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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毓珉是汪曾祺西南联大时期的同窗好友、北京京剧团的同事，二人相交达半个多世纪，他总是在关键时刻拉汪曾祺一把，如推荐汪曾祺第一份工作，拉汪曾祺进文联系统，领汪曾祺进入戏剧界，甚至《受戒》的发表都与其有关。这对一个作家而言，改变的不仅是人生轨迹，还有文学创作上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杨毓珉 汪曾祺 《受戒》发表
提起对汪曾祺影响大的人，很多人可能首先会想到沈从文。这无可厚非，连汪曾祺本人也这样认为。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得意门生，在精神上、写作上一生追随。不仅如此，沈从文对他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有影响，他在上海致远中学教书，在午门中国历史博物馆当职员，都是沈先生直接或间接推荐。还有一个人对汪曾祺的影响也很大，然这个人却往往被忽略。他就是杨毓珉，汪曾祺西南聯大时期的同窗好友、北京京剧团的同事。二人相交达半个多世纪，他总是在关键时刻拉汪曾祺一把。这一把，对一个作家而言，改变的不仅是人生轨迹，还有文学创作上的深远意义。
他是“比汪曾祺写得还好”的当事人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就以才子闻名，颇受一些老师的嘉许，这其中就有闻一多先生。闻先生给他们上楚辞、唐诗、古代神话等课。闻先生上课很有派头，开场白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名士”；闻先生上课时允许学生抽烟，师生一起喷云吐雾。闻一多和汪曾祺可以说师生互为欣赏，彼此间可直言。闻一多“俯冲”过汪曾祺不问政治，过于颓废，汪曾祺也“高射”过闻先生过于热衷政治。
最让汪曾祺津津乐道的是，他曾替一位同学当“枪手”写过一篇读书报告，甚得闻一多称赏：“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这位同学就是杨毓珉。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其时杨毓珉修习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因拍戏等原因，无以应付作业，便找汪曾祺代写。
让人想不到的是，时隔五十余年后，杨毓珉又找出这篇文章的底稿——《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让其大白于天下（文章全文见汪朗等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世事沧桑，这篇读书报告一直伴随在杨毓珉身边，没有化为烟尘，堪称奇迹，也足见杨毓珉的用心良苦和对其珍视的程度。而当它被重新发现时，汪曾祺已经驾鹤西去了。
在西南联大，杨毓珉比汪曾祺低一级。二人曾同住联大25号新校舍，都爱好文艺，曾一起修习浦江清的《曲选》课。据杨毓珉回忆：“1942年的下学期，我们同时听一堂《中国文学史概论》的课，讲到词曲部分，老师和学生一起拍曲子（唱昆曲）。曾祺很聪明，他能看着工尺谱吹笛子，朱德熙唱旦角，我跟他们学着唱。我记得最常唱的曲子是《思凡》，德熙唱的那几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真是缠绵凄婉、楚楚动人。”（杨毓珉：《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
1942年春，汪曾祺、杨毓珉及同宿舍的哲学系同学周大奎一同组织“山海云剧社”，曾演出过曹禺的《北京人》《家》等剧。汪曾祺后来的散文《后台》（1992年）写的大概就是对这一段演戏生活的回忆。
1943年下学期，二人搬出联大25号宿舍，在民强巷租了一间房子。汪曾祺在此可以随心所欲地读书写作，几乎夜夜都当夜猫子，常常是听到邻居家的鸭子嘎嘎叫起来，天已薄亮时，他才睡去（见汪曾祺《觅我游踪五十年》）。之所以有钱租房子，靠的是杨毓珉的刻图章手艺。杨在上西南联大前，曾在昆明国立艺专国画系读书，学过篆刻。这让他们一个月有四五十元的收入，可免于吃联大食堂掺有沙子、谷糠的“八宝饭”了。
昆明七载，云水悠悠，汪曾祺与杨毓珉在西南联大结缘，遂生出千丝万缕的关系，此后一生都与此人相系相干，不能不让人感叹。
汪曾祺的第一份工作，是他推荐的
1944年夏，汪曾祺在读了五年大学后，没有拿到毕业证，从西南联大肄业了。这段时间仍住在民强巷，工作没着落，没钱吃饭，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落拓到了极点。”这年秋天从前线当译员的杨毓珉返回昆明，去看望汪曾祺。“他已搬到从前周大奎住的那间五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可谓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原来此公白天在桌上写文章，晚上裹一床旧棉絮，连铺带盖地蜷缩在这张三屉桌上。看起来能卖的都在夜市上卖了，肯定时不时还要饿几餐饭。”（杨毓珉：《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
看到汪曾祺如此不堪，杨毓珉质问时任建设中学校长的联大同学周大奎：“你们为什么不去看看汪曾祺？”三人原本同一个宿舍住过，一起创办过“山海云剧社”。随后汪曾祺就当了该校教员，这是他离开大学后的第一份工作，实因于杨毓珉的举荐。
建设中学校址先在昆明北郊观音寺，后又迁往黄土坡的白马庙。条件并不好，微薄的薪水没有保障，还时常断粮，时不时要挖野菜果腹。但汪曾祺的生活得以暂时安顿，他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写作。这段时间写下《复仇》（第二稿）、《老鲁》等小说，后来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复兴》杂志上。还常读《庄子》，大概与此时的落寞心境不无关系。重要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的伴侣施松卿——他们恋爱了。施松卿是福建长乐人，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后也在建设中学任教。二人一道看电影，还养过几天军马，这应算是那段清苦日子的一抹亮色吧。
杨毓珉毕业后也来到建设中学，担任教导主任，二人遂由同学成为同事。汪曾祺在后来的文章中还写过杨毓珉当美军译员时毛料裤子被盗的细节。在建设中学任教只有短短两年，却是汪曾祺迈向社会大舞台的第一步，也是他在昆明生活的延续，因此才有了后来“七载云烟”的回忆，他还写下《观音寺》《白马庙》等篇章，真实再现了那段曾经的时光。
他把汪曾祺拉进文联系统
1948年春，汪曾祺离开上海，来到北京，与恋人施松卿团聚。先是失业半年，寄居在沙滩北京大学宿舍，后又在沈从文的帮助下，找到一份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当职员的工作，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这段日子从1948年夏天持续到1949年春天，为他留下《午门忆旧》《午门》等文章。可汪曾祺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的心里藏着写作的冲动，想下去体验生活，写出能反映新时代面貌的作品来。1949年3月遂报名参军，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原本计划一直随军南下的，不曾想走到武汉就被转入地方，先在文教局工作，后负责接管一所女子中学，他在其中任副教导主任。这与当初体验生活的愿望相悖，又因逗留武汉与施松卿两地分居，一时回京无望，处境有些艰难。 1950年初，杨毓珉从湘西辗转至北京，在北京文化处任职（文联系统）。他打听到施松卿的住处，施松卿将汪曾祺随四野南下，又滞留武汉的窘况如实相告，杨毓珉热情相助。他去找时任北京文化处副处长的王松声（他们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提及汪曾祺，王松声表示欢迎，“一封商调函曾祺便于一个月后回到北京（那时的人事手续没有后来那样复杂）”（杨毓珉：《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
王松声的回忆略微有些不同：“我和汪曾祺、杨毓珉都是西南联大的同学。解放初期我负责北京文委工作，一天，杨毓珉在大街上巧遇同窗汪曾祺，于是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介绍给我，并说汪曾祺也愿意来文联工作。我说，那好啊，本来我是一句客套话，没想到，杨毓珉却当真了，他把汪曾祺領到人事科说松声同志已同意汪曾祺来文联工作了。那时的人事制度不健全，原本也没当回事的汪曾祺就这么简单地成了文联中的一员。”（徐强：《汪曾祺年谱长编》，未刊稿）
昆明一别，时隔四年，杨毓珉与汪曾祺又成为同事，还住到同一个宿舍里。杨毓珉在文化处负责戏剧工作，汪曾祺在文联编《说说唱唱》《北京文艺》。这两个单位因为党委是一个，被习惯性地称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1955年2月，汪曾祺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参与筹备《民间文学》创刊工作。这期间他担任编辑部主任，直到1958年被补划成“右派”，随后下放张家口农科所从事劳动改造。
从1950年初回到北京，到1958年下放张家口劳动，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系统及民间文艺研究会两个部门工作不到十年。期间，他有机会大量接触民间文学，拓宽了视野，极大丰富了文学素养和积累。日后他能成为一位特色鲜明的作家，写成《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读民歌札记》《“花儿”的格律》《我和民间文学》等有关民间文学的文章，都与这段经历密不可分。民间文学深深滋养了他，影响到他的语言、创作观等诸多方面。他的写作跌宕多姿、焕发异彩，随处可见民间文学的鲜活影子；他视民间文学为一大宝库，多次奉劝年轻人，从事写作，一定要向人民大众取经，向民间文学学习。汪曾祺以“杂家”闻名，这段经历无疑加持了他的杂家气象。
他把汪曾祺领进了戏剧界的大门
1962年，在张家口劳动改造的汪曾祺写信给杨毓珉，说已经摘去“右派”帽子。那时杨毓珉已经调到北京京剧团任艺术室主任，他跟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肖甲商量，把汪曾祺调到北京京剧团，他们都同意。只是当时省与市的人事调动，必须通过市人事局。事有凑巧，北京人事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喜欢业余写京剧剧本，所写剧本《河伯娶妇》《洛阳宫》在北京京剧团演出过，跟杨毓珉很熟，所以跟他一说，他满口答应，于是汪曾祺又被调回北京，到京剧团做专职编剧。（杨毓珉：《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
对此，当时还在上高中，后来成为汪曾祺朋友的徐城北也有记录：“50年代末，在我还上高中时，就知道他从张家口调进北京京剧团。一个‘右派’能够走出这一步很不易，‘右派’不但回北京，并且是回到一个相当‘有名’的环境，肯定需要‘得遇好人’。‘好人’谁耶？首先是杨毓珉了。他是汪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是剧团当中的党员编剧，但‘业务’赶不上汪。是杨主动向上级推荐了汪，才使汪得以回到北京，有了这样一个相当舒适又相当‘保险’的安身之所。”（徐城北：《汪曾祺的遗愿》）
汪曾祺做专职编剧二十年，期间他跟杨毓珉又成为同事。为改沪剧《芦荡火种》为样板戏《沙家浜》，他们曾一同入住颐和园龙王庙；剧本《杜鹃山》也由汪曾祺和杨毓珉等人集体讨论分场执笔写成；为写《草原游击队》，二人一起下过内蒙古，在草原上由西到东，走了一千多里路，最后不了了之。“文革”期间，汪曾祺被“控制使用”，杨毓珉在后期也受到文化局军工宣队审查，都处在政治旋涡中，战战兢兢做编剧。汪曾祺受邀上天安门是在1970年5月20日，前一晚接到消息时，他正忙着为《红旗》杂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对军代表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儿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四人帮”倒台后，别人都很快获得解放，汪曾祺却成为剧团重点审查对象，因他在“文革”初期被江青闪电解放时，曾经表态“如果江青同志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因为写样板戏，跟江青、于会泳接触多，反复接受调查，各种检查交代写了不知多少遍。之后不了了之，一“挂”就是两年多，汪曾祺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夫人施松卿认为杨毓珉没有帮忙解释，很不够朋友，见到杨毓珉，故意不理他，扭头就走。这让杨毓珉伤心不已，其实他也深有苦衷。但后来他们还是消除误解，冰释前嫌。
20世纪80年代后，汪曾祺文坛复出，享有盛名。或许盛名之下更易招惹麻烦，晚年的汪曾祺摊上一桩堵心事。原因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汪曾祺文集》之戏剧卷，所收《沙家浜》剧本署名时未标原作者名字，被告侵权。此事媒体介入，闹得沸沸扬扬，让晚年的汪曾祺大为不快。为此他多次打电话给杨毓珉——当年他们曾一起走过那段编剧岁月，又共同参与《沙家浜》的改编。杨毓珉百般宽慰，为澄清事实，他写下《也说京剧<沙家浜>剧本署名纠纷》一文，刊登在《戏剧电影报》上，以历年出版的剧本和历次演出广告为证，说明并不存在故意侵权的事实。这场官司以汪曾祺的突然离世而告终，不了了之，却让人看出荒谬苍凉的人生况味。
汪曾祺一生创作总量三百万字左右，戏曲创作仅占十分之一，却花了二十年时间（四十到六十岁的黄金年龄），给他带来盛名的小说和散文创作占十分之九，却是在六十岁以后的十几年中写成，实在是令人感慨。
编剧生涯的副产品就是他后来创作了大量戏曲题材的散文（笔者曾选编过一本汪曾祺《说戏》，其中所收都是与戏曲相关的文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初版，2018年再版）；多年的剧本创作实践对其语言、构思都是一种锤炼，汪曾祺在《两栖杂述》《我是怎样和戏曲结缘的》对此都有详细的论述。他在文坛上独树一帜，成为“一脚梨园、一脚文坛”的两栖类作家，杨毓珉功不可没。 《受戒》发表与他有关
《受戒》于1980年在《北京文学》发表后，开文坛新风，好评如潮，汪曾祺的文学之路由此走向高峰。《受戒》写的是“小和尚的恋爱故事”，在当时的环境下，此类作品属“异类”，发表是有难度的。而最终得以刊发，也与杨毓珉相关。
或许是嗅到了文艺界的新鲜气息，或许是在心中酝酿了二三十年的东西已经憋不住了，在“文革”之后的空挂期，小说《受戒》腹稿已开始酝酿。初稿写好后，周围的不少同事都先读过。“张滨江听他讲过《受戒》的故事，同事梁清濂读过《受戒》初稿后，曾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的注意。杨说：‘这小说现在各报刊不会发表的。’林清泉散会后说：‘我要看看。’就沿着这条线索索取《受戒》发表。”（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老头儿汪曾祺
我们眼中的父亲》一书中对此也有记述：“《受戒》的发表缘于十分偶然的机会。7月的一天，北京市文化局系统召开各单位党员干部座谈会，杨毓珉偶然谈到了《受戒》。说是汪曾祺写了一篇这样的东西，写得很美，但是恐怕难以发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场的《北京文艺》主编李清泉知道此事，非要把《受戒》拿来看看。……爸爸将《受戒》定稿转交给了李清泉，还附了一个短柬，说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一些胆量的……”
世间事就这般因缘巧合，假若没有杨毓珉的介绍，没有遇到李清泉这样思想解放、有胆有识的主编，《受戒》的命运真不好说。笔者认为，杨毓珉之所以能在会上提及《受戒》，恰说明他私底下对这篇作品的认可与喜欢，以及对它前途未卜的担忧，或许他是有意无意地在公开场合为此作品投石问路。
综上可见，在汪曾祺人生的每一个关键路口，都有杨毓珉从中相助。杨毓珉在《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一文中谈到，在昆明、武汉、张家口，汪曾祺之所以能重新回到文艺圈，都与他的举荐相关，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爱才，而汪“就像一粒生命力很强的种子，撒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结果，在苦风疾雨中成长壮大，他一生坎坷，直到六十岁以后才安心从事创作，却依然为我们留下几百万字的不朽佳作”。這真是最为精当的评价。
出于爱才，杨毓珉每每提携相助，而汪曾祺也总是凭借自己的才干，每一步都有非凡的表现。一个人要想成事，须得有才干，还得有贵人相助，而杨正是汪的贵人。汪曾祺与杨毓珉，是同学、同事，更是一生挚交。
情意绵长，彩云散兮
杨毓珉擅长刻印，汪曾祺的数方闲章、名章均出自他之手。“人书俱老”“岭上多白云”都是。这两方闲章甚得汪曾祺喜爱，他晚年的很多书画作品，都钤有这两个章。这两方闲章都刻有杨毓珉题的边款：“人书俱老”章题：“此乃孙过庭书谱语，曾祺当之无愧”，从中可见杨毓珉对汪曾祺的欣赏；“岭上多白云”章上题：“相逢语转少，不见忆偏深。滇海桃源梦，京华菊圃吟。西风寒蝉噤，落日暮云新。半世只一瞬，苍苍白发人。”其时两位老友都已年过七十，可谓历经磨难，沧桑阅尽，这首题诗浓缩了他们交往的大半个世纪，感慨沉痛深厚。
汪曾祺曾作过一首长诗《毓珉治印歌》：“少年刻印换酒钱，润例高悬五华山。非秦非汉非今古，放笔挥刀气如虎。四十年来劳案牍，钢刀生锈铜生绿。十年大乱幸苟全，谁复商量到管弦？即今宇内承平曰，当年豪气未能遏。浪游迹遍江湖海，偶逢佳石倾囊买。少年积习未能消，老眼酒酣再奏刀。晚岁渐于诗律细，摹古时时出新意。亦秦亦汉亦文何，方寸青田大天地。大巧若拙见精神，自古金石能寿人。”长诗对杨毓珉的刻印叹赏有加，赞其“自成一家，奔放蕴藉间有之”，对其历经坎坷终于迎来新时期也充满感怀。长诗书于1986年10月，杨毓珉甚为珍爱，装裱后挂在家中，后收录在《汪曾祺书画集》中。
1997年4月底，西南联大成立六十周年。杨毓珉借机邀汪曾祺及其他联大校友小聚，因汪曾祺去了四川五粮液酒厂，未能参加聚会。5月初，汪曾祺因病住院。杨毓珉听说后就要去医院看望，就在要动身之际却传来汪曾祺病故的噩耗。两位老友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杨毓珉追悔莫及，写下挽联：昆明湖边、莲花池畔，警报声声学坟典，早已是锥在囊中锋芒初现；燕京大地、御街宫墙，红旗猎猎写华章，谁不夸神超象外翰墨飘香！后来又写成长文《往事如烟
怀念故友汪曾祺》（载《中国京剧》1997年第4期），深情回忆了他们二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
一年半后，杨毓珉病逝。两位历经沧桑的老友，又在天国相聚了吧。
琉璃化成泥，彩云散朝夕……
关键词：杨毓珉 汪曾祺 《受戒》发表
提起对汪曾祺影响大的人，很多人可能首先会想到沈从文。这无可厚非，连汪曾祺本人也这样认为。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得意门生，在精神上、写作上一生追随。不仅如此，沈从文对他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有影响，他在上海致远中学教书，在午门中国历史博物馆当职员，都是沈先生直接或间接推荐。还有一个人对汪曾祺的影响也很大，然这个人却往往被忽略。他就是杨毓珉，汪曾祺西南聯大时期的同窗好友、北京京剧团的同事。二人相交达半个多世纪，他总是在关键时刻拉汪曾祺一把。这一把，对一个作家而言，改变的不仅是人生轨迹，还有文学创作上的深远意义。
他是“比汪曾祺写得还好”的当事人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就以才子闻名，颇受一些老师的嘉许，这其中就有闻一多先生。闻先生给他们上楚辞、唐诗、古代神话等课。闻先生上课很有派头，开场白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名士”；闻先生上课时允许学生抽烟，师生一起喷云吐雾。闻一多和汪曾祺可以说师生互为欣赏，彼此间可直言。闻一多“俯冲”过汪曾祺不问政治，过于颓废，汪曾祺也“高射”过闻先生过于热衷政治。
最让汪曾祺津津乐道的是，他曾替一位同学当“枪手”写过一篇读书报告，甚得闻一多称赏：“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这位同学就是杨毓珉。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其时杨毓珉修习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因拍戏等原因，无以应付作业，便找汪曾祺代写。
让人想不到的是，时隔五十余年后，杨毓珉又找出这篇文章的底稿——《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让其大白于天下（文章全文见汪朗等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世事沧桑，这篇读书报告一直伴随在杨毓珉身边，没有化为烟尘，堪称奇迹，也足见杨毓珉的用心良苦和对其珍视的程度。而当它被重新发现时，汪曾祺已经驾鹤西去了。
在西南联大，杨毓珉比汪曾祺低一级。二人曾同住联大25号新校舍，都爱好文艺，曾一起修习浦江清的《曲选》课。据杨毓珉回忆：“1942年的下学期，我们同时听一堂《中国文学史概论》的课，讲到词曲部分，老师和学生一起拍曲子（唱昆曲）。曾祺很聪明，他能看着工尺谱吹笛子，朱德熙唱旦角，我跟他们学着唱。我记得最常唱的曲子是《思凡》，德熙唱的那几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真是缠绵凄婉、楚楚动人。”（杨毓珉：《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
1942年春，汪曾祺、杨毓珉及同宿舍的哲学系同学周大奎一同组织“山海云剧社”，曾演出过曹禺的《北京人》《家》等剧。汪曾祺后来的散文《后台》（1992年）写的大概就是对这一段演戏生活的回忆。
1943年下学期，二人搬出联大25号宿舍，在民强巷租了一间房子。汪曾祺在此可以随心所欲地读书写作，几乎夜夜都当夜猫子，常常是听到邻居家的鸭子嘎嘎叫起来，天已薄亮时，他才睡去（见汪曾祺《觅我游踪五十年》）。之所以有钱租房子，靠的是杨毓珉的刻图章手艺。杨在上西南联大前，曾在昆明国立艺专国画系读书，学过篆刻。这让他们一个月有四五十元的收入，可免于吃联大食堂掺有沙子、谷糠的“八宝饭”了。
昆明七载，云水悠悠，汪曾祺与杨毓珉在西南联大结缘，遂生出千丝万缕的关系，此后一生都与此人相系相干，不能不让人感叹。
汪曾祺的第一份工作，是他推荐的
1944年夏，汪曾祺在读了五年大学后，没有拿到毕业证，从西南联大肄业了。这段时间仍住在民强巷，工作没着落，没钱吃饭，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落拓到了极点。”这年秋天从前线当译员的杨毓珉返回昆明，去看望汪曾祺。“他已搬到从前周大奎住的那间五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可谓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原来此公白天在桌上写文章，晚上裹一床旧棉絮，连铺带盖地蜷缩在这张三屉桌上。看起来能卖的都在夜市上卖了，肯定时不时还要饿几餐饭。”（杨毓珉：《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
看到汪曾祺如此不堪，杨毓珉质问时任建设中学校长的联大同学周大奎：“你们为什么不去看看汪曾祺？”三人原本同一个宿舍住过，一起创办过“山海云剧社”。随后汪曾祺就当了该校教员，这是他离开大学后的第一份工作，实因于杨毓珉的举荐。
建设中学校址先在昆明北郊观音寺，后又迁往黄土坡的白马庙。条件并不好，微薄的薪水没有保障，还时常断粮，时不时要挖野菜果腹。但汪曾祺的生活得以暂时安顿，他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写作。这段时间写下《复仇》（第二稿）、《老鲁》等小说，后来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复兴》杂志上。还常读《庄子》，大概与此时的落寞心境不无关系。重要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的伴侣施松卿——他们恋爱了。施松卿是福建长乐人，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后也在建设中学任教。二人一道看电影，还养过几天军马，这应算是那段清苦日子的一抹亮色吧。
杨毓珉毕业后也来到建设中学，担任教导主任，二人遂由同学成为同事。汪曾祺在后来的文章中还写过杨毓珉当美军译员时毛料裤子被盗的细节。在建设中学任教只有短短两年，却是汪曾祺迈向社会大舞台的第一步，也是他在昆明生活的延续，因此才有了后来“七载云烟”的回忆，他还写下《观音寺》《白马庙》等篇章，真实再现了那段曾经的时光。
他把汪曾祺拉进文联系统
1948年春，汪曾祺离开上海，来到北京，与恋人施松卿团聚。先是失业半年，寄居在沙滩北京大学宿舍，后又在沈从文的帮助下，找到一份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当职员的工作，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这段日子从1948年夏天持续到1949年春天，为他留下《午门忆旧》《午门》等文章。可汪曾祺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的心里藏着写作的冲动，想下去体验生活，写出能反映新时代面貌的作品来。1949年3月遂报名参军，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原本计划一直随军南下的，不曾想走到武汉就被转入地方，先在文教局工作，后负责接管一所女子中学，他在其中任副教导主任。这与当初体验生活的愿望相悖，又因逗留武汉与施松卿两地分居，一时回京无望，处境有些艰难。 1950年初，杨毓珉从湘西辗转至北京，在北京文化处任职（文联系统）。他打听到施松卿的住处，施松卿将汪曾祺随四野南下，又滞留武汉的窘况如实相告，杨毓珉热情相助。他去找时任北京文化处副处长的王松声（他们是西南联大的校友），提及汪曾祺，王松声表示欢迎，“一封商调函曾祺便于一个月后回到北京（那时的人事手续没有后来那样复杂）”（杨毓珉：《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
王松声的回忆略微有些不同：“我和汪曾祺、杨毓珉都是西南联大的同学。解放初期我负责北京文委工作，一天，杨毓珉在大街上巧遇同窗汪曾祺，于是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介绍给我，并说汪曾祺也愿意来文联工作。我说，那好啊，本来我是一句客套话，没想到，杨毓珉却当真了，他把汪曾祺領到人事科说松声同志已同意汪曾祺来文联工作了。那时的人事制度不健全，原本也没当回事的汪曾祺就这么简单地成了文联中的一员。”（徐强：《汪曾祺年谱长编》，未刊稿）
昆明一别，时隔四年，杨毓珉与汪曾祺又成为同事，还住到同一个宿舍里。杨毓珉在文化处负责戏剧工作，汪曾祺在文联编《说说唱唱》《北京文艺》。这两个单位因为党委是一个，被习惯性地称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1955年2月，汪曾祺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参与筹备《民间文学》创刊工作。这期间他担任编辑部主任，直到1958年被补划成“右派”，随后下放张家口农科所从事劳动改造。
从1950年初回到北京，到1958年下放张家口劳动，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系统及民间文艺研究会两个部门工作不到十年。期间，他有机会大量接触民间文学，拓宽了视野，极大丰富了文学素养和积累。日后他能成为一位特色鲜明的作家，写成《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读民歌札记》《“花儿”的格律》《我和民间文学》等有关民间文学的文章，都与这段经历密不可分。民间文学深深滋养了他，影响到他的语言、创作观等诸多方面。他的写作跌宕多姿、焕发异彩，随处可见民间文学的鲜活影子；他视民间文学为一大宝库，多次奉劝年轻人，从事写作，一定要向人民大众取经，向民间文学学习。汪曾祺以“杂家”闻名，这段经历无疑加持了他的杂家气象。
他把汪曾祺领进了戏剧界的大门
1962年，在张家口劳动改造的汪曾祺写信给杨毓珉，说已经摘去“右派”帽子。那时杨毓珉已经调到北京京剧团任艺术室主任，他跟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肖甲商量，把汪曾祺调到北京京剧团，他们都同意。只是当时省与市的人事调动，必须通过市人事局。事有凑巧，北京人事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喜欢业余写京剧剧本，所写剧本《河伯娶妇》《洛阳宫》在北京京剧团演出过，跟杨毓珉很熟，所以跟他一说，他满口答应，于是汪曾祺又被调回北京，到京剧团做专职编剧。（杨毓珉：《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
对此，当时还在上高中，后来成为汪曾祺朋友的徐城北也有记录：“50年代末，在我还上高中时，就知道他从张家口调进北京京剧团。一个‘右派’能够走出这一步很不易，‘右派’不但回北京，并且是回到一个相当‘有名’的环境，肯定需要‘得遇好人’。‘好人’谁耶？首先是杨毓珉了。他是汪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是剧团当中的党员编剧，但‘业务’赶不上汪。是杨主动向上级推荐了汪，才使汪得以回到北京，有了这样一个相当舒适又相当‘保险’的安身之所。”（徐城北：《汪曾祺的遗愿》）
汪曾祺做专职编剧二十年，期间他跟杨毓珉又成为同事。为改沪剧《芦荡火种》为样板戏《沙家浜》，他们曾一同入住颐和园龙王庙；剧本《杜鹃山》也由汪曾祺和杨毓珉等人集体讨论分场执笔写成；为写《草原游击队》，二人一起下过内蒙古，在草原上由西到东，走了一千多里路，最后不了了之。“文革”期间，汪曾祺被“控制使用”，杨毓珉在后期也受到文化局军工宣队审查，都处在政治旋涡中，战战兢兢做编剧。汪曾祺受邀上天安门是在1970年5月20日，前一晚接到消息时，他正忙着为《红旗》杂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对军代表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儿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四人帮”倒台后，别人都很快获得解放，汪曾祺却成为剧团重点审查对象，因他在“文革”初期被江青闪电解放时，曾经表态“如果江青同志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因为写样板戏，跟江青、于会泳接触多，反复接受调查，各种检查交代写了不知多少遍。之后不了了之，一“挂”就是两年多，汪曾祺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夫人施松卿认为杨毓珉没有帮忙解释，很不够朋友，见到杨毓珉，故意不理他，扭头就走。这让杨毓珉伤心不已，其实他也深有苦衷。但后来他们还是消除误解，冰释前嫌。
20世纪80年代后，汪曾祺文坛复出，享有盛名。或许盛名之下更易招惹麻烦，晚年的汪曾祺摊上一桩堵心事。原因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汪曾祺文集》之戏剧卷，所收《沙家浜》剧本署名时未标原作者名字，被告侵权。此事媒体介入，闹得沸沸扬扬，让晚年的汪曾祺大为不快。为此他多次打电话给杨毓珉——当年他们曾一起走过那段编剧岁月，又共同参与《沙家浜》的改编。杨毓珉百般宽慰，为澄清事实，他写下《也说京剧<沙家浜>剧本署名纠纷》一文，刊登在《戏剧电影报》上，以历年出版的剧本和历次演出广告为证，说明并不存在故意侵权的事实。这场官司以汪曾祺的突然离世而告终，不了了之，却让人看出荒谬苍凉的人生况味。
汪曾祺一生创作总量三百万字左右，戏曲创作仅占十分之一，却花了二十年时间（四十到六十岁的黄金年龄），给他带来盛名的小说和散文创作占十分之九，却是在六十岁以后的十几年中写成，实在是令人感慨。
编剧生涯的副产品就是他后来创作了大量戏曲题材的散文（笔者曾选编过一本汪曾祺《说戏》，其中所收都是与戏曲相关的文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初版，2018年再版）；多年的剧本创作实践对其语言、构思都是一种锤炼，汪曾祺在《两栖杂述》《我是怎样和戏曲结缘的》对此都有详细的论述。他在文坛上独树一帜，成为“一脚梨园、一脚文坛”的两栖类作家，杨毓珉功不可没。 《受戒》发表与他有关
《受戒》于1980年在《北京文学》发表后，开文坛新风，好评如潮，汪曾祺的文学之路由此走向高峰。《受戒》写的是“小和尚的恋爱故事”，在当时的环境下，此类作品属“异类”，发表是有难度的。而最终得以刊发，也与杨毓珉相关。
或许是嗅到了文艺界的新鲜气息，或许是在心中酝酿了二三十年的东西已经憋不住了，在“文革”之后的空挂期，小说《受戒》腹稿已开始酝酿。初稿写好后，周围的不少同事都先读过。“张滨江听他讲过《受戒》的故事，同事梁清濂读过《受戒》初稿后，曾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的注意。杨说：‘这小说现在各报刊不会发表的。’林清泉散会后说：‘我要看看。’就沿着这条线索索取《受戒》发表。”（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老头儿汪曾祺
我们眼中的父亲》一书中对此也有记述：“《受戒》的发表缘于十分偶然的机会。7月的一天，北京市文化局系统召开各单位党员干部座谈会，杨毓珉偶然谈到了《受戒》。说是汪曾祺写了一篇这样的东西，写得很美，但是恐怕难以发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场的《北京文艺》主编李清泉知道此事，非要把《受戒》拿来看看。……爸爸将《受戒》定稿转交给了李清泉，还附了一个短柬，说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一些胆量的……”
世间事就这般因缘巧合，假若没有杨毓珉的介绍，没有遇到李清泉这样思想解放、有胆有识的主编，《受戒》的命运真不好说。笔者认为，杨毓珉之所以能在会上提及《受戒》，恰说明他私底下对这篇作品的认可与喜欢，以及对它前途未卜的担忧，或许他是有意无意地在公开场合为此作品投石问路。
综上可见，在汪曾祺人生的每一个关键路口，都有杨毓珉从中相助。杨毓珉在《往事如烟——怀念故友汪曾祺》一文中谈到，在昆明、武汉、张家口，汪曾祺之所以能重新回到文艺圈，都与他的举荐相关，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爱才，而汪“就像一粒生命力很强的种子，撒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结果，在苦风疾雨中成长壮大，他一生坎坷，直到六十岁以后才安心从事创作，却依然为我们留下几百万字的不朽佳作”。這真是最为精当的评价。
出于爱才，杨毓珉每每提携相助，而汪曾祺也总是凭借自己的才干，每一步都有非凡的表现。一个人要想成事，须得有才干，还得有贵人相助，而杨正是汪的贵人。汪曾祺与杨毓珉，是同学、同事，更是一生挚交。
情意绵长，彩云散兮
杨毓珉擅长刻印，汪曾祺的数方闲章、名章均出自他之手。“人书俱老”“岭上多白云”都是。这两方闲章甚得汪曾祺喜爱，他晚年的很多书画作品，都钤有这两个章。这两方闲章都刻有杨毓珉题的边款：“人书俱老”章题：“此乃孙过庭书谱语，曾祺当之无愧”，从中可见杨毓珉对汪曾祺的欣赏；“岭上多白云”章上题：“相逢语转少，不见忆偏深。滇海桃源梦，京华菊圃吟。西风寒蝉噤，落日暮云新。半世只一瞬，苍苍白发人。”其时两位老友都已年过七十，可谓历经磨难，沧桑阅尽，这首题诗浓缩了他们交往的大半个世纪，感慨沉痛深厚。
汪曾祺曾作过一首长诗《毓珉治印歌》：“少年刻印换酒钱，润例高悬五华山。非秦非汉非今古，放笔挥刀气如虎。四十年来劳案牍，钢刀生锈铜生绿。十年大乱幸苟全，谁复商量到管弦？即今宇内承平曰，当年豪气未能遏。浪游迹遍江湖海，偶逢佳石倾囊买。少年积习未能消，老眼酒酣再奏刀。晚岁渐于诗律细，摹古时时出新意。亦秦亦汉亦文何，方寸青田大天地。大巧若拙见精神，自古金石能寿人。”长诗对杨毓珉的刻印叹赏有加，赞其“自成一家，奔放蕴藉间有之”，对其历经坎坷终于迎来新时期也充满感怀。长诗书于1986年10月，杨毓珉甚为珍爱，装裱后挂在家中，后收录在《汪曾祺书画集》中。
1997年4月底，西南联大成立六十周年。杨毓珉借机邀汪曾祺及其他联大校友小聚，因汪曾祺去了四川五粮液酒厂，未能参加聚会。5月初，汪曾祺因病住院。杨毓珉听说后就要去医院看望，就在要动身之际却传来汪曾祺病故的噩耗。两位老友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杨毓珉追悔莫及，写下挽联：昆明湖边、莲花池畔，警报声声学坟典，早已是锥在囊中锋芒初现；燕京大地、御街宫墙，红旗猎猎写华章，谁不夸神超象外翰墨飘香！后来又写成长文《往事如烟
怀念故友汪曾祺》（载《中国京剧》1997年第4期），深情回忆了他们二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
一年半后，杨毓珉病逝。两位历经沧桑的老友，又在天国相聚了吧。
琉璃化成泥，彩云散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