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烟草业试图通过研发低焦卷烟来扩展市场，它们向消费者灌输的概念是：焦油含量低的卷烟，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小。但国外和中国的研究表明，烟草业的说法不可能实现，低焦卷烟危害不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要大于普通卷烟。
低焦怎样减害？
“烟草院士”谢建平如今一定很郁闷。
在过去的的几十年中，作为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建平是烟草业公认的“权威”，肩挑烟草业科研重任。但是，日子从去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变得难过。还没来得及享受荣耀，谢建平就遭到来自民间的声讨。国内众多控烟组织致信中国工程院，要求撤销谢建平的院士资格。
谢建平饱受争议的原因是，他从事的卷烟“减害降焦”，被认为是一个忽悠消费者的概念，不管是低焦油卷烟还是加入中草药的“中式卷烟”，都不可能减少危害。
“烟草院士”风波尚未平息，今年，“中式卷烟”项目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包括钟南山在内的30名两院院士联名反对该奖项入选。经过40天的公示后，国家科技进步奖办公室回应，推荐部门鉴于项目的异议情况较为复杂，提出不继续参加评审的申请。所谓“中式卷烟”，也是一种被描绘为可以减少危害的技术。对“中式卷烟”的质疑，再次扯下“低焦减害”的面具。
焦油，是烟草燃烧后剩下的混合物，看上去又黑又黏。烟草中大多数的有害物质都能在焦油中发现。焦油中的致癌物质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定义为“一类”致癌物，即已经确定在人体中导致癌症的物质。
目前国内市面上的低焦卷烟，在烟盒上都标注了焦油含量，但这些数值，被很多研究证实并不能代表人吸入的焦油量。
低焦卷烟最主要的降焦技术，是在卷烟过滤嘴上打出微小的孔，如果仔细观察低焦卷烟会发现，焦油含量标注数值越低，小孔的数量越多。按照烟企的说法，因为有这些小孔的存在，更多的清洁空气通过小孔进入人体，焦油被稀释，因此，吸烟者吸入的焦油量就降低了。
问题是，这些小孔真的能起到稀释焦油含量的作用吗？烟企拿出的证据，来自吸烟机测试。吸烟机模仿真人的吸烟行为，烟草中的物质会被吸附在内部的滤膜上，这种方法又称为“剑桥滤片法”。
但这种方法早就备受质疑，因为它与人真实的吸烟行为，相差太多。吸烟机浅浅地“衔”着烟嘴，让通气孔暴露，而真正的烟民吸烟，往往会用手指或者嘴唇堵住小孔。更明显的一个差异是，吸烟机没有“烟瘾”，烟民的“烟瘾”来自尼古丁，低焦烟尼古丁含量减少，烟民会吸更多的烟来满足自己对尼古丁的需求，这样，低焦减害也就无从谈起。
美國的一项调查表明，吸低焦油卷烟的人平均每天吸35根烟，而吸高焦油卷烟的人每天吸28根左右。
如果说吸烟的根数还不能代表危害程度，中国的一项研究则显示，吸低焦油卷烟的烟民，体内代谢物与吸普通卷烟的烟民并无二致，有的有害代谢物甚至更多。
2008年，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高级项目官员甘泉，在上海对出租车司机做了一项调查研究。尼古丁在人体内的代谢物主要有可天宁、多环芳烃、亚硝胺等，利用出租车司机定期体检的机会，甘泉对500多名吸烟的出租车司机体内代谢物进行测定。其中可天宁水平的测定显示，吸烟盒标注焦油含量为12mg卷烟的吸烟者，体内可天宁水平比吸标注焦油含量8mg卷烟的反而更低。也就是说，从尼古丁代谢物看，低焦卷烟带给人体的危害，并没有比一般卷烟更低。
这项研究得到了国内卫生界的认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的控烟栏目中，有文章介绍了甘泉的这一研究成果。
当然，烟企声称，降焦技术远不止打孔这一个。甘泉介绍，目前烟草业降焦的手段，还包括改变烟丝的构成。低焦卷烟大多为混合型卷烟，烟丝中添加了白肋烟和再造烟叶。白肋烟和再造烟叶的特点是焦油含量相对低，但会增加烟叶中的硝酸盐含量。卷烟燃烧后，硝酸盐变成亚硝胺，亚硝胺是烟草烟雾中主要的致癌物质之一。
科学“捍卫”错误
控烟界力证“减害降焦”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也承认，反驳的研究还是太少。
相比之下，烟草业却具备强大的科研能力，常常在辩论中占有“优势”。
“减害降焦”并不是中国首创的概念，在西方国家，为了应对控烟势力，烟草企业发明了低焦烟。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低焦卷烟，在烟草业内部，科研部门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部门。据媒体报道，国家烟草专卖局投入高额资金用于“减害降焦”研究，2009年，用于烟草科技的投入达到30多亿元。过去10年，烟草业获得7项国家科技成果奖项，其中最高的是谢建平领衔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烟草业拥有强大的科研队伍。以谢建平所在的郑州烟草研究院为例，这家国家烟草专卖局唯一直属的综合性科研机构，现有专业技术人才200多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2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人。
除了烟草业自己的队伍，众多农业类高等院校中，也设立了烟草专业。它们培养的学生是烟草科研的后备军，高等院校中的科研人员也在为烟草科研效力。
当然，烟草科研界会辩称，除了烟草生产技术，他们也研究吸烟对人体的危害。不过，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卷烟降害技术、烟气有害物抑制与消除等，类似的课题被控烟一方视为“伪命题”，不过烟企为新的营销寻求技术支持。
国外烟草企业还会赞助与吸烟无关的其他疾病的科研项目，控烟人士认为，烟草业的这一做法，目的不过是混淆视听，转移公众注意力。
控烟科研力量的薄弱，影响了吸烟危害知识在公众中的普及。卫生部长陈竺日前与其他合作者联名在《柳叶刀》上发表评论，力挺中国控烟。文中描述，国内控烟知识的传播，还远远不够。
文章中提到，全球成人烟草调查（GATS）的中国数据表明，中国仅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意识到了吸烟的健康风险，现有吸烟者中则更少有意愿戒烟。这种健康意识的缺乏普遍存在，甚至包括男性医务工作者（其中40％当前吸烟）。
在美国等积极控烟的国家，普通医生有责任向患者提供吸烟危害的提示，劝导患者戒烟。在一些诊疗中，医生向患者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吸烟。
鉴于中国的差距，陈竺试图通过基本医疗保障，为控烟助力。今年出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策略研讨会”时陈竺表示，应通过深化医改，逐步把戒烟咨询和药物纳入基本医保，基本药物目录也将添加相关药品。
此言也引发了争议，一些人认为，戒烟入医保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说不够公平。事实上，吸烟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流行病”，因此，戒烟被视为一种“治疗”。陈竺的评论中也指出，在可以引起非传染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中，吸烟和高盐摄入是最可预防的两项。目前，非传染性疾病占中国全部死亡的80％以上，吸烟则可以直接导致肺部、心血管等器官的严重病变。
在科研的“战场”上，烟草企业与控烟一方显然力量悬殊，更加可怕的是，“捍卫”错误的科学研究，仍然在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持。
低焦怎样减害？
“烟草院士”谢建平如今一定很郁闷。
在过去的的几十年中，作为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建平是烟草业公认的“权威”，肩挑烟草业科研重任。但是，日子从去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变得难过。还没来得及享受荣耀，谢建平就遭到来自民间的声讨。国内众多控烟组织致信中国工程院，要求撤销谢建平的院士资格。
谢建平饱受争议的原因是，他从事的卷烟“减害降焦”，被认为是一个忽悠消费者的概念，不管是低焦油卷烟还是加入中草药的“中式卷烟”，都不可能减少危害。
“烟草院士”风波尚未平息，今年，“中式卷烟”项目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包括钟南山在内的30名两院院士联名反对该奖项入选。经过40天的公示后，国家科技进步奖办公室回应，推荐部门鉴于项目的异议情况较为复杂，提出不继续参加评审的申请。所谓“中式卷烟”，也是一种被描绘为可以减少危害的技术。对“中式卷烟”的质疑，再次扯下“低焦减害”的面具。
焦油，是烟草燃烧后剩下的混合物，看上去又黑又黏。烟草中大多数的有害物质都能在焦油中发现。焦油中的致癌物质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定义为“一类”致癌物，即已经确定在人体中导致癌症的物质。
目前国内市面上的低焦卷烟，在烟盒上都标注了焦油含量，但这些数值，被很多研究证实并不能代表人吸入的焦油量。
低焦卷烟最主要的降焦技术，是在卷烟过滤嘴上打出微小的孔，如果仔细观察低焦卷烟会发现，焦油含量标注数值越低，小孔的数量越多。按照烟企的说法，因为有这些小孔的存在，更多的清洁空气通过小孔进入人体，焦油被稀释，因此，吸烟者吸入的焦油量就降低了。
问题是，这些小孔真的能起到稀释焦油含量的作用吗？烟企拿出的证据，来自吸烟机测试。吸烟机模仿真人的吸烟行为，烟草中的物质会被吸附在内部的滤膜上，这种方法又称为“剑桥滤片法”。
但这种方法早就备受质疑，因为它与人真实的吸烟行为，相差太多。吸烟机浅浅地“衔”着烟嘴，让通气孔暴露，而真正的烟民吸烟，往往会用手指或者嘴唇堵住小孔。更明显的一个差异是，吸烟机没有“烟瘾”，烟民的“烟瘾”来自尼古丁，低焦烟尼古丁含量减少，烟民会吸更多的烟来满足自己对尼古丁的需求，这样，低焦减害也就无从谈起。
美國的一项调查表明，吸低焦油卷烟的人平均每天吸35根烟，而吸高焦油卷烟的人每天吸28根左右。
如果说吸烟的根数还不能代表危害程度，中国的一项研究则显示，吸低焦油卷烟的烟民，体内代谢物与吸普通卷烟的烟民并无二致，有的有害代谢物甚至更多。
2008年，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高级项目官员甘泉，在上海对出租车司机做了一项调查研究。尼古丁在人体内的代谢物主要有可天宁、多环芳烃、亚硝胺等，利用出租车司机定期体检的机会，甘泉对500多名吸烟的出租车司机体内代谢物进行测定。其中可天宁水平的测定显示，吸烟盒标注焦油含量为12mg卷烟的吸烟者，体内可天宁水平比吸标注焦油含量8mg卷烟的反而更低。也就是说，从尼古丁代谢物看，低焦卷烟带给人体的危害，并没有比一般卷烟更低。
这项研究得到了国内卫生界的认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的控烟栏目中，有文章介绍了甘泉的这一研究成果。
当然，烟企声称，降焦技术远不止打孔这一个。甘泉介绍，目前烟草业降焦的手段，还包括改变烟丝的构成。低焦卷烟大多为混合型卷烟，烟丝中添加了白肋烟和再造烟叶。白肋烟和再造烟叶的特点是焦油含量相对低，但会增加烟叶中的硝酸盐含量。卷烟燃烧后，硝酸盐变成亚硝胺，亚硝胺是烟草烟雾中主要的致癌物质之一。
科学“捍卫”错误
控烟界力证“减害降焦”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也承认，反驳的研究还是太少。
相比之下，烟草业却具备强大的科研能力，常常在辩论中占有“优势”。
“减害降焦”并不是中国首创的概念，在西方国家，为了应对控烟势力，烟草企业发明了低焦烟。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低焦卷烟，在烟草业内部，科研部门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部门。据媒体报道，国家烟草专卖局投入高额资金用于“减害降焦”研究，2009年，用于烟草科技的投入达到30多亿元。过去10年，烟草业获得7项国家科技成果奖项，其中最高的是谢建平领衔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烟草业拥有强大的科研队伍。以谢建平所在的郑州烟草研究院为例，这家国家烟草专卖局唯一直属的综合性科研机构，现有专业技术人才200多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2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人。
除了烟草业自己的队伍，众多农业类高等院校中，也设立了烟草专业。它们培养的学生是烟草科研的后备军，高等院校中的科研人员也在为烟草科研效力。
当然，烟草科研界会辩称，除了烟草生产技术，他们也研究吸烟对人体的危害。不过，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卷烟降害技术、烟气有害物抑制与消除等，类似的课题被控烟一方视为“伪命题”，不过烟企为新的营销寻求技术支持。
国外烟草企业还会赞助与吸烟无关的其他疾病的科研项目，控烟人士认为，烟草业的这一做法，目的不过是混淆视听，转移公众注意力。
控烟科研力量的薄弱，影响了吸烟危害知识在公众中的普及。卫生部长陈竺日前与其他合作者联名在《柳叶刀》上发表评论，力挺中国控烟。文中描述，国内控烟知识的传播，还远远不够。
文章中提到，全球成人烟草调查（GATS）的中国数据表明，中国仅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意识到了吸烟的健康风险，现有吸烟者中则更少有意愿戒烟。这种健康意识的缺乏普遍存在，甚至包括男性医务工作者（其中40％当前吸烟）。
在美国等积极控烟的国家，普通医生有责任向患者提供吸烟危害的提示，劝导患者戒烟。在一些诊疗中，医生向患者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吸烟。
鉴于中国的差距，陈竺试图通过基本医疗保障，为控烟助力。今年出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策略研讨会”时陈竺表示，应通过深化医改，逐步把戒烟咨询和药物纳入基本医保，基本药物目录也将添加相关药品。
此言也引发了争议，一些人认为，戒烟入医保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说不够公平。事实上，吸烟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流行病”，因此，戒烟被视为一种“治疗”。陈竺的评论中也指出，在可以引起非传染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中，吸烟和高盐摄入是最可预防的两项。目前，非传染性疾病占中国全部死亡的80％以上，吸烟则可以直接导致肺部、心血管等器官的严重病变。
在科研的“战场”上，烟草企业与控烟一方显然力量悬殊，更加可怕的是，“捍卫”错误的科学研究，仍然在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