的技能，不同的个体受全球化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将这种现象称为“万花筒般的全球化”（Kaleidoscopic globalization）。不管你在哪个行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都不能保证自己在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中受益还是受损。 　　新全球化的这种特性，即其影響的更高“分辨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许多国家往往通过特定政策以保护受损的行业或技能群体。由于新全球化影响的更高“分辨率”，过去的这些政策在今天完全无法区分新全球化下的赢家与输家，其效果也必然大打折扣。

新全球化的影响更加突然、更难控制

　　旧全球化的进程以年为计量单位，关税削减和运输方式改进都需要一年或数年的时间。新全球化则来得更加迅猛，因为新全球化的驱动力——传输、存储和计算能力——每一到两年就得以翻番。过去的几十年间，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指数发展，我们看到不止一次几个月前还难以想象的事物突然就变得习以为常。
　　信息与通信技术本身的特点也意味着各国政府更难以控制新全球化的进程。控制思想交流比控制货物流动要难得多，这是物理原理决定的。在今天，想要阻碍与限制“知识套利”——而这正是新全球化的驱动力——几无可能。

新全球化下，比较优势不再以国界为界

　　新全球化背景下，G7国家纷纷将自身的高科技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结合起来。由于企业开始混合和匹配不同国家的竞争优势，国家便不再是一个分析比较优势的合适单位。竞争优势的分析单位现在由运营国际生产网络的企业决定。
　　换句话说，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绑主要是让各国更好地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全球化的第二次解绑则是让企业通过重新组合各国的比较优势来构建其竞争力。

新全球化解开发达国家知识与劳动力的“绑定”

　　在知识还不能跨国传播的时代，各国工资的差距主要取决于各国技术水平的差异。譬如，德国的工资随着德国的技术进步而上升。全球化的第二次“解绑”打破了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工资和技术共同演进过程。德国工人不再是德国技术的唯一受益者，德国的企业现在可以把德国的技术与（比如说）波兰的劳动力结合起来。

新全球化改变了地理距离扮演的角色

　　当前的概念模型中，全球化还主要被描述为产品的跨境流动。顺理成章地，如果两个市场之间的空间距离翻倍的话，两个市场间的交易成本也应该翻倍。以这样的概念模型来理解今天的全球化是对21世纪全球化的严重误读。
　　误读的原因非常简单。两个市场间的地理距离对商品运输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口流动成本的影响大不相同。有了互联网，不管相距几何，思想交流的成本几乎为零。但是对人口流动而言，一天内就能到达的地方相比于那些更为遥远的地方，意义大不相同。
　　这也许也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即使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开放政策，却只有少数能够实现工业化。原因很简单，那些没能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距离底特律、斯图加特和名古屋等经济中心太远了。

新全球化使各国政府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

　　过去的很多经济政策是建立在竞争力是一种国家属性这一概念之上的。在发达国家，不管是教育、培训政策（使工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还是减免研发税收政策（促进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都旨在加强本国的竞争力。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关税政策（保护本国制造业），还是发展战略政策（实现价值链提升），也都建立在竞争力具有国家属性这一概念之上。

　　作者：理查德· 鲍德温（Richard Baldwin）
　　出版：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全球化下，所有这些政策的前提都需要被重新审视与思考。比如，竞争优势与国界脱节，这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可能的选择。发展中国家不再需要在本国建立整条供应链（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通行做法），而可以服从、服务于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并由此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相应地，新全球化也改变了发达国家提升竞争力的政策选项。全球竞争的企业需要综合世界各国的竞争优势，把生产任务放在成本最优的国家进行生产。与积极拥抱混合—搭配生产方式的竞争者相比，不愿意进行这种生产方式的企业和国家必然在竞争中落于下风。
　　简而言之，全球化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这一变化既颠覆了发展中国家老旧的发展政策，又颠覆了发达国家简单民族主义式的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