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中国的投资统计已经明确了众多改革目标和手段，其中一些甚至已开始在地方试点。
　　“每当投资‘过热’或者‘过冷’时，我们就会受到很多质疑。”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汲凤翔11月11日接受本刊专访时这样说。
　　事实上，中国的投资统计数据在今年被前所未有地置于“火山口”上，尤其面对经济“过热”和房地产“泡沫”之争的时候，投资统计数据(如投资总量、投资增长率等)作为最直接的“衡量指标”而饱受非议。
　　
　　旧制度弊端
　　
　　今年一、二季度，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曾经用“天文数字”来形容钢铁水泥等项目的投资统计数据。在此背景下，中国启动了本轮“宏观调控”。当时，甚至在国家统计局内部，一些官员也对投资统计的真实性存有疑惑，他们对于40%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就在前年这个数字只有16%左右。
　　这个指标是由汲凤翔所在的部门最终统计得出的。实际上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高的增长率。很快，他们派员分三组赴6个主要的增长省份查实数据。之后，国家统计局和全国人大也先后开始对全国的统计工作进行大规模的检查。
　　“谁也不能保证统计数据百分之百准确，但必须做到正确反映经济发展趋势，不能误导。”汲凤翔说。
　　中国现行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统计演变而来的。
　　建国初期，中国学习前苏联模式，建立建设投资统计。当时中国实行国家统收统支，企业投资资金都是国家统一核定，收入也都如数上交。
　　如此至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统计才增加了更新改造、全民其他投资和城镇集体投资统计内容，80年代初增加了城乡私人建房统计，直到90年代初才将农村集体和房地产开发纳入投资统计范围。由此，基本形成了现在的投资统计框架。虽然框架已建，但弊端仍比较明显。
　　比如，首先投资统计被人为地分为农村和城镇两块，并侧重于城镇，农村地区统计被边缘化，而目前大量的投资项目集中于城市边缘的农村地带。
　　另一方面，目前城镇投资统计仍然主要地依赖报表制。根据中国现行统计规定，“报表制度属于国家统计调查，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根据国家统计局拟定的内容，按照全国统一的统计范围、计算方法、统计口径填报目录，认真组织实施，按时填报。”
　　这些报表被分发给城镇投资额度超过50万元的大约共20万个投资项目。由投资者负责填写后，按规定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的形式向各级统计局报送。
　　这种方式似乎已“力不从心”。历史上，报表制在国企居于绝对主体地位时执行较好，因为行政隶属以及上下级关系等因素，报表制收到不错的效果。而改革开放后，私营、合资等企业统计基础较差，其配合程度就较差。报表制度开始受到质疑。
　　最新的挑战还来自于目前正在逐步深入的投资体制改革。“相对于审批而言，备案是一种‘软’约束。取消审批就没有了年度计划和计划大本，而投资的统计对象又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如何大海捞针并能把每一个项目在开始投资之际及时纳入统计范围？”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潘王番说，这些都需要尽快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试探性”改革
　　
　　“农村已经成为投资活动的主要区域，现行投资统计已经不能完整地反映投资活动的全貌。”汲凤翔说。此前，农村一般都是简单地采用抽样调查方法，估算出投资额度和增长。
　　据透露，从明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就将农村投资由单一抽样调查改为按项目统计和抽样调查相结合，以正确地反映农村投资的总量和结构。这意味着，中国的农村和城市首次在投资统计的视野中平起平坐。
　　另一方面，现行立项门槛低导致工作量过大。目前投资统计立项的50万元门槛太低，全国城镇大约20万个统计项目，已经令统计部门不堪重负。
　　据汲凤翔估计，按照目前投资超过50万元就按项目进行统计的规定，农村大约有20万个统计项目，这跟目前城镇的统计项目大致相当。这个数据是根据目前试点省份如山东、江苏等地的情况得出的。
　　这对于目前的农村统计系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的乡村少有专门的统计人员，很多都是村会计或其他人员兼任的。
　　“我们准备提高的标准是500万元，目前500万以上项目在城镇投资中占90%以上，基本上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趋热。”汲凤翔说。剩下的项目将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统计。这样以来，项目统计的数量会减少一半，这在某些试点省份已经显现出来。
　　事实上，如何克服投资体制改革后无法从经济计划部门获取全面投资数据才是最棘手的。也就是说，“如何知道大城市众多的投资项目，通过什么找到这些项目，都是很难的。”陕西统计系统的那位官员说。
　　这意味着，统计系统必须依赖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如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众多部门的配合。但是，目前除了国家发改委所有计划项目抄送同级统计机关外，其他部门没有类似的规定，这就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出面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