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从表面来看，这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经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但对于像我一样的访客来说，却莫名地随时随地都可以触摸到文化的影子。文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雕琢着这个沧桑城市的容颜，成为这座国际化都市的特有品牌。最近，一场名曰《五味纷陈：半世纪的中国生活记忆》的展览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开设特展。来自内地的290多种日常生活的器物，6本几年前出版的忆旧之作，半个世纪的历史，共同重构了一段公共记忆。
　　这次展览旨在为香港观众，特别是年青一代，提供另一角度了解内地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人民生活转变的轮廓。一般来讲，重要历史事件向来都被视为了解社会发展的窗口，与之有关的物件亦自然被视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而成为收集、保持、展示的对象。历史大事的重要性固然毋庸置疑，但在大事下生活的却是最普通的民众。他们的生活与所处的时代休戚相关，他们的生活其实就是社会的反映。不过，与一般民众关系至为密切的多是不起眼的生活用品，它们往往因卑微、琐碎而被忽视。但因为民众的生活与所处时代密不可分，那些最平凡的生活器物因此具有了说故事、道历史的功能，从而可能记载了某一时期的社会公共记忆，也成为后人了解社会发展的媒介。
　　这次展出的日常器物涵盖了上个世纪内地民众衣食住用的方方面面，包括针头线脑、玩具、学具、照片、流行的衣饰等等。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积攒起来的展品曾经伴随着内地民众，特别是北京居民数十寒暑，载满了几代人的回忆。通过捐赠、购买等途径，这些私人用品得以进入公共空间，向观众讲述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大量的日常生活器物被分门别类地置放在博物馆中，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意义空间。面对器物，观众无须多言，因为对象已经在不停地“叙说”了。通过静观，观众显然找到了存在于记忆和纪实之间的一个温情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填满的恰恰是“意义的器物”。那些站在特定背景中的“人”的性格显得无关紧要，反而他们和背景所形成的关系更为重要。现实中的器物一旦被关注，就上升为说明现实的符号，就适时转变成为与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具有符号意义的道具。在睹物忆事的同时，家的变化、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也就生动地呈现出来了。这些能够自我叙述的器物不仅紧密伴随着私人的情感和生活经历，同时也串连起一幅幅生动可感的社会生活图景，因而无意中成了民众的公共记忆，在人们的记忆深处打下难以磨灭的烙印。
　　公共记忆的建构不仅需要有视觉上的直观记忆，还需要有文字叙述的记忆。为了加强香港同胞对解放后内地文化生活的了解，展览中特别提供了时代背景资料。展览前言说“其意并非要叙述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亦非对所逝历史做出评价”。大量搜集整理的报道和图片，精心制作的影视等媒体影像，史料价值极高的忆旧之作成为建构新的公共记忆的工具。6本大陆两三年前出版的、曾经引起热读的“旧书”再一次浮现，成为展览中引用最多的背景资料。它们是刘仰东的《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体自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乔松都的《乔冠华和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2008)、王沛人的《六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彭国亮的《印象中国——民生记忆6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陈煜的《中国民生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和黄新原的《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这6本书都以翔实的资料、细腻的记忆、温情的文字见长，使读者重温了特定年代的岁月，曾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这次它们被摘录部分片段作为背景资料出现在器物、照片之中，以备解释说明之用。举例来说，内地在计划经济时代票证曾经充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展板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布票、肉票、粮票等。为了更全面地说明这个问题，展览特意选择了《中国民生记忆》中的叙述：“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有。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要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商品短缺，票证奇多，造成中国市场的一大特色——排队。人们上街，只要见到排队，先不问卖什么，赶紧先排上队再说。”此外，配合60年代的时尚装束的是《印象中国》中的一段描述：“当时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看背影难辨男女的年代。‘十亿人民一款衣，三种颜色盖大地’，便是60年代中国人衣着的真实写照。”红底金字大背景下的孩子又是怎样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没有游乐场，没有电子游戏厅、网吧，没有滑板、轱辘鞋，没有形形色色的智力玩具，没有各种旅游度假生活，总之没有现代化的‘玩’；北京孩子就在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里折腾，好在当年北京城里楼少……相应而言，是平房多，空场多，土路多，树多，小树林多，砖块、沙子、木头、铁丝网多……各个年龄层的孩子，都可尽情利用这个天然游戏场，施展自己玩的创造性和天分。‘玩具’或制作‘玩具’的原材料，常离不开纸、皮筋、皮球、玻璃丝、线轱辘、铁丝、砖头、沙子、树、土、木头……”(《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体自传》)“70年代我上小学和初中。当时主要是看小人书，父亲给我买了满满一木箱。”(《六十年代生人成长史》)娓娓道来间讲述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这6本书以集体的面貌出现在香港观众的面前，不能不引起深思。这些书所用的笔法，都不是写正史的笔法，而是野史笔法、掌故笔法。这种笔法不打官腔，记事灵便、到位，长于记录细节。明清士人常用这种笔法记史，鲁迅颇为激赏，认为能存真史。清人文廷式《闻尘偶记》有句名言：“闻事不记，释家之智：闻事辄录，史家之学。”释家不重视记事，他们有“经”可恃，喜谈悟道；而史家则要据实说话，以史为证，所以总是“闻事辄录”，记录史料。这6本书的作者出于历史责任感，不忍让那些珍闻逸史被岁月的尘埃湮没掉，搜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掌故，既不故弄玄虚，也不浅俗庸常，而是蕴藉有物，亲切有味，娓娓道来中自然也有裨于保存真史。这正契合了《五味纷陈：半世纪的中国生活记忆》的展览主题。
　　究其实际，这个展览探讨了日常生活进入公共空间的途径。人们在释放着对城市革故鼎新的激情以索取标示其现代性特征的身份证的同时，温情脉脉的市井图像以及人们的文化历史记忆也变得模糊起来。通过这个展览，一方面，这些曾经物尽其用的老器物重新建构起人们的公共记忆：另一方面，这些随着时代的变迁即将无声无息消失的器物亦唤起人们保护、留存、研究的意识。人是时空的存在物，公众的文化观念、审美兴趣，甚至生活方式都受到特定时空的制约并镌 刻下时空的烙印。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历史文化，必然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浸润生活在特定空间中的一代代的人，他们既是历史中某一片段的生命体，也是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人。追溯历史、留存储藏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人之需求。城市的历史风貌以及公共记忆，不仅仅可以通过全新的方式加以视觉的体现或唤起，而且更有必要通过保存与转换去重新激活。保存是一种方式，保存本身也就是一种转换，亦是公众的一种情感需求。
　　近年来，随着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社会记忆的概念及其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研究之中。该理论中“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的概念，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讨论集体记忆如何保持和传播问题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最早提出集体记忆理论的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他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提出了“历史记忆”和“自传记忆”两个概念。所谓的“历史记忆”是指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记忆。所谓的“自传记忆”则是个人对于自己往事经历的回忆，这之中的记忆又可划分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公共记忆”属于集体记忆的范畴，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形成一种记忆的认同感。因此公共记忆具有明显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它表现出了可塑性和偶发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积累性和经久性。由当事人经历的真实历史和公共纪念物、传媒等所传递的人为历史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公共记忆”。
　　是谁在重建记忆?重建的记忆为了谁?展览中那些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器物与影像、灯光、文字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营造出亦真亦幻、亦虚亦实、亦动亦静的景象。半个世纪的生活恍惚其间。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曾指出，所谓的公共记忆在本质上带有规范性的意义，即人为地规范人们记住什么、忘却什么，实际上它充满了人为的选择。而在这种人为的筛选过程中，记忆对象的特性、激活的目的、时代的氛围等要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记忆不是一个复制的问题，而是一个建构的问题。记忆总是存在于过去的真实与现实的重演之中，它隐晦地反映着现实的需要，因此需要被想象、虚构、叙述和重组，因此公共记忆中的形象不能与历史事实简单地画一等号。历史不仅仅是单纯历史事件、历史进程构成的，对历史事件、进程的书写、记忆事实上也成为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两种历史中，我们恐怕很难脱离书写与记忆来理解历史事件与进程。
　　面对这290多组陈旧的日常生活器物，生于70年代的我流连忘返，仿佛一切都回到了熟悉的从前，沉默的记忆一下子鲜活起来。让我惊奇的是，生于新世纪的女儿对于这许多已经或正在消失的器物同样兴趣盎然，刨根问底间显出对妈妈过往生活的无限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