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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实沉稳的陈伟荣坐在康佳大楼他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回答记者的提问，言如其人，平实简约却又字字千钧。
就是这个从山区走出来的朴实无华的苦孩子，率领着在中国彩电市场稳居第二位的康佳集团，走出深圳，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今年两会期间，陈伟荣向江泽民总书记做了10分钟的工作汇报，为了这10分钟，陈伟荣在前一天晚上准备了两个多小时，而这两个小时背后，是他执掌康佳5年的心血历程。
他的理想是：当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出访到世界各个国家时，都能看到有KONKA（康佳）在卖。
成功的基石是脚踏实地
今年8月，陈伟荣给康佳集团新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们讲话，他说：作为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安分本职，二是脚踏实地。
这是陈伟荣从一个普通大学生成长为一名著名企业集团掌舵人的最深切的体会。
陈伟荣在广东山区长大，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当地的农民都教育孩子好好读书，因为读好书有本事，将来就不用耕田了。
1982年，陈伟荣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当时同学们都争着到广州等大城市进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没有背景的陈伟荣被分到深圳一家不起眼的中外合资企业——康佳。当时工厂仅有一条生产线，做的是来料加工。
刚刚走上社会，心中有许多远大的目标和理想，加上当时的大学生在社会上挺吃香，没多久，同学们跳槽的跳槽高就的高就，奇怪的是陈伟荣却在厂里踏踏实实地干了下来。
一开始，陈伟荣也不是完全没动过跳槽的念头，然而在一天天的工作中，他越来越感到这家合资厂所蕴藏的活力。记得在上海实习时，国营企业的职工们上班就是喝喝茶，打打毛线，日子过得轻松自在却不思进取。然而在这里，企业的管理者是香港人，很凶，一点面子也不给，你每天必须拼命地干，这种机制和实干吸引着陈伟荣留了下来。
“我认为康佳有今天，合资企业的机制为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陈伟荣说，“当时我的老板和师傅们给我的最大影响是让我认识到搞企业要实干。”
陈伟荣留在了这里，一留便是17年，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分厂厂长一直干到集团公司的总经理。他说如果要说有什么成功心得的话，他最大的体会就是安分本职工作，干什么都要干到最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陈伟荣说自己最幸运的就是没被分到当时人人抢着去的国营企业，合资企业练就的良好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让他终生受用。他当车间主任时，材料一来，他就和工人们一起钻到货柜车里卸货。深圳7月的太阳把车厢晒得比桑拿还闷热，如果在国营企业，车间主任一定是坐在办公室里等货卸完了再开机，可是合资企业必须争分夺秒把材料送到生產线上去。当然，在合资企业有许多车间主任也可以不亲自卸货，但陈伟荣却不允许自己稍有松懈。
陈伟荣从来不承认自己有哪方面的天才，也没有什么传奇的经历。他说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踏实和肯干。做技术员，他要做最好的技术员，做车间主任，他要做最好的车间主任……
“我这个人很实在，我在康佳干到今天还没跳过槽，因为我总在想，一个年轻人在这个企业呆几年，又跳到另一个企业干几年，十几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可能还一事无成。”陈伟荣平静地说。
日本有索尼，中国有康佳
采访之前，记者看到一份材料：据国内权威统计机构对全国600个城市彩电零售市场的调查数据，康佳位居全国第一。当记者向陈伟荣证实时，陈马上说：“我们的农村市场比较薄弱，在中国这个市场上，长虹第一，我是老二。但我一定要坐稳老二。”
陈伟荣认为，国内彩电市场因为竞争激烈，自相残杀得太厉害。他说：“在中国这个市场上，我不跟长虹争第一，但是在国外市场，我不能也做老二，在国内与国外市场的定位不同。”他的目光在全球市场，而不是只在窝里斗。陈伟荣说：现在很多企业流行谈扛起民族工业的大旗，我们没有说，我们扛不起这个大旗。我觉得，什么叫民族工业，你要是代表中华民族你就应该走出去，在中国国境内喊民族工业你就是“山寨王”。
陈伟荣显然不甘心只做个“山寨王”，他的目光盯上了松下、索尼这样的国际品牌，中国太缺乏国际级的企业了。
陈伟荣在进军国际市场的路线上走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策略，他说：“你心里可能有很多想法、理想，要做很多事，但一天只能做好一些事情，一年不要给自己太高的目标，要一件一件地做好。跟小孩学走路一样，先学会站起来，再慢慢走几步，走好路才能跑。”1998年，康佳出口33万台，1999年的目标是100万台，3年之内的目标是200万台。
陈伟荣一直强调康佳目前在国际市场还是学走路阶段，他说跟世界上的大企业相比，自己和康佳都还是井底之蛙。“现在不是谈进入多少强的时候，进入多少强一定要有基础，松下也好，IBM也好，它们为什么有今天？他们的牌子是响当当的，产品贴上它的牌子就可以卖，为什么，名牌的魅力。康佳在中国还可以算名牌，但走出去还不算名牌，康佳要走的第一步是要把牌子在世界上打出来。我希望，将来外国人一讲起彩电名牌时，会说‘日本有索尼，中国有康佳’。”
陈伟荣不断往国外跑，参加展览会，研究市场，看别人的产品，每一次都能带回许多新的点子。1998年元月，陈伟荣参加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球家电博览会，在那里，他看到大的欧洲家电企业都展出了数字电视，但是我们展出的还是普通模拟电视。陈伟荣马上感到了逼近的危机，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里，如果自己还在搞模拟电视，那么一定会被淘汰。如果你不去参与开发数字电视，你不去竞争，你很快便会完蛋。
1999年，康佳的高清晰度数字电视已经出现在拉斯维加斯的展台上。陈伟荣说我不能等到中国的数字电视开播了，我才开始生产数字电视。哪个国家开播了，我先在哪里用，这就是所谓的跟世界同步。
如今，陈伟荣正在苦攻外语关。他曾在日本留过学，日语基本过关，可他说必须让自己精通英语，更快地掌握国际上最先进的资讯和技术。
生活上跟自己比，事业上跟人家比
陈伟荣喜欢简单的生活，他不喜欢应付那数不清的碰杯交际和剪彩活动，他一直认为企业家应该专心致志地把企业搞好。有时康佳参与一些大型的社会活动，陈伟荣总是对公关部的人说：“你们去就行了。”
“我有危机感，觉得现在人才辈出，后生可畏。我是学工科的，半路出家学管理，在知识上我还要‘充电’。第二个危机是我作为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与国外比，我们还是个山寨王。所以我要不断地充实，不断地学习。”
陈伟荣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拿来读了书，他最喜欢的业余书籍是国际上著名企业家和历史名人的传记。他说：“我喜欢看《刘邦》，我觉得现代企业家都应该学习刘邦。他自己本事有限，但他能容纳高人帮他，韩信是项羽帐下的小官，但刘邦就用他，在他手下可以出很多人才。现代企业家也是一样，一个人的智慧不能办好一个企业，需要各种各样的专家帮你，用好他们的长处，要用一大群人。”
陈伟荣今年刚刚40岁，5年前执掌康佳帅印时他还很年轻。在康佳集团，从来没有论资排辈这一说，谁有能力，陈伟荣就放手让他去干，康佳的常务副总经理也只有35岁。
陈伟荣说自己不会下棋，也不会打麻将。他喜欢看电视，却没有时间。他喜欢运动，家住26楼的他，每天步行一趟楼梯，成了最佳的锻炼。他说：“人都有惰性，如果我选择户外运动，遇上雨天，就有理由犯懒了。选择爬楼梯，又节省时间又够运动量同时也没有理由逃避，我是一个不喜欢给自己任何退路的人。”
“一个人有两条定位要定好，生活上不要跟人家比，跟自己比，知足常乐。但作为一个企业家，事业上要永远有新的目标，要跟人家比，奋斗目标是无止境的。”
谁升起，谁就是太阳
在中国做企业，累；在中国做企业家，更累。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给康佳带来了新鲜的活力和先进的管理模式。然而深圳的原材料和工资都很贵。为了降低产品成本，从1993年开始，康佳通过合资控股的方式先后在牡丹江、西安、滁州和重庆等地建立起生产基地。基地转移了，工人怎么办？在国外，企业可以按一定的规定对工人进行赔偿，然后辞退。然而陈伟荣不能这么做，康佳是深圳企业的领头羊，他不可以把一大批失业工人推给社会。陈伟荣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企业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而更多的疲累却来自于体制。比如每当要出国参展或学习，光是办手续便要拖上一两个月，国际市场瞬息万变，也许就在你等护照的时候，机遇已经被别人抢走了。
陈伟荣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在中国要形成一个好的企业队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国营企业，过去讲机制不行，没有自主权。这几年走到另一个极端，自主权落实了，但没有监管，企业为所欲为，的确需要我们反思。另一点，当好企业家是升官的跳板这个习惯也很不好；我们应该形成一个企业家队伍，职业经理阶层，要体现他们的价值。”
日本的松下模式给了陈伟荣很大影响。他说：“一样是东方文化，我觉得日本人有两样东西特别值得中国人学习：第一日本人很执著，做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好，我自己满意还不行，最根本是要让我的客户满意；中国人呢，要他做一件事，做了，做得好不好他不管。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最差的就是这一点。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伪劣产品？就是这个问题。第二个是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我也是很钦佩的。一个日本人可能干不过一个中国人，可如果三个对三个，人家的协作精神就比我们强，中国企业的员工不太注意这个问题。日本人的‘以厂为家’口号是从中国学去的，人家落实得比我们好。我觉得这不是民族性格，是机制问题。我力争在康佳这个小环境里比人家做得好。”
因为难，所以必须更加拼命。现任康佳常务副总经理、当年与陈伟荣一起风风火火闯关东创办牡康的梁荣对此最有体会。他常常会在深夜接到陈伟荣的电话，因为陈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忍不住要和副手分享。
康佳的员工说，酒量并不出众的陈伟荣酒胆颇壮，敢端着杯子主动与人碰杯，先干为敬，也不管别人喝不喝。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干脆爽快，实实在在。对部下的问题和错误，他会骂人，虽然他也承认骂人的效果并不大。陈伟荣常说：“我脾气大点，但我没有坏心眼，不会捉弄人，也不会整人。”
雷厉风行、言而有信是陈伟荣处事为人的修养追求。他说这方面有一个人是他学习的榜样，这个人就是朱基总理。1996年，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朱基到康佳视察，即将结束时，陈伟荣请求朱基抽几分钟的时间，听听陕康建厂的计划，并希望获得1.5亿元的贷款。朱基认真地听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会给你3个亿。”几个月后，贷款果然如数到位。朱基说到做到的实干精神令陈伟荣非常难忘。
谈起中国彩电业的前景，这位一出校门就“触电”，“带电作业”了17年的总经理认为，将来中国的彩电业企业，大概不会超过8家。数字化是一个“坎”，会淘汰一大批，数字化是彩电业的转折点。
放眼风云际会的未来，谁将是明日的彩电霸主?正如康佳的那句广告语所说：谁升起，谁就是太阳！□
就是这个从山区走出来的朴实无华的苦孩子，率领着在中国彩电市场稳居第二位的康佳集团，走出深圳，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今年两会期间，陈伟荣向江泽民总书记做了10分钟的工作汇报，为了这10分钟，陈伟荣在前一天晚上准备了两个多小时，而这两个小时背后，是他执掌康佳5年的心血历程。
他的理想是：当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出访到世界各个国家时，都能看到有KONKA（康佳）在卖。
成功的基石是脚踏实地
今年8月，陈伟荣给康佳集团新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们讲话，他说：作为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安分本职，二是脚踏实地。
这是陈伟荣从一个普通大学生成长为一名著名企业集团掌舵人的最深切的体会。
陈伟荣在广东山区长大，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当地的农民都教育孩子好好读书，因为读好书有本事，将来就不用耕田了。
1982年，陈伟荣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当时同学们都争着到广州等大城市进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没有背景的陈伟荣被分到深圳一家不起眼的中外合资企业——康佳。当时工厂仅有一条生产线，做的是来料加工。
刚刚走上社会，心中有许多远大的目标和理想，加上当时的大学生在社会上挺吃香，没多久，同学们跳槽的跳槽高就的高就，奇怪的是陈伟荣却在厂里踏踏实实地干了下来。
一开始，陈伟荣也不是完全没动过跳槽的念头，然而在一天天的工作中，他越来越感到这家合资厂所蕴藏的活力。记得在上海实习时，国营企业的职工们上班就是喝喝茶，打打毛线，日子过得轻松自在却不思进取。然而在这里，企业的管理者是香港人，很凶，一点面子也不给，你每天必须拼命地干，这种机制和实干吸引着陈伟荣留了下来。
“我认为康佳有今天，合资企业的机制为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陈伟荣说，“当时我的老板和师傅们给我的最大影响是让我认识到搞企业要实干。”
陈伟荣留在了这里，一留便是17年，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分厂厂长一直干到集团公司的总经理。他说如果要说有什么成功心得的话，他最大的体会就是安分本职工作，干什么都要干到最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陈伟荣说自己最幸运的就是没被分到当时人人抢着去的国营企业，合资企业练就的良好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让他终生受用。他当车间主任时，材料一来，他就和工人们一起钻到货柜车里卸货。深圳7月的太阳把车厢晒得比桑拿还闷热，如果在国营企业，车间主任一定是坐在办公室里等货卸完了再开机，可是合资企业必须争分夺秒把材料送到生產线上去。当然，在合资企业有许多车间主任也可以不亲自卸货，但陈伟荣却不允许自己稍有松懈。
陈伟荣从来不承认自己有哪方面的天才，也没有什么传奇的经历。他说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踏实和肯干。做技术员，他要做最好的技术员，做车间主任，他要做最好的车间主任……
“我这个人很实在，我在康佳干到今天还没跳过槽，因为我总在想，一个年轻人在这个企业呆几年，又跳到另一个企业干几年，十几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可能还一事无成。”陈伟荣平静地说。
日本有索尼，中国有康佳
采访之前，记者看到一份材料：据国内权威统计机构对全国600个城市彩电零售市场的调查数据，康佳位居全国第一。当记者向陈伟荣证实时，陈马上说：“我们的农村市场比较薄弱，在中国这个市场上，长虹第一，我是老二。但我一定要坐稳老二。”
陈伟荣认为，国内彩电市场因为竞争激烈，自相残杀得太厉害。他说：“在中国这个市场上，我不跟长虹争第一，但是在国外市场，我不能也做老二，在国内与国外市场的定位不同。”他的目光在全球市场，而不是只在窝里斗。陈伟荣说：现在很多企业流行谈扛起民族工业的大旗，我们没有说，我们扛不起这个大旗。我觉得，什么叫民族工业，你要是代表中华民族你就应该走出去，在中国国境内喊民族工业你就是“山寨王”。
陈伟荣显然不甘心只做个“山寨王”，他的目光盯上了松下、索尼这样的国际品牌，中国太缺乏国际级的企业了。
陈伟荣在进军国际市场的路线上走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策略，他说：“你心里可能有很多想法、理想，要做很多事，但一天只能做好一些事情，一年不要给自己太高的目标，要一件一件地做好。跟小孩学走路一样，先学会站起来，再慢慢走几步，走好路才能跑。”1998年，康佳出口33万台，1999年的目标是100万台，3年之内的目标是200万台。
陈伟荣一直强调康佳目前在国际市场还是学走路阶段，他说跟世界上的大企业相比，自己和康佳都还是井底之蛙。“现在不是谈进入多少强的时候，进入多少强一定要有基础，松下也好，IBM也好，它们为什么有今天？他们的牌子是响当当的，产品贴上它的牌子就可以卖，为什么，名牌的魅力。康佳在中国还可以算名牌，但走出去还不算名牌，康佳要走的第一步是要把牌子在世界上打出来。我希望，将来外国人一讲起彩电名牌时，会说‘日本有索尼，中国有康佳’。”
陈伟荣不断往国外跑，参加展览会，研究市场，看别人的产品，每一次都能带回许多新的点子。1998年元月，陈伟荣参加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球家电博览会，在那里，他看到大的欧洲家电企业都展出了数字电视，但是我们展出的还是普通模拟电视。陈伟荣马上感到了逼近的危机，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里，如果自己还在搞模拟电视，那么一定会被淘汰。如果你不去参与开发数字电视，你不去竞争，你很快便会完蛋。
1999年，康佳的高清晰度数字电视已经出现在拉斯维加斯的展台上。陈伟荣说我不能等到中国的数字电视开播了，我才开始生产数字电视。哪个国家开播了，我先在哪里用，这就是所谓的跟世界同步。
如今，陈伟荣正在苦攻外语关。他曾在日本留过学，日语基本过关，可他说必须让自己精通英语，更快地掌握国际上最先进的资讯和技术。
生活上跟自己比，事业上跟人家比
陈伟荣喜欢简单的生活，他不喜欢应付那数不清的碰杯交际和剪彩活动，他一直认为企业家应该专心致志地把企业搞好。有时康佳参与一些大型的社会活动，陈伟荣总是对公关部的人说：“你们去就行了。”
“我有危机感，觉得现在人才辈出，后生可畏。我是学工科的，半路出家学管理，在知识上我还要‘充电’。第二个危机是我作为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与国外比，我们还是个山寨王。所以我要不断地充实，不断地学习。”
陈伟荣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拿来读了书，他最喜欢的业余书籍是国际上著名企业家和历史名人的传记。他说：“我喜欢看《刘邦》，我觉得现代企业家都应该学习刘邦。他自己本事有限，但他能容纳高人帮他，韩信是项羽帐下的小官，但刘邦就用他，在他手下可以出很多人才。现代企业家也是一样，一个人的智慧不能办好一个企业，需要各种各样的专家帮你，用好他们的长处，要用一大群人。”
陈伟荣今年刚刚40岁，5年前执掌康佳帅印时他还很年轻。在康佳集团，从来没有论资排辈这一说，谁有能力，陈伟荣就放手让他去干，康佳的常务副总经理也只有35岁。
陈伟荣说自己不会下棋，也不会打麻将。他喜欢看电视，却没有时间。他喜欢运动，家住26楼的他，每天步行一趟楼梯，成了最佳的锻炼。他说：“人都有惰性，如果我选择户外运动，遇上雨天，就有理由犯懒了。选择爬楼梯，又节省时间又够运动量同时也没有理由逃避，我是一个不喜欢给自己任何退路的人。”
“一个人有两条定位要定好，生活上不要跟人家比，跟自己比，知足常乐。但作为一个企业家，事业上要永远有新的目标，要跟人家比，奋斗目标是无止境的。”
谁升起，谁就是太阳
在中国做企业，累；在中国做企业家，更累。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给康佳带来了新鲜的活力和先进的管理模式。然而深圳的原材料和工资都很贵。为了降低产品成本，从1993年开始，康佳通过合资控股的方式先后在牡丹江、西安、滁州和重庆等地建立起生产基地。基地转移了，工人怎么办？在国外，企业可以按一定的规定对工人进行赔偿，然后辞退。然而陈伟荣不能这么做，康佳是深圳企业的领头羊，他不可以把一大批失业工人推给社会。陈伟荣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企业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而更多的疲累却来自于体制。比如每当要出国参展或学习，光是办手续便要拖上一两个月，国际市场瞬息万变，也许就在你等护照的时候，机遇已经被别人抢走了。
陈伟荣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在中国要形成一个好的企业队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国营企业，过去讲机制不行，没有自主权。这几年走到另一个极端，自主权落实了，但没有监管，企业为所欲为，的确需要我们反思。另一点，当好企业家是升官的跳板这个习惯也很不好；我们应该形成一个企业家队伍，职业经理阶层，要体现他们的价值。”
日本的松下模式给了陈伟荣很大影响。他说：“一样是东方文化，我觉得日本人有两样东西特别值得中国人学习：第一日本人很执著，做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好，我自己满意还不行，最根本是要让我的客户满意；中国人呢，要他做一件事，做了，做得好不好他不管。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最差的就是这一点。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伪劣产品？就是这个问题。第二个是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我也是很钦佩的。一个日本人可能干不过一个中国人，可如果三个对三个，人家的协作精神就比我们强，中国企业的员工不太注意这个问题。日本人的‘以厂为家’口号是从中国学去的，人家落实得比我们好。我觉得这不是民族性格，是机制问题。我力争在康佳这个小环境里比人家做得好。”
因为难，所以必须更加拼命。现任康佳常务副总经理、当年与陈伟荣一起风风火火闯关东创办牡康的梁荣对此最有体会。他常常会在深夜接到陈伟荣的电话，因为陈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忍不住要和副手分享。
康佳的员工说，酒量并不出众的陈伟荣酒胆颇壮，敢端着杯子主动与人碰杯，先干为敬，也不管别人喝不喝。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干脆爽快，实实在在。对部下的问题和错误，他会骂人，虽然他也承认骂人的效果并不大。陈伟荣常说：“我脾气大点，但我没有坏心眼，不会捉弄人，也不会整人。”
雷厉风行、言而有信是陈伟荣处事为人的修养追求。他说这方面有一个人是他学习的榜样，这个人就是朱基总理。1996年，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朱基到康佳视察，即将结束时，陈伟荣请求朱基抽几分钟的时间，听听陕康建厂的计划，并希望获得1.5亿元的贷款。朱基认真地听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会给你3个亿。”几个月后，贷款果然如数到位。朱基说到做到的实干精神令陈伟荣非常难忘。
谈起中国彩电业的前景，这位一出校门就“触电”，“带电作业”了17年的总经理认为，将来中国的彩电业企业，大概不会超过8家。数字化是一个“坎”，会淘汰一大批，数字化是彩电业的转折点。
放眼风云际会的未来，谁将是明日的彩电霸主?正如康佳的那句广告语所说：谁升起，谁就是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