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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世界形势的新发展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提出的重要思想。
中国“义利观”，既注重利，更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这传承了中国对外交往的优秀品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
这种义利观，打破了“利益至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也对“中国将以什么理念和身份处理与外界关系”等重大问题作出明确回答。
在中国外交走向大国外交的关键时刻，势必面临更多的义利关系，也不断面对外部世界的猜忌和怀疑。“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等论调反复出现。在此背景下，面向各国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民众深入宣传正确义利观，表达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成为中国新闻对外传播的一项重要使命。
“正确义利观”是个宏观概念，对外传播难度很大。单从英文表述看，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一般使用“the right concept of morality and benefits”等英文翻译，而外媒几乎从未使用这一表述，而是使用与之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共赢”等相对形象和直接的表述方式。由此可见，对中国“义利观”的传播，决不能停留在简单照搬官方表述的层面，否则传播效果必然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外媒的误读
为了分析中国义利观的对外传播策略，以下简要分析外媒对习近平主席今年首次出访的报道。之所以选择这一案例，是因为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的出访活动，首站巴基斯坦，再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其间提出的一系列新倡议、新举措，都是中国“义利观”的鲜明体现和成功实践。分析外媒对此次活动的报道，见微知著，对于有效传播中国“义利观”具有借鉴意义。
从几大世界通讯社的报道来看，外媒对中国“义利观”的误读有如下三点：
一、重“利”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突出道义，强调义重于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义利统一，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在义利之间，外媒普遍倾向于渲染中国获利，而对中国道义上的作为则少有涉及。
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寓意着中巴将风雨无阻、永远同行，这在全球双边关系定位中是唯一的一个。中巴两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官方媒体都以此为焦点进行报道，阐释中巴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景和行动。
而反观西方媒体报道，在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三大外电报道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英文表述只在路透社一组题为“China and Pakistan launch economic corridor plan worth $46 billion”的滚动报道中出现。这组报道聚焦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系列经济合作项目，但对中巴道义之交、对“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和新意并未做详细阐述。
二、疑“利”忘“义”。中国积极致力于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即便只从“利”的角度看，外媒对这些互利合作都持有怀疑目光。在其报道中，这些合作从意图到成效似乎都“值得怀疑”，也就更谈不上道义。
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例，路透社报道并未提及中巴经济走廊对巴当地经济的影响，而是突出中国意图从陆路和海路获得中东和欧洲市场。法新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这些项目会对当地的经济产生一定促进作用，但主要观点是对中巴经济走廊能否取得预期效果表示怀疑，总体基调是唱衰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合作。
三、“义”“利”皆弃。中国“义利观”不是一个空洞的空号，而是要求中国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在实践层面包含的内容丰富而具体。而一些外媒对此漠不关心。
习近平主席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号召大力弘扬万隆精神，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提出了包含大量切实具体措施的重要倡议。讲话通篇体现着中国“义利观”，引发媒体广泛关注。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联、路透、法新三大外电在当天的英文通稿线路中，都把聚焦点放在了会后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的会谈上。对亚非会议讲话中中国反复传递的“义利观”以及相关的倡议和举措，三大通讯社集体失声，这是“义”“利”皆弃的一个极端案例。
尽管中国一直强调，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积极照顾对方利益。但对于习惯性拒绝中国理念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媒体来说，中国理念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有外媒不愿看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积极务实的合作，试图发出消极声音进行抵制。即使有些媒体对中国提出的这一理念表现出兴趣，也不会全盘接受，而是等待中方更多的信息提示。
因此，中国“义利观”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媒体主导的国际舆论中得到广泛普及，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需要耐心和信心。
对外报道策略
外媒对中国“义利观”的报道特点提示我们，不应被动对西方媒体的指责进行“自我辩护”，也不能寄希望于借助某几次大规模集中报道全面宣介出去，而是应结合中国“义利观”中的核心要点，主动巧妙设置议题，对这一理念进行日常化、常态化报道，通过长期努力扭转“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塑造中国和平发展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1. 在报道方式上更加注重故事化、微观化表达
对于中国“义利观”，固然需要进行深度解读和理论阐释，但在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上，切忌概念化和说教语调。应注重以新闻事实和个案故事，把中国特色的“义利观”轉化成西方受众能接受的信息符号。
在此方面，习近平主席发表的多篇重要演讲提供了范例。他在国外的多次演讲，都会讲一些故事，或者举一些具体事例，以此阐述观点。例如，他在坦桑尼亚演讲时，列举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以寻常百姓生活的共同点说明中非人民越走越近；在巴基斯坦演讲时，讲到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中巴基斯坦出动所有战略运输机运送救灾物资，“随行医疗队为节省飞机空间，拆掉了飞机上的座椅，一路上席地而坐”。讲到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军舰搭载176名巴基斯坦公民从亚丁港撤离，也讲到巴方军舰指挥官下达命令：“只要中国留学生不到，我们的军舰就不离港。”几个典型故事和细节，胜过鸿篇巨制的论述，把“中巴友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义利观”的对外传播，也应多采用类似故事化、微观化的表述方式。特别是在外媒普遍侧重报道中国获“利”的情况下，必须有意识地加强关于道义的案例报道。
2. 在传播主体上更加注重企业和公民作用
官方媒体是中国“义利观”的传播主题。而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愈加频繁深化，外国民众对中国“义利观”的感受不仅来自外交机构和官方媒体，而且更加从其切身经历中获得，例如，他所打交道的中资企业，他所接触的具体中国人，乃至他所使用的每一件中国产品。因此，企业、民间组织乃至每个华人华侨，都应成为传播中国“义利观”的主体。
中国“义利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作为。绝大多数海外的中国公司都不辱使命，其承建的工程项目也经得起历史检验。而一些外媒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报道和诋毁，恰恰是抓住了少数企业在海外的不规范经营活动。由此导致报道以偏概全，造成中国在海外“只求利益、不讲道义”的印象。
因此，海外中国企业、公民和民间组织等，应自觉纳入中国义利观的“大外宣”工作中，既要“多干”“干好”，也要“多说”“会说”，积极主动宣介自己，搭建传播中国“义利观”的平台。
3. 在传播载体上更加注重新媒体平台运用
新媒体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作用越来越引人关注。对中国“义利观”的传播，也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
新华社在运用推特、脸书等海外社交媒体传播中国“义利观”上做出了一系列有效尝试。例如，今年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5周年。参与维和行动，是中国践行“义利观”的具体体现，也备受海外民众关注。新华社不仅在传统线路进行全景式报道，而且及时将英文稿件配图在推特和脸书上推送。其中，新华社根据脸书平台特点播发的“中国维和女兵吻别孩子随队出征”组图，图片生动感人，人情味浓，一经播发即引起强烈反响，转发40余次，点赞60余次，阅读量高达6000余次。大量海外网民在评论留言中为中国维和部队的形象和贡献点赞。中国维护国际秩序、履行国际义务的形象不言自明。
中国“义利观”，既注重利，更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这传承了中国对外交往的优秀品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色。
这种义利观，打破了“利益至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也对“中国将以什么理念和身份处理与外界关系”等重大问题作出明确回答。
在中国外交走向大国外交的关键时刻，势必面临更多的义利关系，也不断面对外部世界的猜忌和怀疑。“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等论调反复出现。在此背景下，面向各国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民众深入宣传正确义利观，表达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成为中国新闻对外传播的一项重要使命。
“正确义利观”是个宏观概念，对外传播难度很大。单从英文表述看，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一般使用“the right concept of morality and benefits”等英文翻译，而外媒几乎从未使用这一表述，而是使用与之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共赢”等相对形象和直接的表述方式。由此可见，对中国“义利观”的传播，决不能停留在简单照搬官方表述的层面，否则传播效果必然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外媒的误读
为了分析中国义利观的对外传播策略，以下简要分析外媒对习近平主席今年首次出访的报道。之所以选择这一案例，是因为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的出访活动，首站巴基斯坦，再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其间提出的一系列新倡议、新举措，都是中国“义利观”的鲜明体现和成功实践。分析外媒对此次活动的报道，见微知著，对于有效传播中国“义利观”具有借鉴意义。
从几大世界通讯社的报道来看，外媒对中国“义利观”的误读有如下三点：
一、重“利”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突出道义，强调义重于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义利统一，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在义利之间，外媒普遍倾向于渲染中国获利，而对中国道义上的作为则少有涉及。
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寓意着中巴将风雨无阻、永远同行，这在全球双边关系定位中是唯一的一个。中巴两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官方媒体都以此为焦点进行报道，阐释中巴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景和行动。
而反观西方媒体报道，在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三大外电报道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英文表述只在路透社一组题为“China and Pakistan launch economic corridor plan worth $46 billion”的滚动报道中出现。这组报道聚焦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系列经济合作项目，但对中巴道义之交、对“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和新意并未做详细阐述。
二、疑“利”忘“义”。中国积极致力于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即便只从“利”的角度看，外媒对这些互利合作都持有怀疑目光。在其报道中，这些合作从意图到成效似乎都“值得怀疑”，也就更谈不上道义。
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例，路透社报道并未提及中巴经济走廊对巴当地经济的影响，而是突出中国意图从陆路和海路获得中东和欧洲市场。法新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这些项目会对当地的经济产生一定促进作用，但主要观点是对中巴经济走廊能否取得预期效果表示怀疑，总体基调是唱衰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合作。
三、“义”“利”皆弃。中国“义利观”不是一个空洞的空号，而是要求中国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在实践层面包含的内容丰富而具体。而一些外媒对此漠不关心。
习近平主席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号召大力弘扬万隆精神，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提出了包含大量切实具体措施的重要倡议。讲话通篇体现着中国“义利观”，引发媒体广泛关注。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联、路透、法新三大外电在当天的英文通稿线路中，都把聚焦点放在了会后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的会谈上。对亚非会议讲话中中国反复传递的“义利观”以及相关的倡议和举措，三大通讯社集体失声，这是“义”“利”皆弃的一个极端案例。
尽管中国一直强调，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积极照顾对方利益。但对于习惯性拒绝中国理念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媒体来说，中国理念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有外媒不愿看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积极务实的合作，试图发出消极声音进行抵制。即使有些媒体对中国提出的这一理念表现出兴趣，也不会全盘接受，而是等待中方更多的信息提示。
因此，中国“义利观”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媒体主导的国际舆论中得到广泛普及，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需要耐心和信心。
对外报道策略
外媒对中国“义利观”的报道特点提示我们，不应被动对西方媒体的指责进行“自我辩护”，也不能寄希望于借助某几次大规模集中报道全面宣介出去，而是应结合中国“义利观”中的核心要点，主动巧妙设置议题，对这一理念进行日常化、常态化报道，通过长期努力扭转“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塑造中国和平发展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1. 在报道方式上更加注重故事化、微观化表达
对于中国“义利观”，固然需要进行深度解读和理论阐释，但在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上，切忌概念化和说教语调。应注重以新闻事实和个案故事，把中国特色的“义利观”轉化成西方受众能接受的信息符号。
在此方面，习近平主席发表的多篇重要演讲提供了范例。他在国外的多次演讲，都会讲一些故事，或者举一些具体事例，以此阐述观点。例如，他在坦桑尼亚演讲时，列举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以寻常百姓生活的共同点说明中非人民越走越近；在巴基斯坦演讲时，讲到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中巴基斯坦出动所有战略运输机运送救灾物资，“随行医疗队为节省飞机空间，拆掉了飞机上的座椅，一路上席地而坐”。讲到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军舰搭载176名巴基斯坦公民从亚丁港撤离，也讲到巴方军舰指挥官下达命令：“只要中国留学生不到，我们的军舰就不离港。”几个典型故事和细节，胜过鸿篇巨制的论述，把“中巴友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义利观”的对外传播，也应多采用类似故事化、微观化的表述方式。特别是在外媒普遍侧重报道中国获“利”的情况下，必须有意识地加强关于道义的案例报道。
2. 在传播主体上更加注重企业和公民作用
官方媒体是中国“义利观”的传播主题。而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愈加频繁深化，外国民众对中国“义利观”的感受不仅来自外交机构和官方媒体，而且更加从其切身经历中获得，例如，他所打交道的中资企业，他所接触的具体中国人，乃至他所使用的每一件中国产品。因此，企业、民间组织乃至每个华人华侨，都应成为传播中国“义利观”的主体。
中国“义利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作为。绝大多数海外的中国公司都不辱使命，其承建的工程项目也经得起历史检验。而一些外媒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报道和诋毁，恰恰是抓住了少数企业在海外的不规范经营活动。由此导致报道以偏概全，造成中国在海外“只求利益、不讲道义”的印象。
因此，海外中国企业、公民和民间组织等，应自觉纳入中国义利观的“大外宣”工作中，既要“多干”“干好”，也要“多说”“会说”，积极主动宣介自己，搭建传播中国“义利观”的平台。
3. 在传播载体上更加注重新媒体平台运用
新媒体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作用越来越引人关注。对中国“义利观”的传播，也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
新华社在运用推特、脸书等海外社交媒体传播中国“义利观”上做出了一系列有效尝试。例如，今年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5周年。参与维和行动，是中国践行“义利观”的具体体现，也备受海外民众关注。新华社不仅在传统线路进行全景式报道，而且及时将英文稿件配图在推特和脸书上推送。其中，新华社根据脸书平台特点播发的“中国维和女兵吻别孩子随队出征”组图，图片生动感人，人情味浓，一经播发即引起强烈反响，转发40余次，点赞60余次，阅读量高达6000余次。大量海外网民在评论留言中为中国维和部队的形象和贡献点赞。中国维护国际秩序、履行国际义务的形象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