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英豪敌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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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3月,我这个自打出生就没过几天好日子的小长工,加入了晋察冀军区1分区1团,成了一名15岁的小八路。开始当通讯员,后来我立功心切,坚决要求到战斗班直接参战。1938年9月下旬,我第一次和日本鬼子拼上了刺刀,我们班和六个日本鬼子突然遭遇了,日本鬼子训练有素,拼刺刀很有章法,不大的功夫我们就有三个同志倒下了。我的左手食指也被鬼子的刺刀几乎砍断,鲜血直流,剧痛钻心,但我强忍着,继续和小鬼子拼,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最后终于捅倒了一个鬼子。
  [老将军轻轻地摩娑着明显有些变形的手指,几十年了,一到下雨阴天,这伤手指就痒得厉害。
  董占林将军在战斗中成长,到1945年,他已经是冀东十六军分区的侦察参谋兼侦察连长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但日军许多部队仍负隅顽抗,坚决不向共产党八路军投降。8月18日,十六军分区的部队包围了一个位于河北省昌黎县城东北方、驻有40多名日军的据点樊各庄。拂晓部队发起进攻,但因该据点有坚固的碉堡工事,而我们没有重武器,只有轻重机枪,所以攻了半天还是不行,可部队已经出现了不少伤亡。进攻不利把带队的军分区参谋长王衍急得团团转。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连忙对参谋长说:“把咱们的机关枪抬来,看小鬼子投降不!”提起这机关枪还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1944年8月下旬,12架美军B-29重型轰炸机从我国内地机场起飞,轰炸日本东京和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城市鞍山,有一架受伤后迫降在昌黎县西南六十多华里的地方。机上有12名飞行员,其中5名跳伞淹死在大海里,另有7名被我抗日军民救起后安全送到冀热辽军区,当时我们从飞机上拆下4门12 7毫米机枪和1000多发子弹。那种机枪是电发火的,后来我们改成了用铁丝绑成的手动发火,但一直没用,因为那家伙太笨重了,所以就放在阜宁县的山里、我这么一提醒,王参谋长高兴极了,马上派了几个侦察兵和三十多个民兵连夜赶了七十多里路抬回来一挺机枪,还有二百多发子弹。我们把机枪架在离敌北面炮楼最近的一座平顶房上,我一声令下,十几发子弹就钻进了炮楼的枪眼里,老美那东西是厉害,五发弹里有一发燃烧弹、一发爆炸弹、三发穿甲弹。这一下子。鬼子的炮楼就燃起了大火,战士们乘势进攻,很快就拿下了据点,三十多个鬼子被我们消灭,有八九个鬼子从高梁地里跑回北戴河。我们还抓住了那曾经把我军武工队员放到大铁锅里活活给烙死的汉奸翻译官,在当地老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就地枪毙了他。
  1945年8月25日,在军分区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司令员曾克林将军宣布了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向东北进军,配合苏联红军,接受日“满”投降。我率领七八个侦察员急行军出万里长城的九门口到了前所火车站以北地区。这里驻着400多伪军,鬼子早就溜了,这些汉奸兵也是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我一方面利用敌人的心虚,用撕下老百姓的窗户纸写了张“最后通谍”,送到伪军那里劝降,一方面通知大部队迅速赶来,结果,就在大部队即将赶到时,伪军也投降了。曾克林司令员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就把鬼子军用仓库里的一条崭新的日本军用皮带奖给了我(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曾克林出关”中董参谋的原型就是董占林将军)。
  1945年8月30日,我们大部队在前所东头排成四路纵队欢迎苏联红军到来。上午9点多钟,一位苏军上校带着七八十人的部队乘5辆汽车,携带2门战防炮来了,我们部队热烈鼓掌,高喊“毛泽东万岁”、“斯大林万岁!”曾克林司令员和唐凯副政委迎上前去,表示欢迎,可我们把精心准备的大米干饭、猪肉菜给苏联红军吃时,他们却不习惯,原来他们要吃土豆和煮鸡蛋!我们又到老百姓家买了一大箩筐鸡蛋。
  吃完饭,我奉曾司令员之命,带领苏军部队向“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进发,那里的日本鬼子不投降,但终究大势已去。在经过短暂战斗之后,我军收复山海关,这也是大反攻之后,我军收复的第一座重要城镇,接着我们分区的大部队征尘未洗就向锦州进发。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董占林将军带领部队夜袭黑水镇、风雪林西路,攻克热河省的凌源城,血战杨仗子战役的三二三高地,包围薛家屯,攻占锦州,辽沈战役的康家屯阻击战,天津战役。接着参加衡宝战役,进军广西,打完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广西平而关战役,歼灭蒋军一百军残部一万多人。这时将军已是45军134师400团团长,但他还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在这次战役里,董老亲操重机枪,一气把250发子弹全部打出去!
  平而关战役之后,我们团和其它团队在广西开始长达一年的剿匪作战。广西地广人稀,地形复杂,多种民族共存:封建、军阀、土豪劣绅家族势力强大。历代战乱,割据严重,所以土匪多如牛毛。再加上广西民风强悍,举一个小例子:一个土匪被仇家杀害,其父母一滴眼泪不掉,只说了句“抬走埋掉!”便扬长而去。但土匪就是土匪,乌合之众,在我们强大政治、军事攻势下,还是土崩瓦解。一年里我们团其消灭土匪二万多人,胜利完成了任务!
  1952年5月,我们45军的16名师级干部去朝鲜战场见习,当时我们去的是15军,军长秦基伟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作战情况。
  1952年8月回国之后,我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院长是刘伯承元帅。我们在那里系统地学习现代军事理论和苏联红军的作战理论和经验。1954年12月24日,我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于次年元旦回到54军(部队番号有变化)130师任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这时朝鲜已经停战,但志愿军各部队的备战及帮助当地恢复建设任务仍然很繁重,我们师还先后担任和尕岛与大和岛的守备任务,并且按军委在1955年7月颁布的大纲训练部队。我军作战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日后参与西藏平叛和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并取得重大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59年3月21日,正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哲学系学习的董老突然接到总政干部部的指示:明天乘飞机赶回四川省雅安。回到师部,董老才知道部队已经于3月14日就接到军委的命令:开赴西藏参加平叛。军令如山,短短两天时间,54军130师这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英雄部队就在董占林将军的率领下,兵车西行,铁流滚滚,踏上平叛之路。]
  西藏高原是名符其实的世界屋脊,气候恶劣、地形复杂,叛匪死硬顽固,藏民受达赖影响很深,所以作战难度很大。对于西藏平叛,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指示:“西藏平叛,要政治争取,军事打击,发动群众,三年任务,争取二年完成。”中央高度重视,全力支持。我军无论是政治、军事素质。还是武器装备,都比叛匪强得多。还有空军协助作战。所以在昌都城的东北、东南和西部的平叛作战都取得了 很大胜利,最后在宁静县一举荡平残匪。当我们搜剿到一个村子里时,发现家家都有一大捆草绳,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后来仔细一打听,原来那些叛匪非常怕我军的飞机,就让每家都准备一大捆草绳,愚弄众人说:“共军的飞机来了,只要活佛坐在地上一念经,把草绳向天上一抛,就能把飞机给套下来。”
  平叛作战胜利结束以后,我们师于1962年元月初回到四川雅安。
  1962年10月10日,我师接到了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命令。10天之后,部队出发进藏赴战,28日收到总参谋部通过成都军区转来的急电:“着调130师迅速攻歼瓦弄之敌!”后来我才知道这电报文是毛主席的原话,足见中央对瓦弄之战的重视。
  当时为了指挥瓦弄方向的作战,西藏军区决定组成由我为组长,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郄进武为副组长的前线指挥部,负责指挥130师及军分区的部队。
  和郄司令在古玉通会合之后,我粗略地了解了敌情。为了精确掌握敌人情况,11月4日,我带领机关作战侦察和通讯科长借着山间浓雾向印军前沿进发。
  瓦弄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东南与印度缅甸相临,西北与我西藏察隅相连。该地区自古就是我国领土,当地至今还留着清朝时期用中文篆刻的石碑,山民们都知道自己是汉藏政府的差民。但长期以来印度当局以我国政府的忍让为软弱,不断吞食我国领土,从1942年起就在瓦弄地区设防盘踞。开战之前,该地区驻有印军第11旅共4个营(其中一个营是开战前刚空运过来的)。重武器有8门75毫米山炮和12门107毫米重迫炮。这4个营中有3个营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和亚非战场作战过,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印度军队都是以民族属性来编制的,如11旅的锡克营,都戴绿帽子、留大胡子、不喝酒、不抽烟、敢于拼刺刀,战斗力比较强。廓尔喀营是以尼泊尔廓尔喀人组成的,特别善于山地作战,爬山本领挺棒,外号“山羊”。还有道格拉营和库马盎营。印度军队没有团的建制,旅下面就是营,每营有四个步兵连和一个机炮连,约七百人左右。
  瓦弄地形极为复杂,归结起来就是:山高、谷深、坡陡、林密、路险、水深。我坐在一人多深的草丛中,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印军的重追击炮弹不时落在离我只有百多米的山坡上。通过仔细观察又综合侦察部队的详细情报,回去之后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以部分兵力和重火器对曲嘴前沿之敌进行正面攻击,主力沿西侧山脊进行战役迂回,对敌人各分散支撑点进行居高临下的打击,然后直插敌侧翼和瓦弄腹地断敌退路,分割歼灭。
  进攻作战,最主要的就是要选择好突破口。我比较了敌前沿的多座大山,最后选定西南边那座被我们称作05号高地的主峰。从正面看,05是附近最高的山,对曲嘴前沿的印军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从纵深看,我军可以沿05号山脊而下,向东南之敌实施迂回。一旦我军拥有05号高地,就是插进敌人从前沿到纵深的一个钢楔子。但05高地上究竟有没有敌人还不好说。由于我们130师的部队还未到齐,我提议由昌都军分区的部队派一个连连夜摸上505高地,郄司令决定由军分区153团3连担任此任务,我师派388团副团长姜显臣带领一个加强侦察班和一部电台跟随153团3连行动,摸上05高地。
  4日晚姜副团长他们乘黑摸到05高地下面,开始爬山,直到中午才登上了比高4 000多米的山峰。真是幸运,山顶上没有一个印军。部队立即开始隐蔽抢修工事,姜副团长则带领侦察人员向瓦弄腹地侦察前进,经过一整天的慎密侦察,把敌人近17千米前沿至纵深的布防情况全部搞清楚。姜副团长回来向我们汇报了敌情以后,更加坚定了我最初的决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高兴地对姜副团长说:“老姜,你真不愧是个出色的老侦察员,为夺取这次战役的胜利立了头功!”
  回到古玉通的师部,我立即和范朝运副师长、赵福顺参谋长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具体布置为:390团经05高地攻击06、07高地,沿牙比河北山梁直插格里,以一个营兵力断敌之路,主力直插瓦弄机场,协同从另一个方向攻击的388团围歼11旅旅部;388团主力由05高地沿瓦弄扎公直插瓦弄,将敌分割,首先消灭瓦弄之敌,然后配合389团歼灭河东之敌;289团主力向河东之敌进攻,占领刀底曲南侧台地后,在288团的配合下围歼敌能之敌:昌都军分区独立营由05高地由西向东居高临下向曲嘴扎公攻击,突破河西瓦弄前沿。以便我军战役预备队随时投入战斗。
  此外,还派出153团5连经大秋山口进至卡里,向前门里方向实施佯动,以保证战役行动的侧翼安全。当时,我们130师的装备在全军中是最好的,但为了取得决定胜利,开战之前54军又加强给我师120毫米重迫击炮、75无后坐力炮、37毫米高炮和12.7毫米高射机枪等重火器、所以在火力方面对印军也有压倒优势。军分区153团加强营为师的战役预备队,部署在航堆地区。
  [四十多年前的战争,八十多岁的老将军仍然记得这样清楚,真令记者吃惊。有人在评论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时,曾这样讲道:他们这些人是因战争而生的,战争把他们从普通人培养成“战神”。董占林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人!]
  11月7日,丁盛军长率领军前指来到察隅,我立即赶去向军首长做了汇报。军首长完全赞同我们的布署,尤其是对我们先行抢占05号高地的果断行动非常满意。丁军长高兴地对我说:“老董,你这步棋走得完全正确,要是不先占领05高地,这仗就不好打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任务很重。瓦弄地区山高沟深,路非常难走,许多地方根本没有路,为了准备作战,师所属部队个人携带量达35千克以上,加上7 000多藏民工,1400多头牲畜,昼夜向前线运输粮弹。我们又专门抽调了一个建制营,抬送120重迫击炮。万事俱备,只等发起总攻。指战员们情绪高涨,坚决表示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央军委的指示:“此次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只准打好,不准打坏。”
  11月13日,我军总攻还未开始,可敌人发现我们抢占05号高地以后,十分惊慌,便抢先向我展开疯狂进攻,妄图夺回05号高地。但守卫部队英勇顽强,多次打退敌人进攻,05高地像一把尖刀牢牢地插在敌人的心口上。
  11月15日,在54军前指作战会议上,军首长考虑敌人可能增援,担心我们不能按期全歼瓦弄之敌,便一再报请总参,要求把总攻时间由18日改在16日。这就说我们要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提前进攻,我是不同意这一作法的(后来战役的发展也证明提前进攻没有必要)。但军长的命令又不能不服从。起初军首长想让我和他们一起在航堆指挥作战,但我惦记着自己的部队,为了掌握一线真实战况,我必须靠前指挥。于是我 带看师指,轻装前进,从海拔800多米的沟底爬上了4 000多米高的05高地,这里离敌人前沿阵地不足500米。
  16日凌晨,各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发动总攻。由于战役计划得当,准备充分,指战员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战至下午,进攻作战就胜利结束。接着从17号开始,我军又用几天搜剿残敌,截止到20日,瓦弄之战以我军的彻底胜利结束。在作战中涌现了著名的战斗英雄陈代富、余阳春、周天喜等。“大炮上树”这一经典炮兵战例也发生在瓦弄之战中。
  瓦弄之战,印军11旅的4个营长,被击毙1个,逃跑1个,被俘2个。16个步兵连除了一个连逃跑之外,其余15个连的印军全部被我军击毙或俘虏,击落、缴获飞机各一架,火炮20多门,各种枪械弹药堆积如山。只可惜11旅旅长在我军来到的半个多小时前乘直升机溜了对于瓦弄之战,西方记者惊呼中国军队像“风卷残叶”、“小刀割黄油”一样地击败了印度军队。我军不但仗打得好,对印度俘虏也仁义,感动得印军说:“愿意给我军当一辈子俘虏!”打胜仗对俘虏那么仁义,又把缴获的那么多飞机大炮和枪弹都交还给了战败的一方,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有毛主席这样的伟大战略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一种说法认为,印军都是老头兵、胡子兵,不堪一击。说印度军队人人是老头兵、胡子兵是要作两种分析的。的确,印军中确实有些年龄在40多岁的老兵,这些人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他们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勇敢顽强,枪打得很准。说印军都是大胡子,这差不多也是事实,但这是人家的习惯,如锡克男人,成人以后都留大胡子,并不是岁数大。印度军人很顽强,失败后逃到深山老林中,双掌合十,没有长官下令,饿死都不出来投降。还有印军长期盘踞在瓦弄地区,地形很熟悉,火炮射击坐标定得很准,他们的重迫击炮、山炮打得很准,390团6连在攻击7号高地时,被印军又准又狠的炮火打得左右翻滚,伤亡重大。当时的总政部主任肖华上将曾经形象地说:“印军的战斗力比国民党的二流部队还要强点。”我认为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国民党的二流部队是什么?就是除去5大主力之外的部队,你能说这些部队都不堪一击吗?
  瓦弄之战以后,我们又全部回到四川雅安。
  从1962年到1986年,我先后出任54军副军长、11军军长、47军军长和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及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86年兰州军区也派出第47集团军赴老山执行防御作战任务。我作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也来到前线,看望部队。我在前线生活了58天,先到昆明看望了47军的伤病员,然后赶往老山前线指挥所,参加了47军的夏季作战会议。又在军长钱树根和军政委宫永丰的陪同下,到老山、八里河东山和者阴山的前沿阵地看望了坚守一线阵地的指战员。战士们忍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为国御敌戌边,他们,也包括我的独子、两次参战的董朝,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在军区副司令员任上,我踏遍了陕甘宁青新的山山水水,从黄土高原到海拔5 380米的“神仙湾哨所”,都留下我的足迹。我为伟大祖国的辽阔壮美而自豪,也深感作为共和国军人责任的重大。
  [老将军讲到这里,眼圈有些发红,声音颤抖……]
  一晃七十年过去了,但我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战斗仍清晰记着。军人的职业是保家卫国,但并不表示军人天生爱打仗和流血。但你既然选择了这一行那就有责任、有义务,随时准备像前辈英雄那样战斗和生活。永远听党指挥、热爱人民、英勇善战。
  [在本文的采访和写作中,得到原昆明军区参谋长张景华将军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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