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四方，寻寻觅觅，彷徨半生之后，我又找回了真实的自我。自己的心会与大自然山河幻化一体，妙悟自然，即张璪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悟出大自然的真意，做到“境与性会”，“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这才是“画之道”也。通过对人生与艺术的领悟，精神上腾踔万象，澄彻表里，涤荡了艺术的妄念，亦即抛弃了功利这一创作动力，进入以虚空心作画，这是将创作者的灵魂与一切自然物的精魂联系在一起，从而挖掘到生化天机最自然的美，也就是物我归一的至美境界。从“渐悟”积蓄到“顿悟”的爆发，在造化与心灵这两大课堂中完成全部的“学业”。唐代张彦远也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主客观的统一，“意”与“象”和谐。每当为自身情感与画中的自然气韵相交融而陶醉忘我，纵情忘技于挥洒宣泄中获得意外效果时，我会感到难以言语的激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以神写形都是主客观的交融，是主体对客体的感受必超越象外的表现，是艺术创作的最佳心态。
　　畫画是一种独立性很强的职业，需要韧性和耐心，需要全情投入和甘于寂寞，做到心如止水。画家创作，须抛却世俗利害，进入明净、自由和自然的审美境界，画室外的世界丰富精彩，画室内更多的是创作时的孤独。作画这种自然的行为出于“天”而非“人”。希望表述一个自然合一、物我两忘的道理，要人远离外物的侵扰和七情六欲的诱惑。创造的自由是一种超越实用功利的精神享受。艺术家实践的创作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个体艺术生命与客观自然精神暗合的过程，就是要在这人与自然的互动、碰撞与融合中，面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表现天人合一的最终理念，宣泄纯洁质朴的人性与丰满真实的情感。比如宗教艺术，它的一切技术、画风如果离开了宗教便丧失了意义。宗教画家们，他们是拿画画来修炼，拿画画来做人和为人，拿画画来换得内心永恒得安详，他们甚至都不愿留下姓名，但他们返朴归真的精神却能超过画技，超越时空、人生、内心、现实，乃至于超越绘画，走向永恒的生命。关东画派创始人王盛烈曾说过：将来艺术的发展方向是天人合一，人的心灵和性灵的统一，道通天地。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一统的、和谐的观念，中国文化认识问题的出发点是一统的，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生成物，因此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天人合一，天和人是一回事，社会的标准就是自然的标准，个人的标准就是他人的标准。艺术的本质是满足人的第五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它是人类对自然、对自身认识的反映，必然要有更高、更统一的目标，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追求。和谐的特征是通融。古人说：“君子和而不同”。“不同”是自然的本质特征。促进社会的和谐，自古就有宗教的方式，也有文化艺术等的方式。绘画艺术则可以在宗教中细微而深入地起到“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女画家姜伟玲的美术作品是以西域佛教艺术为原型而创作的，宗教内容经过另类的直观感受，变得如此的纯净和轻快。意境崇高、情调浓郁的作品无疑给人以宗教般的精神洗礼。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造型能力一般都要经过一个由基础的写实能力的培养，到超越形似并能达到自由创作状态的一个发展过程。绘画过程是一个由画家的主观情感（我神）对表现对象之“神”（它神）的掌握——即“全神”出发，来创造可视“形象”的过程。由形到神是一个借助艺术形象媒介，达成欣赏者的艺术联想与思想情感，同艺术家的思想情感交融的过程。据《历代名画记》卷五载，19岁的顾恺之就开始和佛门有了亲密的往来，由于其出众的绘画才能，不仅常常受佛门的邀请为佛门画释迦和达摩的画像，而且，在画佛像的过程中，也不免会受到佛门本空思想的深远影响。顾恺之的绘画思想充满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的色彩，在他的“神仪”一语中，既包含了佛家的“冥神”与道家的“玄赏”思想，又包涵了儒家的“人心之达”的善德理想，从主流上讲，更倾向于佛道两家思想，他的绘画思想中的创造论，是崇尚神的第一性和得意忘形说。但道、自然、神、万物又都归于至高无上的天主。天主教的传播与欧洲中世纪工艺美术的发展，那些大教堂确实是为了弘扬上主的荣耀而建的，无数自愿奉献的基督徒装饰了它，而且人们似乎不曾有过任何完工的时间限制。最为典型的哥特式建筑以其垂直向上的动势，形象地表现了一切朝向上主的宗教精神，其在造型设计意念及装饰设计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为后世建筑师（艺术家）们提供了无尽的养料。世间万物，无不是由“上帝”这个万能的神灵所创造的。梵高总提起雨果的话：上帝是月蚀中的灯塔。“神”的概念也开始由抽象的宗教实体概念——上帝，逐渐发展为包括人的意志在内，并体现着人类心目中之最高价值的一个概念了。上帝的神旨“真在内者，神动于外”。
　　谈起中国近现代的绘画史，张大千无疑是重要画家之一。他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绘画、书法、篆刻、诗词无所不通。他笔下的山水，层峦叠嶂，画风独到。从早期的工笔和写意相结合，到晚期独创的泼墨画法，可谓画坛翘楚。他的在2017年6月结束的北京保利春拍中国近现代书画夜场，张大千的一组名为《雅歌·香草嘉果良木册》，最终以3795万元成交。仅从作品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张大千创作的一部和《圣经》有关的中国画，也许是他唯一的一组圣经国画。有媒体评论道：“张大千从西方经典《圣经·雅歌》中找了十二种水果花木，按照时令安排，搭配上《雅歌》优美又充满隐喻的文字。这种按照时令安置香草、嘉果、良木的作法，与中国月令图相同，搭配上西方经典，可谓中西合璧的成功作品。”诚然，如果一位画家需要描绘某经典著作的内容，则需要对著作本身有相应的了解。张大千之所以会创作出这组圣经国画，源于他的宗教情感。对于张大千的信仰，有不同的说法，张大千的母亲是天主教徒，张大千本人在年少时曾在教会学校就读，也许是这段经历，使他熟知《圣经》，并在日后以国画形式进行表达。今天我们特别谈论张大千圣经题材的中国画，和读者们分享，从中可以看出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
　　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的许多人体雕塑都是为当时的教堂所创作。如梵蒂冈圣·保罗大教堂中描绘的圣母怀抱着蒙难的耶稣以“悲切”为标题的作品，把神“人性化”，运用写实的手法加以表现，这是米开朗基罗作品的主要表现手法，从中不难看出，米开朗基罗是从“神”那里寻找回来他所追求的“人性”，但仍然是把他的作品放置在教堂的建筑环境中，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正需要这样的艺术大师。而摩尔从大自然那里悟到了所向往的“人性”，并将他的作品放置到了美好的自然风景之中，在摩尔看来，回归自然的人性才是最美的，才是至高无上的。正是摩尔对自然界伟大生命力的感悟，充分激发了他的创作思维，因此在他的环雕中，对人体的描绘不仅洋溢着自然的情趣，而且更充满自然之美。米开朗基罗和摩尔在环雕方面各自所表达的艺术创作境界前者是“人性的复归”，后者是“人性的升华”。摩尔在环雕的创作中能自觉的从自然形态的浑圆（如卵石、贝壳）等造型特征中获得灵感，可以说，这种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的造型特征是摩尔雕塑达到“人性升华境界”不可忽视的一个主要因素。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丹纳曾说过：最高的艺术品表现的便是自然界中最强大的力量。丢勒也说过：艺术牢固的扎根在自然界，只有占有自然的人，才能向自然学到东西。所以说艺术家应亲身感悟万物、心通天宇，进而可以“以天合天”。人与自然造化的和谐必定会为人类带来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健教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