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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两会如期在春天里拉开了帷幕。来自各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再次如约赴会，共商国是，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是最早把互联网这个工具和人民代表身份联系在一起的人，也是呼吁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的“第一人”，并首倡国家宣誓制度的建立。
自2003年以来，在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周洪宇都特别抢眼。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理念，那就是“民众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视野”。当年他是如何锲而不舍提出有关宣誓制度？如何关注到农村教育困境的？他的相关议案又是怎样送到国务院总理手上的？他坚持多年的议案又是如何一步步得到解决并变为现实的呢？周洪宇在履行职责中的不懈坚持和努力，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个人大代表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2018年3月17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后，举行了隆重的宪法宣誓仪式。这是我国宪法宣誓制度实行以来，首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举行宪法宣誓活动。
早在2003年十届一次全国人大会上，周洪宇就向全国人大提出了有关宣誓的建议。这年3月，周洪宇第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面对庄严的国徽，周洪宇在心里默默宣誓，一定要尽一个人大代表的责任，履行好代表职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利。当年，周洪宇就一口气提出了20多件议案和建议。其中，与建立宣誓制度有关的建议有5件：《关于实行司法人员入职宣誓仪式的建议》《关于实行检察官入职宣誓仪式的建议》《关于实行法官入职宣誓仪式及修改<法官法>的建议》《关于实行律师入职宣誓仪式的建议》《关于实行教师入职宣誓仪式的建议》。周洪宇说，这些建议主要针对司法工作者和特殊职业工作者，目的在于规范司法工作者的司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更好地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周洪宇更进一步提出建立国家宣誓制度、制定“宣誓法”的建议，并将其范围扩大为所有国家公职人员。周洪宇提出这一建议时，尽管响应者众，叫好声大，但社会上有些舆论并不支持，有的代表也不理解，不愿签名联署，觉得这种举行宣誓仪式的建议，搞形式主义的一套，有照抄照搬西方国家做法之嫌，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
面对某些同志的疑虑，周洪宇没有灰心，他坚持认为建立国家宣誓制度、举行国家公职人员宣誓仪式是彰显宪法权威、贯彻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切实需要。为打消人们的顾虑，也把问题说得更清楚，周洪宇曾专门与法学专家、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陶双文教授一起研究，对建议内容逐条进行修改完善，陶双文教授从专业角度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给予了积极协助。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周洪宇，有多年从事教育的经历。他称自己是个法律知识方面的“门外汉”，但他深知法律對于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所谓“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律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周洪宇觉得自己有责任掌握法律知识，有义务对于法治建设和法律法规完善进行建言，遂结合工作与履职需要对法律知识进行“恶补”，并经常向法律界的专家学者进行讨教。
为何要扩大范围？周洪宇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因为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也应承担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责。国家公职人员在开始行使权力时，应该对授予其行使权力的人民表态，这种表态就是宣誓。宣誓不仅是一种就职仪式，而且应当是国家公职人员任职的一项法律程序。建立国家宣誓制度，有利于强化宣誓人的法律意识和权利属于人民的主体意识，也有利于促进宣誓人遵守宪法和法律。在人民注目之下，举行庄严的就职宣誓，可以对宣誓者产生积极的心理暗示。宣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借助他人暗示、自我暗示和社会监督，把外在的法律规范、职业要求内化为个体的需要。建立国家宣誓制度有利于昭示人民监督国家公职人员，也有利于公职人员启动内心的道德资源，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国家和人民利益。”
除了国家公职人员，周洪宇认为还有一类人也应该有宣誓程序，那就是新当选的人大代表。他称，这样做可以体会到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许“失语”代表、“雷语”代表会少一些。
2014年10月28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发布。当看到“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这段文字时，周洪宇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做了这样一个动作：用钢笔在报纸的这段内容处圈了个圈。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以立法的方式确立了宪法宣誓制度。
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洪宇提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宪法宣誓仪式有关内容的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指导。通过庄严的仪式重新整理日常经验，使得自己的心灵得到提升和净化。宪法宣誓是就职仪式的一部分，宪法宣誓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赋予宣誓厚重而神圣的仪式内涵，要明确和落实宪法宣誓制度的法律责任。
周洪宇高兴地注意到，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行至2018年全国两会前，仅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正式举行了12次45人次的宪法宣誓仪式。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四十条宪法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作为宪法宣誓制度的首倡者，周洪宇于3月17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他认为，把宣誓制度写入了宪法，并首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举行宪法宣誓，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是一个重大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非常重要，尤其是政治制度。宣誓制度是我们国家整个政治制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制度在2015年建立以后它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尤其是在法律里面具有什么样的位置？这一次在宪法这个国之大法、根本大法里面把它写进去，就使这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意义，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如今宪法宣誓制度入宪是对这一制度的加强和提升，教育和激励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维护宪法，尊崇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2003年2月，周洪宇随湖北省全国人大代表团去孝感市考察。他们来到一所小学后，周洪宇发现，该校的基础设施很简陋，其中有几张课桌只有3条腿，而另一条桌腿则是用砖头垒起来的。后来，他们又到另一所小学考察，发现这里的老师只能用粉笔头给学生们上课。看到农村教育存在的这些困境，周洪宇心里很不是滋味。
积极履职的周洪宇（左）
3月2日，周洪宇应邀到某知名网站与网友交流畅谈教育热点话题，一个网民的帖子深深地刺痛了他：“代表大人，您知道农村义务教育有多苦吗？”看到这句话，使他想到了在考察调研时看到的种种情况，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当晚，周洪宇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涌动的忧思，写出了《完全免费制应自农村始》一文，强调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普遍性。他在文中明确提出：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提供，公民有义务把学龄子女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政府更有义务担负义务教育的全部费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应该而且也完全有可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即不仅完全免收学生的学费和杂费，而且还应免费给学生提供教科書、伙食等。各级政府应树立公共财政理念，调整财政支出，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尽快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明确中央、省、地（市）、县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承担责任和比例，使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确保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有稳定来源。
3月4日，此文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引起诸多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很多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表示赞同。于是，周洪宇将此事向湖北省代表团同一小组的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蒋祝平、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纯宣等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鼓励他积极向上面反映情况，推动我国农村尽快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蒋祝平还对周洪宇说：“这是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值得为之努力。”
3月6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温家宝来到湖北省代表团与大家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讨论期间，他多次提到“三农”问题，并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低，不全面、不平衡，差距主要在农村。他强调说，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温家宝这番恳切的讲话引起了湖北省代表团代表们强烈的共鸣。这时，在讨论中没有获得发言机会的周洪宇萌发了直接向温家宝建言的愿望。
讨论一结束，代表们纷纷涌出大厅，准备到门外排队等候合影。周洪宇看到有人正在向温家宝问好，便趁机“挤”到温家宝面前，递上一摞材料，说：“我在这次来京参加人代会之前，与一批人大代表参加了湖北孝感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调查的情况与您说得一致，现在农村义务教育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温家宝接过材料，认真地看了题目，微笑着说：“农村义务教育有几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你提得很好、很及时。这个材料是给我的吗？”接着补充说：“谢谢您。好，我会带回去研究处理的。”
3月9日，在给温家宝送的这份《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之后，周洪宇向全国人大提交了这份建议案。不久，《人民政协报》《中国教育报》等众多媒体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时，中青网网民推选出周洪宇的《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为“最受关注的十大议（提）案”之首。一个建议引起如此关注是周洪宇始料未及的。他说，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村义务教育这个问题太让人们牵挂，而在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再任农村教育问题的现状继续。
2003年6月17日，周洪宇收到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议案的答复。其中说，我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财力相对薄弱，虽然对各级财政部门积极按照《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困扰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诸多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保证农村义务教育运行的最低条件，即保教师工资、保校舍安全和保学校正常运转的经费在部分贫困地区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条件尚不成熟”。
后来，周洪宇注意到《光明日报》刊发了新疆205万贫困生开始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消息。于是，他撰写了《关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工作的十点建议》，提出重新定位农村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办学方向、尽快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制、加快发展农村远程教育等建议，并于9月10日写信寄给温家宝。
9月19日，国务院第一次就加强农村教育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并出台了有关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始推行“二免一补”新政策，即免杂费、书本费和对寄宿生补贴生活费，力争2007年前在全国所有地方实行“二免一补”。
11月，周洪宇率湖北民进教育调研组到湖北十堰地区调研考察了多所农村学校，并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宣传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费的观点，争取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 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周洪宇再次提出《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费的再建议》的议案。同时，还提出了“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建议”等。
鼓舞周洪宇坚持为农村义务教育建言献策的，是政府在不断地为农村教育做出的大动作。他注意到：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各类专项资金从2003年的58亿元增长到100亿元。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免除一部分贫困地区孩子的书本费和杂费，到2007年，向全国全面推行。
周洪宇（左）在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湖北团小组会议上
政府的这些大动作让周洪宇喜不自禁。“一项议案被采纳需要各种条件的合力：社会共识、政府重视、时机合适，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而不能说就是某位代表的功劳。我不过就是时代浪潮中的一滴水，顺势而行，恰好在社会走到这个阶段时，提出了建议，推了一把。”作为呼吁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第一人”，周洪宇这样评价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周洪宇因执着呼吁义务教育全免费，大家送给他一个雅号——“周免费”。当无数农村孩子的命运因教育而改变时，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周洪宇是谁，但是，周洪宇知道，自己切实履行了人大代表的职责。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这些年来，周洪宇一直在呼吁国家尽快实施与政府公共职能相符、与世界普遍做法相同、与我国现实财力相称、与社会大众愿望相合的真正的全免费义务教育（即免学费、免杂费、免教科书费，补助贫困生伙食费，简称“三免一补”），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
在周洪宇一再呼吁下，我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基本全面实现、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已经免除后，他又在全国两会上建议，下一步应该是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的时候了。他认为，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是大势所趋，且时机已经成熟。
在周洪宇看来，继续收取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是弊大于利，其弊端表现为不利于推进社会公平，也不利于教育的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是一项典型的纯公共服务，因此政府理应担负其公共职责。而政府免费提供教科书，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公共职责之一。由于过去国家长期实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倾斜政策，农村教育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长期处在不利的位置，相比城市教育的发展则严重滞后，这样就造成了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严重失衡。为了推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均衡发展，近年来政府明显改变政策导向，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并在经费投入上向农村教育倾斜。在农村推行全免费义务教育是在这一新的指导思想下带有战略性的重要举措。这自然十分英明，社会各界积极拥护和赞成。但问题是，既然义务教育是一项典型的纯公共服务，为什么政府只对农村而不对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费买单呢？须知现在大城市中为数不少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本身就是农村人口，是由农村流动到城市务工谋生的，他们的经济条件普遍很差，即使是并非昂贵的教科书费，对他们而言仍是一笔难以承受的负担。因此，仅在城市征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费，难免会让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家长，特别是由农村流动到城市务工来的学生家长产生不公平的感觉。尽管这些教科书费并不算高，一般城市居民能够承担得起，但为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包括城市学生）免费提供学费、杂费、教科书费等，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所在，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到底需要多少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力能承受吗？应该怎样实施？周洪宇在提出有关建议的同时，十分关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的可行性。他通过各种相关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按国际上通行的教科书循环使用5年的惯例，国家财政每年仅需要拿出12.99亿元负担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费，占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教育费附加、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6348.36亿元的0.2%，占同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538.33亿元的2.41%。他认为，免除城市义务教育教科书费数额不大，国家财政是完全有能力承担的。
让周洪宇高兴的是，2008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指出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他说，“这是义务教育全免费的最后一步”。
周洪宇在人大會议上投票
2018年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此前，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所做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情况的说明显示，在充分采纳人大代表审议和政协委员讨论提出的意见、建议后，国务院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的86处修改充实中，有10余处与教育息息相关，聚焦教育改革攻坚关键词。
这些教育方面文字的修改透露出了哪些政策信号？周洪宇对此进行了解读。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在“人民生活持续改善”部分补充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在“坚持深化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发展动力不断增强”部分增加了“稳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补充了这一句，是对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呼应，同时也是对去年教育工作发展的一个肯定，进一步强调和肯定2017年教育事业的发展。”周洪宇认为，如将二者结合起来，则前面强调对总体教育事业发展的肯定，后面强调了对教育改革的肯定。
除了对过去5年工作回顾，在对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部分，对教育相关内容的补充和修改，也体现出鲜明的政策导向。比如，在“落实和完善创新激励政策”部分，将“绩效评价要加快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改为“科研项目绩效评价要加快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将“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改为“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在“加大精准脱贫力度”部分，补充“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政府工作报告教育相关部分的修改补充更是精细化到“字字精准”。 周洪宇认为，在“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部分，将“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改为“强化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增加了“原始创新”，对高校科研人员是一种激励，鼓励他们潜心基础研究，因为只有通过原始创新才能从过去的跟跑者、追随者，变为领跑者。在“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部分，补充了“完善农村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恰恰说明，我们现在的农村公共服务是短板所在，必须要把这块短板补齐。
周洪宇欣喜地发现，代表团审议时意见比较集中的几方面内容都在政府工作报告“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部分修改中有所体现。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补充“重视对幼儿教师的关心和培养”；将“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改为“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对儿童托育中育儿过程加强监管”。“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处增加，第一处讲到，要重视对幼儿教师的关心和培养。近几年，我国学前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几个突出问题，比如学前教育幼儿教师培养的数量不够，整体素质不高，很多人不具备幼师的基本素质和条件，就当了幼师。”周洪宇说。
学前教育的第二处修改，也是本次两会教育领域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关于全过程监管，在小组会上大家讨论的特别多，主要集中在这样会伤害教师的尊严和从业热情，同时还会存在侵犯儿童隐私的可能。”周洪宇表示，“全过程”的修改应该是考虑到这个范围过宽。“‘全过程’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留下了一些法律上的模糊地带，可能会侵犯儿童隐私以及老师的某些合法权益。而‘育儿过程’的表述更为准确，进一步缩小范围，同时也避免了因界定过宽带来的一些法律上的模糊地带。”周洪宇认为，“加强监管”是“治标”，要想“治本”还需要高度重视、加大幼教投入、加快师资培养，并在家长与幼儿园之间建立信任。
周洪宇注意到，在“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部分，补充了“大力培育乡村振兴人才”。“我们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但是如何实施？从何处入手？靠什么支持？把这句话专门写进去，意味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将培养人才作为突破口、切入点。”周洪宇说，在乡村振兴中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赋予了教育工作者任务和责任，也给教育部门提出了要求，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
从这个角度看，对职业教育相关内容的修改，意图也很明确。补充“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将“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改为“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增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再一次强调职业教育，意味着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周洪宇认为，打造“中国工匠”，支撑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职业教育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支持”到“支持和规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既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去举办职业教育，同时也要看到这其中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和行为。”在周洪宇看来，政府两者都要抓，都要硬。
周洪宇认为，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关键在于政策引导和扶持。比如对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在税收减免、土地供应、财政补贴、人才流动、学费收取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持，为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加强监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报告还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并提出要“加快教育现代化”。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这部分的修改中将“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改为“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教育现代化，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化教育改革，四者内在统一、密不可分。其中，建设教育强国是总体发展目标，加快教育现代化是推进路径，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检验标准，深化教育改革是动力。”周洪宇说。在他看来，政府工作報告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实干版”“落实版”。而在这次修改中，重新加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也是贯彻中央部署、落实十九大精神的表现。
《教育部2018年工作要点》中明确，今年要出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政府工作报告重提教育现代化，既衔接了十九大精神，又为今年出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埋下伏笔。”周洪宇说。
周洪宇（左）在人民大会堂前
这些年来，周洪宇一直要求自己在履行人大代表职责时要有“民众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家的观点”。所谓民众的立场，即是以人民群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以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和强势群体的利益作为对待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所谓建设的态度，就是以合作的姿态、合适的方式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而不是以对立的姿态、生硬的方式来要求政府必须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注意工作的策略和方法；所谓专家的观点，即是分析问题或提出对策，都要以专业的理论和知识作背景，都要有大量的事实和资料作依据，而不是信口雌黄，乱开药方。
有立场、有态度、有观点，这就是周洪宇，他仍在人大代表的路上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并不断探索着、前进着……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是最早把互联网这个工具和人民代表身份联系在一起的人，也是呼吁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的“第一人”，并首倡国家宣誓制度的建立。
自2003年以来，在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周洪宇都特别抢眼。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理念，那就是“民众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视野”。当年他是如何锲而不舍提出有关宣誓制度？如何关注到农村教育困境的？他的相关议案又是怎样送到国务院总理手上的？他坚持多年的议案又是如何一步步得到解决并变为现实的呢？周洪宇在履行职责中的不懈坚持和努力，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个人大代表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法律“门外汉”推动建立宣誓制度
2018年3月17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后，举行了隆重的宪法宣誓仪式。这是我国宪法宣誓制度实行以来，首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举行宪法宣誓活动。
早在2003年十届一次全国人大会上，周洪宇就向全国人大提出了有关宣誓的建议。这年3月，周洪宇第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面对庄严的国徽，周洪宇在心里默默宣誓，一定要尽一个人大代表的责任，履行好代表职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利。当年，周洪宇就一口气提出了20多件议案和建议。其中，与建立宣誓制度有关的建议有5件：《关于实行司法人员入职宣誓仪式的建议》《关于实行检察官入职宣誓仪式的建议》《关于实行法官入职宣誓仪式及修改<法官法>的建议》《关于实行律师入职宣誓仪式的建议》《关于实行教师入职宣誓仪式的建议》。周洪宇说，这些建议主要针对司法工作者和特殊职业工作者，目的在于规范司法工作者的司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更好地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周洪宇更进一步提出建立国家宣誓制度、制定“宣誓法”的建议，并将其范围扩大为所有国家公职人员。周洪宇提出这一建议时，尽管响应者众，叫好声大，但社会上有些舆论并不支持，有的代表也不理解，不愿签名联署，觉得这种举行宣誓仪式的建议，搞形式主义的一套，有照抄照搬西方国家做法之嫌，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
面对某些同志的疑虑，周洪宇没有灰心，他坚持认为建立国家宣誓制度、举行国家公职人员宣誓仪式是彰显宪法权威、贯彻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切实需要。为打消人们的顾虑，也把问题说得更清楚，周洪宇曾专门与法学专家、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陶双文教授一起研究，对建议内容逐条进行修改完善，陶双文教授从专业角度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给予了积极协助。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周洪宇，有多年从事教育的经历。他称自己是个法律知识方面的“门外汉”，但他深知法律對于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所谓“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律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周洪宇觉得自己有责任掌握法律知识，有义务对于法治建设和法律法规完善进行建言，遂结合工作与履职需要对法律知识进行“恶补”，并经常向法律界的专家学者进行讨教。
为何要扩大范围？周洪宇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因为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也应承担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责。国家公职人员在开始行使权力时，应该对授予其行使权力的人民表态，这种表态就是宣誓。宣誓不仅是一种就职仪式，而且应当是国家公职人员任职的一项法律程序。建立国家宣誓制度，有利于强化宣誓人的法律意识和权利属于人民的主体意识，也有利于促进宣誓人遵守宪法和法律。在人民注目之下，举行庄严的就职宣誓，可以对宣誓者产生积极的心理暗示。宣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借助他人暗示、自我暗示和社会监督，把外在的法律规范、职业要求内化为个体的需要。建立国家宣誓制度有利于昭示人民监督国家公职人员，也有利于公职人员启动内心的道德资源，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国家和人民利益。”
除了国家公职人员，周洪宇认为还有一类人也应该有宣誓程序，那就是新当选的人大代表。他称，这样做可以体会到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许“失语”代表、“雷语”代表会少一些。
2014年10月28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发布。当看到“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这段文字时，周洪宇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做了这样一个动作：用钢笔在报纸的这段内容处圈了个圈。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以立法的方式确立了宪法宣誓制度。
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洪宇提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宪法宣誓仪式有关内容的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指导。通过庄严的仪式重新整理日常经验，使得自己的心灵得到提升和净化。宪法宣誓是就职仪式的一部分，宪法宣誓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赋予宣誓厚重而神圣的仪式内涵，要明确和落实宪法宣誓制度的法律责任。
周洪宇高兴地注意到，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行至2018年全国两会前，仅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正式举行了12次45人次的宪法宣誓仪式。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四十条宪法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作为宪法宣誓制度的首倡者，周洪宇于3月17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他认为，把宣誓制度写入了宪法，并首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举行宪法宣誓，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是一个重大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非常重要，尤其是政治制度。宣誓制度是我们国家整个政治制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制度在2015年建立以后它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尤其是在法律里面具有什么样的位置？这一次在宪法这个国之大法、根本大法里面把它写进去，就使这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意义，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如今宪法宣誓制度入宪是对这一制度的加强和提升，教育和激励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维护宪法，尊崇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执着呼吁义务教育改革获雅号“周免费”
2003年2月，周洪宇随湖北省全国人大代表团去孝感市考察。他们来到一所小学后，周洪宇发现，该校的基础设施很简陋，其中有几张课桌只有3条腿，而另一条桌腿则是用砖头垒起来的。后来，他们又到另一所小学考察，发现这里的老师只能用粉笔头给学生们上课。看到农村教育存在的这些困境，周洪宇心里很不是滋味。
3月2日，周洪宇应邀到某知名网站与网友交流畅谈教育热点话题，一个网民的帖子深深地刺痛了他：“代表大人，您知道农村义务教育有多苦吗？”看到这句话，使他想到了在考察调研时看到的种种情况，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当晚，周洪宇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涌动的忧思，写出了《完全免费制应自农村始》一文，强调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普遍性。他在文中明确提出：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提供，公民有义务把学龄子女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政府更有义务担负义务教育的全部费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应该而且也完全有可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即不仅完全免收学生的学费和杂费，而且还应免费给学生提供教科書、伙食等。各级政府应树立公共财政理念，调整财政支出，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尽快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明确中央、省、地（市）、县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承担责任和比例，使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确保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有稳定来源。
3月4日，此文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引起诸多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很多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表示赞同。于是，周洪宇将此事向湖北省代表团同一小组的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蒋祝平、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纯宣等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鼓励他积极向上面反映情况，推动我国农村尽快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蒋祝平还对周洪宇说：“这是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值得为之努力。”
3月6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温家宝来到湖北省代表团与大家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讨论期间，他多次提到“三农”问题，并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低，不全面、不平衡，差距主要在农村。他强调说，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温家宝这番恳切的讲话引起了湖北省代表团代表们强烈的共鸣。这时，在讨论中没有获得发言机会的周洪宇萌发了直接向温家宝建言的愿望。
讨论一结束，代表们纷纷涌出大厅，准备到门外排队等候合影。周洪宇看到有人正在向温家宝问好，便趁机“挤”到温家宝面前，递上一摞材料，说：“我在这次来京参加人代会之前，与一批人大代表参加了湖北孝感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调查的情况与您说得一致，现在农村义务教育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温家宝接过材料，认真地看了题目，微笑着说：“农村义务教育有几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你提得很好、很及时。这个材料是给我的吗？”接着补充说：“谢谢您。好，我会带回去研究处理的。”
3月9日，在给温家宝送的这份《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之后，周洪宇向全国人大提交了这份建议案。不久，《人民政协报》《中国教育报》等众多媒体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时，中青网网民推选出周洪宇的《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为“最受关注的十大议（提）案”之首。一个建议引起如此关注是周洪宇始料未及的。他说，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村义务教育这个问题太让人们牵挂，而在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再任农村教育问题的现状继续。
2003年6月17日，周洪宇收到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议案的答复。其中说，我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财力相对薄弱，虽然对各级财政部门积极按照《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困扰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诸多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保证农村义务教育运行的最低条件，即保教师工资、保校舍安全和保学校正常运转的经费在部分贫困地区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条件尚不成熟”。
后来，周洪宇注意到《光明日报》刊发了新疆205万贫困生开始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消息。于是，他撰写了《关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工作的十点建议》，提出重新定位农村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办学方向、尽快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制、加快发展农村远程教育等建议，并于9月10日写信寄给温家宝。
9月19日，国务院第一次就加强农村教育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并出台了有关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始推行“二免一补”新政策，即免杂费、书本费和对寄宿生补贴生活费，力争2007年前在全国所有地方实行“二免一补”。
11月，周洪宇率湖北民进教育调研组到湖北十堰地区调研考察了多所农村学校，并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宣传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费的观点，争取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 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周洪宇再次提出《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费的再建议》的议案。同时，还提出了“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建议”等。
鼓舞周洪宇坚持为农村义务教育建言献策的，是政府在不断地为农村教育做出的大动作。他注意到：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各类专项资金从2003年的58亿元增长到100亿元。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免除一部分贫困地区孩子的书本费和杂费，到2007年，向全国全面推行。
政府的这些大动作让周洪宇喜不自禁。“一项议案被采纳需要各种条件的合力：社会共识、政府重视、时机合适，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而不能说就是某位代表的功劳。我不过就是时代浪潮中的一滴水，顺势而行，恰好在社会走到这个阶段时，提出了建议，推了一把。”作为呼吁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第一人”，周洪宇这样评价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周洪宇因执着呼吁义务教育全免费，大家送给他一个雅号——“周免费”。当无数农村孩子的命运因教育而改变时，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周洪宇是谁，但是，周洪宇知道，自己切实履行了人大代表的职责。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这些年来，周洪宇一直在呼吁国家尽快实施与政府公共职能相符、与世界普遍做法相同、与我国现实财力相称、与社会大众愿望相合的真正的全免费义务教育（即免学费、免杂费、免教科书费，补助贫困生伙食费，简称“三免一补”），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
在周洪宇一再呼吁下，我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基本全面实现、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已经免除后，他又在全国两会上建议，下一步应该是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的时候了。他认为，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是大势所趋，且时机已经成熟。
在周洪宇看来，继续收取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是弊大于利，其弊端表现为不利于推进社会公平，也不利于教育的均衡发展。义务教育是一项典型的纯公共服务，因此政府理应担负其公共职责。而政府免费提供教科书，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公共职责之一。由于过去国家长期实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倾斜政策，农村教育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长期处在不利的位置，相比城市教育的发展则严重滞后，这样就造成了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严重失衡。为了推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均衡发展，近年来政府明显改变政策导向，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并在经费投入上向农村教育倾斜。在农村推行全免费义务教育是在这一新的指导思想下带有战略性的重要举措。这自然十分英明，社会各界积极拥护和赞成。但问题是，既然义务教育是一项典型的纯公共服务，为什么政府只对农村而不对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费买单呢？须知现在大城市中为数不少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本身就是农村人口，是由农村流动到城市务工谋生的，他们的经济条件普遍很差，即使是并非昂贵的教科书费，对他们而言仍是一笔难以承受的负担。因此，仅在城市征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费，难免会让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家长，特别是由农村流动到城市务工来的学生家长产生不公平的感觉。尽管这些教科书费并不算高，一般城市居民能够承担得起，但为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包括城市学生）免费提供学费、杂费、教科书费等，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所在，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到底需要多少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力能承受吗？应该怎样实施？周洪宇在提出有关建议的同时，十分关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科书费的可行性。他通过各种相关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按国际上通行的教科书循环使用5年的惯例，国家财政每年仅需要拿出12.99亿元负担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科书费，占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教育费附加、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6348.36亿元的0.2%，占同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538.33亿元的2.41%。他认为，免除城市义务教育教科书费数额不大，国家财政是完全有能力承担的。
让周洪宇高兴的是，2008年8月1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指出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他说，“这是义务教育全免费的最后一步”。
一字一符的改动情牵教育改革攻坚
2018年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此前，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所做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情况的说明显示，在充分采纳人大代表审议和政协委员讨论提出的意见、建议后，国务院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的86处修改充实中，有10余处与教育息息相关，聚焦教育改革攻坚关键词。
这些教育方面文字的修改透露出了哪些政策信号？周洪宇对此进行了解读。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在“人民生活持续改善”部分补充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在“坚持深化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发展动力不断增强”部分增加了“稳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补充了这一句，是对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呼应，同时也是对去年教育工作发展的一个肯定，进一步强调和肯定2017年教育事业的发展。”周洪宇认为，如将二者结合起来，则前面强调对总体教育事业发展的肯定，后面强调了对教育改革的肯定。
除了对过去5年工作回顾，在对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部分，对教育相关内容的补充和修改，也体现出鲜明的政策导向。比如，在“落实和完善创新激励政策”部分，将“绩效评价要加快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改为“科研项目绩效评价要加快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将“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改为“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在“加大精准脱贫力度”部分，补充“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政府工作报告教育相关部分的修改补充更是精细化到“字字精准”。 周洪宇认为，在“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部分，将“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改为“强化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增加了“原始创新”，对高校科研人员是一种激励，鼓励他们潜心基础研究，因为只有通过原始创新才能从过去的跟跑者、追随者，变为领跑者。在“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部分，补充了“完善农村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恰恰说明，我们现在的农村公共服务是短板所在，必须要把这块短板补齐。
周洪宇欣喜地发现，代表团审议时意见比较集中的几方面内容都在政府工作报告“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部分修改中有所体现。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补充“重视对幼儿教师的关心和培养”；将“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改为“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对儿童托育中育儿过程加强监管”。“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处增加，第一处讲到，要重视对幼儿教师的关心和培养。近几年，我国学前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几个突出问题，比如学前教育幼儿教师培养的数量不够，整体素质不高，很多人不具备幼师的基本素质和条件，就当了幼师。”周洪宇说。
学前教育的第二处修改，也是本次两会教育领域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关于全过程监管，在小组会上大家讨论的特别多，主要集中在这样会伤害教师的尊严和从业热情，同时还会存在侵犯儿童隐私的可能。”周洪宇表示，“全过程”的修改应该是考虑到这个范围过宽。“‘全过程’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留下了一些法律上的模糊地带，可能会侵犯儿童隐私以及老师的某些合法权益。而‘育儿过程’的表述更为准确，进一步缩小范围，同时也避免了因界定过宽带来的一些法律上的模糊地带。”周洪宇认为，“加强监管”是“治标”，要想“治本”还需要高度重视、加大幼教投入、加快师资培养，并在家长与幼儿园之间建立信任。
周洪宇注意到，在“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部分，补充了“大力培育乡村振兴人才”。“我们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但是如何实施？从何处入手？靠什么支持？把这句话专门写进去，意味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将培养人才作为突破口、切入点。”周洪宇说，在乡村振兴中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赋予了教育工作者任务和责任，也给教育部门提出了要求，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
从这个角度看，对职业教育相关内容的修改，意图也很明确。补充“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将“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改为“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增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再一次强调职业教育，意味着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周洪宇认为，打造“中国工匠”，支撑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职业教育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支持”到“支持和规范”，“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既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去举办职业教育，同时也要看到这其中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和行为。”在周洪宇看来，政府两者都要抓，都要硬。
周洪宇认为，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关键在于政策引导和扶持。比如对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在税收减免、土地供应、财政补贴、人才流动、学费收取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持，为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加强监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报告还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并提出要“加快教育现代化”。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这部分的修改中将“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改为“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教育现代化，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化教育改革，四者内在统一、密不可分。其中，建设教育强国是总体发展目标，加快教育现代化是推进路径，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检验标准，深化教育改革是动力。”周洪宇说。在他看来，政府工作報告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实干版”“落实版”。而在这次修改中，重新加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也是贯彻中央部署、落实十九大精神的表现。
《教育部2018年工作要点》中明确，今年要出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政府工作报告重提教育现代化，既衔接了十九大精神，又为今年出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埋下伏笔。”周洪宇说。
这些年来，周洪宇一直要求自己在履行人大代表职责时要有“民众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家的观点”。所谓民众的立场，即是以人民群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以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和强势群体的利益作为对待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所谓建设的态度，就是以合作的姿态、合适的方式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而不是以对立的姿态、生硬的方式来要求政府必须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注意工作的策略和方法；所谓专家的观点，即是分析问题或提出对策，都要以专业的理论和知识作背景，都要有大量的事实和资料作依据，而不是信口雌黄，乱开药方。
有立场、有态度、有观点，这就是周洪宇，他仍在人大代表的路上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并不断探索着、前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