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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兼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1934年11月17日，王秀珍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市安平屯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1950年，辽阳建立了纺织厂，需要招收工人，优先在辽阳城里贫苦劳动者中招收。当时，王秀珍刚刚16岁，便进辽阳纺织厂，当上了一名纺织工人。
1952年9月，入厂工作仅仅两年半的王秀珍被组织上吸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又经过了4个月的考验，王秀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王秀珍，工作更加努力了。她长期保持每天最早来车间劳动的习惯，并且帮助其他人劳动，她生产的产品数量多、质量高，是全厂最优等级的产品。组织上决定树她为先进典型。这样，她先后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辽阳纺织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辽阳市先进生产者，辽宁省劳动模范，东北地区劳动模范。她还先后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辽宁省人民代表。
1956年8月，王秀珍被上海纺织工业学校机织科录取，学制为4年。1960年8月，王秀珍在上海纺织工业学校毕业，并被安排到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实习期间，王秀珍表现非常好。
一年实习期满后，王秀珍被分配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解放前叫仁德纱厂）工作。由于王秀珍毕业不久，虽然实习过一年，在技术方面还不能“挑大梁”。因此，王秀珍去国棉三十厂报到后，组织上先让她到厂技术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先熟悉全厂的技术资料，然后再投入工作。1961年，王秀珍被顺利地定为国棉三十厂的技术员。不久，国棉三十厂领导把她派到织布车间当工长，兼任技术员。
王秀珍是想在这个地方好好干一番事业的。但是，她连生了两个孩子，这使她背负了沉重的家务包袱。由于精力分散，她还经常出错。一次，王秀珍在设计方面出了一个错，使车间生产受到了损失。厂领导在大会上批评了她，这使头上带有东北地区劳模光环的王秀珍很没有面子。
还有一件事是职务问题。王秀珍来上海学习之前，就已经是辽阳纺织厂的副工长了，经过4年学习，取得了中专学历，当上了技术员，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给她安排高一点的职务，只是当上了工长。当工长，就要参加许多劳动，要带班，要检查质量，这使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的王秀珍感到十分疲惫。后来，她通过实习时建立的关系，借调到上海纺织局管理资料，她想，这个工作轻闲，就这样当个管资料的干部，一辈子也就行了。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国棉三十厂认为，厂里缺少懂技术的基层干部，要求借调到上海纺织局的王秀珍回到工厂，继续当工长。这使王秀珍极为恼怒，她与厂领导的矛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紧跟王洪文受到重用
1966年6月11日，王秀珍贴大字报，带头向厂党委造反了。当时，厂里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会”）。这个“文革会”，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指导全厂工作的机构。按规定，“文革会”成员由选举产生，特别是主任一职，要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竞选产生。
王秀珍立即决定参加“文革会”主任一职的竞选。她打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支持群众大民主的旗号，加上她是共产党员、老劳模、曾任省一级人民代表，贫农出身，因此王秀珍顺利地当上了厂“文革主任”。跃升为厂领导干部，她感到了志得意满，同时，她也感觉到，只有紧跟“文革”潮流，向上造反，才能使自己站住脚，干一番“事业”。
一天，王秀珍去市委接待室告市委工作队的状，认识了王洪文。王洪文当时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是该厂一个造反队的头头，前不久去北京告他们厂党委的状，同时在北京还搞了串连活动，现在刚回上海。同在纺织系统，同是反对市委工作队，同是来市委告状，同是东北人，同是造反带头人。他们之间越谈越投机，互相引为政治上的知己。
1966年11月初，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企业界造反组织———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王秀珍率领国棉三十厂的造反派加盟“工总司”后，立即成为“工总司”的中坚力量。凡是经过她的活动参加“工总司”的人，都是死心塌地紧跟王洪文的铁杆造反派。王洪文对王秀珍也十分器重，把她拉入“工总司”常委的行列。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们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夺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权，成立了“上海公社”。王秀珍紧跟王洪文，是参与夺权和建立“上海公社”的主要人物之一。“上海公社”成立后，王秀珍也成为公社委员。“上海公社”成立没有几天，按毛泽东的意见，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酝酿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王洪文推荐王秀珍当副主任。这样，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张春桥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任第一副主任，王洪文排在姚文元之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三把手”。王秀珍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一，也是上海市唯一的女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8年底，中央筹备召开党的九大。在酝酿九大代表人选时，王洪文和王秀珍都被列入九大代表之列。让王秀珍想不到的是，在九大上，她竟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她的又一次跃升。她意识到，自己能够跃升高位，实际上全是靠造反起家，是靠“造反英雄”王洪文的提拔，是靠张春桥等人的赏识。要想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并且能有进一步上升的机会，就必须继续紧跟王洪文。1970年3月，王秀珍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王洪文在没有到中央工作之前，就在上海建立了一支有10万人参加，不听上海警备区指挥，而只听他指挥的上海民兵武装。1972年，王洪文进北京工作后，就把上海民兵的具体工作交给了王秀珍。
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中央向各地党委通报了情况后，王秀珍开始按王洪文的指示，在上海给民兵突击发枪，先发了50多万支枪，接着又给上海民兵装备了重武器，在上海共装备了10个民兵高炮师，185个高机连，3个地炮师等。
上海武装政变流产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秀珍也加紧了在上海搞第二武装的工作。就在王秀珍积极准备在上海搞武装叛乱时，她没有想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华国锋预见到上海不会平静，而稳住上海局势，最关键的是稳住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秀珍，一个是马天水。华国锋决定，采取把他们调到北京来，然后加以控制的办法。华国锋决定先调马天水来。华国锋做了马天水的工作，让他给上海方面打电话，稳住上海。10月9日下午，马天水给王秀珍打来电话，告诉她，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去北京开会。临行前，王秀珍交代上海市“四人帮”的小兄弟：“我们如果3天没有电话，你们就决一死战。”王秀珍和徐景贤一到北京，就被中央稳住了。按照中央的要求，王秀珍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说：“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去再说。”
1976年10月11日，中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上海方面立即像开了锅一样。但是，马天水被调到北京，被中央稳住了，王秀珍、徐景贤也被调到北京，被中央稳住了，上海群龙无首。乱不起来，再也搞不起武装行动了。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就在这一天，华国锋派出的中央工作组先一步飞到上海，控制住了上海局势。马、徐、王三人见大势已去，只好服从中央决定。10月27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由苏振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兼任的—切党政职务。不久，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一起被隔离审查。王秀珍1978年1月被开除党籍，1978年2月被隔离审查。从此，王秀珍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198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四人帮”时，王秀珍曾出庭作证。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在媒体上见到王秀珍的身影。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摘自《党史博采》2010年第3期，霞飞/文）
1934年11月17日，王秀珍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市安平屯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1950年，辽阳建立了纺织厂，需要招收工人，优先在辽阳城里贫苦劳动者中招收。当时，王秀珍刚刚16岁，便进辽阳纺织厂，当上了一名纺织工人。
1952年9月，入厂工作仅仅两年半的王秀珍被组织上吸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又经过了4个月的考验，王秀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王秀珍，工作更加努力了。她长期保持每天最早来车间劳动的习惯，并且帮助其他人劳动，她生产的产品数量多、质量高，是全厂最优等级的产品。组织上决定树她为先进典型。这样，她先后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辽阳纺织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辽阳市先进生产者，辽宁省劳动模范，东北地区劳动模范。她还先后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辽宁省人民代表。
1956年8月，王秀珍被上海纺织工业学校机织科录取，学制为4年。1960年8月，王秀珍在上海纺织工业学校毕业，并被安排到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实习期间，王秀珍表现非常好。
一年实习期满后，王秀珍被分配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解放前叫仁德纱厂）工作。由于王秀珍毕业不久，虽然实习过一年，在技术方面还不能“挑大梁”。因此，王秀珍去国棉三十厂报到后，组织上先让她到厂技术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先熟悉全厂的技术资料，然后再投入工作。1961年，王秀珍被顺利地定为国棉三十厂的技术员。不久，国棉三十厂领导把她派到织布车间当工长，兼任技术员。
王秀珍是想在这个地方好好干一番事业的。但是，她连生了两个孩子，这使她背负了沉重的家务包袱。由于精力分散，她还经常出错。一次，王秀珍在设计方面出了一个错，使车间生产受到了损失。厂领导在大会上批评了她，这使头上带有东北地区劳模光环的王秀珍很没有面子。
还有一件事是职务问题。王秀珍来上海学习之前，就已经是辽阳纺织厂的副工长了，经过4年学习，取得了中专学历，当上了技术员，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给她安排高一点的职务，只是当上了工长。当工长，就要参加许多劳动，要带班，要检查质量，这使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的王秀珍感到十分疲惫。后来，她通过实习时建立的关系，借调到上海纺织局管理资料，她想，这个工作轻闲，就这样当个管资料的干部，一辈子也就行了。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国棉三十厂认为，厂里缺少懂技术的基层干部，要求借调到上海纺织局的王秀珍回到工厂，继续当工长。这使王秀珍极为恼怒，她与厂领导的矛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紧跟王洪文受到重用
1966年6月11日，王秀珍贴大字报，带头向厂党委造反了。当时，厂里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会”）。这个“文革会”，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指导全厂工作的机构。按规定，“文革会”成员由选举产生，特别是主任一职，要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竞选产生。
王秀珍立即决定参加“文革会”主任一职的竞选。她打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支持群众大民主的旗号，加上她是共产党员、老劳模、曾任省一级人民代表，贫农出身，因此王秀珍顺利地当上了厂“文革主任”。跃升为厂领导干部，她感到了志得意满，同时，她也感觉到，只有紧跟“文革”潮流，向上造反，才能使自己站住脚，干一番“事业”。
一天，王秀珍去市委接待室告市委工作队的状，认识了王洪文。王洪文当时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是该厂一个造反队的头头，前不久去北京告他们厂党委的状，同时在北京还搞了串连活动，现在刚回上海。同在纺织系统，同是反对市委工作队，同是来市委告状，同是东北人，同是造反带头人。他们之间越谈越投机，互相引为政治上的知己。
1966年11月初，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企业界造反组织———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王秀珍率领国棉三十厂的造反派加盟“工总司”后，立即成为“工总司”的中坚力量。凡是经过她的活动参加“工总司”的人，都是死心塌地紧跟王洪文的铁杆造反派。王洪文对王秀珍也十分器重，把她拉入“工总司”常委的行列。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们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夺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权，成立了“上海公社”。王秀珍紧跟王洪文，是参与夺权和建立“上海公社”的主要人物之一。“上海公社”成立后，王秀珍也成为公社委员。“上海公社”成立没有几天，按毛泽东的意见，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酝酿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王洪文推荐王秀珍当副主任。这样，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张春桥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任第一副主任，王洪文排在姚文元之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三把手”。王秀珍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一，也是上海市唯一的女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8年底，中央筹备召开党的九大。在酝酿九大代表人选时，王洪文和王秀珍都被列入九大代表之列。让王秀珍想不到的是，在九大上，她竟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她的又一次跃升。她意识到，自己能够跃升高位，实际上全是靠造反起家，是靠“造反英雄”王洪文的提拔，是靠张春桥等人的赏识。要想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并且能有进一步上升的机会，就必须继续紧跟王洪文。1970年3月，王秀珍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王洪文在没有到中央工作之前，就在上海建立了一支有10万人参加，不听上海警备区指挥，而只听他指挥的上海民兵武装。1972年，王洪文进北京工作后，就把上海民兵的具体工作交给了王秀珍。
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中央向各地党委通报了情况后，王秀珍开始按王洪文的指示，在上海给民兵突击发枪，先发了50多万支枪，接着又给上海民兵装备了重武器，在上海共装备了10个民兵高炮师，185个高机连，3个地炮师等。
上海武装政变流产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秀珍也加紧了在上海搞第二武装的工作。就在王秀珍积极准备在上海搞武装叛乱时，她没有想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华国锋预见到上海不会平静，而稳住上海局势，最关键的是稳住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秀珍，一个是马天水。华国锋决定，采取把他们调到北京来，然后加以控制的办法。华国锋决定先调马天水来。华国锋做了马天水的工作，让他给上海方面打电话，稳住上海。10月9日下午，马天水给王秀珍打来电话，告诉她，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去北京开会。临行前，王秀珍交代上海市“四人帮”的小兄弟：“我们如果3天没有电话，你们就决一死战。”王秀珍和徐景贤一到北京，就被中央稳住了。按照中央的要求，王秀珍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说：“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去再说。”
1976年10月11日，中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上海方面立即像开了锅一样。但是，马天水被调到北京，被中央稳住了，王秀珍、徐景贤也被调到北京，被中央稳住了，上海群龙无首。乱不起来，再也搞不起武装行动了。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就在这一天，华国锋派出的中央工作组先一步飞到上海，控制住了上海局势。马、徐、王三人见大势已去，只好服从中央决定。10月27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由苏振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兼任的—切党政职务。不久，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一起被隔离审查。王秀珍1978年1月被开除党籍，1978年2月被隔离审查。从此，王秀珍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198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四人帮”时，王秀珍曾出庭作证。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在媒体上见到王秀珍的身影。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摘自《党史博采》2010年第3期，霞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