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释中的历史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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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职业读书人在一生中会错过多少值得一读的书呢?思之令人怅惘。幸而《日瓦戈医生》属于那种不会被错过的书,我所错过的只是阅读的第一时间。帕斯捷尔纳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风靡了中国读书界,而我当时迷上的却是昆德拉和卡尔维诺。等回过神来细读这部曾经深度介入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作品的时候,20世纪已行将过去了。对我来说,这是一部晚到的经典。
  带着相见恨晚的遗憾,我在跨世纪的几年里把《日瓦戈医生》重读了几遍,也印证了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定义:“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小说中有些段落读的遍数更多,尤其是以下几段,我一度几乎可以背诵大半。
  段落一:
  我们反复地诵读《欧根·奥涅金》和一些长诗。昨天萨姆杰维亚托夫来了,带来不少礼品。大家尝着美味,满面春风。论起艺术来,谈个没完。
  很早以来我就有这么一种看法:艺术并不是包容无数概念和纷纭现象的整个方面或整个领域;恰恰相反,艺术是一种狭小而集中的东西,是对文学作品中某一要素的称呼,是作品体现的某种力量或某一真理的名称。所以我从未认为艺术是形式的对象、形式的方面;它更多地属于内容的一部分,隐蔽而又神秘的一部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明明白白的,我有着深切的体会,可是如何表现和表述这一思想呢?
  作品是以其许多方面诉诸读者的,如主题、见解、情节、人物。但最主要的是存在于作品中的艺术。《罪与罚》里存在的艺术,较之其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行,更为惊人。
  原始的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我国的艺术——这些在千万年间大概都曾是同一种东西,后来也流传为一种统一的艺术。它是关于生活的某种思考、某种肯定;由于它表现无所不包的广阔含义,不能把它分解为一些孤立的词语。当这一力量的一小部分进入某一作品较为复杂的混合体中时,艺术要素的意义就会超过其余一切要素的意义,从而成为所描绘内容的本质、灵魂、基础。(选自顾亚铃、白春仁译:《日瓦戈医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
  这段文字出自小说第九章“瓦雷基诺”,这一章写日瓦戈在战争时期和妻子冬妮娅来到乌拉尔尤里亚京市附近的瓦雷基诺庄园,开始了一段“归园田居”式的读书写作、追索内心的生活。主体部分由日瓦戈的札记组成,杂糅了叙述、议论、杂感、梦境以及诗歌片断,总体上则渗透着一种融抒情和哲理于一体的缅想式意绪,令人流连忘返。《日瓦戈医生》在小说艺术史上的贡献之一,是把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性叙事传统与抒情性诗意品质结合起来,成就了其“史诗性”,也被称为“诗化小说”。小说中所充斥着的诗意细节,往往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小说的情节和故事线索之外,氤氲着一种诗的情调。我最初阅读《日瓦戈医生》的那个世纪末时段中,迷恋的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所营造的诗性氛围。
  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再度重读,我却略有惊讶地发现,这些段落中更令我瞩目的,已经变成了日瓦戈发表的那些“宏论”。而在小说中长篇累牍地发表议论,同样是俄罗斯小说家们所遗传的写作基因。当年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也包括契诃夫,曾颇为反感小说中的高谈阔论,为此一度弃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何以今天的审美重心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反转?或许因为自己早已度过了“抒情的年龄”,开始更加看重和迷恋作品中思想性的缘故?
  不过倘若仔細品读前引这段日瓦戈的札记,相信很多读者会心生困扰:日瓦戈的这些言论是否也体现着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想法?札记中称“艺术是一种狭小而集中的东西”,“是作品体现的某种力量或某一真理的名称”,这类判断是“狭小”化了艺术的广度还是洞察了其真正本质?在文学理论界热衷于把艺术理解为“有意味的形式”的20世纪80年代,如果有研究者读到日瓦戈札记中所说“我从未认为艺术是形式的对象、形式的方面;它更多地属于内容的一部分,隐蔽而又神秘的一部分”,会觉得相较于当时的先锋派艺术观,这一论调有些太过陈旧了。札记中这种保守化的艺术观到底是属于作者的还是人物的?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我不大会认同日瓦戈的这种“内容诗学”,何以今天重读之下,却觉得这种艺术更多地属于内容的一部分,隐蔽而又神秘的一部分”的看法更给人以启迪?或许帕斯捷尔纳克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把思想的权利让渡给了自己的小说人物。当这些思想性片断以日瓦戈医生的札记形式出现,就同时成为塑造小说人物的心灵的咏叹,比起作者自己出面长篇大论是更为“小说化”的艺术,也同时启示着小说所能企及的体裁的边界。
  段落二
  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我现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们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自己的心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也不是他们该干的事。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死做过准备,心里有过不安,曾经探索过深义并总结过这种探索的结果。而前面谈到的两位作家,却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而今,这人生变成为公众的大事,它好像从树上摘下的八成熟的苹果,逐渐充实美味和价值,在继承中独自达到成熟。
  这段文字依旧出自第九章中日瓦戈的札记。日瓦戈把俄罗斯作家划分为两种气质。对于我这一代把果戈理和托尔斯泰尊奉为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经典大师的读者来说,日瓦戈的这种分类法令我莫名地困惑了许久,于是开始学习适应从普希金到契诃夫再到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精神和气质,那种“腼腆的天真”,那种既执迷于探寻人生的意义,又不流于空谈和玄想,也远离布道者的真理在握的谦和本性,那种从一个谦卑的生命个体的意义上去承担历史的坚韧不拔,那种低调甚至稍显稚气的人道主义。
  在《日瓦戈医生》提供的观念视野中,人道主义以及俄罗斯传统价值形态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帕斯捷尔纳克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   我有责任通过小说来详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等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先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是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
  但这种素朴的先辈的价值观念是苏维埃的革命意识形态很难涵容的。于是《日瓦戈医生》一直由于它边缘化的声音而引起争议。譬如有研究者认为“《日瓦戈医生》不是从辩证唯物史观而是从唯心史观出发去反思那段具有伟大变革意义的历史”。“《日瓦戈医生》淡化阶级矛盾,向人们昭示:暴力革命带来残杀”,“破坏了整个生活,使历史倒退”,“在本质上否定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日瓦戈医生》的确从人道主义和个体生命的角度反思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看待历史和革命也秉持一种复杂的甚至矛盾的态度。日瓦戈是个既认同革命又与革命有疏离感的边缘人物,他参加了游击队与白军作战,又因同情而放走了白军俘虏;他与温柔善良的冬尼娅结为夫妻,却又喜欢上了美丽动人的拉拉;他一方面憎恶俄罗斯沙皇时代的政治制度,赞同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却怀疑革命同时所带来的暴力和破坏,用日瓦戈医生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他的信仰仍是来源于俄罗斯宗教的爱的信条以及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则表现出一种怀疑主义的精神。但是在史无前例的以暴易暴的革命时代,这种爱与人道的信仰是软弱无力的。正所谓“爱是孱弱的”,它的价值只是在于它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代表着人彼此热爱、怜悯的情怀,代表着人类对自我完善和升华的精神追求,对灵魂净化的向往,对人的尊严的捍卫,也代表着对苦难的一种坚忍的承受。
  段落三:
  一晃过了五年或十年。在一个平静的夏季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两人又坐到一起。那是在一个高处,窗子大开,临窗可以俯瞰一望无边的莫斯科晚景。他俩翻着叶夫格拉夫编辑的日瓦戈创作集,他们读过不止一次,有一半作品能够背诵了。两人读着,交换几句看法,就陷入了沉思。读过一半时,天全黑下来,字迹已难辨认,只好点着电灯。
  莫斯科展现在眼下和远处,这是作者日瓦戈出生长大的城市,他的一半生命同莫斯科联系在一起。现在他们两人觉得,莫斯科已不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地,而是这部作品集里的主人公。他俩在这个晚上捧读这部创作集,并且读到了作品的尾声。
  尽管战后人们期望的清醒和解放,并未如人们想象地与胜利同来,但战后这些年间,自由的预兆却总是清晰可辨,构成了这些年唯一的历史内涵。
  日见苍老的一对好友,临窗眺望,感到这种心灵的自由已经来临;就在这天傍晚,未来似乎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下面的大街上;他俩自己也迈入了这个未来,从此将处于这个未来之中。面对这个神圣的城市,面对整个大地,面对直到今晚参与了这一历史的人们及其子女,不由得产生出一种幸福动人的宁静感。这种宁静感渗透到一切之中,生发一种无声的幸福的音乐,在周围广为散播。握在他俩手中的这本书,仿佛洞悉这一切,并对他们的这种感情给予支持和肯定。
  这是小说结尾的一段。此时日瓦戈已经离世,但他依然以其创作存活在朋友的生命中。而他的朋友们则借助于对日瓦戈作品的阅读,在理解日瓦戈的同时,也理解着仍在继续的生活和世界。
  在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眼里,日瓦戈属于那种虽然历经沧桑,仍然对生活充满热望的人物:“我渴望生活,而生活就意味着永远向前,去争取并达到更高的,尽善尽美的境界。”小说的结尾也由此借助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的感怀表达对心灵自由和美好未来的信念,提供了我们透视俄罗斯和苏维埃历史和未来的另一种观念图景。
  而《日瓦戈医生》所内含的更繁复的俄罗斯精神传统也内化在中国的思想史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思想界之所以会更亲和于从普希金到契诃夫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气质,其原因自然需要到“告别革命”的文化思潮中去寻找。这是一个刚刚经受了政治性挫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精神创伤时代,知识分子往往趋向于回归内在。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讨论明治二十年代“心理的人”的出现时指出:“当被引向政治小说及自由民权运动的性之冲动失掉其对象而内向化了的时候,‘内面’‘风景’便出现了。”就像日瓦戈医生选择在瓦雷基诺去沉思默想一样。但是,对内心的归趋,并不总是意味着可以同时获得对历史的反思性视野。个体性价值在成为一种历史资源的同时,有可能会使人们忽略另一种精神流脉。当帕斯捷尔纳克把源于普希金、契诃夫的传统与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對峙的时候,问题可能就暗含其中了。普希金和契诃夫的气质是否真的与托尔斯泰的精神传统相异质?学者薛毅即曾质疑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二分法:
  托尔斯泰有更加伟大的人格和灵魂,这个灵魂和人格保障了托尔斯泰的文学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俄罗斯作家布洛克说托尔斯泰的伟大一方面是勇猛的反抗,拒绝屈膝,另一方面,和人格力量同时增长的是对自己周围的责任感,感到自己是与周围紧密连在一起的。
  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从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但又对时代充满关注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写历史”具有值得珍视的历史价值的话,托尔斯泰这种融人人类共同体的感同身受的体验,或许也是今天的历史时代中不可缺失的。它启发我思考的是:个体的沉思与孤独的内心求索的限度在哪里?对历史的承担过程中的“历史性”又在哪里?“历史”是不是一个可以去抽象体认的范畴?如果把“历史”抽象化处理,历史会不会恰恰成为一种非历史的存在?历史的具体性在于它与行进中的社会现实之间有一种深刻的纠缠和扭结。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表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去历史化”的倾向,在告别革命的思潮中,在回归内在的趋向中,在商业化的大浪中,历史成为被解构的甚至已经缺席的“在场”。当历史是以回归内心的方式去反思的时候,历史可能也同样难以避免被抽象化的呈现和承担的命运。
  困惑于上述问题之际,读到了洪子诚先生推荐的一篇文章——陆建德的《麻雀啁啾》,感觉为《日瓦戈医生》的阐释史另辟一条蹊径。《麻雀啁啾》 -文指出,《日瓦戈医生》这部常被西方评论者理解为敬重生命个体的小说,却对出身贫寒家庭的马林娜和她的女儿们丝毫没有尊重,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同情的对象是中上阶层而不是社会的底层:“要求作者对笔下的人物一视同仁是荒谬幼稚的,但是作者的阶级意识会不会影响到他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理?”陆建德先生洞察到的是隐藏在帕斯捷尔纳克意识深处的阶级区隔,这对于小说力图展现的所谓守护生命个体的意识形态内景就构成了某种反讽。 该如何从这一问题域中进一步获得启迪,是今天的读书人应该直面的一个课题。我在洪子诚先生晚近的文字中欣喜地看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回应:
  (《麻雀啁啾》中)这个问题的提出,在《日瓦戈医生》的中国评价史上既是新的,也是旧的。说是“旧的”,因为对这部小说最大的争议,就来自建立在不同阶级、政治立场基点上的评价。说是“新的”,则是自80年代以来,“阶级”观念在 中国文学批评中逐渐退出视野,准确说是已经边缘化。因此,《麻雀啁啾》重提这一问题,至少在我这里,当时就有了“新鲜感”。这应该也是90 年代后期反思“告别革命”,重新评价革命“遗产”这个思潮的折射。但《麻雀啁啾》没有采取那种翻转的方式和逻辑,没有重新强调阶级是唯一正确的视点。它是在对《日瓦戈医生》理解的基础上的有限度的质疑和修正,表现了历史阐释的复杂态度,耐心了解问题中重叠的各个层面,不简单将它们处理为对立的关系。
  也许,对复杂文本乃至历史的阐释,首先就建立在“耐心了解问题中重叠的各个层面”这一前提之上。洪子诚先生所谓的一种“历史阐释的复杂态度”,一种多维度的甚至不乏多重错位的结构图景之所以显得弥足珍贵,就在于这种“复杂态度”会使群体的无意识的盲目冲动和有目的性的历史激情的天平获得某种平衡,而不至于向某一端过于倾斜。
  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的错位中所蕴含的视差之见或许有助于揭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读书界借助于对《日瓦戈医生》的持续阐释所展示出的重叠的历史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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