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在欢的小说承载着其对人生文学的理解，对社会的充分或不充分的自我理解。他的小说不仅提供了一种道德背景、一种有关现实人生的痛苦经验，而且提供了一种与娱乐文学对比的忧虑与深思。
　　关键词：郑在欢 苦弱者 底层问题
　　有一万种将小说写得好看的方法，郑在欢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最不好看的一种？我的理解是，小说承载着郑在欢对人生文学的理解。相比他在电影剧本创作上，对大众喜好的琢磨、取悦，对刺激、惊险、好玩等娱乐天性内容的小心编织，以及对金钱和社会认同的追求，小说提供了关于郑在欢写就的对社会的充分或不充分的自我理解。他的小说不仅提供了一种道德背景、一种有关现实人生的痛苦经验，而且提供了一种与娱乐文学对比的忧虑与深思。因此，理解这种不好看的小说写作方法——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是理解文学本身和写作者本身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关于苦弱者的无辜和不幸属于文学之中的底层问题。从《驻马店伤心事》到近期的《收庄稼》《谁打跟谁斗》《二进宫》等，他写得字字见血，句句扎人。这样的写作存在危险：令人扎心和添堵的故事如何能不断地产生令人关注的效应？郑在欢并不在意，他试图以小说的方式分担苦弱者的伤痛、折磨和厄运，并把这看成是对自己和别人、自己和世界关系的梳理。
　　在近期的创作中，郑在欢所刻画的是一群体现了群氓特质的乡村苦弱的年轻人。他们年轻充满力量，但他们似乎从不知道彼此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当他们犯错时，他们也从不感到羞愧，他们追逐不到自己想要的，也无法避开自己害怕的，他们总是冲出道德的管辖范围，既不是为了给生活增添浪漫色彩，也绝非为了突围任何伦理道德，仅仅是为了单纯的自我放纵。与其说郑在欢的意图指向底层的道德失范，毋宁说他的写作试图给予乡村苦弱的年轻人以特殊的关怀。关注转型期农村题材文学的人，都不可能忽略有关农民道德困境的问题，但是人们给予暴力多少思考呢？如何理解乡村青年的暴力问题？这似乎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们知道民族兴旺、国家强盛与青年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我们还知道，青年人的价值观念不但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人，还凝聚成集体意识作用于社会。但是，当我们讨论他们，或者在日常中处理与他们关系所表现的态度时却总是让人怀疑。
　　安分守己、勤劳质朴、春种秋收……早已与这群苦弱的年轻人失散，他们靠偷盗、抢劫、赌博、斗殴维持生活。金钱与暴力总是携手并进，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善于沿着暴力的方向前行，克服恐惧，善于行事，并获取利益。穿梭在城市，这与固守土地不一样。传统的民风民俗，固然可以在熟人的社会中施展训导。至于像庞大而陌生的都市，诱惑与放纵让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而饥饿、被殴打又可以使他们失去理智、良知、人性。
　　面对这样的情况，城市试图以对待侵犯的方式将他们驱赶或隔离。除此之外，城市要么总是把他们和妓女联系起来，从他们的身体和口袋榨取最后一点价值；要么则是把他们与监狱相联系，完成对他们的监管和惩处。“许多时候，城市的繁华扮演了乡村叙事之中的‘他者’，即使未曾露面，城市仍然作为某种隐形的压力存在。”现如今，更多时候城市毫不客气地放大差异与冷漠，而乡村与城市似乎取得了隐秘的照应。在乡村，差异与冷漠并不亚于城市。偷盗、抢劫、强奸、杀人，熟人作案防不胜防，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乡亲的尸体对“我”而言也只剩下一股剌鼻的臭味。
　　有趣的是，有关对差异和冷漠的表述并没有将故事的结尾引向绝望，反而是借由荒诞来为现实止痛。入室偷盗的阿龙，在命悬一线之时弹起了玻璃球（《撞墙游戏》）；故意杀人的军舰对儿子的临别忠告却是“不要怕，谁打跟谁斗”（《谁打跟谁都》）；一个飘摇的妓女竟然成为嫖客反复确认的希望（《二进宫》）。这群苦弱的年轻人变得不再符合逻辑。偷盗、抢劫、侵害、谋杀的恶行与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联系似乎并不紧密。生活内外的压迫感变得小了，但故事似乎并没有让人感到轻松。这样的结局是否会让故事陷入一种暧昧不清的状况：正义在哪？这算不算一种掩护？以借助于荒诞来逃离混乱与野蛮？事实上，作者的处理并没有否定事实性的存在，更没有将暴力与文明、正义与邪恶的关系颠倒。苦痛驱使他们麻木，但想象却可以增加冲动。“谁打跟谁斗”本就是一句反抗命运的抗争之辞。谁能说这群苦弱的年轻人的命运就是正当的，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有向命运说不公的机会？是否正义？并非单纯的批判和惩处，而是当你站在坦率表达的位置上时，可以为这些苦弱者带来爱和希望。“在加缪看来，荒诞就是人需要统一和谐的心理状态与经历了世界上的混乱的心理状态之间的不协调，其明显的反应或者是自杀，或者是朝相反方向的信念跃进。”而这也就如郑在欢所示：生活本来就不庄严，人生本可以从头再来。这表明了一个乐观的构想：命运可以重新创造，即便在这样一个被束缚的世界中许多转机也是会降临的，即便在道德的谴责中许多同情也会出现，即便在有限的文学篇幅中许多人生经验也会得到改善。
　　“谁打跟谁斗”，表明的是一种权力伦理——我有权行使暴力。《关于权力的伦理学》之中，罗素辨析了权力伦理的意涵：“权力的伦理，不在于区别何种权力是正当的以及何种不是正当的……假定你突然看到盖伊·福克斯正给导火线点火，假定你只有开枪打死他才能阻止这场灾祸，那么，即使是和平主义者，也必然有多数人承认你开枪射击是对的。企图用抽象的一般原则来处理问题，颂扬某种行为，又谴责某种行为，是无益的；我们必须以行使权力的结果来判断权力的行使是否正当，因此我们首先就是必须弄明确我们所要求的結果是什么。”
　　然而，对于问题的讨论远远没有问题本身复杂难辨。对于在暴力中讨生活的孩子而言，“谁打跟谁斗”模糊了损害者与被损害者的关系，也没有什么痛苦的取舍权衡可以让人变得更加理智，很可能其中的流弊超过目的实现后的良果，其成本亦如父辈，还是搭上一条性命。“谁打跟谁斗争”并没有指向生活的妥帖与安稳，因为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可能遭遇贫困、疾病与侵害；而仅仅靠简单粗暴的武斗，饿虎扑食、黑狗钻裆、金鸡独立，根本无法克服那些悲剧般的局限性。在这样的行为结果上看，“谁打跟谁斗”不可能是一个坚定的信念，而是一种随机爆发的暴力诳语。没人在乎它到底可以怎样使用，也不用为“怎么斗”而费心。道德、法律、责任、安全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太难理解了，它们远不及“谁打跟谁斗”的字面意义来得斩钉截铁、开宗明义——而这是由一个年幼的孩子的行为和遭际所决定的。郑在欢借由这个生动的生存“宣言”表明了长期处于暴力状态下的精神主体。一方面暴力是苦弱者恐怖的生活现实，另一方面暴力又是他们严峻的需要。他们不愤怒、不抱怨，也不渴望、不相信。他们的理性开始退化、模糊。这个时候，人生变得粗糙而野蛮，也变成彻底失败。事实亦如罗素所言：“暴力繁育暴力，不义繁育不义，不但繁育在施加者的身上，也繁育在被施加者的身上。……所有这些道理，纵然并不证明从来没有任何善良的目的能靠武力实现，却也的确表明武力是很危险的，并且表明在武力猖獗的时候，任何本来善良的目的，在斗争结束之前，都可遭到忽视。” 　　郑在欢借由两种截然相反的构想，完成跟自己的对话，一方面正是贫穷、犯罪、厄运才是根本的弊病；另一方面怜悯、理解、道德、法律等很难对苦弱者提供持久的保护。这两种构想从根本上说都是关于世界和人的构想，但却能够引发一些广泛的问题。
　　“谁打跟谁斗”之所以显得干脆、带劲，就是这句話试图向命运表明人的再度生还。很久以来，他们除了向苦难退散以外，很少再有什么大动作。蔡州十三条龙不知道为什么就解散了，他们很少集体出动，即使聚在一起也只是在家里喝酒打牌。哥哥为了给死去的妹妹报酬，能做的就是在县城乱逛。他们总是要搞钱，至于怎么搞，自己一无所知。曾经他们靠着好勇斗狠击败对方，曾经他们对感情还有想象，曾经他们也还年少；如今，除了拒绝、逃避就是厌倦。他们在暴力面前表现得心灰意冷，在冒险与冲动之间选择了死寂。意志的退散不是生理性的，而是生存方式的选择。苦弱者与世界的这种内在联系，似乎很难提供给我们若干据以判断特殊群体善恶的明确标准，也排除了乐观构想/悲观构想的二元思维，提供了一种更加复杂的思考。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睡在丧钟里不醒？又为什么会僵在暴力的群殴中失声？今天，在对善和恶有更丰富讨论空间的社会中，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们？该如何关怀他们？在近期的创作中，《谁打跟谁斗》可以视作郑在欢很重要的一篇作品，虽然故事未见十分出奇。但结尾处短促有力的生存“宣言”却成为呈现事件内在意蕴的提示，同时也在现实性上与荒诞的艺术手法构成和谐的存在。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刻辨析。正是通过辨析，并且唯有不断地辨析，郑在欢才能在问题中呈现洞见。
　　郑在欢放弃了在故事中制造典型形象，而是选择将群体的退散作为触目的社会问题推到了前台。苦弱的退散，并不表明他们真正放弃暴力，放弃疯狂，很有可能是他们以更难以理解的方式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与此同时，这一复杂性在城市/乡村不断扩大和传播，年轻人被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而且为着他们的安全而比以前更加可怜地依赖退散的技巧与手法。——这不再是文学的忧心忡忡，很可能非常迅速地转化成新近的社会问题。这是郑在欢选择了最不好看的方法写小说的良知所在，也是他的社会构想所在：力求在他与乡村的苦弱者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二者之间实现一定程度的沟通。我们也许是事件的局外人，但我们从来都不是社会和世界的局外人。文学对底层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对于作家郑在欢而言，工作中的紧要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