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几乎是同一时间，程基伟听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试飞成功，另一个是这架拥有快速远程机动能力的飞机，其发动机是俄制产品。多年的专业训练让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习惯了这样的联系，当一个重大科技成果诞生让科技工作者喜笑颜开之时，似乎总有一个关键性的科技难题让他们皱起眉头。
这是一种尴尬，且并不少见——
基础研究领域，中国的SCI论文数已经排在世界第二位，却至今未能夺得一项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工业技术领域，前有神九嫦娥上天、蛟龙深潜入海等国防科工领域的新闻频频爆出，后却有航空发动机、汽车关键零部件仍靠舶来品供给的警钟不停敲响……
这同样是一种昭示，在偌大的中国，一些关键的科技难点尚未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攻克。解决问题尚且如此，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则变得更难。其背后的真正问题在于，当中国的科学家们抱怨论文数量崇拜造成一堆学术垃圾，工程师们对关键性工艺技术的改进又无法被纳入学术成果时，我们长期沿用的英美模式的论文评价体系仍在继续。
要打翻身仗，让中国的技术追赶不再尴尬，出路到底在哪里？
宏大命题的背后，总有小的切入点。就好似在战场上，我军从正面攻击，敌人跑了，如果两者速度相差无几，照着原路追永远追不上，只有包抄才有希望，科技界同样如此。靠什么包抄？基础研究，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知识创新中有多少灵感、多少顿悟可能出现。
要高速发展，工业、制造业的成长至关重要。但当前信息化大潮来袭，把中国工业化打了个措手不及。
传统制造变成了数字化制造，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工程分析、辅助工艺规划和辅助生产加工等；传统的产品生产，也成了产品智能化，从家电、汽车到飞机都在越来越多地运用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技术。
这些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依靠的多是科学上的积累，而这也正是中国高校、科研院所乃至军事研发部门不愿放弃，并一直努力“包抄”的领域——基础研究。
“为什么不公开反对论文崇拜，因为我们还需要它！”程基伟说，我们在知识创新、科学探索上的欠账是历史造成的，后来人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积累，不否认在积累的过程中会冒出一些垃圾，却也在所难免。
科学决定着人类的认知，也决定了技术的发展空间，而技术却决定着人类能否改变以及改变这个世界的程度。
科学与技术是相融相生的关系，如同中国科技命题的两部分。盛产论文还是升级技术，这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选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经历就是一个直观的例子。西方国家用了40年的时间，才从第一代照排机发展到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而我国却从落后的铅字排版一步就跨进了最先进的技术领域，使我国印刷业的发展历程缩短了近半个世纪，并且使印刷行业的效率提高了几十倍。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成功的技术“追赶”，并由此引发了我国印刷出版业的产业革命。早在2006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就已占据了中国报业99%、海外中文报业80%的市场份额。
但另一方面，汉字信息处理及电子照排机的研制，实际上已超出工业化的范围。比如，用计算机自动生成精确的各种字体的汉字，并自动排版，要处理的信息量非常大，必须靠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王选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他研究出一套新的算法，才使得计算机能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又是基础研究领域“包抄”的成果。
庆幸的是，在基础研究这条包抄创新路上，不管是科学家持续增强的自觉性，还是舆论上不断高涨的呼声，都让人欣喜。然而，对于技术追赶，这堂课补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早在10年前，程基伟在英国伦敦大学材料系留学期间发现，一般认为不会腐蚀的玻璃钢，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仍然会应力腐蚀开裂，这引起他的兴趣，为此，他以玻璃钢的应力腐蚀为题做了研究。
回国后，他想继续做下去，却在申请科研经费时被泼了一盆“冷水”。反对的意见是“玻璃钢是传统材料，研究没有太多新意。”直到今天，玻璃钢的应力腐蚀在国内仍鲜有人关注。
该现象一直延续至今，且在国家层面的科研项目里，其评价指向对此十分吝啬。
于是在资源投放方面，有学者呼吁，应增加国家设立的重大科技专项的覆盖面和数量，并增设一般科技专项系列，将长期未能实现国产化的民用技术和产品列入其中，并在社会上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征求研发者。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当今中国之所以在军工、航天、农业科技不至于“落后”，恰是因为国家在这些领域还担当着需求者的角色。
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已是人心所向。然而，在“大企业溺于技术购买、小企业无力于技术创新”的转型过渡时期，由谁挑起技术创新的大梁，则又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事实上，不管是在企业还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有人擅长搞基础研究，就有人擅长做工程攻坚。这也引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人才在那里，行政决策者如何激发起他们的潜力和斗志，建立一种科学的评价体系，既给那些包抄创新的科学家开路，也不能漠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需要的“补课”。※
这是一种尴尬，且并不少见——
基础研究领域，中国的SCI论文数已经排在世界第二位，却至今未能夺得一项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工业技术领域，前有神九嫦娥上天、蛟龙深潜入海等国防科工领域的新闻频频爆出，后却有航空发动机、汽车关键零部件仍靠舶来品供给的警钟不停敲响……
这同样是一种昭示，在偌大的中国，一些关键的科技难点尚未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攻克。解决问题尚且如此，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则变得更难。其背后的真正问题在于，当中国的科学家们抱怨论文数量崇拜造成一堆学术垃圾，工程师们对关键性工艺技术的改进又无法被纳入学术成果时，我们长期沿用的英美模式的论文评价体系仍在继续。
要打翻身仗，让中国的技术追赶不再尴尬，出路到底在哪里？
宏大命题的背后，总有小的切入点。就好似在战场上，我军从正面攻击，敌人跑了，如果两者速度相差无几，照着原路追永远追不上，只有包抄才有希望，科技界同样如此。靠什么包抄？基础研究，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知识创新中有多少灵感、多少顿悟可能出现。
要高速发展，工业、制造业的成长至关重要。但当前信息化大潮来袭，把中国工业化打了个措手不及。
传统制造变成了数字化制造，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工程分析、辅助工艺规划和辅助生产加工等；传统的产品生产，也成了产品智能化，从家电、汽车到飞机都在越来越多地运用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技术。
这些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依靠的多是科学上的积累，而这也正是中国高校、科研院所乃至军事研发部门不愿放弃，并一直努力“包抄”的领域——基础研究。
“为什么不公开反对论文崇拜，因为我们还需要它！”程基伟说，我们在知识创新、科学探索上的欠账是历史造成的，后来人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积累，不否认在积累的过程中会冒出一些垃圾，却也在所难免。
科学决定着人类的认知，也决定了技术的发展空间，而技术却决定着人类能否改变以及改变这个世界的程度。
科学与技术是相融相生的关系，如同中国科技命题的两部分。盛产论文还是升级技术，这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选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经历就是一个直观的例子。西方国家用了40年的时间，才从第一代照排机发展到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而我国却从落后的铅字排版一步就跨进了最先进的技术领域，使我国印刷业的发展历程缩短了近半个世纪，并且使印刷行业的效率提高了几十倍。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成功的技术“追赶”，并由此引发了我国印刷出版业的产业革命。早在2006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就已占据了中国报业99%、海外中文报业80%的市场份额。
但另一方面，汉字信息处理及电子照排机的研制，实际上已超出工业化的范围。比如，用计算机自动生成精确的各种字体的汉字，并自动排版，要处理的信息量非常大，必须靠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王选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他研究出一套新的算法，才使得计算机能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又是基础研究领域“包抄”的成果。
庆幸的是，在基础研究这条包抄创新路上，不管是科学家持续增强的自觉性，还是舆论上不断高涨的呼声，都让人欣喜。然而，对于技术追赶，这堂课补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早在10年前，程基伟在英国伦敦大学材料系留学期间发现，一般认为不会腐蚀的玻璃钢，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仍然会应力腐蚀开裂，这引起他的兴趣，为此，他以玻璃钢的应力腐蚀为题做了研究。
回国后，他想继续做下去，却在申请科研经费时被泼了一盆“冷水”。反对的意见是“玻璃钢是传统材料，研究没有太多新意。”直到今天，玻璃钢的应力腐蚀在国内仍鲜有人关注。
该现象一直延续至今，且在国家层面的科研项目里，其评价指向对此十分吝啬。
于是在资源投放方面，有学者呼吁，应增加国家设立的重大科技专项的覆盖面和数量，并增设一般科技专项系列，将长期未能实现国产化的民用技术和产品列入其中，并在社会上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征求研发者。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当今中国之所以在军工、航天、农业科技不至于“落后”，恰是因为国家在这些领域还担当着需求者的角色。
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已是人心所向。然而，在“大企业溺于技术购买、小企业无力于技术创新”的转型过渡时期，由谁挑起技术创新的大梁，则又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事实上，不管是在企业还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有人擅长搞基础研究，就有人擅长做工程攻坚。这也引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人才在那里，行政决策者如何激发起他们的潜力和斗志，建立一种科学的评价体系，既给那些包抄创新的科学家开路，也不能漠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需要的“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