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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对于世代以耕种为生的农民来说，更是如此。遍布全国各地由乡民们自发筹建的龙王庙便是最好注脚。科技的发展，人们不必再杀鸡宰羊去求龙王爷，只消轻轻一按电钮，汩汩的黄河水就乖乖地顺着大渠，流进了农民的田间地头。山西运城市政府主导的夹马口引黄北扩工程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伸进临猗县回龙村的斗渠在年前已为村民免费试浇了一遍水，和机井灌溉相比，既省时又省钱的引黄灌溉得到了村民们的交口称赞，不过，2009年的春天，正是“水贵如油”的时节，村民们却说“宁愿井灌也不用提黄水了”。
“不交！889块，我哪有那么多钱？”经过何强（化名）地头的老张扛着铁锹，一甩脸，走了。坐在地上正为果树治病的何强说：“村里没人交。”
“这水渠花了4万4，就让我们摊4万4啊？那国家拨的钱都哪去了？”提起这事来，何强一肚子火。
不交钱的坚持
曾主动投诚，为和平解放北京做出巨大贡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就出生在紧邻黄河的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年少时家乡的黄泛灾害，令他对水患感受颇深。建国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时，就有心利用黄河水将家乡的耕地全部建成水浇地。1960年，设计灌溉面积50.3万亩农田，中国黄河上第一座大型电力提黄灌溉工程——夹马口引黄工程开机上水，临猗、永济两个县9个乡镇共25万人受惠。为了扩大提黄灌区面积，2007年，乘着山西省实施“兴水战略”六大工程的东风，运城当地政府又启动了夹马口引黄北扩工程，临猗县继续在这次工程中扩大受益面积。
因为每年商品粮产量占山西全省的七分之一，临猗县有“山西乌克兰”的美称，但近年来种小麦的越来越少了，很多村民都改种了收益更好的苹果，这样一来，每年6次必需的浇地在无形中提高了对农田灌溉设施的要求。
2008年11月延续至今的北方大旱，回龙村也没能独善其身，但因为村子小只有100多人，一口机井很快都可以轮到，所以何强家的3亩果树也没有缺过水。去年12月中旬，提黄灌溉工程为了检验水泵开机上水，1至4支渠辖区内已经修好斗渠的农田得到了一次免费试浇的机会。何强所在的回龙村，就在这次试浇地的行列中。“这土还湿着呢，”说着何强把小铲子插进土里一压，深褐色的湿土就四散着跳了出来。
相对机井灌溉，没有人否认提黄灌溉的优势，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好事。除去国家的补贴，井灌一度电农民大概要缴纳4.5角到5角，3亩地浇下来要3个小时，而用提黄灌溉只用两个小时就全浇了。但村民不明白的是，提黄灌溉为什么要交钱。而且对于收费的标准，村民中间也各有说法，甚至弄出了好几个版本：何强认为是按每亩90元交，但他的妻子却说是按小渠经过每家农田的长度交钱，大概1米要交一块五。村民老张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田多的交钱少，田少的交钱多呢？
回龙村居民小队队长武集栓的家门口贴着一张“修渠收款名单”，上面只列着各家的缴费数额，对于缴费标准以及修渠耗费的明细都没有交待。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何强有些气愤：“过完年，初春时候正是大家都缺钱的时候，即便要交钱也要交个明白，不能糊里糊涂的。”
但队长说了，不交钱就不上水。何强倔脾气来了，“不上就不上，我还用机井灌，反正我不交。”
缺钙的渠
沿着田里的斗渠走，离着老远，老张就喊：“赶紧拍一拍，给它曝曝光，看这修的什么渠。”说着话老张提着铁锹弯下腰指着渠上爬着的裂纹说：“你看，11月才修好，才放了一回水就成这样了。”站在渠底，老张继续用手指拨拉着渠上残破的石块：“你看，这连石子都没有，就薄薄地抹了一层洋灰”，旁边一位村民附和着，手指插进渠上一个指头大小的洞里，第一个指节还没伸进去就已经触到了土，渠上已经泛起的洋灰，只用手轻轻一揭就能掉下来。老张很生气地用铁锹叮叮当当地敲打着渠，嘟哝着：“你看看你看看。”
大渠也是这样。老张和另一位村民自告奋勇为记者带路到支渠上看。果然，支渠上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裂纹，还有修补过的痕迹。对此，临猗县水利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潘生发说，如果每两到三米出现裂缝，属于正常，等这些裂缝慢慢扩大到四五公分时就用水泥浆灌进去填补，这样既结实也美观。潘生发用极专业的水利知识解释了很长时间，记者还是一头雾水。
而运城市夹马口引黄管理局计划科科长王建国说：“如果裂缝现象很普遍的话，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支渠的渠堤是用土方填起来的，宽窄不一，最窄的地方需要在边上垫一排充实了的化肥口袋才能走一辆四轮农用车，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松软的土壤常会把脚陷进去。当记者对此发出疑问时，王建国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要严格依照工程设计时的渠堤宽度来建设，而且渠堤是必须要夯实的。不过现在工程还没有完工，如果不达标，那在工程验收时绝对不会过关。”王建国当即拨通了夹马口引黄管理局施工科张科长的电话向其反映，对方承诺会尽快派人去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老张在自己地跟前的斗渠里填满了土，还在土堆上挡了一块大石板，记者问老张：“你这么堵着，水不是都被你堵了，别人用不到了吗？”
“水能流过去。我这样堵着还不行呢，我得堵到这么高，水才能流进我地里，”老张比划着：“你说哪有这么修渠的，我和队长说了好几遍，让他把口子给我开在上面，他偏不，说什么开的口子多了不好，现在倒好，把口子开在这儿，比我的地还低，哪有水往高处流的？”
老张的境况还不是最糟糕的，至少他的地在那次试浇中全部浇过了。紧挨着老张家地的寺后村的白发老农，因为渠低，10多亩地只浇了一半，“我看过图纸，早先不是这么设计的，这渠他们降低了”，他说。
为渠“牺牲”
何强种了6排红星苹果树，去年是价钱卖得最好的一次，一斤一块二，一共产了1.5万斤，卖了1.8万块钱。但为了修渠，地最边上一排30棵的红星苹果树被铲倒了，当时他自己不忍心下手，工程队就用铲车去铲。而这种情况，其他人家也有，村民中不少人心疼地掉泪。
按照国家规定的补偿标准，以5年为限，以下的果树每棵20元，以上的果树每棵50元，于是何强拿到了1500元钱的补偿款。同样是占地，相距不远的寺后村却没有任何补偿，还有的村民在修渠填土方的时候作劳力，但规定每人30元修斗渠时的土方钱，别人交多少，他们一分也没有少交。寺后村那位白发老农一家四口三人户口在村里，交了100元整，事后多出的也没退。即使斗渠不经过地里，水浇不上地，这钱也得交。
“依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干渠和支渠占用是没有补偿的，”潘生发说：“但修建斗渠的占地补偿标准国家是有据可查的。”
老张认为他也应该获得补偿。由于他的地距离渠建工地比较近，所以他种的红星苹果去年丢失严重，粗略估算，大概丢了有2000斤，按照去年每斤一块二的行情，损失了7000多元，对于由小臂残疾的男主人、两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和长年患病的妻子组成的低保家庭来说，这本应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们吃了还不算，还用大口袋装走，我根本看不住。”
虽然村民极力撺掇老张找队里要补助，但先前为大女儿要心脏手术的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费已经让他对向政府要钱这事凉透了心，3.5万元的费用只报销了1600元，为了这事来来回回又到区里又到县城，请吃的饭送的香烟都打了水漂。田地紧靠渠堤的农民，果树被土方压到也只是抱怨一下，对补偿不存幻想。
因为寺后村被占了240多亩地，却只修了10多公里的支渠，所以这个村子矛盾最尖锐，也是在潘生发意料之中的。国家规定的占地补偿是每亩3000元，并为被占地农民解决每年500元的养老保险金，但农民失去的，是他赖以生存的土地。
潘生发指着夹马口引黄北扩工程平面图上弯弯绕绕的灌区覆盖范围说：“这不是随随便便就画的，这都是从投入产出比、受益人群、施工难度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经过科学的严密的计算、专家反复论证过的。”
对于渠比地低的问题，王建国的解释是，类似这样的工程都要经过精密的核算，要考虑如何能投入最小收益最大，因为渠必须是由高到低，所以水渠的高度必然要受到扬程的限制，即电泵抽水所能达到的最经济的最高高度。潘生发打了个比方，如果水渠加高1米，不仅水渠的土方、材料、人工等费用要相应增加，必然也要加高水渠的扬程，也就是要用更多的电把水抽到更高的高度，这样一来，灌溉费用提加百分之十，假设每度电用4.5角钱，那么加高后所有的农户都要多交5分钱，但其实98.5%的人不用交这5分钱就完全可以浇地，受影响的只是部分村民，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牺牲了寺后村近千人的利益，使得北扩工程中其余的20万人受益。
管理危机
通过回龙村和寺后村的支渠里到处都是树枝、泥土、水泥袋等杂物，有的渠段因为杂物堆陈已经积起了深深浅浅的水。夹马口提黄灌区北扩工程要修建20公里的干渠、100公里的支渠，建成之后年供水量将达到8888万立方米，实现综合效益1.04亿元，如果加上早已完工的夹马口引黄工程，可使临猗、永济、万荣三县市的45万农民、近百万亩耕地受益。像这样战线较长的工程，无论资金还是人力，管理难度都非常大。
主要问题还是经费。水渠的使用年限大多在10到15年左右，但因为经费短缺、人力不足，维护措施跟不上，水渠老化损毁严重，潘生发说：“维护费用主要还是按一定比例从工程的收益中抽取。”同样的问题，斗渠更严重。为了方便自家农用车直接开进农地里，有的村民把石板压在斗渠上，或用土把渠填平，还有村民在斗渠上豁个口子接根管子到地里。“这都要追究责任的，到时候要求他们全部修复。”潘生发说。
早在2000年，灌区农村试点税费改革，村组干部减少，经费更为紧张，过去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也被取消，村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都实行一事一议，而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明确规定，生产性经营将不再是村、组的职责及任务。国家水利部适时就农村斗渠管理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即斗渠的建设与管理不再依附于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必须以斗渠为单位成立具有法人地位的“斗渠管理委员会”。适时，夹马口引黄管理局也照此制定了《夹马口灌区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了“斗管会”的组成结构，以及经过村民选举的斗管会成员产生方式。
但在回龙村，这一切只是写在文件里的规定而已。村民何强连“斗渠”这个词都没听过，还调皮地问：“斗渠管委会是谁？”
危机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下悄悄潜伏着，直到去年年底的北方大旱，它露出了狰狞的面孔。清淤、疏通、加固、防渗处理，哪样都得花钱。不只是水渠，由于缺钱引起的管理危机几乎遍及所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建于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的夹马口提黄灌区只在1998年大修过，至今已经运行了近50年。类似的农田水利设施，修修补补后大部分还在使用。
运城市水利局农水科的工作人员以机井为例介绍说，全市有2.5万眼农田机井，财政每年投入的维修维护费用大约有300万，均下来，每口井仅百余元。所以很多时候，除非这井再不修就要废掉了，否则轻易不会动用这笔钱。
与此同时，全长196公里，流域面积有5548多平方公里的涑水河，因管理失当，被沿岸居民排放的生活污水污染，直接从永济流入黄河，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环保治污力度，但机井的使用使得地下水过度超采，地下水位下降，涑水河几乎枯干。
好经为什么念歪
回龙村在2月底开过一次全体村民会，队长只说要收钱，为什么张家交211元，李家就要交3424元？没有解释，所以会开的很沉闷。不过，队长武集栓倒是对记者解释了收费标准：“当初连带土方等乱七八糟的工序和材料，40公里的斗渠花了4万多元，收费是按照斗渠经过每家耕地的长度计算，一米1.4元。”但为什么就不肯和农民多说一句呢？
对于回龙村村民抵触情绪很大、拒不交钱的消息，潘生发很是惊讶，他当即拨通了寺后村村支书贾文祥的电话，对方称没有接到这样的反馈。潘生发不解：“他们被占的地也补偿了，渠也修好了，农地也免费浇了一水，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啊。而且当初修斗渠好几万的土方钱还是队长自己卖了苹果垫的钱。”
何强也说：“队长有糖尿病，儿子要娶媳妇，还要修房子，欠了十几万了。”即使这样，队长武集栓仍没有得到村民的同情。
“由山西省、运城市及受益各县三级政府共同投资的夹马口引黄北扩工程，高达2.66亿元的投资全部用于干、支渠的主体工程建设，国家政策明文规定，斗渠建设资金由受益农民自筹，产权和经营管理权统交于农民。”而潘生发这一番解释，却没有人和村民说过。
既然不清楚，农民为什么不自己问问呢？“不问！”何强又犯起了牛脾气，“反正不说清楚，就是不交。”
村里喇叭里说惊蜇这天要上水了，老张坐在地头等了一上午也没看见一滴水，悻悻地走了。3月9日，回龙村终于上水了，村里还是没有人交钱，不过并没有像此前队长武集栓说的“不交钱就不浇地”，所有的农地都喝了个饱，何强说：“反正现在就是拖。”
夹马口引黄管理局局长张学会曾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各村领导组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召开用水户会议，对农民进行政策宣传，通过组织“阳光工程”宣传车，印制《用水农户手册》，使农户了解有关水规水法，掌握水费计算办法等，增加农户用水知识。
诸多惠农政策彰显了中央层面致力于发展“三农”的决心，但作为受惠方的农民有多少是真正地了解政策？他们究竟对自己的权利、义务又了解多少？真正在政策中得到了多少实惠？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应该站出来回答这些问题。
“不交！889块，我哪有那么多钱？”经过何强（化名）地头的老张扛着铁锹，一甩脸，走了。坐在地上正为果树治病的何强说：“村里没人交。”
“这水渠花了4万4，就让我们摊4万4啊？那国家拨的钱都哪去了？”提起这事来，何强一肚子火。
不交钱的坚持
曾主动投诚，为和平解放北京做出巨大贡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就出生在紧邻黄河的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年少时家乡的黄泛灾害，令他对水患感受颇深。建国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时，就有心利用黄河水将家乡的耕地全部建成水浇地。1960年，设计灌溉面积50.3万亩农田，中国黄河上第一座大型电力提黄灌溉工程——夹马口引黄工程开机上水，临猗、永济两个县9个乡镇共25万人受惠。为了扩大提黄灌区面积，2007年，乘着山西省实施“兴水战略”六大工程的东风，运城当地政府又启动了夹马口引黄北扩工程，临猗县继续在这次工程中扩大受益面积。
因为每年商品粮产量占山西全省的七分之一，临猗县有“山西乌克兰”的美称，但近年来种小麦的越来越少了，很多村民都改种了收益更好的苹果，这样一来，每年6次必需的浇地在无形中提高了对农田灌溉设施的要求。
2008年11月延续至今的北方大旱，回龙村也没能独善其身，但因为村子小只有100多人，一口机井很快都可以轮到，所以何强家的3亩果树也没有缺过水。去年12月中旬，提黄灌溉工程为了检验水泵开机上水，1至4支渠辖区内已经修好斗渠的农田得到了一次免费试浇的机会。何强所在的回龙村，就在这次试浇地的行列中。“这土还湿着呢，”说着何强把小铲子插进土里一压，深褐色的湿土就四散着跳了出来。
相对机井灌溉，没有人否认提黄灌溉的优势，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好事。除去国家的补贴，井灌一度电农民大概要缴纳4.5角到5角，3亩地浇下来要3个小时，而用提黄灌溉只用两个小时就全浇了。但村民不明白的是，提黄灌溉为什么要交钱。而且对于收费的标准，村民中间也各有说法，甚至弄出了好几个版本：何强认为是按每亩90元交，但他的妻子却说是按小渠经过每家农田的长度交钱，大概1米要交一块五。村民老张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田多的交钱少，田少的交钱多呢？
回龙村居民小队队长武集栓的家门口贴着一张“修渠收款名单”，上面只列着各家的缴费数额，对于缴费标准以及修渠耗费的明细都没有交待。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何强有些气愤：“过完年，初春时候正是大家都缺钱的时候，即便要交钱也要交个明白，不能糊里糊涂的。”
但队长说了，不交钱就不上水。何强倔脾气来了，“不上就不上，我还用机井灌，反正我不交。”
缺钙的渠
沿着田里的斗渠走，离着老远，老张就喊：“赶紧拍一拍，给它曝曝光，看这修的什么渠。”说着话老张提着铁锹弯下腰指着渠上爬着的裂纹说：“你看，11月才修好，才放了一回水就成这样了。”站在渠底，老张继续用手指拨拉着渠上残破的石块：“你看，这连石子都没有，就薄薄地抹了一层洋灰”，旁边一位村民附和着，手指插进渠上一个指头大小的洞里，第一个指节还没伸进去就已经触到了土，渠上已经泛起的洋灰，只用手轻轻一揭就能掉下来。老张很生气地用铁锹叮叮当当地敲打着渠，嘟哝着：“你看看你看看。”
大渠也是这样。老张和另一位村民自告奋勇为记者带路到支渠上看。果然，支渠上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裂纹，还有修补过的痕迹。对此，临猗县水利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潘生发说，如果每两到三米出现裂缝，属于正常，等这些裂缝慢慢扩大到四五公分时就用水泥浆灌进去填补，这样既结实也美观。潘生发用极专业的水利知识解释了很长时间，记者还是一头雾水。
而运城市夹马口引黄管理局计划科科长王建国说：“如果裂缝现象很普遍的话，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支渠的渠堤是用土方填起来的，宽窄不一，最窄的地方需要在边上垫一排充实了的化肥口袋才能走一辆四轮农用车，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松软的土壤常会把脚陷进去。当记者对此发出疑问时，王建国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要严格依照工程设计时的渠堤宽度来建设，而且渠堤是必须要夯实的。不过现在工程还没有完工，如果不达标，那在工程验收时绝对不会过关。”王建国当即拨通了夹马口引黄管理局施工科张科长的电话向其反映，对方承诺会尽快派人去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老张在自己地跟前的斗渠里填满了土，还在土堆上挡了一块大石板，记者问老张：“你这么堵着，水不是都被你堵了，别人用不到了吗？”
“水能流过去。我这样堵着还不行呢，我得堵到这么高，水才能流进我地里，”老张比划着：“你说哪有这么修渠的，我和队长说了好几遍，让他把口子给我开在上面，他偏不，说什么开的口子多了不好，现在倒好，把口子开在这儿，比我的地还低，哪有水往高处流的？”
老张的境况还不是最糟糕的，至少他的地在那次试浇中全部浇过了。紧挨着老张家地的寺后村的白发老农，因为渠低，10多亩地只浇了一半，“我看过图纸，早先不是这么设计的，这渠他们降低了”，他说。
为渠“牺牲”
何强种了6排红星苹果树，去年是价钱卖得最好的一次，一斤一块二，一共产了1.5万斤，卖了1.8万块钱。但为了修渠，地最边上一排30棵的红星苹果树被铲倒了，当时他自己不忍心下手，工程队就用铲车去铲。而这种情况，其他人家也有，村民中不少人心疼地掉泪。
按照国家规定的补偿标准，以5年为限，以下的果树每棵20元，以上的果树每棵50元，于是何强拿到了1500元钱的补偿款。同样是占地，相距不远的寺后村却没有任何补偿，还有的村民在修渠填土方的时候作劳力，但规定每人30元修斗渠时的土方钱，别人交多少，他们一分也没有少交。寺后村那位白发老农一家四口三人户口在村里，交了100元整，事后多出的也没退。即使斗渠不经过地里，水浇不上地，这钱也得交。
“依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干渠和支渠占用是没有补偿的，”潘生发说：“但修建斗渠的占地补偿标准国家是有据可查的。”
老张认为他也应该获得补偿。由于他的地距离渠建工地比较近，所以他种的红星苹果去年丢失严重，粗略估算，大概丢了有2000斤，按照去年每斤一块二的行情，损失了7000多元，对于由小臂残疾的男主人、两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和长年患病的妻子组成的低保家庭来说，这本应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们吃了还不算，还用大口袋装走，我根本看不住。”
虽然村民极力撺掇老张找队里要补助，但先前为大女儿要心脏手术的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费已经让他对向政府要钱这事凉透了心，3.5万元的费用只报销了1600元，为了这事来来回回又到区里又到县城，请吃的饭送的香烟都打了水漂。田地紧靠渠堤的农民，果树被土方压到也只是抱怨一下，对补偿不存幻想。
因为寺后村被占了240多亩地，却只修了10多公里的支渠，所以这个村子矛盾最尖锐，也是在潘生发意料之中的。国家规定的占地补偿是每亩3000元，并为被占地农民解决每年500元的养老保险金，但农民失去的，是他赖以生存的土地。
潘生发指着夹马口引黄北扩工程平面图上弯弯绕绕的灌区覆盖范围说：“这不是随随便便就画的，这都是从投入产出比、受益人群、施工难度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经过科学的严密的计算、专家反复论证过的。”
对于渠比地低的问题，王建国的解释是，类似这样的工程都要经过精密的核算，要考虑如何能投入最小收益最大，因为渠必须是由高到低，所以水渠的高度必然要受到扬程的限制，即电泵抽水所能达到的最经济的最高高度。潘生发打了个比方，如果水渠加高1米，不仅水渠的土方、材料、人工等费用要相应增加，必然也要加高水渠的扬程，也就是要用更多的电把水抽到更高的高度，这样一来，灌溉费用提加百分之十，假设每度电用4.5角钱，那么加高后所有的农户都要多交5分钱，但其实98.5%的人不用交这5分钱就完全可以浇地，受影响的只是部分村民，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牺牲了寺后村近千人的利益，使得北扩工程中其余的20万人受益。
管理危机
通过回龙村和寺后村的支渠里到处都是树枝、泥土、水泥袋等杂物，有的渠段因为杂物堆陈已经积起了深深浅浅的水。夹马口提黄灌区北扩工程要修建20公里的干渠、100公里的支渠，建成之后年供水量将达到8888万立方米，实现综合效益1.04亿元，如果加上早已完工的夹马口引黄工程，可使临猗、永济、万荣三县市的45万农民、近百万亩耕地受益。像这样战线较长的工程，无论资金还是人力，管理难度都非常大。
主要问题还是经费。水渠的使用年限大多在10到15年左右，但因为经费短缺、人力不足，维护措施跟不上，水渠老化损毁严重，潘生发说：“维护费用主要还是按一定比例从工程的收益中抽取。”同样的问题，斗渠更严重。为了方便自家农用车直接开进农地里，有的村民把石板压在斗渠上，或用土把渠填平，还有村民在斗渠上豁个口子接根管子到地里。“这都要追究责任的，到时候要求他们全部修复。”潘生发说。
早在2000年，灌区农村试点税费改革，村组干部减少，经费更为紧张，过去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也被取消，村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都实行一事一议，而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明确规定，生产性经营将不再是村、组的职责及任务。国家水利部适时就农村斗渠管理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即斗渠的建设与管理不再依附于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必须以斗渠为单位成立具有法人地位的“斗渠管理委员会”。适时，夹马口引黄管理局也照此制定了《夹马口灌区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了“斗管会”的组成结构，以及经过村民选举的斗管会成员产生方式。
但在回龙村，这一切只是写在文件里的规定而已。村民何强连“斗渠”这个词都没听过，还调皮地问：“斗渠管委会是谁？”
危机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下悄悄潜伏着，直到去年年底的北方大旱，它露出了狰狞的面孔。清淤、疏通、加固、防渗处理，哪样都得花钱。不只是水渠，由于缺钱引起的管理危机几乎遍及所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建于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的夹马口提黄灌区只在1998年大修过，至今已经运行了近50年。类似的农田水利设施，修修补补后大部分还在使用。
运城市水利局农水科的工作人员以机井为例介绍说，全市有2.5万眼农田机井，财政每年投入的维修维护费用大约有300万，均下来，每口井仅百余元。所以很多时候，除非这井再不修就要废掉了，否则轻易不会动用这笔钱。
与此同时，全长196公里，流域面积有5548多平方公里的涑水河，因管理失当，被沿岸居民排放的生活污水污染，直接从永济流入黄河，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环保治污力度，但机井的使用使得地下水过度超采，地下水位下降，涑水河几乎枯干。
好经为什么念歪
回龙村在2月底开过一次全体村民会，队长只说要收钱，为什么张家交211元，李家就要交3424元？没有解释，所以会开的很沉闷。不过，队长武集栓倒是对记者解释了收费标准：“当初连带土方等乱七八糟的工序和材料，40公里的斗渠花了4万多元，收费是按照斗渠经过每家耕地的长度计算，一米1.4元。”但为什么就不肯和农民多说一句呢？
对于回龙村村民抵触情绪很大、拒不交钱的消息，潘生发很是惊讶，他当即拨通了寺后村村支书贾文祥的电话，对方称没有接到这样的反馈。潘生发不解：“他们被占的地也补偿了，渠也修好了，农地也免费浇了一水，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啊。而且当初修斗渠好几万的土方钱还是队长自己卖了苹果垫的钱。”
何强也说：“队长有糖尿病，儿子要娶媳妇，还要修房子，欠了十几万了。”即使这样，队长武集栓仍没有得到村民的同情。
“由山西省、运城市及受益各县三级政府共同投资的夹马口引黄北扩工程，高达2.66亿元的投资全部用于干、支渠的主体工程建设，国家政策明文规定，斗渠建设资金由受益农民自筹，产权和经营管理权统交于农民。”而潘生发这一番解释，却没有人和村民说过。
既然不清楚，农民为什么不自己问问呢？“不问！”何强又犯起了牛脾气，“反正不说清楚，就是不交。”
村里喇叭里说惊蜇这天要上水了，老张坐在地头等了一上午也没看见一滴水，悻悻地走了。3月9日，回龙村终于上水了，村里还是没有人交钱，不过并没有像此前队长武集栓说的“不交钱就不浇地”，所有的农地都喝了个饱，何强说：“反正现在就是拖。”
夹马口引黄管理局局长张学会曾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各村领导组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召开用水户会议，对农民进行政策宣传，通过组织“阳光工程”宣传车，印制《用水农户手册》，使农户了解有关水规水法，掌握水费计算办法等，增加农户用水知识。
诸多惠农政策彰显了中央层面致力于发展“三农”的决心，但作为受惠方的农民有多少是真正地了解政策？他们究竟对自己的权利、义务又了解多少？真正在政策中得到了多少实惠？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应该站出来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