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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联国际地位与主要遗产。苏联的外交史画上了并不圆满的休止符。但这也是俄国外交关系史全新一页的开端。需要注意的是，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并非从零开始，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不仅仅是其各方面的遗产，还有已经日趋激化的内外矛盾和某些政策。从苏联解体后的衰退期到现在的复苏期，俄罗斯的外交策略经历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本文对此进行一定的分析，并试图借此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政策
1 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面临的外交处境
1.1 民族矛盾此起彼伏
在以苏联为中心的两大集团（以及苏联本身）崩溃以后，俄罗斯的外交处境显得内外交迫。被苏联强大国力以及高度集权的政体所压制的民族矛盾一夜间猛然爆发，使得俄罗斯的内部凝聚力十不存一，而某些民族主义色彩浓重的自治共和国甚至也有了另立门户的打算，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车臣战争便是这种矛盾最极端也最激烈的表现形式。
1.2 战略缓冲地带不断压缩
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真正的威胁来自西欧以及中欧。俄罗斯曾经操控的两大集团已经分崩离析，而苏东剧变和欧盟扩张及北约东扩导致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区从苏联时期的欧洲中部以及北部（北欧倒向苏联是因为二战时的历史遗留问题）被强行压缩到俄罗斯边境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外，考虑到古巴导弹危机时苏联“往美国人的裤子里塞一只刺猬”的魄力，当时的情况对于俄罗斯而言非常的讽刺。
1.3 长期冷战带来的地缘风险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异常艰险。在东部与传统死敌美国仅有一条白令海峡的间隔，而南方则是不断崛起的中国——而且同样，中国对于俄罗斯也抱有戒心，毕竟，俄罗斯依然拥有相当庞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力量），说是中国在战略安全方面的最直接威胁也不为过。西欧国家则素来有敌视俄罗斯的传统，从克里米亚战争时英国和法国两大宿敌都能够不计前嫌地联对抗俄罗斯就能看出西欧对俄罗斯忌惮之深;此时俄罗斯大不如前（甚至可以说是自俄罗斯统一以来最为脆弱的时期），西方国家自然不会就这么坐失“痛打落水狗”之良机。总之，上世纪九十年代可以说，只有西伯利亚北方的北极地区没有敌视俄罗斯的国家。俄罗斯周边的形势完全可以用极度险恶来形容。
2 俄罗斯外交处境艰难的原因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穆尔·亨廷顿曾在研究中表示“苏联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一个有区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抛去文明冲突论的片面性，他的观点准确地指出了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以及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现状。上世纪末期俄罗斯外交处境艰难的主要原因如下：
2.1 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
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是俄罗斯国际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西方史学界更多地称其为东方阵营或苏联阵营。这个阵营的实质当然就是前苏联用以对抗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集团。严格地说，在1949年时，社会主义阵营分为东欧地区、亚洲地区、美洲地区三个板块。
东欧地区有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亚洲地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印度尼西亚等;美洲地区有古巴、委内瑞拉等国。
社会主义阵营在1949年共计13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后期，越南、南也门、古巴、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相继与苏联签订了所谓的“友好互助协议”，这使得苏联的势力范围在真正意义上扩张到了全球。
但是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就出现了崩溃的趋势，如：南斯拉夫与苏联的矛盾使它在1950年被苏联逐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国虽然名义上依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份子，但因中苏交恶，已于上世纪60年代在事实上退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国方面认为“1966年3月苏共召开的‘二十三大’，继承了企图主宰世界的路线。会前，苏共领导集团向党内外散发反华文件，作反华报告，还策动其他国家的党反华”，由于苏共领导坚持分裂，中苏两党关系断绝，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直到1989年，世界普遍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在真正意义上解体。在这一年的苏东剧变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和平演变的影响，遭到群众推翻，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在根本上不复存在。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存在基础，自然也就崩溃了。
2.2 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
俄罗斯国际地位下跌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的解散。华约相当于苏联版本的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以苏联为主导的政治军事同盟。这一组织以及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一体化部队在实际上赋予了苏联控制东欧国家军队和政治的能力，在《华沙条约》的宗旨中有明确描述“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进攻，每一缔约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个别地或通过同其他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助。它确保苏联在与任何西方国家乃至整个北约的常规军事力量对抗（以及可能的全面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然而，随着苏东剧变，华约的存在基础也不复存在;1991年7月1日，华约缔约国在布拉格举行会议，宣布华约组织正式解散。而俄罗斯大力推行的独联体军事一体化是华约的代替方案，但是在相关范围内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各国为了实现彻底的独立、维护自己的主权，在成立“联合武装司令部”之余，纷纷接管境内原属于苏联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尤其是乌克兰，在《国防法和武装力量法》之下以苏联的三个军区为基础建立了乌克兰军队，而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也照葫芦画瓢，独联体保留统一军事战略空间和统一武装力量实际上已经无从实现，而独联体内已经签署的军事和防务协定，在独联体内部各国勾心斗角的环境下几乎也等于一纸空文。换言之，目前为止，俄罗斯尚未重新获得与北约在军事正面对抗上保证胜利的能力。 2.3 经济实力的下降
据有关数据显示，1991年至1998年，俄罗斯的总产值蒸发了一半以上，这使得原本还保有发达国家地位的俄罗斯在短暂的时间内沦落为第三世界国家，并从世界舞台的中央跌落到边缘。叶利钦与盖达尔所主导的俄罗斯政府大力推行的休克疗法是这一现象负的主要原因。
2.4 上世纪末外交政策的大幅度转向
2.4.1 苏联时代“新思维外交”失败
基于苏联末期国力大幅下降以及国内的激烈政治斗争，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政府迫于局势采取了以“新思维外交”为总路线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政策之下，苏联以战略收缩换取美国与西方国家的信任与态势的缓和;而西方国家则趁人之危地以经济援助作为要挟，要求苏联以其意志为原则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适应了这种要求，并尽其所能讨取西方的欢心。一系列的让步政策使得苏联国内的政治力量团结性再一次削弱，而戈尔巴乔夫则寄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于西方国家。但是苏联付出了极大地外交代价，在海湾战争时期，苏联失去了苏联仅有的的铁杆盟友之一——伊拉克，这也意味着抛弃了苏联在中东政治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于对安理会作出的十二项针对伊拉克的决议投出了赞成票（其中，678号决议的内容包括用武力将伊拉克从科威特地区驱逐），以此换取西方国家的政治及经济支持。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也存在较大的隐性经济制约。比如二十世纪末的能源危机，就导致苏联石油出口额的下降，让苏联的经济雪上加霜。
2.4.2 解体后俄罗斯初期外交彻底“转向”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政策。当然，这与俄罗斯不断恶化的经济有关，但随后的休克疗法则彻底将俄罗斯拉入了泥潭;人代会与政府的矛盾发展得几乎不可收拾，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与叶利钦也成水火不容、不共戴天之势。基于此，为了稳定国内局势，捉襟见肘的叶利钦政府只得再次向西方国家伸出求助之手，而西方国家的要求无疑是变本加厉的。在西方的要求下，俄罗斯成为了它们（尤其是美国）的附庸，对其完全亦步亦趋，而与传统盟友则渐行渐远。在叶利钦当局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都无法给予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等同的支持，而经济稳定正是维持俄罗斯国内经济体系乃至政局免于崩溃的救命稻草。“权衡利弊”之下，俄罗斯“义无反顾”地倒向了西方。
3 新時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变革因素与发展趋势
3.1 俄罗斯外交政策变革的主要因素
俄罗斯对新思维外交及科济列夫路线的继承贯穿了叶利钦执政的年代。然而，2000年，普京正式当选俄罗斯总统，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的外交主流思想也已悄然发生变化。这表明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变已经出现萌芽。
3.1.1国内因素
首先，俄罗斯“强人政治”抬头，领导团体凝聚力提升。普京的上台标志着俄罗斯凝聚着血液里的“强人政治”基因重新释放出来。普京的竞选口号是“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而新思维外交和科济列夫路线中对西方国家的过分依赖以及其展现出的软弱的外交态势无疑与普京的最终目的——恢复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背道而驰。此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俄罗斯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讨好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回报，反而被西方国家“当枪使”，由此促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当局者的反思。此外，俄方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允许美军驻军以换取俄美关系改善的努力也付诸东流，反而在周边埋下了很多潜在威胁。这一切使俄罗斯意识到自身实际利益的流失和势力范围遭到的压缩，并最终改变了外交路线。普京上台后，着手于政治局势和经济环境的重塑与稳定，并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普京坚持俄罗斯始终秉持苏联时期的高社会福利，确保了俄罗斯人民对俄罗斯高度的国家认同感。
第二，俄罗斯经济打上了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顺风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说，俄罗斯在外交上取得成就“首先归功于俄罗斯国力的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在2012年之前，俄罗斯一直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2006年之前的GDP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7%，数值上则由1999年的1959.06亿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9899.31亿美元，并随即在2007年突破了1万亿，到达了1.3万亿。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基础是能源产业、航空工业和军事工业——一方面，这证实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依然囿于斯大林模式;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产值中几乎没有任何泡沫，全部来源于制造业。这意味着，俄罗斯自身经济体系爆发重大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明显，并在客观上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虽然俄罗斯近年来经历了油价上涨和西方制裁导致GDP增长放缓，但依然具有相对之前强大得多（也稳定得多）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对天然气的大规模进口和中东主要供油国的减产，国际能源价格正稳步上升，这对俄罗斯将来五年乃至十年的经济发展极为有益。
第三，重塑地区军事大国地位。随着经济的崛起，俄罗斯开始着手回复自己在各方面的实力，尤其是其军事实力。从俄罗斯在两次车臣战争中的表现看来，在普京上台前，俄军官僚主义严重、现代化装备率低（仅达到25%）且内部极其腐败，甚至有向敌军走私武器的情况。经济实力加强后，俄罗斯对军队迅速进行了改组，并配备了一大批新式武器——其中包括全球唯一的第四代主战坦克T-14及在其底盘的基础上改装的一系列装甲车辆，以及多款性能领先于全球的远程打击武器;甚至出现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这种武器具有近乎无限的射程和不可预知的飞行轨迹，以及目前为止无法拦截的巡航速度。为了集中表现在军事方面取得的长足突破，俄罗斯在后贝加尔边疆区楚戈尔训练场举行了“西方-81”军演以来规模最大的“东方-2018”军演，参演人员超过30万人，各型飞机1000多架，参演装备车辆3.6万台，舰船近80艘，并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此之前，2014年，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干涉行动展现出了高度现代化的装备以及基于苏联传统并结合高新技术的装甲部队战术，并迅速粉碎了同样继承苏联军事遗产的乌克兰军的抵抗，促使了克里米亚半岛独立及并入俄罗斯。 国内政局的稳定、军事及经济实力的极大强化，再加上对能源市场的发力带来大量外汇，构成了俄罗斯外交政策变更的内部因素。
3.1.2 国际因素
首先，俄罗斯对西方外交政策在相当时间内可以称之为失败，并导致了其国际空间被严重挤压，这在之前已经提到。此外，美欧继续推行的“遏俄弱俄”政策，使俄罗斯意识到自己联合西方的战略意图已经不可能实现。
其次，俄罗斯在西欧内部的相对盟友德国在施罗德下台后发生了较为明显的立场转变，并越来越与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保持一致，对俄形成压力。
与之相对地，俄罗斯则利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和朝鲜的深刻矛盾，企图扮演大国应有的调停者角色，在伊朗及朝鲜的核问题上表现出积极主动且不同于美方的立场，这也构成其外交思路转变的动机。
此外，俄罗斯开始重新重视传统盟友，尤其是独联体、中国及印度。稳定与独联体的关系可以扩张俄罗斯的实力影响范和实际上的战略纵深，而俄中及俄印关系的稳定则使俄罗斯能够获得一个地区大国及一个准全球性大国的支持。
以上四点，以美国入侵伊拉克被批、美国单边制霸主义遭到挫折为契机，构成了俄罗斯外交策略调整的主要國际原因。在2007年的慕尼黑会议上，普京公开指责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毫不遮掩地使用强权”，并提出了俄罗斯的国际秩序诉求：“一个公正、民主的世界秩序，它能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与财富，而非独少数人的。”以此为起点，俄罗斯正式开始了外交政策的变革。
3.2 俄罗斯外交策略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概括地说，俄罗斯的外交由科济列夫路线转向了双头鹰政策，换而言之，就是从一味倒向西方转向了东西方兼顾，并逐渐将眼光投向了全世界。
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及改善，虽然发展历程并不平坦。不过，从奥巴马访俄、俄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及俄欧“四个‘共同空间’”可以看出，俄罗斯已经从美欧的附庸地位脱离，并成为了与其对等、受美欧重视的政治存在，而俄罗斯在八国集团（G8）及二十国集团（G20）的地位及作用也佐证了这一点。此外，由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由于俄罗斯的势力扩张再次趋于紧张，在对美欧的某些问题上，俄罗斯也会保持其强硬态度——比如，面对俄英外交风暴和特朗普政府对其“干预美中期选举”的指控时，俄罗斯的态度显得十分强硬，但也保留了和解的空间。
另一方面，俄罗斯加强了与中国及印度的联系。中俄19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1年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建立了总理定期会晤、议会合作委员会以及能源、投资、人文、经贸、地方、执法安全、战略安全等各级别交往与合作机制。双方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并在国际重大事件上的立场日渐趋近。比如中俄就联合国对朝制裁措施同时提出“放宽”的意见。俄印关系则维系于军火及能源贸易，俄罗斯将印度视为其武器及能源出口的重要市场，而印度则将其视作物美价廉的军火供货商。同时，俄中印同属金砖五国（BRICS），并被公认为与中国并列的两大主要金砖国家之一，这使得俄罗斯与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具有了良好的共同发展基础。
俄罗斯同样看重与独联体的关系，并在近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于1995年成立了关税同盟，并于2000年将其改组为欧亚经济合作组织;同年还批准了独联体反恐中心条例（土库曼斯坦未参加）。俄罗斯于2005年成为中亚合作组织的成员，并将其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一体化。上述组织的主导者都是俄罗斯。而白俄罗斯则始终是俄罗斯的忠实盟友，对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框架内一体化起到了关键的推进作用。
对于某些有传统利益冲突的国家（如土耳其和日本），俄罗斯则采取适度的强硬势态——比如，在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后，俄罗斯立刻对土耳其展开了制裁;并坚持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称北方四岛）的主权。不过，在面对共同威胁时，俄罗斯也不会囿于陈年旧事，而是会灵活转变其立场，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总体而言，俄罗斯的外交策略从被动接受影响转向主动施加影响，并逐渐向苏联时期的强国外交靠拢。可以预见，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俄罗斯的崛起乃至综合国力的腾飞必定会给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带来更大的主力，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将会变的更加独立自主。
4 结语
总而言之，俄罗斯与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相似性，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调整对我国来说有相当的参照及借鉴价值。俄罗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外交政策很好地符合了自身实际，进入新千年后无论是外交政策变的更加相当的灵活性。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俄罗斯曾经坚持的过度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政策对于一个地区性大国来讲是极端不可取的，也是绝大部分谋求独立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所应该看到的前车之鉴。
参考文献：
[1] 徐坡岭.俄罗斯经济在凛冽寒风中期盼春天[J].世界知识，2019（03）.
[2] 于海滨.俄罗斯大国外交的崛起[J].当代世界，2006（07）.
[3] 萨穆尔·亨廷顿【美】.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20101.
（作者单位：广州市铁一中学）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政策
1 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面临的外交处境
1.1 民族矛盾此起彼伏
在以苏联为中心的两大集团（以及苏联本身）崩溃以后，俄罗斯的外交处境显得内外交迫。被苏联强大国力以及高度集权的政体所压制的民族矛盾一夜间猛然爆发，使得俄罗斯的内部凝聚力十不存一，而某些民族主义色彩浓重的自治共和国甚至也有了另立门户的打算，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车臣战争便是这种矛盾最极端也最激烈的表现形式。
1.2 战略缓冲地带不断压缩
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真正的威胁来自西欧以及中欧。俄罗斯曾经操控的两大集团已经分崩离析，而苏东剧变和欧盟扩张及北约东扩导致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区从苏联时期的欧洲中部以及北部（北欧倒向苏联是因为二战时的历史遗留问题）被强行压缩到俄罗斯边境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外，考虑到古巴导弹危机时苏联“往美国人的裤子里塞一只刺猬”的魄力，当时的情况对于俄罗斯而言非常的讽刺。
1.3 长期冷战带来的地缘风险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异常艰险。在东部与传统死敌美国仅有一条白令海峡的间隔，而南方则是不断崛起的中国——而且同样，中国对于俄罗斯也抱有戒心，毕竟，俄罗斯依然拥有相当庞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力量），说是中国在战略安全方面的最直接威胁也不为过。西欧国家则素来有敌视俄罗斯的传统，从克里米亚战争时英国和法国两大宿敌都能够不计前嫌地联对抗俄罗斯就能看出西欧对俄罗斯忌惮之深;此时俄罗斯大不如前（甚至可以说是自俄罗斯统一以来最为脆弱的时期），西方国家自然不会就这么坐失“痛打落水狗”之良机。总之，上世纪九十年代可以说，只有西伯利亚北方的北极地区没有敌视俄罗斯的国家。俄罗斯周边的形势完全可以用极度险恶来形容。
2 俄罗斯外交处境艰难的原因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穆尔·亨廷顿曾在研究中表示“苏联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一个有区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抛去文明冲突论的片面性，他的观点准确地指出了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以及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现状。上世纪末期俄罗斯外交处境艰难的主要原因如下：
2.1 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
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是俄罗斯国际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西方史学界更多地称其为东方阵营或苏联阵营。这个阵营的实质当然就是前苏联用以对抗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集团。严格地说，在1949年时，社会主义阵营分为东欧地区、亚洲地区、美洲地区三个板块。
东欧地区有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亚洲地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印度尼西亚等;美洲地区有古巴、委内瑞拉等国。
社会主义阵营在1949年共计13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后期，越南、南也门、古巴、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相继与苏联签订了所谓的“友好互助协议”，这使得苏联的势力范围在真正意义上扩张到了全球。
但是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就出现了崩溃的趋势，如：南斯拉夫与苏联的矛盾使它在1950年被苏联逐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国虽然名义上依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份子，但因中苏交恶，已于上世纪60年代在事实上退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国方面认为“1966年3月苏共召开的‘二十三大’，继承了企图主宰世界的路线。会前，苏共领导集团向党内外散发反华文件，作反华报告，还策动其他国家的党反华”，由于苏共领导坚持分裂，中苏两党关系断绝，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直到1989年，世界普遍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在真正意义上解体。在这一年的苏东剧变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和平演变的影响，遭到群众推翻，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在根本上不复存在。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存在基础，自然也就崩溃了。
2.2 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
俄罗斯国际地位下跌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的解散。华约相当于苏联版本的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以苏联为主导的政治军事同盟。这一组织以及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一体化部队在实际上赋予了苏联控制东欧国家军队和政治的能力，在《华沙条约》的宗旨中有明确描述“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进攻，每一缔约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个别地或通过同其他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助。它确保苏联在与任何西方国家乃至整个北约的常规军事力量对抗（以及可能的全面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然而，随着苏东剧变，华约的存在基础也不复存在;1991年7月1日，华约缔约国在布拉格举行会议，宣布华约组织正式解散。而俄罗斯大力推行的独联体军事一体化是华约的代替方案，但是在相关范围内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各国为了实现彻底的独立、维护自己的主权，在成立“联合武装司令部”之余，纷纷接管境内原属于苏联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尤其是乌克兰，在《国防法和武装力量法》之下以苏联的三个军区为基础建立了乌克兰军队，而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也照葫芦画瓢，独联体保留统一军事战略空间和统一武装力量实际上已经无从实现，而独联体内已经签署的军事和防务协定，在独联体内部各国勾心斗角的环境下几乎也等于一纸空文。换言之，目前为止，俄罗斯尚未重新获得与北约在军事正面对抗上保证胜利的能力。 2.3 经济实力的下降
据有关数据显示，1991年至1998年，俄罗斯的总产值蒸发了一半以上，这使得原本还保有发达国家地位的俄罗斯在短暂的时间内沦落为第三世界国家，并从世界舞台的中央跌落到边缘。叶利钦与盖达尔所主导的俄罗斯政府大力推行的休克疗法是这一现象负的主要原因。
2.4 上世纪末外交政策的大幅度转向
2.4.1 苏联时代“新思维外交”失败
基于苏联末期国力大幅下降以及国内的激烈政治斗争，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政府迫于局势采取了以“新思维外交”为总路线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政策之下，苏联以战略收缩换取美国与西方国家的信任与态势的缓和;而西方国家则趁人之危地以经济援助作为要挟，要求苏联以其意志为原则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适应了这种要求，并尽其所能讨取西方的欢心。一系列的让步政策使得苏联国内的政治力量团结性再一次削弱，而戈尔巴乔夫则寄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于西方国家。但是苏联付出了极大地外交代价，在海湾战争时期，苏联失去了苏联仅有的的铁杆盟友之一——伊拉克，这也意味着抛弃了苏联在中东政治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于对安理会作出的十二项针对伊拉克的决议投出了赞成票（其中，678号决议的内容包括用武力将伊拉克从科威特地区驱逐），以此换取西方国家的政治及经济支持。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也存在较大的隐性经济制约。比如二十世纪末的能源危机，就导致苏联石油出口额的下降，让苏联的经济雪上加霜。
2.4.2 解体后俄罗斯初期外交彻底“转向”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政策。当然，这与俄罗斯不断恶化的经济有关，但随后的休克疗法则彻底将俄罗斯拉入了泥潭;人代会与政府的矛盾发展得几乎不可收拾，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与叶利钦也成水火不容、不共戴天之势。基于此，为了稳定国内局势，捉襟见肘的叶利钦政府只得再次向西方国家伸出求助之手，而西方国家的要求无疑是变本加厉的。在西方的要求下，俄罗斯成为了它们（尤其是美国）的附庸，对其完全亦步亦趋，而与传统盟友则渐行渐远。在叶利钦当局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都无法给予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等同的支持，而经济稳定正是维持俄罗斯国内经济体系乃至政局免于崩溃的救命稻草。“权衡利弊”之下，俄罗斯“义无反顾”地倒向了西方。
3 新時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变革因素与发展趋势
3.1 俄罗斯外交政策变革的主要因素
俄罗斯对新思维外交及科济列夫路线的继承贯穿了叶利钦执政的年代。然而，2000年，普京正式当选俄罗斯总统，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的外交主流思想也已悄然发生变化。这表明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变已经出现萌芽。
3.1.1国内因素
首先，俄罗斯“强人政治”抬头，领导团体凝聚力提升。普京的上台标志着俄罗斯凝聚着血液里的“强人政治”基因重新释放出来。普京的竞选口号是“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而新思维外交和科济列夫路线中对西方国家的过分依赖以及其展现出的软弱的外交态势无疑与普京的最终目的——恢复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背道而驰。此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俄罗斯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讨好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回报，反而被西方国家“当枪使”，由此促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当局者的反思。此外，俄方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允许美军驻军以换取俄美关系改善的努力也付诸东流，反而在周边埋下了很多潜在威胁。这一切使俄罗斯意识到自身实际利益的流失和势力范围遭到的压缩，并最终改变了外交路线。普京上台后，着手于政治局势和经济环境的重塑与稳定，并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普京坚持俄罗斯始终秉持苏联时期的高社会福利，确保了俄罗斯人民对俄罗斯高度的国家认同感。
第二，俄罗斯经济打上了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顺风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说，俄罗斯在外交上取得成就“首先归功于俄罗斯国力的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在2012年之前，俄罗斯一直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2006年之前的GDP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7%，数值上则由1999年的1959.06亿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9899.31亿美元，并随即在2007年突破了1万亿，到达了1.3万亿。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基础是能源产业、航空工业和军事工业——一方面，这证实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依然囿于斯大林模式;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产值中几乎没有任何泡沫，全部来源于制造业。这意味着，俄罗斯自身经济体系爆发重大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明显，并在客观上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虽然俄罗斯近年来经历了油价上涨和西方制裁导致GDP增长放缓，但依然具有相对之前强大得多（也稳定得多）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对天然气的大规模进口和中东主要供油国的减产，国际能源价格正稳步上升，这对俄罗斯将来五年乃至十年的经济发展极为有益。
第三，重塑地区军事大国地位。随着经济的崛起，俄罗斯开始着手回复自己在各方面的实力，尤其是其军事实力。从俄罗斯在两次车臣战争中的表现看来，在普京上台前，俄军官僚主义严重、现代化装备率低（仅达到25%）且内部极其腐败，甚至有向敌军走私武器的情况。经济实力加强后，俄罗斯对军队迅速进行了改组，并配备了一大批新式武器——其中包括全球唯一的第四代主战坦克T-14及在其底盘的基础上改装的一系列装甲车辆，以及多款性能领先于全球的远程打击武器;甚至出现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这种武器具有近乎无限的射程和不可预知的飞行轨迹，以及目前为止无法拦截的巡航速度。为了集中表现在军事方面取得的长足突破，俄罗斯在后贝加尔边疆区楚戈尔训练场举行了“西方-81”军演以来规模最大的“东方-2018”军演，参演人员超过30万人，各型飞机1000多架，参演装备车辆3.6万台，舰船近80艘，并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此之前，2014年，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干涉行动展现出了高度现代化的装备以及基于苏联传统并结合高新技术的装甲部队战术，并迅速粉碎了同样继承苏联军事遗产的乌克兰军的抵抗，促使了克里米亚半岛独立及并入俄罗斯。 国内政局的稳定、军事及经济实力的极大强化，再加上对能源市场的发力带来大量外汇，构成了俄罗斯外交政策变更的内部因素。
3.1.2 国际因素
首先，俄罗斯对西方外交政策在相当时间内可以称之为失败，并导致了其国际空间被严重挤压，这在之前已经提到。此外，美欧继续推行的“遏俄弱俄”政策，使俄罗斯意识到自己联合西方的战略意图已经不可能实现。
其次，俄罗斯在西欧内部的相对盟友德国在施罗德下台后发生了较为明显的立场转变，并越来越与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保持一致，对俄形成压力。
与之相对地，俄罗斯则利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和朝鲜的深刻矛盾，企图扮演大国应有的调停者角色，在伊朗及朝鲜的核问题上表现出积极主动且不同于美方的立场，这也构成其外交思路转变的动机。
此外，俄罗斯开始重新重视传统盟友，尤其是独联体、中国及印度。稳定与独联体的关系可以扩张俄罗斯的实力影响范和实际上的战略纵深，而俄中及俄印关系的稳定则使俄罗斯能够获得一个地区大国及一个准全球性大国的支持。
以上四点，以美国入侵伊拉克被批、美国单边制霸主义遭到挫折为契机，构成了俄罗斯外交策略调整的主要國际原因。在2007年的慕尼黑会议上，普京公开指责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毫不遮掩地使用强权”，并提出了俄罗斯的国际秩序诉求：“一个公正、民主的世界秩序，它能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与财富，而非独少数人的。”以此为起点，俄罗斯正式开始了外交政策的变革。
3.2 俄罗斯外交策略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概括地说，俄罗斯的外交由科济列夫路线转向了双头鹰政策，换而言之，就是从一味倒向西方转向了东西方兼顾，并逐渐将眼光投向了全世界。
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及改善，虽然发展历程并不平坦。不过，从奥巴马访俄、俄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及俄欧“四个‘共同空间’”可以看出，俄罗斯已经从美欧的附庸地位脱离，并成为了与其对等、受美欧重视的政治存在，而俄罗斯在八国集团（G8）及二十国集团（G20）的地位及作用也佐证了这一点。此外，由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由于俄罗斯的势力扩张再次趋于紧张，在对美欧的某些问题上，俄罗斯也会保持其强硬态度——比如，面对俄英外交风暴和特朗普政府对其“干预美中期选举”的指控时，俄罗斯的态度显得十分强硬，但也保留了和解的空间。
另一方面，俄罗斯加强了与中国及印度的联系。中俄19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1年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建立了总理定期会晤、议会合作委员会以及能源、投资、人文、经贸、地方、执法安全、战略安全等各级别交往与合作机制。双方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并在国际重大事件上的立场日渐趋近。比如中俄就联合国对朝制裁措施同时提出“放宽”的意见。俄印关系则维系于军火及能源贸易，俄罗斯将印度视为其武器及能源出口的重要市场，而印度则将其视作物美价廉的军火供货商。同时，俄中印同属金砖五国（BRICS），并被公认为与中国并列的两大主要金砖国家之一，这使得俄罗斯与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具有了良好的共同发展基础。
俄罗斯同样看重与独联体的关系，并在近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于1995年成立了关税同盟，并于2000年将其改组为欧亚经济合作组织;同年还批准了独联体反恐中心条例（土库曼斯坦未参加）。俄罗斯于2005年成为中亚合作组织的成员，并将其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一体化。上述组织的主导者都是俄罗斯。而白俄罗斯则始终是俄罗斯的忠实盟友，对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框架内一体化起到了关键的推进作用。
对于某些有传统利益冲突的国家（如土耳其和日本），俄罗斯则采取适度的强硬势态——比如，在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后，俄罗斯立刻对土耳其展开了制裁;并坚持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称北方四岛）的主权。不过，在面对共同威胁时，俄罗斯也不会囿于陈年旧事，而是会灵活转变其立场，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总体而言，俄罗斯的外交策略从被动接受影响转向主动施加影响，并逐渐向苏联时期的强国外交靠拢。可以预见，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俄罗斯的崛起乃至综合国力的腾飞必定会给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带来更大的主力，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将会变的更加独立自主。
4 结语
总而言之，俄罗斯与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相似性，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调整对我国来说有相当的参照及借鉴价值。俄罗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外交政策很好地符合了自身实际，进入新千年后无论是外交政策变的更加相当的灵活性。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俄罗斯曾经坚持的过度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政策对于一个地区性大国来讲是极端不可取的，也是绝大部分谋求独立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所应该看到的前车之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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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萨穆尔·亨廷顿【美】.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20101.
（作者单位：广州市铁一中学）